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我以一定价值的商品直接换得同等价值对我有用的商品。但在市场经济中，我（或企业－下同）售出商品得到的是货币而不是效用。我的目标是市场上的各种效用，但我先把售出商品的价值承载在货币上，得到一种暂时存在的收入。这样我就能到市场各处寻找，购买我想要的用品。一旦购买，我售出商品承载于货币上的价值消失了，这次的收入永远不存在了。货币卸下我那商品的价值，转载别人售出对我有用的另一商品的价值，然后经历载与卸的相同过程，货币或快或慢就这样不停地反复运转。过程中最最实质的关系是，借助货币的中介，我仍然以一定价值的商品换来等值的对我有用的商品，这样市场才是公平的。货币就像在市场海洋中航行的货船，不停地在一个地方卸货装货，又运到另一个地方卸和装，只有承载着商品价值的才能称货币，才是真货币。据此，货币任何一次从承载到卸载商品价值的中间过程，货币数量是不能无中生有、自我创造的。某人（A）将自己的1元钱借给（B），A和B都认为自己拥有1元钱，这1元不会因此变为2元而增加市场货币的总数，它们不能同时购买，但可能改变货币流通的速度。如果A将1元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系统又将这1元的部分借给B、C或D…，创造出多倍的存款，但这只是可能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子货币，不要说它们不能同时提现去购买，就是短时有趋近准备金额的提现（挤提），银行都出问题，因为它根本没有那么多真货币，它并沒有创造出多倍的货币，增加流通中货币的数量。 经济均衡、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任何一项不实现，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中任何一项都没有实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实现，意味着（非瘟疫等意外情况下）该一体中的三项都得到实现。 經濟均衡的原理，就是社會需求和供給的總量與結構，決定於獲取各種效用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受其約束，並隨之提高而向高端發展；當社會從中所獲總效用，達到當前社會勞動生產率所決定的最大值時，經濟才是均衡的，否則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導致經濟波動的程度，取決於所獲總效用偏離最大值的程度。這是一個適合人類一切社會經濟形態的最一般的原理，涵蓋經濟所有層次總量與結構均衡的內容。经济的均衡，会体现为总供给与总需之间的平衡，但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平衡，绝非就是经济均衡，经济的不均衡，常常潜伏在总供求的平衡中。 中美兩大世界經濟強國的狀況，很可能引發全球經濟的大蕭條。也許，這正是自認全球經濟火車頭的中國所帶動的，一波全球性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經濟高增長已走到盡頭的表現。高速積累已走投無路的國際資本正拋棄中國，回流逼爆美國經濟（多國的種種政治、經濟政策，只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目前美聯儲被動的貨幣政策，無疑正在加速經濟的硬著陸。 經濟均衡新論（上） 鄭棟才 當前的經濟理論主要有兩個對立的派系：一是當代主流經濟學，包括由貨幣數量論、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經濟學、效用最大化（消費者均衡）的經濟學、…所構成的宏觀和微觀經濟學；二是建立在剩餘價值論基石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文提出的經濟均衡論，將批評這兩個學派中的錯誤，同時又吸收它們中正確的重要內容。筆者一直認為，無論什麼學派，也無論它們的對立怎樣水火不容，其中所含的正確內容，必然都屬於同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中，但必須在批評其錯誤的過程中，將其精華剝離出來，才能融為一體。 在一個規模細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中，決定人們經濟活動最主要的因素和內容是：獲取各種不同效用的效率和時間的安排；在獲得各種不同效用數量有限的情況下，人們是否得到最大滿足，如否，它將對時間安排進行調整，使滿足程度不斷趨向最大化；而效率長期緩慢的提高，以及新發明創造的效用出現（如從獸皮衣到布衣），決定著整個經濟活動的總量與結構，以及從中所獲效用的總量與結構，都持續地向高端運動。這已經是人類經濟活動最原始的 DNA，在高度發達規模龐大的現代經濟中，這一基因的基本結構是否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呢？沒有！只是它變得更加複雜和調整的破壞力極大，變得非常難以理解。其主要內容，部分已潛藏在上述兩個對立的理論體系中，不為人知，無法融合。經濟均衡若得以實現，將體現在一個完整的多層次總量與結構的體系中，我們將用上、中、下三篇文章逐層進行探討。 （一）幾種無均衡理論經濟學中的錯誤 經濟均衡能實現市傷的供求平衡，但供求平衡絕非就是經濟均衡，經濟失衡可能就深藏於供求平衡中。大多經濟學都把尋求供求平衡當作尋求經濟均衡，這是其錯誤的根源。 新冠病毒疫情引發的這場全球經濟危機，其中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貨幣的流通速度出現迅猛的下降。貨幣的數量並沒有減少，相反，印鈔機在加速運轉，但在單位時間內，貨幣流通所實現的商品價值總量發生了斷崖式的下跌，抵消了貨幣數量的增加，使貨幣更覺不足。事實上，不論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如何，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說明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經常發生波動甚至劇烈波動的因素。但無論是近代貨幣數量學代表人物歐文·費雪（IrvingFisher），還是現代貨幣數量學代表人物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理論上都是把貨幣流通速度當作一個相對穩定的因素來處理［1］。由於這一誤判，以致用此理論對大量現實問題都無法解釋而陷入迷茫之中。下麵我們從費雪 1911 年提出的費雪方程式說起。 MV＝PT （1） （1）中，M 是貨幣存量；V 是貨幣的流通速度，即平均單位貨幣在單位時間內與商品交易的次數；P 是商品與貨幣交易的平均價格水準；T 是這些交易在單位時間內售出商品（包括物質與非物質的，下同）的流量。MV 可以看作單位時間內以貨幣值計算的需求總量；如果（1）是一個恆等式，那麼 PT 就一定是單位時間內與貨幣交易得以實現的商品總值，而不是當期產出的商品總值。由此可見，（1）作為一個恆等式，是無助於說明現實經濟中供求不平衡的常態，及其影響 M、V、P、T 不停波動的原因和作用。因此，我們用以下三個方程式來補充： MV=PT＜PT′ 或 MV＜PT′ （2） MV=PT=PT′ （3） MV=PT＞PT′ 或 MV＞PT′ （4） 式中 T′是當年產出的商品總量，PT′就是當年產出的總值、總供給。（2）表示供過於求，MV<PT′才是實踐中重要的數量關係；（3）表示偶然出現的供求平衡；（4）表示供不應求，MV>PT′也是實踐中重要的數量關係。（2）和（4）是經濟的常態，正是宏觀經濟必需面對的研究課題；（3）常常是供過於求與供不應求相互轉換的瞬間狀態，卻是宏觀經濟調控努力趨近的目標。經濟在（2）和（4）之間不停波動的原因，一直是經濟理論研究的主題，但實踐證明，過往的研究都是失敗的，方向是錯誤的。 下麵我們對方程中的各變數逐一進行討論。首先是貨幣理論中最混亂的貨幣存量概念，它有相對狹義和廣義的許多種：M0、M1、M2、…其中又含有基礎貨幣和大量商業銀行系統創造的“貨幣”。一方面，我們無法確定上述方程式中的 M 是多種貨幣 M0、M1、M2、…中的那一種；另方面，M 又不能涵蓋所有不同的貨幣，因為說貨幣數量有許多種你可以混過去，但你總不能說貨幣流通速度也有廣義、狹義的 V0、V1、V2、…許多種，這是說不通的。因為 M1是內含有 M0 的，所以 M1V1就應該內含著 M0V0，而實際已經售出的商品總值 PT 是唯一的，那麼到底是 M1V1 實現了 PT，還是 M0V0實現了 PT 呢？如果是 M0V0已經實現了 PT，即 M0V0=PT，那麼內含了 M0V0 的 M1V1就不可能等於 PT，M1V1或 V1還有什麼意義呢？此外還有 M2V2、M3V3、…更是一片混亂了。本人曾於 1997 年發表《貨幣流通速度與巨集觀經濟調控》［2］一文，文章的提要寫道“經濟學界幾乎一致認為，商業銀行系統通過其業務能創造貨幣。本文卻有力證明：銀行創造存款 並沒有創造貨幣，銀行消滅存款也沒有消滅貨幣，銀行創造存款又消滅存款這種業務活動及其調整的真正作用，是加快或改變貨幣的流通速度…”筆者在該文及其後發表的專著［3］ 和部分論文中，對此觀點已作了詳細的論述，這里不再重複。因此筆者認為，真正的貨幣只有一種，就是基礎貨幣，上述方程式中的M，應該就是基礎貨幣，而貨幣流通速度就應該是基礎貨幣的流通速度，但近、現代貨幣數量都沒有確認 M 的所指。這里想從新的角度，用反 證法簡單易懂地充實這一觀點。 按許多教科書的分析，設某甲有一筆貨幣最初存入了銀行（初始存款），銀行將其部分貸給乙，乙又將這筆貸款存入另一銀行（派生存款）。如果甲又沒有提出他的存款（無漏出），無形中，整個商業銀行系統內的存款總數就多出一筆。而另一銀行也可以將派生存款的部分再貸出，再產生一筆新的存款。如此反復，整個商業銀行系統會因一筆初始存款而派生出多倍的存款，經濟學界稱之為商業銀行系統創造的貨幣。法定存款準備率規定，銀行新增貸款不可超過占新增存款額的一定比率，即：新增貸款≤新增存款·（1-法定準備率），因而控 制了銀行系統創造貨幣的數量。但一個無法解釋的問題出現了。假設一個日本商人在歐洲市場上銷售商品，得到 1 億美元的收入。他將 1 億美元存入了日本銀行，通過日本國內相對獨立的商業銀行系統的業務，創造出 5 億美元的銀行存款。這 5 億存款的運用，與最初存入的 1 億存款沒有任何差別，隨時可提現或購買，表面看來極像一筆真正的美元。現在要問，日本的商業銀行系統真的在國內創造了 5 億美元的國際貨幣嗎？如果說這 5 億美元存款就是 5 億美元貨幣，那就是說，日本商人在國外銷售 1 億美元的商品，在日本國內就能將它變成 6 億美元（創造的是 5 億美元）的國際貨幣，能到國際市場購回 6 億美元的商品，世界貿易不是亂套了，還有公平可言嗎？因為不僅日本的商業銀行系統能創造國際貨幣，英國、印度、馬來西亞、…的商業銀行系統也能創造國際貨幣，而且沒有國際統一的法定的美元存款準備率，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還不瘋狂地降低存准率去創造更多的國際貨幣？顯然不可能。當那 6 億美元存款中任意 l 億被提出商業銀行系統外，或流出日本，日本整個商業銀行系統就會從美元存款總額中消滅掉 5 億存款，不會再有一分一毫創造的美元存在，最終，從商業銀行系統流出去購買商品的美元總數，永遠都不會超過從商業銀行系統外流入到系統內的美元總數。正因為如此，當某銀行發生信用危機時，客戶用包括創造存款在內的存款總額去提現時，銀行就拿不出那麼多貨幣了，因為那創造出來的存款根本就不是貨幣，只是貨幣的影子。關於商業銀行系統沒有創造貨幣以及那些影子貨幣的作用，後文還有論述，會一再證明，費米雪方程式中的 M 就應該是基礎貨幣，這是唯一的貨幣存量，總量上等於現金加商業銀行準備金的總和。M 的數量由貨幣當局確定，由央行或發鈔行發行。 下麵討論貨幣流通速度 V。貨幣的流通，實現著商品經濟中兩個極其重要的循環：一個是貨幣自身的“生命不斷輪回”；另一個是實現商品的生產、銷售、再生產、再銷售…以至無窮的循環。前者，是指貨幣在不斷循環中不斷獲得新的購買力、代表新的價值，使經濟不斷獲得新的收入，就像貨幣一次一次獲得新的生命。1 元人民幣，假設它在單位時間內交易過 100 次，反復購買過 100 元的商品，並反復成為過許多擁有者的總共 100 元的收入。1 元人民幣並沒有 100 元的價值，那它為什麼能反復購買 100 元的商品。這是因為擁有者每次用它購買之前，都出售過一種商品，並將其中 1 元的價值注入這 1 元貨幣中，是一個新的 1 元收入。假設甲在市場上售出他的商品 A，獲得的收入中含有這樣的 1 元。如果甲持有這 1 元不用，那它永遠只代表著商品 A 這 1 元價值而存在，理論上永遠不能變為 價值 2、3、…元的貨幣去購買價值高於 1 元的商品。當甲或甲借給乙用這 1 元購買了丙的商品 B 後，承載商品 A 的那 1 元價值就永遠從貨幣中消失了，現在這 1 元貨幣轉到丙手里，只代表 B 的 1 元價值而存在，直到它再次購買，完結其“第二次生命”為止。在它的“每一次生命全過程中”是不能自我創造出多倍的價值、多倍的貨幣，更不能隨意創造的。這就是從商業銀行體系外流入體系內的貨幣總量，與從體系內流到體系外的貨幣量，最終是相等的原因，就像從上游流入水庫的水量，與從水庫流出的水量相等的道理一樣簡單。單位貨幣在單位時間（如年）能購買更多的商品，不是因為它的數量增加，而是它的“生命周期”縮短，流通速度加快。