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战争的战后，至今已经历了79年。人已更换了三代，今日所谓的高齢者层，也绝大多数没有过战争体验。战争这个名词，对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若任其自然，东亚各国的民众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对立，反目的理由。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国家间的对立，国民间的反目，战后近80年的今天仍在继续中。为什么历史的怨恨、对立总不能得到解消？ 原因到底在哪里？

有关历史认识对立，笔者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历史教育的问题，二是历史记録的问题。两者间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国家间的政治立场、利害面的对立，战后并没有过间断，不仅被继承发扬，并通过政治手段介入于学校的教育现场和学界的历史记録中。

在历史教育面，战后各国政府，长年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为指导方针，在教育现场，教科书中进行人为、有意图的史料选择和历史解释，以维护国家声誉，强调自国立场。在这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教育的诱导下，不正确，或片面，不全面的历史解释，对他民族的历史仇恨，误解从小被播种于青少年的心底，形成人为的和解障碍，使狭隘的，非理智的民族仇恨传宗接代。其结果，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偏差越来越大，终于在不需要民族仇恨的时代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更形成了今日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拥军尚武意识泛滥的社会温床。

关于各国历史教育的诸问题，笔者已有别论[1] 在此不再赘言。本书中提起的是妨碍历史和解的第二点原因，即为历史教育提供材料、方法的历史记録面的问题。可以说它是历史教育的基础。最大特征，即是受国家政治面的管控，以政治宣传内容解释，涂改，描绘历史。

1.1.1.  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平常总无意识地将“政治”与“宣传”， “历史”与“事实”两组单词相互搭配使用。为何如此搭配，有没有相反的组合，并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实际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反映了政治和历史在语义面的特征，是一个最适当的搭配法。

 政治，指某特定权力集団（政权，政党组织）的统治，为了达成这种统治，需要种种的方法和策略。宣传，即是其实施统治的手法之一。特征是将自己政策的正确，统治的功绩等进行超出实际的扩大描写，相反，贬低政敌之优点，只强调其过失，丑闻和缺陷。

出于这种宣传的必要，政治家的言辞，国家的公式立场中也总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外宣传”，另一个是“内部消息”。前者公开的内容、数字中多含有不同程度的水分，而后者传达的内容基本上接近于事实。所以，对各种信息，情报，史料，分辨其虚实，弄清是“对外”，还是“对内”，在历史研究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政府发言人，外交官，政治家在公式场合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现象，哪一种社会制度，哪一个国家都相同。由于诡辩，否定，掩饰事实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至上的国家利益，所以也不会有人追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府发言人道义上的责任。如此，政治与宣传之间，产生了特殊的亲近关系，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政权下，政治总要利用宣传的手段来夸大自己，贬低政敌。所以必须认识到，宣传属于“政治行为”，其内容不一定等于等身大的事实。　

相反，历史和政治的不同，在于其目的是要准确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从学问性质上说，绝对不容许作假。所以从手法面，目的面和宣传都水火不容。不否定，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各国，各政治组织间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释方法，有不同的历史观，但“事实真相”绝不会有两个。所以在历史（事实）记录中，不论敌我，都有严谨，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的必要。若违背此原则，就不能称之为历史。从此点讲，历史记录属于能经得起事实、史料、证据验证的有普遍性的科学，与根据政权需要，时代变化不断变换姿态更换目标的政治宣传截然不同。

换言而之，宣传是带有政治策略性，夸张性的一时性统治方法，而历史则是具有真实性、普遍性，永久性的科学。为了能正确，严谨地记录事实，正确地解释历史，所以产生了历史学这一种学问，并出现了为其提供根据，证据的档案馆，资料馆，图书馆等。

1.1.2.　历史被政治利用的现象

以上从了理论面指出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的异质性关系。值得注目的是现实上，存在着许多政治介入于历史的现象，或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混同在一起，甚至用政治宣传取代历史教育，取代历史记录的现象。特别是在国家，民族，政治集団（政党）的对立仍在继续中的近、现代历史的教育和记录中，可以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比如，在近代史教育中，存在中、日、韩三国间各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编写自己国家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宣传民族间历史仇恨的现象，此现象最近已成为一个阻碍民族和解，妨碍历史研究国际接轨的深刻的政治问题。再者，在大陆中国，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历史被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史，阶级斗争史占领了历史领域，曾一时成为“近、现代史”的代词。在这种历史工具论的误导下，政敌国民党政权方面的抗战实绩被宣传抹煞，或遭到不应有的贬誉，诋毁。诸如从前的小学课本中出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而蒋介石却蹲在峨眉山，等着下山摘桃子（抗战果实）之类的记述[2]。

历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蜕变为统治工具时，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

１．特定国家、政治集团的立场，利害被反映到历史记录中，并出现研究组织和研究者的御用化，党人化现象。不可能保证历史记录的公平性和学术面的严谨性，出现从国家立场，政治原则，政党的党性面排斥异己，干涉学问自由的弊害。

