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讀莎士比亞，雖然是看了個熱鬧，卻有一句臺詞至今還記得：“這就像是用火攻取得一座城池，得到的全是灰燼”。早已記不起來它是出自哪一部戲了，而幾十年了也無法忘掉，乃是因為相同的戲碼不斷的上演，總是有人表演使用“極端主義”的兇殘手段去達成目標或願望，而換來“一片灰烬”。 打了近兩年的“俄烏戰爭”如此，不久前發生的“哈以戰爭”如此，曾經被“極端意識形態”毀掉的中國依然如此。

中國人花了30多年的時間去挽救被極端意識形態燒成一片灰燼的經濟，想著可以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了。卻又面臨被“底線思維”，“絕對領導”，“準備打仗”和“內循環為主”的極端意識形態回潮，及其極端政策再次催毀的危險。又一次的上演了上述那個因果戲碼：即“手段與目的必須相稱”（The means ought to be proportioned to the end）。美好的目的需要美好的手段去達成，而兇殘的手段，或極端政策的後果只會是“一片灰燼”。

然而，儘管歷史和實現一直在證明極端主義和極端意識形態必定會帶來“一片灰燼”式的結局，會摧毀人類社會的文明及秩序，使生靈塗炭而不會有好的結果。但卻依然有人崇尚極端主義，也依然有人信仰極端意識形態，或對極端主義者產生同情和支援，為極端手段辯護，甚至成為一個極端分子。這其中的原因究竟為何呢？

一個明顯的原因是，極端意識形態和極端主義都有一個誘人的“極端目標”，或稱之為“最高道德”，“神聖價值”，或是“人類的幸福”和“歷史的必然”。這些高大上的極端目標是非常振奮人心的。 曾幾何時，我也被振奮著同意了左派的主張“要不惜一切手段，實現最高道德”。就像許多知識份子被進步理念所鼓舞，而站在“政治正確”或“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那樣。遺憾之處在於，也許是被“最高道德”或“歷史必然”的威嚴震暈了，而失去了對於因果作用的正常感知：難道，只要目標是“人類的幸福”，則一切手段，甚至是兇殘的手段都會自動的轉變為是“正義”的嗎？ 難道“極端目標”可以超越因果關係，使“手段與目的必須相稱”失效嗎？若如此，也就難怪馬克思主義者會宣稱，只要目標是實現“人類最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則消滅掉幾億“剝削階級”，再犧牲掉幾億“無產階級”是“最最正義的事業”了。也難怪中國特色的極端主義會同樣“理直氣壯”的號令國民：只有“不惜一戰”才會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有“絕不放棄武力”才能最終統一臺灣，以及要中國人再次的發揮出“吃三年草”的極端能耐。

其實，只要我們清醒的感知一下“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因果關係，則我們不僅應該看到“目的決定了手段”，也必須同時看到“手段彰顯了目的”。如此，我們就可以從極端意識形態，及其極端主義者所推崇的兇殘手段上，看出他們的真實目的無非就是殺人搶奪和嗜血成性。也就是說，一切極端主義，或極端意識形態的真實意圖，都可以從他們所推崇的兇殘手段或極端做法上看到，而不必去合理化，神聖化，人性化的去篡改哈馬斯之流，或普京之流殺人搶奪，謀財害命和嗜血的真實目的，以及充滿了嫉妒，仇恨，恐懼而惶惶不可終日的糟糕情緒。因此，就像種瓜得瓜一樣，其結果只會是“一片灰燼”。時髦的說法叫“一地雞毛”。

然而，問題並不會因為看清了極端主義的真實面目而得到解決。如果那些“極端目標”是真實的，或是一個真理命題，則極端意識形態及其極端主義為了“最高道德”和“根本利益”而一次又一次捲土從來的破環力量就具有了“真理”的基礎。我們內心嚮往“神聖價值”和“人類進步”的“極端主義衝動”也會轉化為使用極端手段去達成目標的決絕。則現代社會就無法擺脫被極端主義一次又一次的摧毀，一次又一次的重建，再被一次又一次摧毀的“輪迴”狀態。

所以，問題在哲學。就像我們在上一講中所指出的，我們的主流哲學和主流教育是主張“有極端”的，主張這個世界及生命有真實存在的“起點”和“終點”，以及真實存在的“歷史的起源”和“歷史的終結”。也就理所當然的有了人類的“必然使命”和人生的“最高價值”。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走向“極端”和“最高”呢？怎麼可能不使用極端手段？或拒絕成為一個“正義的極端分子”呢？