用“生命周期”來說明貨幣循環的周期，表面看來似乎過於理論化，沒有多大實際意義，但如果把它與新收入的不斷獲得聯繫起來就大不相同了。1元人民幣1年內如果與商品交換過 100 次，這1元貨幣就承載過 100 個不同商品的1元的價值，體現為這 1 年它實現過 100 元的社會收入。如果它的流通速度減半，1 年只交換過 50 次，它實現的社會收入也減為 50 元。同樣的，如果社會全部貨幣平均的流通速度減半，其實現商品銷售的價值量減半，意味著全社會的總收入也減半。在這次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大疫情中，各國經濟無一例外都受到嚴重打擊，除了抗疫產品市場外，幾乎所有市場都嚴重萎縮，企業、商鋪關門，工人失業，人們被困在家里，企業與居民同時減少購買，貨幣周轉的速度急速下降。不是貨幣的存量減少了，而是沉澱下來，流速減慢，不能用過去的速度轉換著代表新的商品價值，社會無法按過去的速度獲得那樣多的經濟收入，每個月新到手的錢少 了，大家都說錢不夠用，好像很多錢蒸發了，其實不是錢的存量，而是錢的流量少了，人們有能力去購買的商品的流量也少了。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斷定，所謂貨幣流通速度V，就是單位時間內平均單位貨幣與商品進行交換的次數，貨幣“生命輪回”的次數。它與貨幣總量的積MV，就是單位時間內用貨幣購買商品的價值總量，或單位時間內得以實現並反復體現為貨幣收入的商品價值總量。因此，並非所有貨幣的易手，都是貨幣的一次完整的循環、一次“生命輪回”的實現，只有與商品發生交易的貨幣易手才能計入V 中。幾個人聚賭有輸有贏，當輸家把一筆貨幣轉到贏家手里，過程中沒有商品交換，沒有商品價值實現為新生的貨幣收入，只是一次舊的貨幣收入的轉手，這次貨幣易手不能計入 V 中；在私人間發生的借貸，在商業銀行系統發生的借貸，純借貸過程發生的貨幣易手，也不能計入 V 中。 有了貨幣承載收入之“生命輪回”的概念後，我的可以回過頭來，看看教科書的另一種推導商業銀行系統創造貨幣的方法，是否有實質的改變。設甲最初存入銀行 1000 元存款，銀行將這筆存款中的（假設存准率是 20％）800 元貸給乙後，乙不是將這筆貸款存入另一銀行，而是購買了丙的商品，這 800 元由丙作為自己的收入存入另一銀行。這 800 元存款的80％又以類似的過程被存入第三個銀行，如此反復，創造出多倍的存款或貨幣。這一創造貨幣的推論與前一創造貨幣的推論，分別在不同教科書中都有，但後一推理中的錯誤更加隱蔽， 似乎它反復的每一次創造，都是一筆新的貨幣收入，因此能創造出多倍的貨幣就理所當然了。其實，當乙用 800 元購買了丙的商品後，是甲的 1000 元中有 800 元已經完成了一次“生命輪回”，舊的 800 元收入已死亡，已不具購買的“生命力”，已“投胎”為丙的銷售收入，但這不再具購買力的 800 元，作為貨幣的影子仍存在於甲的 1000 元存款中。如此推算反復每一次存款中，都有一筆貨幣的影子產生，才有了存款的多倍創造。後文會進一步說明，整個過程同樣不是創造貨幣，而是一面創造存款，一面在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 弄清了 M 和 V 的內涵後，我們來看看導致 M 和 V 變動的因素，主要有：利率的調整、存款準備率的調整、市場公開業務活動、財政政策的調整、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經濟失衡、自然災害和戰爭…導致的經濟失衡。 當經濟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時，央行通常會考慮提高銀行利率或存准率，減少借貸和需求 MV，以抑制過熱的經濟；相反，當經濟出現萎縮、需求不足時，央行又會降低利率或存准率，增加借貸，以提振需求 MV，加快經濟發展。銀行利率的調整不涉及貨幣存量 M，改變的是貨幣的流通速度 V。當利率降低時，人們不僅會減少存款，提高收入的消費率，還會更多地從銀行貸欵消費，加快購買。企業趁著利率降低，也會增加貸款和投資，這些都是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的因素。反之反然，銀行提高利率，減慢貨幣流通速度，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這就是利率調整能調控宏觀經濟的原理。 經濟過熱或過冷，央行還有另一種調控的貨幣政策，那就是調整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率，增加或減少商業銀行系統創造的存款總數即影子貨幣數，加快和放慢流入商業銀行內的基礎貨幣再流出去購買商品的速度，即加快或減慢這些貨幣的流通速度。其原理，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假設張三和李四通過市場銷售都獲得 1 萬元的貨幣收入，且近年內都沒有用此貨幣購買商品的需要，設當時當地又沒有銀行。張三是一個交際很廣的人，朋友很多，其中想向他借錢的人就有一百多個；李四剛好相反，朋友只有幾個，想跟他借錢的只有一兩個。張三將想借錢的朋友及用錢緩急的情況都記下來，並很快就把錢借給了 1 號朋友。1 號借到的錢承載著張三售出商品的價值，它很快就被用來購買，完成了它這一次 “生命”，成為另一人出售商品的收入。很快，1 號用自己的收入連本帶利還給了張三這收入，雖然已不是承載張三出售商品價值的收入，但仍然是有關連的收入。張三很快又把錢借給了2 號，接著是 3、4、5號。若干年後，張三這筆本會沉睡不醒的貨幣，通過這種信用關係，已推動市場許多貨幣完成了幾十次循環，實現了幾十萬元的新收入。反觀李四，同樣是 1 萬元收入，同樣是這若干年，可能就只推動了兩三次的貨幣循環。同樣的道理，同樣是 1 萬元基礎貨幣，從商業銀行系統外流入系統內，它不能被創造出新的貨幣，但可以創造出多倍的存款。它多倍的影子貨幣，就好像為它準備了多倍數量需借錢用的“朋友”，而法定存款準備率確定它能創造存款的多少，想借錢用的“朋友”的多少。提高存款準備率，創造的存款就減少，“朋友”就減少，相當於向李四的狀態調整；降低存款準備率，創造的存款就增多，“朋友”就增多，相當於向張三的狀態調整。道理就這麼簡單，商業銀行就像一個軟性的可調的貨幣流通加速器：提高存款準備率，不是減少貨幣的數量，而是減慢貨幣的流通速度，抑制經濟過熱；降低存款準備率，不是增加貨幣的數量，而是在正常情況下會加快貨幣流通速度，推動經濟發展；這就是調整存准率可能（注意：是可能）會改變貨幣流通速度的原理。 李四能對他的朋友說，你們隨時都可以來借錢用，因為想借錢用的朋友就一個或兩個；但張三就很難這樣開口了，因為錢他只有 1 萬，想借的人很多，萬一有多人同時過來總共要借幾萬，他就只有改口說，對不起，我沒那麼多錢借給你們，不好意思了。商業銀行對它的存款客戶保證，你們的存款是隨時可以提現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信用，否則就不要開銀行了，因此，存款準備率是不能隨意降低，去增加借錢的“朋友”，創造更多存款的。我們說，商業銀行擁有的真實貨幣數量只有它的存款準備金總額那麼多，在此基數上創造多倍的存款的作用，就在於加快或控制準備金的流通的速度。但現實中我們看到一種似乎相反的情況，準備金大多存放在央行，從表面現象看，流動的正好就是準備金以外被創造出來的存款，這又如何解釋呢？其實，每一筆存款被提現，資金從商業銀行系統內流出系統外，無一例外都是系統內一筆承載著商品價值的準備金的減少，是準備金借影子貨幣之殼的流出。只是在經濟或信用正常情況下，準備金作為貨幣從商業銀行系統流出的速度，與同時有貨幣從外流入系統而新增準備金的速度，會保持相對穩定，使系統擁有的準備金總額相對不變或穩速增長，就像準備金不流動一樣，可以安安穩穩地存放在央行以應對風險。只有當銀行出現擠提，貨幣流出的速度遠遠大於流入的速度時，才會明顯感覺到提現導致準備金流失。當準備金流失達到一定程度，銀行又無法在短時間內消滅掉其創造的存款（商業銀行系統創造或消滅存款都是需要時間一步步來完成的），銀行的存款者預感銀行將拿不出那麼多貨幣，因為它根本就沒有存款總額那麼多貨幣時，就會發生恐慌性擠提，這就是信用危機了。也許圖 1 能清晰說明這種關係。流出商業銀 
行系統的貨幣量最終是不會超過流入商業銀行的貨幣量，但這並影响在短時間內，流入與流出商業銀行系統的貨幣量會不等，而在銀行內的存款量是貨幣量多倍的推動下，貨幣流出的速度遠超過流入的速度會更易發生，一旦發生就是信用危機了。存准率越低，創造的影子貨幣越多，銀行存款總額大於銀行實際擁有的貨幣量就越多，就越容易發生這種危機，這就是必須適度控制商業銀行存准率的原因，不能任意創造存款。再說降存准率是否一定能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呢？牛口渴了會去喝水，口渴是喝水的動因。如果牛不想喝水，你把它的頭摁到水里，它還是不會喝。同樣的道理，上述調整銀行利率和存准率，會改變貨幣流通速度的作用是一種軟作用，並非這兩率調多少，貨幣流通速度就一定變多少，經濟就調整多少，甚至調控可能完全不起作用，後面我們將看到，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還有其他根本性的因素。 市場公開業務，是中央銀行在市場上通過買賣政府債券，有時也買賣政府擔保的債券、地方政府債券、銀行承兌匯票等，以控制貨幣供給量M，也就是控制基礎貨幣供給量的政策行為和常用的工具。當中央銀行買入這些債券時，是向市場投放貨幣M，賣出這些債券時，是回籠 M。因此央行對貨幣供給量的控制是硬性的，發放多少就是多少，回籠多少就是多少，不像利率和存准率調整對貨幣流通速度V 的調整，你無法確定對V 有多大作用。貨幣流通量的增加或減少，會引致利率的下降或上升，因此公開市場業務一定程度上也間接地影響貨幣流通速度。 財政政策，是國家試圖使社會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運用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財政預算的工具組合，對經濟的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的政策。財政政策對貨幣供給量或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與財政收入獲得的方式有關。如果財政收入來自稅收，就沒有改變貨幣的供給量，通常是將現有貨幣存量分佈的結構，試圖作一強度不同的合理化調整。例如從有收入的企業部門，將部分收入轉移到沒有或不足收入，但又是社會必要的部門，如國家機關、軍事、衛生、教育、科研、基建；又如將部分收入從富者手里，轉移到窮人手里，用累進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富利、扶貧等手段，進行收入再分配。這種財政收支政策沒有改變貨幣供給量，但對貨幣流通速度的調控，有一定的作用，因為錢在缺錢者手里，流通速度會相對較快。還有一種方式，是通過央行印鈔來彌補財政的入不敷出，或稱財政赤字貨幣化。這就是增加貨幣供給量的方式了，它常常與貨幣政策交集在一起。 凱恩斯主義認為，社會收入中，除去消費部分外，就是一個儲蓄總量，應全部用於投資，使消費+儲蓄=消費+投資，才能實現總供求平衡，所以投資需求不足，投資＜儲蓄，就是總供求失衡的關鍵。廈門大學經濟學許經勇教授指出，凱恩斯認為在資本主義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經濟蕭條和嚴重失業時,應采取積極財政政策,直接增加政府的支出和公共投資, 以刺激經濟增長, 解決失業問題［4］。因此用稅收或印鈔所得收入，去擴大財政支出，增加投資，常常成為重要的政策手段。但在實踐一再證明，這一理論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後果。因為凱恩斯主義中沒有經濟均衡的理論，它所追求的供求平衡絕非就是經濟均衡。在供求實現的總量平衡中，需求結構本身有可能就是不均衡的，最常見的就是投資需求過度和消費需求不足。在此前提下實現的供求平衡，就是一種結構不均衡狀態下的供求平衡，需求和供給都處在非均衡狀態。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暴發，中國在已經持續了近三十年的過度投資而消費不足的非均衡高速增長後，再用4萬億投資去刺激經濟，無疑是對過度投資的火上加油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這是凱恩斯經濟學中沒有經濟均衡理論而挫敗的典型案例。 下麵我們用圖 2 對以上論述作一小結： 
