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来到武汉工作，那时最多只有出国的奢望，而没有出国的计划。因为，总觉得自身能力有限，外语水平还不够好，还需加强自我锻炼和学习，提高做事能力和外语水平。这样在武汉工作一晃就是七年，其间大部分时间是出差全国各地，搞项目，跑调研，写报告。研究所还出钱送去外语培训一年。一晃就过去了五、六年，全国各地跑了不少地方，长了不少中国见识，积累了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也发现自身个性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溜须拍马、钻营取巧的主流格格不入。我从小就是无拘无束、热爱自由，不愿牺牲自我来讨好别人。记得有一位同事，由于家庭出身成份不好，从小就善于观颜查色、合稀泥，投机取巧、不得罪人。纵情享受自由是世间一切生灵的本性，但为了获得一个好印象，他可以不露声色的抑制自我。他太太在外地，一年有一次难得的探亲假，那年太太要来探亲，还没坐火车出发，院长就通知他去鞍山开会，他强压自我，不动声色。太太不知道他要出差，院领导也不知道太太要来。太太头天刚到，他第二天一大早就赴命出差去了。院长得知实情后，大为感动，大会小会大事褒扬。这种事我绝对做不到，所以明知在国内呆着既不会升官、也发不了大财。不如“且放白鹿青崖间，需行即骑访名山，安能须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几年下来，能力增强了、外语也有了长进。当然，英语的进步主要还是靠自己坚持自学，那时研究室允许每个研究小组公费订一份报纸，我就顶了一份CHINA DAILY。当时工作还是比较清闲，上班时间一杯茶一张报，年年月月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中文报纸中的八卦新闻，小道消息，非常吸引眼球，我也不列外地跟着大家排队抢着看。 CHINA DAILY篇幅很多，报费最贵，密密麻麻全是洋文，看起来非常费劲，没几个人愿意翻着字典去看个明白，在排队等候看中文报纸的期间，因为是我订的CHINA DAILY，所以也得做出一个看洋报的样子来，一篇一篇的翻阅一遍。最初，我主要是看报上的桥牌牌局。后来看一些短小新闻，几百字的新闻，要化上一两个小时，拿着字典，边看边查，在报缝中注满了发音音符和中文，慢慢也就习惯了这种看报的方式。当时，经常长期出差在外搞项目，几个同事住在招待所里，大家相互勉励、督促，坚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和《中级美国英语》，休闲时间，常常喜欢跟着录音机磁带哼唱美国乡村歌曲，像：Sad Movies, Country Road, Rain Drops ……。这些对后来英文的长进大有帮助。

当时我有几个大学留校同学，在国内大学环境里，出国深造成了年轻教师日后发展、提拔的最佳途径。毕业后利用出差的便利，经常回校看望老同学，听他们的说得最多的就是考托福和如何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当时，国家、个人都很穷，公派出国名额非常有限，论资排辈，竞争激烈。考托福是出国的第一步，不管公派，还是因私，考个高分才有出国的可能，才有可能申请到奖学金。他们中流行着一句话“连考三次，必有高分；连写三百封信，必有佳音！”我也只是听他们说说，没往自己身上想。直到同研究室里有一位同事，拿到国外奖学金出国去了奥地利，这事发生在身边，难免就联想到了自己。觉得他也没有太大的能力，虽然他学的是德语，但德语是一个小语种，在国内没有太多的语言练习环境，凭我直觉他外语水平不会好到哪里去。据说是他妈到国外作访问学者时，替他联系到这份奖学金。与之相比，我只缺一个能到国外、为我联系安排留学的妈妈。但仔细一想，人家国外大学首先是重视人才、需要人才，而根本不会因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妈，来决定给不给你提供奖学金。想明白了，就开始行动。首先，加强了与留校同学的学习交流，虚心向他们取经。当时就下定决心靠自己奋斗，一方面积极准备考托福，另一方面着手写信联系，双管齐下，齐头并进。

当时，对自己能力作了一个初步评估，我的长处是有多年的工作实践经验，而不是纯学术优势。我从事系统安全工程在冶金行业的应用研究工作，比较靠近的学术专业应是安全工程、人机工程（Ergonomics 或Human Factor）。人机工程是一个交叉学科，大学里的理、工科系一般是结合本系学科领域作应用研究，例如：在机械工程系里有人机设计研究，在计算机系里有人机界面研究，在建筑学系里有人与居住环境的研究等等。在平时的研究工作中经常收集和阅读外文学术论文，这样也知道很多国外大学在同一领域里的研究情况。信一封一封的寄出，陆续有收到学校寄来的报名表和Calendar。信快寄出去三十封，托福还没报名考试。一天收到一封南非Rhodes University的来信，人体运动学系主任Charteris教授来信表示非常愿意接收我到他系里读研究生，并会设法提供助学金。他保证我会拿到学校为研究生提供的基本奖学金，其它资助有待以后从研究金费中提供。读着来信，心突突地跳起来，心想就这么容易？这么快？离三百封信还差得远呢！我还没考托福呢？！Charteris教授在信中介绍了他们主要对工业场所中人工搬运作业的人机工程研究，项目金费来自南非人力资源部，。并告诉我Rhodes University坐落在南非东南的Grahamstown。