所以，消除極端主義的哲學基礎或真理基礎，指出這個世界及我們生命的真相或真實狀態並非是“極端”的，並非有真實存在的起源與終結。指出起源與終結只是一種假說或幻覺，而並非真實的存在，就是在理性的層面動搖和消除極端主義（這一部分我們放到下回進行）。

而由於感性，情緒，習慣是首當其衝的，並深刻的控制和影響我們的理性。因此，今天討論的是我們根深蒂固的“極端主義習性”和“極端主義情緒”。也就是來自“文化”或“信仰”的約束。顯然，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時間里形成的對於“極端”的虔誠信仰，以及被信仰所形塑的“極端主義習性” 和“極端主義情緒” 具有比理性更強大的力量。當啟蒙運動動搖了“造物主”的極端地位之後，人們崇尚“極端”的習性和情感並沒有絲毫的動搖，而是習慣性的，並虔誠的賦予了“自然”或“物質” 以極端的地位。我們是如此的習慣於“有極端”，以至於科學家也習慣性的堅信，一定有一個“起源”，或“上帝粒子”隱蔽在宇宙的某處，而科學已經非常的接近它，科學早晚會找到它（科學實在論）。換句話說，根深蒂固的“極端主義習性”使極端主義在科學中也得到了延續，極端主義被科學化了！

同樣的，具有“極端主義習性”的哲學家也習慣性的相信有一個“最高”，“向上”，“進步”或“歷史的必然” 。因此，當他們看到歷史被極端主義反覆的摧毀，又被反復重建的“輪迴”現象時，習慣性將之解釋為“螺旋式上升”。 我們僅僅從“上升”一詞就可以感受到這些哲學家對於“高高在上的極端”所具有的“頑固的形而上學信仰”（Quine）。而最為不幸的是，這種根深蒂固的“極端主義習性”使某些哲學家將極端手段，甚至是兇殘的手段讚美為是達成“螺旋上升”的必然選項，甚至是唯一的選項，且是應該主動出擊和反覆為之的事情。也就是將極端主義，及其極端手段的反覆使用提升到了“真理”的地位。

也正因為得到了科學和真理的加持，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確保了自己被極端主義及其極端手段反覆摧毀的命運。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兇殘的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及籠罩在“確保相互毀滅”之下的冷戰與延綿不絕的極端主義仇恨和恐怖主義攻擊，也確保了具有進步主義色彩的現代社會，體驗著遠比愚昧落後的古代更加科學的人類痛苦。

那麼，在這樣一種已經被真理化和科學化，並冠以進步主義，民族主義的，根深蒂固的“極端主義習性”和“極端主義情緒”面前，我們還能做點什麼呢？

習慣和情緒不是自動產生的，而是依賴於哲學，教育，文化而產生，而變化，而有所不同。然而，哲學，教育，文化的“不同”，或其“不同”的由來，則源自於“定義”的不同，或“定義”的顛覆。譬如，當今的LGBTQ文化源自於“性別”的定義被顛覆了。當生理特徵不再作為性別的定義，轉而將心理認同作為性別定義的時候，不同於“傳統”的“性別”文化與情緒就會產生並蔓延。

這使我們看到了“定義”的重要。因此，如何“定義”，或什麼樣的“定義”為真？什麼樣的“定義”為假？就是一個值得我們去仔細了解的事情。然而，麻煩的是，“真與假”也是一個“定義”，也會改變。並且，“真與假”之定義的改變會帶來哲學，教育，文化的顛覆性改變，會塑造出具有顛覆性的習慣，行為與情緒。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啟蒙運動所帶來的震撼效果中看到。

當啟蒙運動顛覆了歐洲人對於“真或真理”的傳統定義，當形上學的本體論信仰被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超越時，“現代社會”出現了。現代人也具有了嶄新的，與古人極為不同的習慣，行為與情緒。形成了一套傾向於看到，聽到，感知到的經驗事實及其因果作用的新习惯和新文化。

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把看到，聽到，感知到的經驗事實及其因果作用定義為“真”也並非是不可動搖的“絕對真理”。因為，“假”也有因果作用，也可以看到，聽到或感知到。否則，假資訊，認知戰以及戰略誤判，乃至小說，繪畫和“假貨”都無從產生。這表明現代人對於“真與假”的習慣性看法很可能觸犯了“定義太過寬泛”的錯誤。