圖中的產出商品流中，商品是不斷產出，為簡化問題，我們把商品的生產全過程和商品流通等服務性全過程計入這一產出過程，通過與貨幣的交換轉到使用者手中，然後不斷從市場流通中消失；收入分配流中的收入，是貨幣一次次反復地從商品價值的注入中，不斷地產生新的收入，又通過一次次購買商品在市場中消失；與上述的商品和收入在流通中不斷走向消失不同，理論上只有貨幣是永遠在市場上流通，一次次承接新的商品價值，一次次以新的收入被分配，再去購買。我們來看看圖 2 中，當收入 1 在 M 點購買了商品 B 後發生了什麼：商品 B 的效用和價值發生了分離，效用將被收入 1 擁有者使用而消失，其價值則轉入貨幣，被 B 的產出銷售方擁有，成為一次新的收入 2，收入 1 消失，即貨幣中承載的商品 A 的價值消失，轉而承載商品 B的價值。這是該筆貨幣能再次進行購買的唯一原因，並且從 M 點到購買商品 C 的 N 點，一直承載的都是商品 B 的價值。過程中作為收入 2，無論你怎樣分配、轉手、借貸、銀行存取…只要還沒有進行下次購買 C 的行為，貨幣中承載商品 B 的價值都不會改變，不會有任何數量的創造。貨幣從 M 點到 N 點，可以概括貨幣流通的任何區位，因此也就證明貨幣在流通的任何區位都不能自我創造出新的貨幣。只有流通過程之外的一種情況例外，那就是貨幣當局進行的貨幣投放或回籠。在每一瞬間的每一單位貨幣，都承載著相等的商品值價，只有央行新發行還沒有進行第一次購買的貨幣中，承載的是合法（並非一定是合理）地從其他貨幣中稀釋過來的價值，而不是從商品的一次銷售中而承載下來的價值。以上這兩種貨幣，才是真實的貨幣，它們的存量才是一瞬間貨幣的真實的存量。這一瞬間所有的貨幣存量中，任何 1 單位貨幣都不可以作為初始存入銀行的身份，去派生出、創造出多倍的而且必須是承載商品價值的貨幣，由 1 個變出 5 個或更多貨幣單位去購買更多價值的商品，就如前述日本商人從歐洲出售商品所得的 1 億美元那樣。同時也證明，無論是這一時刻的過去或將來，都不會有任何單位貨幣能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因此任何時刻的貨幣存量中，都不會有任何一單位貨幣，是之前由貨幣憑空自我創造出來的貨幣。商品必須等價交換，這樣才不至於破壞市場的公平、不至於造成市場混亂。而有貨幣的流通過程，任何商品的出售，其價值依靠貨幣的運載，最終是實現的，就是商品與商品間跨時空的等值交換，這就是貨幣的本質。央行發行貨幣，合法地佔有從現有貨幣中稀釋過來的價值，並體現在其首次的購買力中。但合法還必須合理，其合理性有兩個：一是發行量必須適應經濟成長並有利於物價穩定；二是貨幣當局應將這一購買力合理地用於、回歸於社會，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假鈔以類似的方式，非法地獲取了現有貨幣中的價值，並被竊者私人佔有，在首次購買後完成了盜竊過程，假鈔最後被證偽時的持有者，那是真正的受害人；私自發行的加密電子貨幣，以眼花繚亂、神秘莫測的方式騙取了現有貨幣中的價值，是明目張膽發行的假鈔，卻迷惑了包括財經、科技精英在內的大多數人，看不到被證偽的那一天，只有用上述貨幣理論，才有機會撥開迷霧看清本質。 圖 2 中，假設當時的貨幣存量是 3 兆元，並且全過程不變，圖中第 1 年貨幣的流通速度是 5 次/元年，售出的產品價值就是 15 兆元，並實現為當年可分配的 15 兆元國民收入。但由於某種原因，第 2 年貨幣流通的速度突然減慢，下降到 3 次/元年，下降了 40％，第 2 年出售的商品就下降為 9 兆元。如果第 2 年產出的商品仍為 15 兆元，就會有 6 兆元的產品過剩，15 兆元商品只有 9 兆元商品實現其價值，產生 9 兆元可分配的國民收入，這就是公式（2）的 MV=PT＜PT′。當經濟不均衡，畸形的高速增長突然無法持續，出現拐點，或出現瘟疫、動亂等突發事件時，常常出現的就是這種情況。央行投放的錢一點也沒少，但錢就是不夠用。貨幣流通的速度下降了，商品的價值就無法以穩定速度，一次又一次地實現到貨幣中，轉化為持續穩定可供分配的收入流。貨幣是承載商品價值的“貨車”，“貨車”承載的“貨物”，就是供收入分配的商品價值，這種“貨物”即代表一定商品價值的收入，隨著購買商品而不斷地消失，因此“貨車”必須不斷地以一定速度運來新的收入，企業或消費者才可能以一定速度去購買商品。但反過來說，如果一部分“貨車”慢下來、停下來，沒有及時去購買而“卸貨”，就無法保持一定速度運來“新貨”，就不會有穩定的收入流，就缺錢生產、缺錢消費，反過來又會使貨幣流通速度進一步下降，它們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說得再具體一點：設企業的一個員工，他 1 周獲 500 元收入，至周末他花掉了 480 元，他的這一次收入基本消失了，永遠不存在了，錢變為其他產品售後的收入。與此同時，必須有其他人以一定速度購買他所在企業的產品，他才能繼續獲得體現這些產品價值中新的 500 元收入，否則他就可能沒錢或沒那麼多錢過同樣的生活了，此例與貨幣存量無關。人們不以一定的速度去購買，導致人們不能以一定的速度再去購買，進一步使人們以更慢的速度去購買，…我們必須從這個循環推理中跳出來，才能找到貨幣流通速度減慢的真正原因。貨幣流通速度不穩定，可分配收入流的不穩定，是經濟波動中的重要環節和重要內容，但不是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真正導致經濟波動，並決定著貨幣流通速度和可分配收入流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的不均衡，它不能在圖 2 的流通過程中尋找。凱恩斯經濟學和貨幣數量學的失敗就在於此。 凱恩斯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流的一個瓶頸位置上，相信供求不平衡的原因出在儲蓄＞投資上，只要增加投資並發揮其乘數效應，使投資=儲蓄，就能實現總供求平衡的持續經濟增長，因此，主張政府采取積極的財政擴張政策，來維持經濟繁榮。他完全沒有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結構必須均衡的意識。在他看來，投資多少消費多少自然而然就是均衡的，只要投資足夠就行了。結果常常導致原本已經投資過度的進一步投資過度，導致產能過剩，經濟無法持續。他也沒有看到由此會導致的貨幣流通速度減慢。凱恩斯理論主導了上世紀 50、60 年代的經濟學和許多國家的經濟政策，70 年代普遍發生的滯脹，宣布了該理論的失敗。 貨幣數量學則把注意力集中在貨幣流通中貨幣數量的不穩定上。它在貨幣數量、貨幣流通速度、貨幣反復獲得購買力的價值基礎、貨幣流通與商品流通、貨幣流通與收入流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最基本的概念和關係，都還混亂不清的情況下所展開的理論研究，必然是失敗的。由於概念上的錯誤，它絕不可能看懂貨幣流通速度不穩定在經濟不穩定中的重要性，甚至錯誤地把它當作相對穩定的因素來處理。貨幣數量學也沒有經濟均衡論的基礎，更看不到經濟不均衡對貨幣流通速度不穩定的決定性作用。它不明白，沒有經濟均衡，就不會有貨幣流通速度的穩定性。在經濟不均衡的前提下，其主張的貨幣政策的效應是非常有限的，更妄言能熨平經濟的波動。 在涉及經濟不穩定的理論中，只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述了經濟不均衡所起的作用。但它也沒有經濟均衡的理論：它告訴我們資本不均衡地過度積累和投資，但卻沒有說明怎樣的資本積累和投資才是均衡的；它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主要是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而沒有生活資料的生產和需求與之協調的均衡增長，這是經濟危機周期發生的原因，但在其理論中你找不到任何關於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以怎樣的比例增長才是均衡的研究。由於根本不知道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怎樣才是均衡，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增長的原理，馬克思的徒子徒孫們，在借用市場經濟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時，就大可不必考慮投資與消費比例均衡的問題，盡情去擴大收入分配的差別，盡可能去壓低勞動成本，大幅擴張投資並壓縮消費，似乎只要是社會主義，就永遠都不會發生經濟危機，還迷信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當然，真的發生經濟危機時，他們也不會承認。 （二）經濟均衡的原理及其應用 那麼，經濟均衡的原理是什麼呢？經過數十年的研究，筆者得到的結論是：經濟均衡的原理，就是社會需求和供給的總量與結構，決定於獲取各種效用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受其約束，並隨之提高而向高端發展；當社會從中所獲總效用，達到當前社會勞動生產率所決定的最大值時，經濟才是均衡的，否則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導致經濟波動的程度，取決於所獲總效用偏離最大值的程度。這是一個適合人類一切社會經濟形態的最一般的原理，涵蓋經濟所有層次總量與結構均衡的內容。 在一個原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中，人們會對衣食住行各產品的效用作一比較，並不需要邊際效用的理論指導，自自然然就會看它們的邊際效用是否相等來判斷是否得到最大滿足。如果不等，特別是差別非常大時，例如食物不夠，但衣物、草編的鞋子及其他產品則多得用不完，前者的邊際效用高於後者，那麼在下一期的生產時就一定會作出調整，增加食品的生產，使不同生活用品的邊際效用趨於相等而獲效用最大化。現代的社會又何其不如此呢？每個消費者都持著自己的收入面對市場各種商品的價格，算計著、衡量著，去購買各種不同的生活用品，使各種用品的邊際效用趨於相等而獲最大效用。市場上千千萬萬個消費者不同偏好的千千萬萬種效用最大化的需求結構，其總和就構成了社會的效用最大化的需求結構，並通過市場調節的作用，使供給的結構去適應這樣的需求結構。現代微觀經濟學中的消費者均衡理論，已接近於說明消費結構這一層次的均衡，但其主要的錯漏，是沒有反映這一均衡的靜態與動態，與社會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係。而證明這種關係的最有力的實例，就是能獲效用最大化的三次產業結構的持續運動，我們會在《論經濟均衡（中）》另文討論這個大橫向結構的均衡。下麵要討論的，是經濟均衡原理在另一種縱向的經濟結構上的體現， 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重點了。 我們無法想像，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體中，人們會大量生產遠遠超過勞動力增長所需要的勞動工具，勞動被浪費在鋤頭、鐮刀等閒置工具的生產上，而沒有最大可能地用在使用工具去生產生活用品上，以致挨餓受凍。因為生產規模小，人們簡單地計算就知道用多少勞動生產工具就能剛好滿足勞動的需要，其餘的勞動都用在使用工具去生產生活用品上，這樣才能用有限的生產力，最大可能滿足生活需要，這就是一種縱向的經濟結構均衡，它不需要什麼經濟理論就一清二楚。但在現代化生產中，沒有任何人能告訴生產各種不同生產資料的數量巨大的所有企業，它們應生產多少產品，總合起來就剛好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及技術進步後的需要，且生產資料產出的橫向結構，還必須符合均衡的消費資料橫向結構的生產的需要。而現實情況更是，在一定條件下，這類企業由利益所刺激，會生產出大量超過勞動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來，有如上述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大量生產過剩的鋤頭、鐮刀…那樣，導致近現代生產中大規模周期性的經濟波動。人們常說的產能過剩，實質上是生產資料相對於勞動人口的過剩，而不是這二者綜合能力的過剩；是投資過度而消費不足，縱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導致總供給的過剩。下文出現的產能過剩概念，就是從這一意義去理解的。這種失衡得以形成和發展是需要一定條件的，當這些條件突然消失時，經濟危機就會暴發。那麼，刺激縱向經濟結構失衡得以形成的機制及其發展的條件是什麼？在什麼情況下它又突然消失呢？我們舉一例子來說明。 設當前社會有大量失業者，再設一個有 300 名工人的制衣廠。該廠老闆為賺更多，利用失業者就業競爭的有利條件，尽量壓低工人工資，用更多收入去擴建廠房、買設備、購進布匹，使企業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於擴大投資，此外有部分工人也節衣縮食入股投資，工人和老闆的收入都盡可能少地用於消費。第二年，工人增加到 330人，加上技術提高，產出增加15％。第三年失業的情況一樣，生產規模繼續擴大，產值又增加 14％。企業一直以兩位數高速增長，且一切正常，因為年年都能招到足夠的人手。十多年後，企業規模達千多工人，之前的雙位數增長，年年增加的生產資料與年年招收的勞動者人數之間是搭配的、協調的。這年他還在擴建廠房、增購布匹、更換並買進更多更先進的設備。但突然出現“民工荒”，只請到兩個新工人，而計畫增加百多人的廠房已建好、布匹和設備已購進，企業產能過剩了。這，就是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導致所有有能力的居民都節衣縮食去擴大投資，產能畸形膨脹，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的一個縮影，作為下游企業產能的過剩，反映整個上游產業更嚴重的過剩。我們再用圖 3 來說明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出現縱向產業結構失衡的過程。［5］ 圖 3 中，EF 是某經濟體的均衡增長線，這是經濟體全員勞動持續充分就業時才能實現的經濟增長，因此也稱之為實現持續充分就業的增長線，或經濟可實現最高產出的潛在增長線，本文還稱它為經濟的自然增長線［6］。GH 是實現 