当时，中国政府坚决不与种族歧视的南非有任何经济、文化、外交联系，国内几乎是没有资料可供参考，我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在每个国家地图后面，有一页对该国政治、经济、人口的简介，对南非的介绍非常简短。人口、气候、矿产等等，其中提到南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US$2200。而当时中国的人均总值还不到US$300。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联系再说。给教授回了一封信，表明非常愿意前往学习深造，谢谢他慷慨答应提供的助学援助。但我对南非知之胜少，希望提供更多的信息。那时Internet还没研究出来，加上中国与南非没有通邮协定，一封信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才能寄到。两月后我收到教务处Allen太太的来信，一个大信封，研究生报名表，南非简介，Grahamstown简介，等等。填好报名表，按要求写了一份研究方案提纲。又是两月后，收到Rhodes University正式录取信和学习许可申请表，Charteris教授也来信确认了正式录取为他的研究生。我给教授回了封信，除了感谢外，信中主要向他说明我的经济实情。后来收到教授的来信，信中教授告诉我，经他与校长联系和说明情况，替我申请到了特别校长助学金，该助学金只用于购买一张从香港到南非的往返机票。看到这封信，让本来犹豫的心坚定了下来。同事朋友都非常羡慕我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奖学金，但一听是去南非都露出不解和迷惑的神情。家人更是坚决不同意我去南非，哪个国家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南非！当时南非暴乱新闻不断，政治变更在即，曼德拉即将释放出狱，电视新闻每天都有南非的报道，黑人挥舞着长矛、皮盾牌，在大街上豪叫狂舞。我考虑到学校提供了如此好的条件，不管前景如何，先去再说，实在不行就打道回府，我又没有什么损失。

当时世界各国还在贯彻落实联合国对南非的全面制裁的决议案，南非又与台湾有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与南非没有直接的通邮和通讯联系。为了落实签证、订机票和安排旅行，遇到了不少麻烦。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死，坚持不懈，有困难就利用关系想办法去解决，而没有轻易放弃。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工作中，我认识一位香港人，一个保险公司的执行总裁。当时他陪同澳洲人来中国考察，在武汉我是接待人员之一。我按他名片上的号码，给他发了一个传真，请求他帮忙。他就分附他的秘书与我联系，提供相关信息，并替我将传真传到南非或将南非来的传真转给我。得贵人相助，办事畅通无阻！

要办理出国文件，得先要工作单位同意出据介绍信，才能到相关部门办证。一天晚上我拿着国外录取信敲开了院长的门，说明来意，院长说明天一早到他办公室。第二天院长就签字同意，让相关科室协助办理需要的文件。当时规定国家培养的大学生需在国内服务五年才能出国，不满五年者，则要向国家教委缴纳教育培训费。那天一大早去湖北省教委，在楼外站着一大帮要出国的年轻人。八点刚过，来了一位穿中山装的人，三十来岁，手一挥，招呼大家跟他走，他径直带大家来到大楼的地下室，在一个小房间里，大家依次排队交出二十块钱，他就递给每人一张盖了章的油印纸。出了地下室来到地面上，低头一看是省教委出的服务满五年的证明。心里纳闷他怎么就知道谁服务满五年，谁又没满五年呢？这完全是收钱的衙门！接下来是到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护照，一切都很顺利，护照拿到后就把护照连同签证申请表寄往香港。在市卫生防预站做出国前的体检，基本项目一天就搞定，化验项目则要等一两天才出结果，当时工作非常忙，第二天必须出差，没别的办法，还是交钱，大夫就签字盖张。

