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女）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在明确表示对林彪、江青等人反感的同时，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凌驾于党之上的个人崇拜现象，也提出了异议和直率的批评。 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与凌辱之后，于1975年4月4日执行枪决。临刑前，行刑者害怕她发出真理的呼喊，把她按倒在地，残忍地割断她的喉咙，成为毛时代惨无人道的典型案例。 文革结束后，辽宁省委来了一位新书记------任仲夷。张志新这一令人痛彻心扉的冤案，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并决心为这一冤案平反。 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上，任仲夷强调指出：“公安司法部门应打破一切条条框框，抓紧查清这一案件”。 查清容易，要为张志新平反那可是要冒巨大政治风险的。因为此案的要害在于，张志新不仅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且公然对毛泽东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在当时可是属于绝对的“禁区”呀！就连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原审法官，也理直气壮地对复审法官说：“连毛主席，她都反了。你们敢翻案？” 面对这巨大的阻力，任仲夷毫不退缩，在他的坚持下，辽宁省委很快做出了为张志新彻底平反的决议，并于 1979年3月31日，召开了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大会，宣读了《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此后，辽宁日报持续进行宣传。时任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得知后明确表示，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和转载。 事后有人问任仲夷，给张志新作出平反决定之前，是否向中央打过招呼？他回答：“没有，有错必究么。各地冤案很多，没有必要一一请示中央。”但他心里清楚，如果张志新案正式报送当时的中央批示，这案子翻起来可就难了（注：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周围还有一批“凡是”派）。 说到绕过“禁区”，除了需要有政治魄力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面对“张志新反对毛主席”的质疑声，任仲夷对这一案件巧妙地做出这样的定调：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千真万确 ，却将她批评毛的言论统统列入神志不清时的胡言乱语。 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书记，至1985年离休。在广东的这5年中，他冲破重重阻力为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更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就不予赘述。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同样是冲破禁区的“叛逆”行为，没有现成的条例可循，一切风险都要由它的弄潮儿任仲夷们来承担。在他们干完之后，“总设计师”觉得满意时，自然会予以首肯，如果惹出了什么麻烦，。。。。。。 任仲夷是一位早年为了“追求真理而投身革命”的赵家人。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使他悟出许多道理，并变得有胆有识。晚年，他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更是倍加关注。现根据他在不同场合所表述的观点和看法，摘录如下： 1．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原来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贫富悬殊问题尚未解决的社会，一个腐败蔓延未能解决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3．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也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承诺过的呀！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上级负责。 4．“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重大伤害的往往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5．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能说话，大家都有饭吃”。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论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 6．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整改、和平转制”。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的良机。 7．虽然民主制度源于西方，但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不能用简单的“西化”、“自由化”这种帽子整人。简单地批“西化”，那马克思是哪里人呀? 8．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建国以后，不但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我们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80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有关改革开放历史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9．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终坚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一原则。我们党历史上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左”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特别注意防范“左”的干扰。 10．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就不会乱。 以上就是这位做过两省封疆大吏、良心未泯且迷途知返的“赵家人”发出的心声。而这心声，与体制外众多民主改革派人士的政治理念又何其相近呀！ 不错，这位“赵家人”丝毫没有反党、叛党的念头，他只想改变这个党，使之变得更健康，更受欢迎。但仔细想一想，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去进行“政治改革”，实现“由民做主”、“三权分立”、“言论自由”......，这个党最终还有一点点“共产党”的味道吗？这不就等于是为共产党送终吗？ 联想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所倡导的“和平演变”，其意正在于此。 由此看来，任仲夷们才是促使共产党极权统治从内部瓦解、崩溃的“加速师”！而习近平则是维护共产党极权统治的“加固师”！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拧紧这部专政机器的每一颗螺丝钉。 我们期盼着“加固师”早日下台、暴毙，期盼着真正的“加速师”早日登场。在世界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体制内外的民主改革派协同努力，通过和平演变早日实现代价最低的民主政治和平转型。 有人说，胡耀邦、赵紫阳、任仲夷这样的人物今后不会再出现了。笑话！连打江山的红一代，都能出现迷途知返的胡、赵、任，难道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愈来愈广博、愈来愈逼真、愈来愈深远的中华儿女反而不会再出现有胆有识之人？这种奇谈怪论简直不值一驳！ 杜勒斯先生曾这样预言：共产政权经过两代人之后，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即可奏效。 前苏联和东欧已经应验了。中国呢？现正处于他们的第二代，离和平演变奏效之日也就不远了。诚然，有“加固师”挡道，倒行逆施，会延缓和平演变的进程，但也只是延缓而已。 我们有理由相信，胡耀邦、赵紫阳、任仲夷式的“加速师”，终将闪亮登场,而且其思想境界、认知水平会大大超过前人。有了这样的加速师，通过“和平演变”实现“和平转型”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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