經濟均衡增長所需的生產資料產出的增长線，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當期生產過程損耗的生產資料部分，即投入產出分析法中，為當期中間消耗而投入的生產資料；另一部分是追加到下期生產資料存量中的部分，生產資料總存量淨增長的部分，即投入產出分析法中最終產出的生產資料。KL是經濟均衡增長所需的生產資料存量增長線，當生產資料存量的增長，正好與勞動人口自然增長下全員勞動的需要相搭配時，均衡增長逐期的國民收入中用於消費的總量，即EF與 GH之間的部分，就達到逐期可能達到的最大值。道理很簡單，因為社會全員勞動的生產力是有限的，生產過多的過剩的生產資料，必然把消費資料生產壓縮到最大化之下；而生產資料生產不足，勞動開工不足，最終也必然使消費資料的生產降到最大化之下。實現消費資料供求總量最大化，這就是理想的、均衡的、效用最大化的消費總量了。若 M 是一個任意時間點，生產資料生產 IM與消費資料生產 BI 之比隨時得以實現，就是經濟實現持續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必須的縱向產業結構。［7］但經濟總是波動的，不均衡是常態，因此我們從經濟波谷後反彈的 A 點開始討論現實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速度與經濟的縱向產業結構總是相互對應的。如果國民收入形成的投資消費縱向需求結構，以及產出的縱向結構，是大比例向消費傾斜，例如達到 80～90％，那麼，無論如何都不會有經濟高速增長，只會接近零或負增長。只有生產資料生產的比例、投資的比例越高，消費的比例越低，經濟增長的速度才會越高。因此，經濟出現畸形超高速增長，就必須具備投資高增長得以實現的條件，這就是：一，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生產資料嚴重不足；二，有大量失業的勞動者可追加投入生產，去搭配生產資料的高速增長。這是實現經濟超高速增長的兩個缺一不可的必要條件，雖然還不是充要條件。圖 3 中，我們從經濟均衡長線下方，勞動者處於嚴重失業狀態的 A 點出發，它包含了這樣的條件，加上政治、經濟體制等特定條件，高速的經濟增長，就可以主要實現在生產資料生產及其存量的高速增長上，就像前述自給自足自然經濟體拼命生產過量的鋤頭…那樣，不同的是，因為失業者的投入，現代經濟對生產資料的過量生產是全然不知的。如果我們的研究的起點選擇在 EF 上，生產資料存量滿滿，勞動者已充分就業，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就不會出現超均衡速度的經濟增長了。由此可見，經濟持續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並不體現為經濟的超高速增長。 處於落後狀態或危機後穀底狀態，有大量過剩勞動力的經濟體，總是要追趕或趨向那條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線的，問題是怎樣追趕。圖 3 畫出了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經濟沿AF 線增長，另一種是沿 AB 線增長。AF 是一種平穩與均衡增長銜接的方式。在增長的初期，要給予生產資料增長適當的優先，使經濟有一個較快的增長，但同時也必須讓居民的消費隨經濟增長而不斷提高。不要過度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否則要將增速降下來就非常困難，就象中國改革開放後，幾次說要控制經濟過熱，結果都不成功。隨著經濟日趨接近均衡增長，過剩勞動力、失業人口不斷減少，就應該加大控制經濟增速的力度，加快居民生活水的提高，使經濟逐步與均衡增長速度持平，主要標誌是勞動失業率下降速度不斷趨緩，最後在 F 點趨零時，就業增速與勞動人口自然增長銜接。由於實際經濟增長速度與均衡增長速度平穩銜接，與經濟增速密切相關的縱向產業結構，也會自自然然與均衡增長的縱向產業結構相銜接，實際的生產資料增長線 CH，也與均衡的生產資料增長線 GH 相銜接。有人會問，這是計劃經濟嗎？不，只有民主法制下的市場經濟，在理解了經濟均衡的原理後，才最有可能實現這樣的均衡，下文我們會進一步說明這一點。 再說經濟沿 AB 線增長，這是一種揠苗助長式的經濟增長，一味追求的就一個“快”字，其結果必然是不可持續的。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走的就是這條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前 30 年，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諸如什麼大煉鋼鐵、超英趕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統購統銷等一系列運動式的錯誤路線，就是在此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指導下進行的，結果是一收就死。而其中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反三次產業結構的調整，用戶籍制度把農民鎖死在農村整整三十多年，完全阻斷了中國經濟均衡地朝著效用最大化方向的發展。三次產業調整，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中最重要的產業結構調整。沒有農民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而逐漸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在農村形成一個巨大的隱性失業人口，必然反過來阻礙農業生產率提高，大量的勞動力白白地浪費在農村、閒置在農村，無法將他們運用到滿足社會需求的越來越豐富的領域。而另一個重大錯誤，則是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政策，並從政治上封殺人們投資的欲望，導致投資極弱，生產資料嚴重不足。因此，處在圖 2 中的 A點，就是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現實。它滿足了改革開放後經濟超高速增長的那兩個必要條件，並為之留足巨大的上升空間。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就只能在遠離均衡增長 EF 的低位上運行。只有市場經濟改革，才為那兩個必要條件發生作用提供了體制方面的可能性。但改革開放後，收入分配從絕對平均向另一極端的貧富分化轉變，這就是一放就亂的根源，它導致了畸形的高投資低消費需求結構，及相應高生產資料產出與低生活資料產出縱向產業結構的形成，以及超高速經濟增長。而高速積累的生產資料，又有源源不斷流出農村的過剩勞動力來推動，經濟以遠高於潛在的自然增長速度沿 AB 增長。我們假設有兩個經濟體，起點時的經濟數據大致相同，但勞動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差別很大，一個是 2％，一個是 0.2％，那麼兩個經濟體的均衡的縱向結構和增長速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必須從 GDP 中取出多倍於後者的收入進行投資，在不同縱向結構下，各自又都能穩定發展。但如果後者有大量失業人口，它以前者的狀態增長，而失業者又以前者勞動人口自然增長 2％的速度投入生產，就全然感覺不到結構的失衡了，直至失業人口消失。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前 30 年，經濟的高速增長是那樣順暢，全世界都羨慕不已，中國人更是歡呼雀躍、無比自豪，人們完全看不出這是一種畸形的增長，農村暴發式湧出的民工潮加上城市中大量失業者，似乎勞動力可以無限供給，勞動人口自然增長沒有向經濟增長及其縱向結構發出任何約束信號。當失衡的高投資一直把經濟推送到潛在的高點 B 時，高速撞擊在不可逾越的潛在增長線EF上，危機不可避免將爆發。當失業與自然增長人口都投入生產時，意味著匹配勞動人口的生產資料存量也達到峰值Q，甚至在高速增長中慣性越過這一峰值，人們才突然發現，高速增長的生產資料已找不到高速投入生產的勞動力去搭配，鋼鐵、煤炭、水泥等上游產業，也包括制衣、食品加工等消費品產業，都同時出現勞動力供給跟不上產能增長速度的狀況，產能過剩與勞動力供給不足取代了產能不足與勞動力過剩這兩個經濟超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如果說生產資料總存量越過勞動人口總量所限定的峰值Q還是有限的話，那麼決定生產資料淨增長速度的縱向產業結構 MD：DB，就已經嚴重偏離均衡的縱向產業結構MI：IB了，並與之發生強烈的衝突。這種衝突，用投入產出分折法能更易理解。幾乎所有的生產部門，其產出的產品既有用於生活消費的部分，也有用於各部門生產中間投入的部分，即生產資料。例如電力，既用於生活消費、也用於企業的生產。但不同生產部門的產品，用於生活消費與用於部門生產中間投入的比例是不同的，甚至差異極大。例如鋼鐵行業的產品主要用於中間投入，而制衣行業的產品基本用於消費。因此 MD：DB 與 MI：IB 的結構性衝突，就表現為上下游企業或部門非均衡的比例結構與均衡比例結構的衝突。冶金、建材、機械制造等上游企業在縱向產業結構中非均衡地占比過大，導致經濟增長高速達到 B 點時，各生產部門總合的生產資料生產能力大大超越了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需要。圖 3 中的 DI，就是這多出來的產能，它的慣性的生產資料產出，使生產資料的存量超越飽和的生產資料總存量 Q，超越全員勞動對生產資料的推動力。而你又不能迅速將 MD：DB 改變為 MI：IB，因為這意味著短時間內，必須削減鋼鐵等等一大批上游企業的產能和擴充一大批下游以消費品生產為主的企業的產能，你更不能立刻將鋼鐵等大批上游企業，變戲法式地轉為以消費品生產為主的下游企業，以維持經濟總量的均衡增長和充分就業。不僅如此，你還必須突然改變不公平的收入分配關係，突然改變國民收入中高儲蓄、高投資與低消費的比例結構。這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曾经盲目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到達圖3的B點時所遇到的困局。 當追趕型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越過圖3的B點後，在國民收入中高儲蓄高投資與低消費比例結構一時無法改變，而產能過剩又阻止了資本在實體經濟中的大規模投資去平衡高儲蓄的情況下，出現了大量的過剩資本。這些資本在市場上拚命尋找出路，結果就是“脫實向虛”，在那里吹起一個又一個泡沫，例如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金融債券泡沫…。這些泡沫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其產出或交易的“產品”，不是生產資料，不加重產能過剩的程度，反而能消耗部分產能，如房地產產品，但交易的“產品”在泡沫化過程中又能“增值”。房地產業的生產過程，一方面緩和了上游建材行業的過剩，另方面所需的勞動力很容易從其他行業在越過拐點後出現的失業人口轉移過來。產品中的住房，本是一種生活消費品，但重要的不是這一屬性，重要的是它能自行“增值”。購房的目的，很大一部份不是自住，而是“投資”或炒作。因此房地產泡沫的實質，並非國民收入中消費占比的擴大，恰恰相反，是高投資低消費在 B點後的一種更畸形的延續。除了有錢人在炒樓，甚至組團去炒之外，更多的跟風者，眼見樓價一天天上揚，也不得不勒緊腰帶，壓縮消費，甚至以借貸方式壓縮未來的消費去投入這一泡沫，加速了房價上揚。經濟泡沫的不斷膨脹，就是不斷地搜刮散佈於民間的消費資金，使產能過剩後不僅投資而且消費也迅速萎縮。需求不足，導致失業增加和經濟循環。記得中國 “民工荒”出現後資金“脫實向虛”的年代，房地產泡沫是那樣的滾燙滾下滑，形成惡性燙，人們為購得一房通宵達旦地排隊，生怕錯失機會，以為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受政府保護，是只升不降的，並維持著經濟的繁榮。誰想今天會出現房價下跌、賣房難和斷供潮，許多人將陷入負資產，但又不能申請破產，長期背負債務，甚至無力償還而被告上法庭的困境。泡沫最終會抽乾民眾手里本已不多的消費資金。據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公佈情況調查顯示，2019 年中國城鎮居民戶均擁有住房 1.5 套，住房擁有率高達 96%，房貸占家庭總負債的75.9%,城鎮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中，住房占比近七成，居民住房資產占家庭總資產的比重也達 59.1%。[8]我們權當中國央行課題組這些驚人的數據可靠，已足以說明泡沫能從民間搜刮到的資金會越來越少。政府和房地產老闆已無法一如既往從中軋取大量錢財，這就意味著房地產這座大廈已搖搖欲墜，泡沫遲早要破滅。