我在北京出差搞八五攻关项目论证时，接到武汉来的电话，说收到香港寄来的邮件，我叫她赶快打开，她告诉我是一本护照，有签证。急急忙忙回到武汉，买衣物，准备行李。我自己打电话到南非航空驻香港办事处，用半调子的Chinglish，预定飞南非伊丽莎白港的机票。虽然就几句英语，但怕出差错，前一天就下功夫，把关键的信息写成英语句子。在通话时费了很大的周折，解释机票是由南非Rhodes University付款，说了一大堆，对方听得是懂非懂。幸亏预先作了准备，要不然出国路就被卡住行不通了。当时凭护照到银行只能换取一百多美元的外汇。所以黑市换汇很普遍。用两百美元订了一张南方航空飞香港的租赁航班(Chartered Flight)。在南湖机场出关时，边防问我去哪？回答：南非。再问：南美哪个国家？我更正说是去南非。边防战士一脸疑问，叫我到一边等着，所有旅客都上了飞机，这时来了一位首长，对我说我国与南非没有外交关系，你去南非要慎重，再则你要转机台北，可能不会让你入境。我回答说我只是去读书，读完了就回来。在台北只需转机，无需入境。他想了想，在我护照上就盖了章，然后叫战士过来作安检，本来其他旅客都是走过安检门，没铃声就让过去。战士过来把我推到墙边，让我双手扶在墙上，他用脚左右把我双腿一分，然后用手从头到脚全身摸了一遍。当时心中是一种被人凌辱的感觉。

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香港启德机场，下了飞机进入侯机楼，大楼里人山人海。在我取票的转机柜台，全是从国内出来的大陆客，人声潮杂，人头涌动，柜台内的港姐是一脸不耐烦，爱理不理的样子。轮到我时，心平气和地报上姓名和取票号码。除了冷面孔外，服务非常专业，她电脑里一查，就递出一个信封，打开来是一张机票。拿到去南非的机票后，穿过启德机场窄小的楼道，过安检来到楼上侯机厅。那是我有生以来，在同一建筑物内看到如此多的外国人，白的、黑的、不黑不白的，穿洋装的、裹花布的，带帽的、包头的、……，看得我是眼花缭乱。不时有香港特警在大厅内来回巡逻，手持反恐冲锋枪，短小粗壮的身材，两眼炯炯有神，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蓝色战斗服，脚蹬高邦黑皮靴，至今我还记得他们英勇的模样。从上午到傍晚，我一直坐在大厅角落的长椅上候机，除了晃眼看看来往的人群，两眼死盯着不断翻滚地航班信息公布版，生怕误了班机。下午，天色变暗，乌云密布。登机时，下起了小雨，检票出门，每人发了一件塑料雨衣，然后坐上机场内Bus到停机坪，乘国泰航班飞台北。飞机起飞冲入云霄，机上空姐开始忙碌送饭送茶，空姐的服务、礼貌和微笑，让我第一次大开眼界。她们推着餐车，口里不停地轻声说着：“Excuse me! Sorry! ……”。飞了一会儿，飞机遇到台风积雨云层，空姐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飞机开始颠簸起来，而且非常剧烈。我没当一回事，其他旅客，特别是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人，个个神色惊恐，突然飞机垂直下落五米左右，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了声：“啊！”此刻，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心想第一次出国还没有越过国界，上帝保佑，可千万别出事！飞机终于平安降落台北中正机场，机上旅客顿时鼓起掌来，一些洋人拍拍机舱地板，又拍拍胸膛，松了一口气。

   依次出了机舱，走进侯机楼，就看到一位先生拿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转机Johannesburg。我把机票递给他，他预示我在旁边等一会儿。一会又出来一位华人年轻人，也是转机去南非，那位先生就叫我们俩人跟他走。当时我只提了一个仿皮文件箱，而那位年轻人提了一个感觉很沉重的旅行袋，他不停地更换左右手，有时把包扛在肩上。我们走了很长一段长廊，接着是水平输送带，然后又走了很长一段。我曾主动要给年轻人搭手帮忙，但他谢绝了。就觉得这机场怎么这么大，没完没了的。终于来到侯机厅，换完登机牌，我就与那位青年坐在同一个圆桌边。我试着用中文问他：“你也去南非？”他摇头摆手表示听不懂。那时我的英文口语和听力还远不能发挥自如，我们就边写边画地用英文交谈起来，原来他来自南非，名叫Henry。去澳洲探亲访友，途经香港回南非。他给我看他在香港亲戚家的照片，屋内拥挤杂乱不堪，上下床铺。他说他从没想到香港有这样地居住环境，他告诉我提包内装满了他在香港买的食物和零食，所以很重。半夜时分，开始登机。我原以为没几个中国人去南非，其实大部分登机的旅客是台湾人。上了飞机，我与Henry坐在飞机中部靠窗的位子。机上空姐是清一色的白人女孩，吃夜餐时，白人机长走出驾驶舱，与每一位旅客打招呼问候。随后机舱关灯，很快大家都入睡了，唯独我兴奋、激动得难以入睡，此时才真正感觉是跨出了国门，踏上了出国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