２．政治宣传的历史化。在国家史観、政治史観的影响下，出现将政权组织的“宣传内容”作为“历史事实”，记录到史书，教科书中的现象。

３．政治宣传的教育化。这种偏颇的政治宣传内容，和不正确的历史事实，历史解释，还会通过国家管理的学校教育，思想教育，渗透到青少年的历史认识中，造成国家间历史认识对立的大众社会温床。

图表1-1 军神木口小平像（滨田市护国神社）和1918年、寻常小学校1年生用『修身教科书』

1.1.3. “军神”与“英雄”

 政治宣传在战史记录面的表现特征之一，是创造，塑造极端的英雄形象。目的是通过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英雄事迹教育，宣传对某特定组织的忠诚，献身精神，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战前的日本，为了驱使国民为天皇制国家的侵略战争献身，用宣传手法创造出大量的军神（英雄）如日清战争中的喇叭手木口小平，日俄战争中旅顺封港战斗中的広瀬武夫中佐，太平洋战争中珍珠湾袭击九军神，神风特攻作战的敷岛队长关行男等。大多数是此类人为创造，又经过美化的形象，包含许多不实之处[3]。败战后，日本人对战争进行了彻底反省，接受了和平主义，所有的“军神”也从教科书中，公共场所中消失殆尽。至今已经不会出现以军神事迹引为自豪的现象。

与其相反，在战胜之国，战争的神话却被保存下来，至今仍出现在历史记录和教科书中。笔者并不否定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实，视为问题的仅仅是创造英雄时的宣传手法（神化）的存在，和以此内容取代历史，取代事实，运用于学校教育中的政治化现象。对于科学的历史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值得忧虑的大问题。

举一个例子，即战史记录，学校思想教育中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和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台儿庄大战”（1938年4月、山东省）的过度渲染。这两个战斗，从战史上角度看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战果特别显著的战斗，其军事面，战略面的意义也有待学问研讨。但因为其中含有对日军作战“初胜”的政治意义，所以双双被共，国两党作为宣传，鼓舞国民士气，团结抗日力量，提高共产党，国民党的抗战指导威信的政治手段。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宣传，和通过教育的普及，又使宣传内容历史化，教育化，形象远远脱离了事实。

一面，不容否定，此种政治宣传在战争年代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鼓舞了国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从当时的政治目的――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的角度看，此宣传策略是成功的，也是有实效的，即使不符合事实，政治面也是需要的。因为在此，其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手段。

1.1.4.　宣传效果的“第二次利用”

问题不在战前的“政治宣传”，而出在战后的“历史化”过程中。抗日战争以胜利告终，政治目的（抗战胜利）达到，使宣传在此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此时，本应该将宣传的对象，从政治操纵下解放出来，经过历史研究还原其本来面貌（如美军的硫磺岛的星条旗报导）。可是实际上，失去现实意义的宣传并没有停止，反而被新的政治需要再次利用，继承。并且用同样手法，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发挥，创造，使其形象更神圣化，变得更完美无缺。

这种新的政治需要即是“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的战争纪念馆中，都有一块同样的金字招牌，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说明纪念馆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历史题材进行政治教育。以宣传国家，民族和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达到巩固政权的统治目的。当然，出于此目的，展示的内容多含宣传的水分，并不一定能经得起学问和历史事实的检验。

战后和平时代的教育普及和媒体的发达，还使宣传产生了一种新的副作用，即政治宣传内容的普遍化，历史化现象。不仅介入于教育，并且通过御用的研究机关，学者之手正统化，作为事实记录到史书之中。

在政治宣传内容的大众化，历史化过程中，还不能忽视一个客观环境条件，即民族主义色彩极其强烈的庶民嗜好的存在。当然它和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多年，大规模历史教育，爱国主义宣传的产物。其大众口味，和对英雄事迹，故事情节的猎奇心理更刺激了商业性大众作家的创作意欲。小说家，剧本作者，各种媒体蜂拥参入，产生了大量低俗的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这种经过宣传操作，教育管理产生的大众化现象，又成为促进历史神话普及的社会土壤。其恶果之一例，即2016年6月27日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判决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现。这种以宣传造就的虚假的所谓“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取代法理，封锁学问研究的荒唐的政治判决，只象征着权力的无知和对法律，学问，言论自由挑战的胜利。可悲的是大众舆论，不仅认识不到这种危机，反而对真正的学问研究处处喊打，理由仅仅是学问的研究结果损坏了自己心中被教育所“种植”的形象。形如鲁迅笔中的阿Q，不知道学问的自由已被剥夺，法的尊严遭到践踏，而自己也正在一步步被推上专治政治的刑场。