一旦“支柱”倒塌，“投資”的最後瘋狂會結束，消費熄火，無論貨幣政策怎樣寬鬆，貨幣流通速度都必將急速放緩，需求仍然不足，這是高投資低消費經濟從實體經濟高速增長開始，走到房地產及虛擬經濟泡沫破滅的盡頭的一個完整的過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現在我們回頭來看圖 2 中的關係，以及凱恩斯理論與貨幣數量學的錯誤。圖 2 中，當經濟進入 1 年時，經濟高速增長正好到達圖 2 中的 B 點，投資和消費都急速減少，導致貨幣的流通速度突然下降。但產出的商品數量不會因此突然下降，而是慣性地增長，意味著部分商品賣不出去，過剩了。導致總需求不足的原因，絕非貨幣數量突然減少，說明社會購買力的靜態存量基本不變或有增加，問題是這個靜態的存量為什麼不按原速動起來呢？因為經濟高速撞擊到 B 點。如果你問問前述那位制衣廠老闆，為什麼不像過去那樣購買新的布匹和機器呢？他會說，因為請不到足夠多的工人，已買的布匹、機器和新建的廠房已經太多了。而全社會的老闆幾乎同時遇到同樣的問題。而更要緊的是，下游企業的問題會向上遊企業傳遞，使上游企業不僅缺勞工，還缺訂單，這是整個縱向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無論你怎樣增加貨幣的數量，都無法使這購買力的動態，使貨幣的流動滿足供求平衡的水準；無論你怎樣把儲蓄之水抽去投資，都無法使投資的增長，達到 B 點前的水準，因為這不是貨幣問題。而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如圖 2 又意味著收入流量減少，勞工失業和進一步投資與消費減少。企圖在貨幣流通的圈子內，而不是在經濟均衡的原理上去尋找穩定經濟的對策，這是貨幣數量學與凱恩斯理論必然失敗的原因。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短暫的需求不足是受外部經濟萎縮的影響所至，縱向產業結構失衡的經濟高速增長還沒有走到盡頭，勞動失業大軍仍在，因此 4 萬億追加投資能起到恢復供求平衡的作用，但它加速了中國經濟沖向不可持續的B點，導致今時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和經濟下滑，不僅不說明凱恩斯理論的成功，相反正是其錯誤的有力證明。那麼，市場是以怎樣 
的方式，來促使經濟渡過危機轉向復蘇的呢？ 圖 4 是美國國內私人投資和個人消費季調同比增速對比圖。圖中看到，近 70 年來，美國國內私人投資與個人消費的波動是基本同步的，可見它們與美國GDP 的波動也是基本同步的，但波幅有較大差別。當經濟處於復蘇與繁榮期，增速最快的都是投資，而個人消費的增速則相對過慢，這是由該時期經濟增長使投資機會增多且收入有所提高的結果，不僅富人，即使普通收入者，也情願壓縮消費來參與投資。對照圖 4 和圖 5 對應的綠色區間，凡美國GDP 增速在高位的復蘇繁榮期和私人投資的高增長期，都對應著失業率高速向充分就業區下降的階段，說明這時的高投資所形成的縱向產業結構，與失業勞動者高速投入生產密切相關，而與經濟實現持續充分就業，失業率在圖5下方充分就業區內波動，勞動以自然增長速度投入生產所需的縱向產業結構完全不符，嚴重沖突。這種相互配合的投資高增長和勞動高速投入，總是一直維持到失業的低位，因為這樣的經濟高速增長最能滿足投資者名譽財富增長的願望，尽管這種財富的高速增長是虛假的，其中很大部分實現在無效的過剩的產能上，是財富中的泡沫。當失業者人數變得稀少，經濟高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或遲或早必將引發一場危機，即圖 4 和圖 5 中的黃色區。黃色區重新出現的大量失業者是不會促使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為產能已經過剩，在去產能過剩完成之前，不可能再有高速增長的投資。大量生產出超過勞動人口勞動需要的“鋤頭、鐮刀”的問題必須解決，解決的辦法就是大量的“鋤頭、鐮刀”賣不出去，因此必須停止生產，並導致失業，連帶著“衣服、鞋襪„”也過剩賣不出去，出現方程（2）MV=PT<PTˊ供過於求的狀態。導致 MV<PTˊ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的根源，是產業結構失衡，而不是 M 或 V 的問題，因此不要試圖從 M 或 V 著手去中解決問題。必須暫停“鋤頭、鐮刀”的生產，於是就有了圖4 中，每次經濟增速的下滑，都主要都是“鋤頭、鐮刀”的生產而不是消費的急速下滑，常常出現嚴重的負增長。所有這些圖像都清晰地與我們前面的分析一致。在收入減少，居民手頭拮据的情況下，人們當然會增大收入中消費比例，這就是圖 4 中，當經濟增速下滑時，個人消費增速下滑是相對較小的，極少出現負增長的情況。市場實際在告訴人們，生產資料的生產已經過度了，部分陳舊落後的產能將被淘汰，新增產能的腳步必須放慢。從危機爆發到經濟復蘇，過程中產能逐漸趨於不足，失業人口不斷增加，加上消費一定的剛性，使總需求逐漸超越下滑了的供給，為下一波的經濟高速增長準備好條件。但經濟一旦復蘇，它又開始了以投資過度增長拉動的經濟高速增長，失業率下降，接著又是產能過剩，失業率上升，經濟危機爆發，如此反復。 在圖5的2020年初，美國的失業率已規律性地下降到充分就業區，筆者於新冠疫情前曾撰文(參見：全球經濟大蕭條將至？ ——資金繼續大規模流入美國的災難性後果 - 美國中文網 sinovision.net)指出，美國一次新的經濟危機即將爆發。我們看到，新冠疫情突然打斷了這個規律性的過程，失業率在短時間上升到14%以上。但隨著疫情減弱，失業率又急速下降到疫情之前的低位，修復了波動原來的形態。讀者根據圖5的模型分析，我們可以再次斷言，不出一年之內美國經濟必將出現衰退。中國沒有真實的經濟數據可供分析，但從它公佈的數據也可以看出，其經濟增速早已越過峰值出現下滑，失業率也早己越過低位開始回升。疫情發生後至今，失業率不僅沒有回落，反而持續攀升，2022年7月，16-24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已上升到19.9%。新冠疫情並不是破壞中國經濟波動的形態，而是順勢加快其經濟下滑和失業率回升的速度，種種政策正使問題更趨惡化。世界兩大經濟強國的狀況，很可能引發全球經濟的大蕭條。也許，這正是自認全球經濟火車頭的中國所帶動的，一波全球性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經濟高增長已走到盡頭的表現，高速積累已走投無路的國際資本正拋棄中國，回流逼爆美國經濟（多國的種種政治、經濟政策，只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目前美聯儲被動的貨幣政策，無疑正在加速經濟的硬著陸。那麼，經濟這種周期性的波動能克服嗎？能大大減緩嗎？第一，我們還沒有說明投資反復超越均衡增長的原因；第二，人們還不知道經濟均衡的原理，其混亂的宏觀經濟調控，當然無法使經濟趨於均衡和穩定。 在近現代經濟，國民收入中多大比例用於消費，其餘用於儲蓄、投資，並不僅僅決定於資本家的行為，而幾乎是由全體居民的選擇所決定。那麼又是什麼因素影響著人們的選擇呢？答案是居民根據當前經濟和收入分配的現實，產生的對未來收入分配的預期，對未來投資收益率和對未來工資收入和社會福利的預期。投資收益率，在經濟周期的復蘇和繁榮期通常是上升的。對投資收益率上升的預期，刺激著人們儲蓄投資的欲望，加上失業人口較多、產能不足時，投資總能找到出路而使投資與儲蓄維持平衡，經濟快速增長。這時，不僅資本家，即使以工薪收入為主的普通勞動者，都會節儉消費而增加儲蓄和投資，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全民”創業、“全民”炒股就是鮮活的例子。在經濟衰退期，情況向相反方向演變。投資收入率在同一經濟周期內是有所波動的，但不同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一定時期內又是相對穩定的，它決定了該國國民收入的儲蓄、消費傾向的相對穩定。一國國民收入的消費率低，反映該國的儲蓄率高，或正好相反。圖 6 中，美、中兩國最終消費在 GDP 的占比，反映了兩國收入的消費傾向的差別及其一定時期的相對穩定。不同國家，收入分配的政策和分配比例的大趨勢可能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別，有的國家，勞動工資收入和 
社會福利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相對較“高”，相應地投資收益率較“低”，有的國家情況相反，都會影響該國收入的投資傾向和消費傾向。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後，收入分配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原來的絕對平均轉變為貧富差距極度惡化，這也反映在改革開放後最終消費在 GDP 的占比嚴重下降上，但在前後兩個 30 年內仍是相對穩定的，只是體制的改變導致收入分配的改變。但圖 6 可見，中國無論在改革開放前或後，最終消費在 GDP 中的占比都比美國低很多。那麼，我們的疑問是，到底是美國的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呢還是中國的收入分配公平合理？ 看看整個經濟學界，有誰告訴過你：這樣的收入分配就是公平合理的，為什麼是合理的。有嗎？沒有！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理論依據、衡量標準和實現方式嗎？不知道！筆者認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與全社會獲效用的最大化和經濟均衡運行是內在聯繫、三位一體的；它符合文章前面所述的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這就是其公平合理的理論依據；是否使社會最廣大民眾獲得最大效用，並使經濟均衡地運行，這就是它的衡量标準。 當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公，廣大民眾的收入過低時，當中國有 6 億人口的月收入在1000 元人民幣以下時（改革開放的前期更低），是一定會出現貿易順差的，因為這樣低的民眾收入的購買力，不可能買入相近於他們向國外輸出產品的價值的進口商品，他們從中所獲的效用總值也低於合理最大化的總值。因此，貿易相對平衡與否，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合 理與否的一個組成部分。當貿易實現了相對平衡時，進口的產品也不只是消費品，它還包括用於投資的生產資料，貿易平衡下進口的消費品與投資用品結構，也可以算是全社會消費與投資比例結構的一個部分。因此，為簡化問題，下麵我們討論收入分配公平合理，與投資、消費比例均衡和縱向產業結構均衡的關係時，將略去進出口貿易的部分，把它看作國內投資與消費的組成部分。本文論及的儲蓄，是廣義的，指一定時期的國民收入中除去消費的部分。儲蓄率是指儲蓄在同期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它由多種因素決定。其中較穩定的因素有，國家、民族的文化習俗、經濟富裕程度…，對於一個經濟體或國家來說，我們將它們看作影響儲蓄率的一個穩定因素，非常時期除外；而影響儲蓄率變動或可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當期及預期社會平均的投資收益。通過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調整，它是可控的,並能克服其他因素的影響，使儲蓄率趨向目標值。即使是一個較注重節儉與儲蓄的民族，只要收入分配的政策適度，也能使高儲蓄率降下來，實現均衡。下麵我們用圖 7 對此作進一步討論。 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正常狀態時，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和技術進步對投資的需要是相對穩定的，但現實中滿足這種要的供給即儲蓄，以及實際的投資資金需求，都是波動的，正好落在經濟“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上的機會是極罕 
