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張志新（女）出於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在明確表示對林彪、江青等人反感的同時，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凌駕於黨之上的個人崇拜現象，也提出了異議和直率的批評。 1969年9月18日，張志新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在獄中受盡折磨與凌辱之後，於1975年4月4日執行槍決。臨刑前，行刑者害怕她發出真理的呼喊，把她按倒在地，殘忍地割斷她的喉嚨，成為毛時代慘無人道的典型案例。 文革結束後，遼寧省委來了一位新書記------任仲夷。張志新這一令人痛徹心扉的冤案，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並決心為這一冤案平反。 1979年1月，在遼寧省委擴大會議上，任仲夷強調指出：“公安司法部門應打破一切條條框框，抓緊查清這一案件”。 查清容易，要為張志新平反那可是要冒巨大政治風險的。因為此案的要害在於，張志新不僅反對林彪、“四人幫”，而且公然對毛澤東的錯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在當時可是屬於絕對的“禁區”呀！就連當年判處張志新死刑的原審法官，也理直氣壯地對覆審法官說：“連毛主席，她都反了。你們敢翻案？” 面對這巨大的阻力，任仲夷毫不退縮，在他的堅持下，遼寧省委很快做出了為張志新徹底平反的決議，並於 1979年3月31日，召開了為張志新平反昭雪大會，宣讀了《為張志新同志徹底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的決定》。此後，遼寧日報持續進行宣傳。時任中央秘書長、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得知後明確表示，張志新是劉胡蘭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報》應該刊登。隨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各大報刊紛紛予以報道和轉載。 事後有人問任仲夷，給張志新作出平反決定之前，是否向中央打過招呼？他回答：“沒有，有錯必究麼。各地冤案很多，沒有必要一一請示中央。”但他心裡清楚，如果張志新案正式報送當時的中央批示，這案子翻起來可就難了（註：當時黨中央主席是華國鋒，周圍還有一批“凡是”派）。 說到繞過“禁區”，除了需要有政治魄力之外，還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智慧。面對“張志新反對毛主席”的質疑聲，任仲夷對這一案件巧妙地做出這樣的定調：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千真萬確 ，卻將她批評毛的言論統統列入神志不清時的胡言亂語。 1980年，任仲夷調任廣東省委書記，至1985年離休。在廣東的這5年中，他衝破重重阻力為改革開放做出的貢獻更是人所共知的，這裡就不予贅述。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同樣是衝破禁區的“叛逆”行為，沒有現成的條例可循，一切風險都要由它的弄潮兒任仲夷們來承擔。在他們幹完之後，“總設計師”覺得滿意時，自然會予以首肯，如果惹出了什麼麻煩，。。。。。。 任仲夷是一位早年為了“追求真理而投身革命”的趙家人。幾十年的坎坷經歷使他悟出許多道理，並變得有膽有識。晚年，他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更是倍加關注。現根據他在不同場合所表述的觀點和看法，摘錄如下： 1．經過20多年的改革，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而政治體制還基本上是原來那一套，因此，必須啟動政治改革，實現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使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2．鄧小平在他一生最輝煌的18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但也留給了我們一個貧富懸殊問題尚未解決的社會，一個腐敗蔓延未能解決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滯後，因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瓶頸。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 3．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這也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時向人民莊嚴承諾過的呀！民主是什麼？民主就是“由民作主”而不是“為民作主”。權為民所授，要保證人民有權以有秩序的方式選舉官員、罷免官員、監督官員，使各級官員必須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僅僅對上級負責。 4．“三權分立”的本質和科學的成分就是權力制衡，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在和平環境下，對人民造成重大傷害的往往不是殺人的強盜，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災，而是不受制約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就會導致絕對的腐敗。 5．什麼叫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就是“人人都能說話，大家都有飯吃”。言論自由對於社會的和諧發展非常重要。現在有人一提“言論自由”，就說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就是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其實這些人不是無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讀過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馬克思的《論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通篇都體現了言論自由精神。 6．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徑就是“內外結合、上下互動、有序整改、和平轉制”。不能前怕狼後怕虎，優柔寡斷，停滯不前，錯失改革的良機。 7．雖然民主制度源於西方，但它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價值。不能用簡單的“西化”、“自由化”這種帽子整人。簡單地批“西化”，那馬克思是哪裡人呀? 8．一個不善於吸取歷史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建國以後，不但是“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錯，就是改革開放後，我們也有失誤，我們都要實事求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80年代我們黨的兩任總書記，尤其是胡耀邦同志，為改革開放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功不可沒，但有關改革開放歷史的宣傳報道中，鮮見他的貢獻，這樣的歷史怎樣向後人交代? 9．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終堅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這一原則。我們黨歷史上犯的錯誤絕大多數都是“左”的錯誤，因此，我們今後的政治體制改革要特別注意防範“左”的干擾。 10．政治體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氣。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一定要有勇氣、膽識，橫下一條心，殺出一條血路來。政治體制改革是得民心順民意的好事，會得到中國多數人的擁護，有這樣的民意基礎，改革就不會亂。 以上就是這位做過兩省封疆大吏、良心未泯且迷途知返的“趙家人”發出的心聲。而這心聲，與體制外眾多民主改革派人士的政治理念又何其相近呀！ 不錯，這位“趙家人”絲毫沒有反黨、叛黨的念頭，他只想改變這個黨，使之變得更健康，更受歡迎。但仔細想一想，如果按照他的主張去進行“政治改革”，實現“由民做主”、“三權分立”、“言論自由”......，這個黨最終還有一點點“共產黨”的味道嗎？這不就等於是為共產黨送終嗎？ 聯想到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先生所倡導的“和平演變”，其意正在於此。 由此看來，任仲夷們才是促使共產黨極權統治從內部瓦解、崩潰的“加速師”！而習近平則是維護共產黨極權統治的“加固師”！他始終在不遺餘力地擰緊這部專政機器的每一顆螺絲釘。 我們期盼着“加固師”早日下台、暴斃，期盼着真正的“加速師”早日登場。在世界歷史潮流的推動下，體制內外的民主改革派協同努力，通過和平演變早日實現代價最低的民主政治和平轉型。 有人說，胡耀邦、趙紫陽、任仲夷這樣的人物今後不會再出現了。笑話！連打江山的紅一代，都能出現迷途知返的胡、趙、任，難道對周圍世界的認知愈來愈廣博、愈來愈逼真、愈來愈深遠的中華兒女反而不會再出現有膽有識之人？這種奇談怪論簡直不值一駁！ 杜勒斯先生曾這樣預言：共產政權經過兩代人之後，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即可奏效。 前蘇聯和東歐已經應驗了。中國呢？現正處於他們的第二代，離和平演變奏效之日也就不遠了。誠然，有“加固師”擋道，倒行逆施，會延緩和平演變的進程，但也只是延緩而已。 我們有理由相信，胡耀邦、趙紫陽、任仲夷式的“加速師”，終將閃亮登場,而且其思想境界、認知水平會大大超過前人。有了這樣的加速師，通過“和平演變”實現“和平轉型”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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