這使得二十世紀的哲學轉向了對於“定義”的研究，也就是轉向了對於概念或語詞展開研究的“語言哲學”或“分析哲學”。而佛法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進行了相關的討論。我們來看《五燈會元》對此的介紹：

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沉默）。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

圍繞這個著名的“外道問佛”有相當繁雜的討論，我們將分拆為許多片段逐步展開。但是，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恰巧說了一段很相似的話：

凡我們能說的（有言），都能說清楚。而那些不能說的（無言），要保持沉默。

這一相隔兩千五百年之久的，對於語詞與概念的相似看法表明，佛法很早就注意到了“定義”，並對“定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不過，由于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極端主義習性”和“極端主義情緒”對於哲學，教育，文化的控制力。也就是感性對於理性活動（定義）的控制力量。因此，我們來看維特根斯坦的相關看法：

整個現代世界觀建立在一種幻覺之上的，即所謂的自然法則是自然現象的解釋。因此，今天的人們停留在自然法則上，把它們看作是不可侵犯的東西，就像過去的時代對待上帝和命運一樣。實際上，兩者都對也都錯。

我傾向於把上面這段話看作是維特根斯坦指出了現代人所延續的，根深蒂固的“極端主義習性”對於理性活動的控制力量。很明顯，就像維特根斯坦指出的，當“上帝”的極端地位被啟蒙運動動搖之後。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時間里形成的對於“極端”的虔誠信仰，以及被信仰所形塑的“極端主義習性”和“極端主義情緒”，促使現代人習慣性的把“極端”從“上帝”挪到“自然”身上。並同時把“命運”或“宿命”也改了個名字叫“自然法則”。然後，再次的把這些要依賴於“定義”的東西遵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極端”（最高法則，或客觀規律）。維特根斯坦諷刺道：“實際上，兩者都對也都錯”，不過是“建立在一種幻覺之上”。

我們在前面介紹過，我們不應該把“幻覺”理解為“假”或“不存在”。而是應該把它理解為“悖論Paradox”。也就是“兩者都對也都錯”。換句話說，根深蒂固“極端主義習性”和“極端主義情緒”迫使現代人無法看到：他們不過是在玩著一場循環論證（Circular reasoning）的悖論遊戲，用一個想像（大爆炸）來推翻另一個想像（造物主）。根深蒂固的“極端主義習性”也促使他們如教徒般的堅信：一定有一個真實存在的“起源”。而無法去如實的思考關於“起源”更加廣闊，不可思議的，並非“極端主義”，亦非“虛無主義”的可能。

那麼，我們要如何擺脫這樣一種“頑固的極端主義習性”呢？按照佛法，從“無明”到“智慧”，從痛苦到解脫，從充滿了嫉妒，仇恨，恐懼而惶惶不可終日的極端主義者，到“安住於當下”之間的轉變，正是習性或習慣的轉變。而兩者之間的轉變之所以可行，則是因為習性或習慣是依賴於哲學，教育，文化而產生，而變化，而有所不同。因此，在佛法和禪宗的“修行”當中包括了兩個部分，一個叫“見地”，即哲學思想，或世界觀的轉變。其基礎是定義上的轉變。而另一個就是養成與“見地”相符合的新習慣。

因此，當我們講，我們的目的是摧毀極端意識形態和極端主義的“真理”基礎，並去除我們的“極端主義習性” 和“極端主義情緒”時，定義上的轉變是必不可少的。改變我們對於“真”，“絕對”，“極端”，乃至“快樂”和“成功”的定義，也就改變了我們的哲學思想，或世界觀。也必定會帶來習慣，行為和情緒的改變。而實現這一改變的核心，無非是用一個定義來替換掉另一個定義。或者說，使用一個新的定義使之消除老的定義。

由於“定義”上的改變，必然會帶來態度和行為上的相應的改變，表現為“非極端，非暴力”的習慣和情緒逐漸的替換掉了“極端主義”的習性和情結。因此，任何傷害他人，摧毀眾生，獲取絕對權力，施行严密的思想管制，乃至發動戰爭的極端手段都無法達成這樣目的。而只會陷入到「目的與手段」的悖論之中，反覆的陷入到以“極端主義”的兇殘手段，為自己和眾生帶來“一片灰燼”的輪迴之中。

然而，雖然佛法和禪宗呈現出非極端主義的，非暴力的特徵。但是，非暴力和非極端卻又並非是佛法和禪宗的目的。

我們下回接著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