見的。就經濟波動的某一周期或經濟體的一定時期來說，收入分配的關係是相對穩定的。在經濟復蘇和繁榮期，一方面，有所波動的收入分配關係決定了人們即時的儲蓄率，但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長，人們的儲蓄量是動態增長的，反之則相反。而一定時期相對穩定的收入分配關係，又決定著儲蓄增長在該周期達到的最大峰值。就是說，在某一周期，投資在收入 GDP 中相對穩定的平均的占比越大，隨著 GDP 的高速增長，在失業人口近於消失的周期頂點，儲蓄量達到的峰值也會越大。即圖 7-b 中，因 C＞G＞B，它們分別決定儲蓄在所在周期會達到的峰值 E、H、O，有相同大小的遞變關係 E＞H＞O。將橫軸上所有點所對應的儲蓄峰值連成線，是一條儲蓄峰值線。考慮到周期的繁榮期，有意願的投資需求量總是超過儲蓄的，儲蓄是供不應求的，結果是儲蓄又約束著實際投資，因此儲蓄的峰值同時就是投資的峰值，它們擁有同一條峰值線，即圖 7-b 中的“儲蓄、投資峰值”線。“儲蓄、投資峰值”線與“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的交點 O，就是一定收入分配關係決定的能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均衡點。當某一經濟體的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率趨於零或負值時，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的高度，將主要由技術進步對新增投資的需求決定，會有所下降，均衡點 O 向左下方以及對應投資收入在 GDP 的占比應向左方移動，即實現均衡的收入分配要更向勞動工資收入方傾斜，使消費更多，儲蓄、投資更少。 前述，從經濟波動某一周期的全過程來看，收入分配的關係是相對穩定的，表現為投資收入與工薪收入的比值在波動中偏離其平均值的幅度有限，以及此平均值在不同國家間的差別的相對穩定。而實際來說，在同一周期內，對失業率升高後與走低時的兩種情況作比較，前者比後者的收入分配會更傾斜於投資收入，收入分配關係是有所動的，並影響儲蓄率也有一定程度的波動。舉例來說，希臘、挪威、美國、中國…各自在中短期內都有相對穩定的收入分配關係,它們之間有相對穩定的差別也是明顯的，但在收入分配關係相對穩定的同時，在各自的波動周期中，收入分配關係也有所波動。當經濟越過波峰後，在失業率上升過程中,勞動成本被壓制，收入分配關係也會滯後越過拐點，逐漸向投資收入方傾斜，儲蓄與投資欲望理應上升。但存在相反的作用：一方面，產能過剩堵塞了許多投資出路；另方面，隨著收入總量下降，有剛性的消費使收入的消費率逐漸上升，儲蓄率和儲蓄量都會下降，抑制著實際投資趨於下降，大幅弱化收入分配關係變化的作用。當經濟越過穀底後，失業率開始下降，處於低點的勞動成本逐漸上升，但收入分配關係這一影響儲蓄率的作用也被弱化：隨著去產能過剩的完成，投資機會增加，加上上階段勞動成本下降已提升的投資欲望，以及投資收入和總收入增加導致儲蓄率和儲蓄量上升。而始終高於儲蓄的投資欲望，會把儲蓄量及其控制下的實際投資，一直推高到經濟繁榮的頂點。考慮到周期內這種分配關係波動的幅度有限及其在理論上的意義，我們僅用一種粗線條來略顯其存在，如圖 7-b 中的 EF，EF 所在橫座標 C，反映相對穩定的收入分配狀。收入分配關係既相對穩定又有波動，但我們更重視的，是這一時期相對穩定的收入分配關系對儲蓄、投資峰值的決定作用。 在均衡點 O 的右邊，由於收入分配更多地偏向於投資收入，使儲蓄與投資的峰值都超越了經濟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越靠右超越得越多，意味著達峰值時經濟偏離均衡越大。經濟過度投資而偏離均衡，是一定要回調的，偏離的程度越大，回調的幅度也越大，也就是經濟波動的幅度越大。這樣，就在均衡點 O 的右方出現一個波動的三角區，由於投資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不公平過大，偏離均衡的投資將在此區域中來回波動。這個三角區使我聯想到一個不熟水性者落入水中的狀況。當人體的大部份沒入水中時，浮力與體重是基本平衡的，熟水性者只要輕輕劃動手腳就能平穩浮於水面。但由於落水者對水的浮力沒有切身感受，總覺不安全，於是用力往上蹬，身體沒入水中的部份減少，破壞了浮力與體重的平衡，下沉的感覺更大，於是驚慌地繼續上蹬…直至耗盡體力而下沉。現代人類社會不也是如此嗎！社會若掌握了經濟均衡的原理，在當前的生產力下，運行起來本是一件輕松、勞動與休閑能最優配置、所獲效用最大化的事情。但可惜人們對縱向產業結構的均衡沒有任何認識，而人的貪婪總是要破壞它，讓一部分人過度勞累，一部分人無工可做，還要把他們的工資和消費壓得低低，總把財富積累和經濟增速放在首位，導致經濟不斷上下浮沉。 在均衡點O的左邊，收入分配更傾向於工薪收入，投資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不合理過低，儲蓄與投資的欲望過低，致使實際投資無法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和技術進步對投資的需求，導致經濟增長緩慢，勞動人口開工不足。這種情況常常出現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中。有人說：不對！計劃經濟中的勞動成本是非常低的。但問題是，這種低勞動成本相對於投資不足而過低的 GDP 來說，已經過高，使投資繼續維持不足狀態。看看計劃經濟下，無論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還是北朝鮮…，其生活用品緊張的情況就明白，它哪里有那麼多投資去滿足勞動的需要，顯、隱性失業程度持續高企，產能嚴重不足，經濟長期在低位運行就是有力的證明。當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 GDP 過低，除投資不足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由於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O點右、左兩邊投資與勞動人口動態的不匹配，右邊在失業人口消失時顯現出投資過度，勞動力不足；左邊顯現出投資不足勞動力過剩。只有在O點，投資或生產資料與勞動力持續相匹配。因此在圖 7-a 中， A 點對應著圖 7-b 中的 O，是社會能從消費總量（假設消費結構已實現均衡並從中獲效用最大化，這是下一篇文章要討論的問題）獲效用最大化的點。A 點的右邊對應著 O 點的右邊，因大量的社會勞動和投資浪費在無用的過剩產能上，越往右邊所獲的效用離效用最大化越遠。A 點的左邊對應著 O 點的左邊，因大量的勞動得不到足夠的生產資料配搭而閑置，社會所獲效用也偏離最大化，且越往左偏離的程度越大。由此可見，收入分配關係 B 不僅決定經濟能均衡增長的 O 點，同時也決定了社會能獲效用最大化的 A，我們把 B 點的收入分配關係定義為公平的收入分配關係。B、A、O體現出分配公平、效用最大化和經濟均衡的三位一體性。 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是一種邊際效用的遞減，而收入的邊際儲蓄-投資則不是，與對財富的貪得無厭有關。因此，當收入分配向中低工薪收入族傾斜時，社會的收入的消費傾向提升；當收入分配向投資高收入族傾斜時，社會的收入的消費傾向降低。民選立法機構與勞資雙方共議並執行的收入分配，如達到公平，均衡的消費與投資結構，將通過市場調節去均衡縱向的產業結構，其作用就像自給自足自然經濟體的家長或族長，根據需要決定生產多少“鋤頭”，然後決定用多少勞動去用“鋤頭”生產糧食，前提是必須正確認識公平的原理，就是消費必須達到效率約束下的最大化，讓最廣大的民眾受益。但今天你不能再由獨裁的“族長”或利益集團去決定收入分配。 有人會懷疑，對應著經濟均衡所需投資的 O 點，社會能獲效用最大化的收入分配，就一定公平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確認，資本所獲的收入，在一定範圍內是社會分工中一種勞動的收入。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目的就是獲取效用。人類所需的效用，是涉及物質與非物質的一個完整的總量結構體系，包括勞動所需和物質與精神的生活所需等等各個方面的內容。現代社會中的市場，也包括政府有關部門，據此將社會的全部勞動力或勞動時間，分配於各種不同的生產領域（投入產出分析說明，資源配置最終仍是勞動配置），又形成經濟的一個完整的產業總量結構體系。當一個經濟體達到均衡的狀態時，社會勞動必定均衡地分佈於、滲透於社會需要的每一個領域，包括各種物質產品、資本籌措配置、休閒娛樂、環境保護建設、兒童教育、老人服務、醫療保健等等每一個領域，理論上任何一個勞動者都應有工可做。因此產業的總量結構體系，與社會的整個效用的總量結構體系是一一對應的，後者就是全部社會勞動共同創造的全部財富或價值，否定其中任何部分勞動（不包括非均衡部分和毒品之類的生產，以及官商勾結的貪腐等非法行為）的價值創造都是錯誤的。以此來定義的勞動價值論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有根本的不同。重農主義錯誤地認定，農業是財富的唯一來源。工、商業者只是分享農產品的盈餘，被排除在財富、價值的創造者之外。此後的經濟學，已逐漸糾正了這個錯誤，認為工商等多種行業的生產勞動，都是創造財富和價值的勞動。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把一個龐大金融產業的工作者（按該理論，其收入源自資本的利潤）和資本家，排除在財富、價值的創造者之外，推斷他們只是分享剩餘價值，這個錯誤的理論至今未被徹底清算。尽管馬克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在任何社會生產（例如…）中，總是能夠區分出勞動的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的產品直接生產者及其家屬用於個人的消費，另一個部分即始終是剩餘勞動的那個部分的產品，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而不問這種剩餘產品怎樣分配，也不問誰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12］。這種 “一般剩餘勞動”［13］的社會必要性，是一切社會的發展都不可或缺的。馬克思肯定了社會的整體效用中一個獨特的組成部分。他所指的這個社會必要，就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就是用其所謂剩餘價值 m 中的資本積累部分來擴大再生產的社會必要。但社會發展的這種需要，絕不僅僅是資本家的資本積累，還有很大部分是民間的儲蓄，即“直接生產者”的收入中“用於個人的消費”之外的部分；也絕不僅僅是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和一堆生產資料，它們不會自動組合、配置為一個個企業來滿足這樣的社會需要；更不僅僅是擴大再生產部分，還包括前期投入的資金和已建成企業的管理運作。正是金融證券系統和企業家，在資金的籌集、配置和一個個企業的組建和管理上付出巨大的勞動，才有了職工在企業中的生產，才滿足了社會發展的這種需要。因此無所謂剩餘價值養活了整個金融證券業和資本家，也沒有什麼“剩餘勞動”，有的是金融證券從業者、參與儲蓄投資的居民、資本家、企業家，以及各行各業職工的生產活動，共同為滿足社會一個整體的需要而付出的全部的社會必要勞動，缺了誰都無法滿足這個需要。利润和利息，是特種勞動獲得收入的一種方式。利潤收入量與付出的這種勞動的量成正比，這也確認了百多年來無人能解的價值向市場價格轉形的數學問題，是一個偽命題。 每個勞動者的名義收入，無論是以薪資、利潤或利息的方式獲得，都可能有三個組成部分：一，用於消費的部分，名義收入越低者，這部分的占比越大，對於“月光一族”來說，這也是其收入的全部，從本質來說，這是真正私人所得的部分；二，在資本主義歷史長河中，必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儲蓄和投資，是經濟均衡發展所必須的，這是全體居民收入中名義上私有，但本質上是全社會的財富，是一個持續游離於個人消費之外的總量，且長期處於增長中，個人持有這種資產的增減和多少，對此定性毫無影響；三，個人儲蓄用在超社會必須、超經濟均衡以上的投資，導致經濟泡沫的部分，這是個人財產中的虛值，泡沫遲早是要破的，任何人手中的這種資產，最終必從你的總資產中扣除，甚至變為負資產。第二部分，就是金融證卷系統大規模籌措，由資本家執行其“代表的職能”，滿足那種“社會需要”的社會財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職能的執行方式，對經濟有很多負作用，但它在不斷改善中，而且實踐也一再證明，其優越的一面是由官僚去執行這種“代表的職能”的方式無法比的。那種本質上是社會而非私人的財富，但以私有的形態式出現，有利於其“代表的職能”的執行。而市場競爭的風險壓力，以及個人財產保值與增值的刺激，總使整個資本家集體每年從數以萬億計的名義收入中拿出足夠的部分，與居民的儲蓄一道去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並用足精力去管理。資本家真正所得的是高於常人的消費，用他們的勞動貢獻和承擔的風險來衡量，是合理的，且必然是有限的,擔心的倒是他們與普通居民一起，從名義收入中拿出過多的部分去儲蓄和投資，導致經濟的不穩定。我當然不是說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就是公平的，只是說那不是不勞而獲，剝削剩餘價值的問題。剝削是絕對的，不公平是相對的、可調的，在民選議會立法的體制下，是可以不斷改善的。 我們所說的收入分配公平，主要是指每期的收入分配中，資本投資收入與勞動工薪收入 （包括社會福利）所占比例的公平。資本投資的收入，如在 GDP 中所占比例過高，會導致儲蓄和投資在 GDP 中所占比例過高，會浪費大量的社會資源並導致產能過剩，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實現經濟均衡和效用最大化，就必然是克服了這類的不公平，調高勞動的工薪收入。反過來，勞動的工薪收入過高，即勞動成本過高，又導致儲蓄和投資欲望過低，產能不足，經濟低迷，失業嚴重，社會所獲效用和工薪勞動者所獲效用都跌落到最大化之下。以上兩種狀態說明，經濟均衡對工薪勞動者和投資者都是最有利的，因此也是公平的、合理的。 在上述公平、合理狀態下，不排除財富一定程度向少數人集中，這是否影響公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設一個前提，就是投資處於均衡狀態，在此前提下問題本身才有意義。因為財富的集中，主要體現為資本的集中，在投資超均衡，資本總量過大情況下，被集中的財富總量就已經是一個不公平過大的總量，我們為什麼還要討論它呢。所以我們強凋每一期當期收入分配的公平，它已經控制了資本總量、產能總量是一個有限的均衡的總量，那麼資本向少數人集中，就是資本家私人之間的競爭，誰有能力爭得更大的那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 的問題。只要不導致行業壟斷，由市場形成並利於經濟運行，作為經濟規模效應的結果，是有利無害的。反過來，這種資本的集中對每期公平收入分配的影響，也是有利於工薪收入者的。1 千億資本，集中在 1 個人手中（此例不含非市場的集中），或集中在 l 萬個資本家手中，如果其年淨收入的 30 億中，用於儲蓄或投資的金額相同，且達到均衡要求，結果對經濟均衡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但理論上來說，l 個人 1 千億資本的 30 億淨收入，與 1 萬個人的 1 千億資本共獲 30 億淨收入相比，在投資收益率相同情況下，前者的消費率會低得多，儲蓄率會高很多；也就是說，資本向個人集中的程度升高，將導致圖 6-b 中的儲蓄、投資峰值線向上移動，因此實現經濟均衡的 O 點和社會效用最大化的收入分配關係的 B 點向左移動，即為實現經濟均衡，所對應的公平收入分配關係，勞動工薪收入在 GDP 中的占比應更高，更利於工薪收入的勞動者。把問題說具體點，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全球首富馬斯克的淨資產是 2300億美元，這已經非常巨大了，估計還會增長。我們不妨給自己提出以下問題：他一生的純私人消費能占或會占其淨資產的百分之幾呢？他對電動車、低軌衛星綱…產業的投資、籌建和管理，為社會作出了多大貢獻？這些產業不仍然是全社會的財富嗎？他那純私人消費是不勞而獲的剩餘價值嗎？他擁有 2300 億美元資產，和把這 2300 億美元資產平均分給社會成員或分給一萬個資本家相比較，那種更有利於企業管理？那種更適應市場的要求和產業的規模？在收入分配時，他會比那一萬個資本家對工薪一族更苛刻、更難實現公平嗎？他會比後者消費得更多，投資得更少嗎？細思之後，我們不應把財富的集中度當作公平與否的標準，而要看它是否有利於那種“代表的職能”的實現，公平問題應著重於每期收入中工薪收入與投資收入的分配上。本人絕不認為個人財富擁有量差別的任何形式的擴大，都是合理的，那些以非市場、非勞動，特別是那些非法竊取、貪污受賄而導致的差別擴大，是必須堅決反對的。在資本投資收入與勞動工薪收入之比的公平問題解決後，其他行業與行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收入差別，就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了。有人會問，既然否定了剩餘價值論，勞動價值論還有存在的意義嗎？恰恰相反，正是否定了剩餘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在經濟均衡原理中的作用才得以充分顯示出來。 現實中，我們並不企求儲蓄和投資持續穩定在圖 7 的均衡點 O，經濟不發生任何波動，但我們追求收入分配在一個公平合理的區間變動，儲蓄和投資在更接近 O 點和經濟在更接近均衡的小範圍內波動，就像游泳運動員在水面上的起伏，或許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圖 5 中，仔細觀察失業率的走勢，當它高速接近充分就業指標值（如 4%上下）之前，就應該調整收入分配，降低儲蓄率，減少投資，減慢經濟增長的速度，使失業率緩慢地接近並維持在充分就業指標值附近，以圖 3 中 AF 和 CH 的增長模式，來實現這一目標。 公平的收入分配、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和經濟均衡內在聯繫成為一體，其中任何一項都不可能離開這個三位統一體單獨實現。從此以後，當我們談論收入分配關係是否公平時，就再也不會出現沒有任何依據的情況了。圖 7 是較完整反映這個統一體在縱向產業結構中的體現及其失衡引起波動的模型。貨幣數量學、凱恩斯經濟學、馬克思的經濟危機論，都只是涉及這一模型中的某一環節，因此他們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的失敗就是必然的了。而哈羅德-多馬的經濟增長模型中，提到實際的經濟增長率 G，必須同時等於有保證的增長率 GW和自然增長率 Gn，才能實現穩定的增長。他們不知道，由於 GW=S/V（S，儲蓄率；V，資本-產出比率）是一種資本滿意的增長率，其中的 S 常常偏離均衡過高。國民收入中用於儲蓄、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對於私人資本增值或積累的速度，是有決定意義的。消費所占比例越大，意味著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的速度越慢，如果 100﹪用於消費，意味著資本增值為零。因此投資者總是希望實現高投資低消費的，意味著經濟要實現高速增長。因此，只要經濟實現高速增長、實現高投資的條件存在，資本所滿意的，肯定是經濟增長速度越快、收入分配中的勞動成本越低、投資在國民快入中所占比例越高、消費所占比例越低越好。資本所滿意的經濟增長與均衡的經濟增長沒有任何關係。只有當失業人口巨大、產能嚴重不足這兩個條件存在，收入分配大權又在少數人手中時，資本的意願一定會把實際的經濟增長推到均衡的增長速度之上，才能實現 G=GW=S/V，達到資本滿意的供求平衡。但這樣的 G=GW 本身就是縱向結構失衡的經濟增長，隨著高失業率的消失及產能過剩，會周期性出現 G≠GW。他們只是將凱恩斯不問均衡與否的投資=儲蓄的靜態模型動態化而已，其設想的經濟穩定增長 G=GW=Gn有如刀刃上的運行，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不知道，G、GW、Gn 中只有 Gn是唯一要趨向的均衡的目標，只有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才能使 S 趨於均衡，使 G 和 GW都趨向 Gn，實現均衡的經濟增長。 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收入分配的大權，基本控制在資本家手中，收入分配嚴重偏向於投資收益，大大強化了收入的投資傾向，投資過度與投資萎縮周期性頻頻發生，經濟波動幅度和資源無效耗損巨大。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法治制度不斷完善，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議會立法機構，有勞資雙方利益的代表參與議政，以立法形式，已經從資本家手中取回很大部分收入分配的決定權。例如勞動法中規定的最低工資制、最長工時制、加班工資制、有薪無薪假期、勞動健康保儉、醫療保儉、退修養老，以及個人所得稅的起征和累進、減免教育和醫療費等種類繁多的社會福利…，所有這些都直接間接影響著全體居民對可支配收入在儲蓄、投資與消費上的安排。無論各個國家的文化習俗在投資或消費上的偏好如何不同，只要上述政策適度，都能把投資與消費的比例調整到相對均衡的狀態。 我們從一個獨立經濟體出發，討論了經濟均衡原理在縱向產業結構上的體現後，應簡要地論述它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狀況了。全球化經濟最終會成為一個完整的經濟體，它一直在形成的過程中，但目前又遠未完成。經濟在一百多個獨立的國家中運行，發展極不平衡，各國間又形成某種產業鏈關係，不穩定地向前發展，決定了經濟均衡的原理只能在全球化這種不平衡不穩定不成熟的狀態下發生作用。在全球經濟均衡穩定發展、世界各國獲效用最大化和全球收入分配公平的三位一體中，起調控作用的仍是收入分配。它由各國獨自進行，又由匯率機制在各國間進行調整，它已不再是純國家內政。但全球化經濟和國際貿易機制中，又缺少對不同囯家收入分配完善的制度約束，這就造成二戰後，從日本、亞洲四小龍、到中國，及其後正在越南、印度、印尼、東南亞發生的，一波又一波經濟高速增長對全球經濟的推動，又一次又一次被失衡所阻斷。 二戰後，日本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戰時經濟產業結構難以適應和平建設，必須形成新的產能體系，為經濟高增長準備了一個重要的條件；而城市大量的失業勞動者，為生存逆向回流農村，又為日本經濟高增長儲備了充足的過剩勞動力。接下來是經濟復蘇，農村過剩的勞動力返回城市，經濟高速增長，曾大有超越美國之勢。但這種始終維持在高於潛在、均衡經濟增長的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它終於停了下來。很多人懷疑這是美國打壓的結果，本人不否認這種動機存在，但停下來的根本原因不是美國，而是經濟超自然增長的不可持續和產業結構失衡所致。好在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制度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的體制相融合，使它留在並成為發達經濟體的一員。改變的是，國內經濟增長停滯，制造業向高科技轉型，商品輸出大國向資本輸出大國轉型。 中國經濟也經歷過類似的過程，但由於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與國際主流社會相對立，結果會大相徑庭。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國的戶籍制度和遷徙管制把大量過剩勞動力鎖死在農村；與戰後日本有大量勞動力回鄉務農的作用相似，中國也有“文革”導致經濟惡化後一場 1600 多萬知青上山下鄉的運動。以上都為經濟超高速增長，準備了巨量的隱性失業勞動者。而僵化的計劃經濟和自力更生、閉關鎖國政策，加上歷次政治運動，使中國經濟瀕臨崩潰，投資和產能不足。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大門打開，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二、三產業。長期積累的城鄉差別，使這種勞動力流動超出了合理、漸進的程度。想想看吧，要把比美國勞動人口總數還多得多的農民手中的鐮刀，換成“現代化的錘子”，需要多麼巨大的產能增長和漫長時期去實現，而今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了，這樣的大規模高速度，是用了巨大的非社會必要投資，才得已實現的。現在它又無法持續，高增長的過程突然停止了。事實證明，縱向產業結構已發生嚴重的扭曲，以至產能過剩至今無法消除，其破壞性在今後二、三十年還會表現得更明顯，特別是當中國勞動人口增速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時。 中國經濟畸形高速增長，並非一個封閉經濟體內的失衡，而是國際上一波又一波失衡的高速增長所構成的全球經濟長波中，失衡規模最大、調整也一定會最深的一波，它對三位一體經濟均衡的破壞作用，也絕非囿於一國範圍內，而是全球性的。雖然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上下游產業，但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看，每個國家都在其中的某個或幾個環節扮演主要角大利亞、巴西、俄羅斯…屬於最上游礦產品、原材料的供應國；中國是中低擋加工品出口大色。美國…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和消費大國。圖 6 中看到，中美兩國 GDP 中最終消費所占比例的差別如此之大，是兩國收入分配差別的體現。都說美國是一個高消費低儲蓄的國家，那麼，美國的收入分配是否已經達到一種公平的，能使投資穩定在均衡區內，使消費總量，即社會所獲效用量達最大化的狀態呢？從圖 4 美國私人投資與個人消費同比增速的差異和波動，以及圖 5 美國勞動失業率的波動，清晰地說明美國的收入分配還沒有達到公平合理的程度，體現在經濟上升期的投資仍然過快，以致勞動失業率下降的速度過猛而無法在穩定持續的充分就業區軟著陸，使經濟波動強烈。由此可見，美國收入分配向投資收入傾斜仍有糾正的必要，國民收入的消費率仍有提升的空間。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說明在一波國際性高投資低消費經濟高增長的短波行情中，作為全球經濟對消費需求的主要依賴國美國，雖然用均衡的角度來衡量仍然是低消費國，但也難以維持穩定，它必須實現更低勞動成本和消費來適應競爭，否則其經濟將被掏空。美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劣勢，並非其勞動成本過高，消費和社會福利過度，相反，是其競爭對手以更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不合理的低勞動成本，用極不公平向外輸出過剩（即持續大幅度貿易順差）的手段與其競爭的結果，這是一種劣幣被更劣幣所淘汰的現象。可以看出，一個過低勞動成本低消費的大國，對全球性過低勞動成本和低消費的趨勢起著多大的壓迫作用，和對全球縱向產業結構失衡起多大的推動作用。2008 年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增長正處於一個高峰，2007 年 GDP 增長率為 14.2％。作為主推這波囯際性經濟高增長的囯家，其失業大軍還未耗盡，決定了這一波行情還未結束，使 2008 年中國按凱恩斯理論推出的 4 萬億投資能發生作用，並使上游產品出口为主的澳大利亞等國獲最有利的發展，中國自豪地稱其是渡過 2008 年危機的國際經濟火車頭。但也正是這4 萬億投資，加速中國經濟沖向路易士拐點，也加快由中國帶動的這一波國際高投資低消費行情的結束。 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的非均衡高增長，由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所決定。它影響著全球收入分配的不公，進而又決定了全球高投資低消費的非均衡增長；它通過競爭迫使他國必須壓低勞動成本；它過度抑制的國內購買力與低勞動成本下的商品價格一起，實現持續大規模貿易順差，借此向全球輸出高投資低消費所產生的過剩；它提升了全球收入的儲蓄率，形成大量國際資本趨利湧入中國，成為國際高投資低消費的組成部分。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勞動成本的差異，與勞動生產率高低有關，在一定程度範圍內是合理的。國際資本總是流向經濟欠發達、勞動成本較低，並處於高速發展的國家，這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天大的好事。實現一國經濟趨向均衡發展所必要的投資，本是該國應付出的代價或成本，耗費該國的人力物力，而這必要的付出又是確定的。現在這筆成本部分轉由他國積累的國際資本來支付，抵消了很大部分本應由該國付出的人力物力，節約下來的社會勞動和資源，理應能更快地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勞動成本，更快拉近與發達囯家之間在生產力、生活水準和勞動成本間的差距，更快縮小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充分顯示國際市場本具有的改善国际发展不平衡的巨大能力。但 現實的情況常常是相反的，特別是在那些政治體制仍非常落後的國家，在失業嚴重、產能不足的條件下，引進的國際資本與本國積累的資本可以同時超高速投入，獲取超高比率利潤，並主要實現在產能的超高速增長上，直到不可持續的盡頭。而在政治和經濟上權力都極度膨脹的官僚，有能力最大可能減慢民眾生活水準和勞動成本的增長，推高利潤率。因此官僚與內外資巨頭們總是勾結在一起，形成盤根錯節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合謀瓜分大量民脂民膏，惡化高投資低消費趨勢。一旦該國經濟畸形高速增長的條件消失，經濟下滑，高投資難以為繼時，這個已經肥得流油的集團中那些官僚與內外資巨頭們，就會毫不猶豫拋棄這個國家，帶著本金和豐厚利潤轉投他國。而中國向計劃經濟倒退，正在加大這一過程的規模和速度，這就是今天中國的現實。 一國實現持續大幅貿易順差，是該國收入分配不公的結果，過低的勞動工資收入使該國民眾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持續遠低於他們對國際市場的輸出或稱貢獻，不僅使本國民眾所獲效用偏離最大化，也破壞了貿易逆差國的經濟及其民眾所獲效用偏離最大化。在此失衡的情況下，回復平衡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順差國主動壓抑投資收益率，提升勞動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二是發揮國際市場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儲備大量外匯的順差國的貨幣匯率，在國際市場上有上升的壓力。而匯率上升，又意味著該國勞動成本的上升，民眾對進口商品的購買力上升，出口商品競爭力下降，資本收益率下降，這不明明白白就是要迫使該國的收入分配作出調整，來恢復貿易的相對平衡和全球經濟的均衡嗎！但對於一個操控匯率的非市場經濟體來說，這種調節機制失效了。面對這一困局，以關稅為武器的貿易戰開打了。這是一場難分勝負，甚至兩敗俱傷的戰爭。最好的辦法，應是進一步完善國際貿易的規則，重點是各國都必須調整好本國的收入分配，使之在國內和國際上都符合經濟均衡的基本原理，而實現貿易基本平衡，則是衡量收入分配是否在全球經濟中符合經濟均衡原理的標準；當有國家以非市場經濟手段，頑固背離這一原則時，關稅這一武器仍然有用，但不應由貿易雙方去惡性互征，而應由國際貿易組織向持續順差國單方面徵收，直到它自覺遵守規則為止，這樣的關稅才有效力。 當中國經濟的一波高速增長結束而向下滑落時，與日本不同，中國選擇了向舊的體制倒退，也就意味著與國際社會的對抗和孤立，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在市場經濟中，每個勞動者都在社會分工的某一領域熟練地工作，並通過市場將該領域的技術和效率，轉化為所有社會成員獲得該領域產品的技術和效率；與此同時，其他所有領域的技術和效率，又轉變成了該領域的臺電腦，就相當於他擁有了生產這臺電腦的技術和效率，否則他是生產不出無法擁有這臺電腦的。在比較利益的作用下，社會成員普遍都能擁有一套當代水準的基本生活用品，這套生活用品如果都由自己去生產，是他們用盡無數輩子的精力去研究和勞動，都無法實現的。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利益也是如此。面對經濟下滑，違反市場規則的行為被抵制的現實，中國不是進一步改革體制，去適應國際市場的規則，以便留住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利益，而是放棄這種比較利益，選擇對抗和孤立，走“內循環經濟”之路。想想看吧，僅僅是一顆小小的芯片，內中就包含了多少國家有國際優勢的科技、效率和質良率，體現了全球科技和工業基礎的實力，以至中國試圖用傾國之力也難以追趕，而世界還有千千萬萬這樣的核心技術。搞什麼 “內循環”，拒絕把國際上所有的技術和效率，通過市場規則公平地轉換為自己的，這無異於躲入深山的自力更生者，只會被先進技術遠遠地甩在後頭。 全球經濟在一波又一波非均衡的高速增長中又走完了中國這一波，但並沒有走到一個更長周期的盡頭。印度、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的勞動力正等待著大規模的資本、技術或產能去武裝他們，這是他們的機會，更是資本的機會，新一波經濟高速增長將在這里展開。尽管某些落後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新冠病疫情阻慢了這一進程，但資本和產業鏈已經陸續源源不斷流入，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當世界渡過危機，將要進入新一波高速增長時，該是總結前幾波的經驗教訓，爭取走一波均衡的、持續時間更長的、真正能使落後經濟體穩步走到世界人均收入與技術前沿的時候了。而實現的關鍵，在於國際經濟和貿易制度，應該把發展中囯家的收入分配規範在公平的範圍內。因為只有公平的收入分配，才能實現均衡的經濟增長和所獲效用最大化，而消費達到生產力約束下的最大值，投資均衡穩定，表現在國際貿易的互通有無時，就是一國對外的供給與對外需求的平衡，這也最有利於全球民眾獲取效用的最大化。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公平的收入分配還表現在勞動強度、勞動時間和休閑時間最優配比的調整上，反對一部分人過度勞累導致另一部分人失業，阻止 996 之類的工時制，這是《論經濟均衡（下）》要討論的主要問題，它是經濟均衡、效用最大化在經濟另一層次上的內容。公平的收入分配，與各國生產力水準的高低相關，並非要求印度、越南、印尼…的勞動成本、民眾消費力立刻都達到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水準，這是另一種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導致消費過度與投資不足。判斷各國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標準，是觀察其勞動失業率曲線是否平穩地趨向充分就業，此外還有對外貿易是否保持相對平衡。只有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都趨向本國勞動生產率所確定的公平狀態，全球經濟才能實現一次均衡的增長，全球民眾才能從中獲最大化的效用，也最有利穩步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和收入差距。 根據經濟均衡的原理，追求全球經濟的公平與最大利益，實現全球經濟均衡，這將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按目前人類勞動生產率計算，全球經濟均衡的三位一體，將使全人類的生活水準翻倍地提升，貧富差距大幅降低，全球性經濟危機引致的國際政治危機，也將大大降低。全球經濟長波將繼續，我們期盼著它有一個漸進趨向均衡的大結局，期盼著國際社會與印度、赿南、印尼、馬來西亞等主推全球經濟下一波高速增長的國家緊密合作，把握好全球經濟實現均衡的機會。 ［1］ 參見“科普中國”科學百科詞條編寫與應用工作專案審核的詞條：費雪方程式。詞條指出：“一 般認為，費雪假定貨幣流通速度是恒定的。”並寫道：“費雪分析認為，…V 由於制度性因素在 短期內不變，因而可視為常數；交易量 T 對產出水準常常保持固定的比例，也是大體穩定的。因 此，只有 P 和 M的關係最重要。所以，P 的值特別是取決於 M 數量的變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9%E9%9B%AA%E6%96%B9%E7%A8%8B%E5%BC%8F/4735517 ［2］ 鄭棟才：《貨幣流通速度與宏觀經濟調控》，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ISSN 1000-5072，第 19 卷第 2 期（總第 71 期），第 21-31 頁、40 頁，1997 年 4 月 20 日出版。 ［3］ 鄭棟才：《勞動價值、邊際效用與經濟均衡》，ISBN 7-5359-3475-7，廣東科技出版社，2003 年 11 月版。 ［4］ 許經勇：《論凱恩斯的“蕭條經濟學理論體系”》，《經濟經緯》2000 年第 2 期。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41360456.pdf ［5］ 圖 2 及相關內容參見鄭棟才：《勞動價值、邊際效用與經濟均衡》第三章，ISBN7-5359-3475-7， 廣東科技出版社，2003 年 11 月版。 ［6］ 本文中的經濟自然增長與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中的經濟自然增長不同。哈羅德的經濟自然增長也 與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和技術進步等因素相關，但它在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中不是唯一均衡的經濟 增長，此外還有一個有保障的經濟增長也是均衡的，因此實際的經濟要同時實現兩個不同的均衡增長，左右兩難，如行走在刀刃之上。而本文中的經濟自然增長是唯一均衡的增長，能使社會獲效用最大化的經濟增長。 ［7］ 同 [5]。 ［8］ 參見新華網上發表的《央行公佈城鎮居民“家底兒” 家庭負債以銀行貸款為主》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25/c_1125902781.htm )和騰訊網上發表的《城鎮居民家庭 7％財富是房產，央行報告透露多少玄機》 (https://new.qq.com/omn/20200618/20200618A0M9TU00.html) ［9］ 參見：梁中華 李俊：《投資風光不再，消費能否獨好？》一文中的圖表 1。 https://news.futunn.com/hk/post/3745264?level=1&data_ticket=1587807591652930 ［10］ 參見：【中信證券宏觀】：《2020 年美國失業率出現拐點》圖 2 。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zmt/2019-12-22/doc-iihnzhfz7592487.shtml ［11］ 參见：李迅雷：《消費能否撐得起經濟大盤》。 http://www.fx888pro.com/fx168_news/opinion/column/1807/2593699_tw.shtml ［12］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992-993 頁。 ［13］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9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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