1.1.5. “英雄”创造的方法

历史中的英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笔者认为并不会是无中生有。肯定都有部分事实根据。狼牙山战斗中牺牲，跳崖的五名战士，刘老庄战斗中殉国的82勇士，平型关的歼敌的胜利肯定都不是虚构，只不过在表彰，宣传，即政治化的过程中进行了肆意的选择，美化[4]。使 “小胜”变为“大捷”（平型关，台儿庄大捷），把“殉国”行为，抬高至“歼敌”形象（如狼牙山五壮士，和刘老庄连的宣传）。使原始的事实真相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失真。在塑造英雄形象的过程中，政治宣传采取的常见手法如下：

一，添枝加叶。如平型关大捷中，伏击敌后勤部队的基本事实在多年的宣传中逐渐被扩大，出现歼敌精锐主力之说，林彪三次赴乔沟侦查说，乔沟伏击为林彪独创说，敌军出动飞机，坦克，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肉搏说，国民党军的不协力，或故意打开缺口纵敌逃窜说等。多属于之后宣传，故事化过程中的添枝加叶，当然不存任何确凿的历史证据。

二，反衬法。以虚造杀敌数字来衬托英雄的伟大。如狼牙山，刘老庄连的宣传，本只是誓死不屈，壮烈殉国的行为，但为了使其形象趋于完美，有利于鼓舞抗战士气，塑造出无中生有的歼敌数字。如狼牙山五壮士“歼敌90名”（实际考证结果为日军负伤1名）说，刘老庄英雄连“歼敌170-300名”（实际为死亡2名，负伤不详）说，杨成武独立团的腰站阻击“歼敌3-400名”（实际死2伤7名）说，阳明堡夜袭“击毁敌飞机24架”“歼敌百名”说等（实际重创敌机一架，人员毙3伤4），其宣传内容和事实数字都有很大出入。

三，“伪军”法。此也是反衬法的另一种表现，由于日军有严谨的死亡统计，歼灭日军数字很难大做手脚，宣传机关的新方法就是将用语暧昧化。比如把战果面对死亡，负伤的区别计算，统称为“死伤”，或改称为“歼灭，消灭”等定义不明用语。为了不使宣传数字露出马脚，也经常可见以增加“伪军” ，“二鬼子”（对朝鲜人的蔑称）人数来宣传战果的方法。或统称为“日伪军”。以调整歼敌战果数字差的平衡。

实际上，所谓的“伪军”多是在白区经日军宣抚工作后成立的伪组织的地方自卫武装，一般不会到第一线作战。像平型关、台儿庄的这种正规军的运动作战中，是不会有伪军出现的。而在占领地区的地方扫荡中，即使有伪军（一般日军资料中称和平军，保安队，皇协军等）参加作战，日军的作战档案中也会有组织，人数记录（一般没有死亡记录）。在八路军的狼牙山战斗，陈庄大捷记录中，可见到宣传者将被强迫运输根据地物资（清乡物资）的非武装民工队称为伪军，敌人并加以杀伤的行为。若八路军在陈庄战斗，广阳伏击战中击毙的民夫数字，据笔者考证都接近或超出日军的死亡人数[5]。这些无任何武装的民夫死后，数字也会被夸大，并记录到八路军歼灭“日伪军”的大捷战果中。有谁曾考虑过，使用这种民族的苦肉计，牺牲的是谁的尊严，维护的又是谁的荣誉?

1.1.6.死伤，歼灭，消灭谈义

军事史研究中，“死伤”然固是一个衡量战果的标准。但将死，伤两者混为一谈时，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利用虚报战功的政治词汇。特别是在敌我两国对立的战争进行之中，敌我之间还存在着鼓舞，或欺骗国民的宣传战。在此文笔的博弈中，与数据面的夸张同时，“死伤“，”毙伤”，“歼灭”，“消灭”也是常用的词语。如共产党公式的抗日战争的战果宣传中，很难见到击毙日军的明确数字，使用的几乎都是“死伤，毙伤”，“歼灭”，“消灭”，或“敌人”，“日伪军”等定义模糊的词语。目的很明确，即为了宣传、扩大战果。

一方面，对作战担当者（军人）来说，或战史研究者来说，这类不严谨的用语，并没有多少军事作战面，或历史记录面的意义，反而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因为此类语汇并不能准确表达战力面的情报。死就是死，伤就是伤，死亡等于有生力量的减员，而负伤，特别是轻伤，有很大复活、再出现于战场的可能。

所以对作战指挥者，或战史研究者来说，一般都会排斥此类暧昧表现，更愿意掌握的情报是死亡（战死，阵亡，病死）数据，特别是己方的死亡。也许很多人能注意到，除了共产党方面的战史记录外，严谨的战史书籍中一般都不会有歼敌数字出现，记录的仅仅是己方的损失^[6]。这实际才是一个正确历史记录方法。因为敌方的死伤数字，是不能准确统计的。若不能每次都打歼灭战，清扫战场，击毙，击伤敌方的人数，到底是如何统计的？

出于此军事面的理由，日军方面，只要有可能，作战担当者都要求作战部队提供敌方死亡数据。不允许以“死伤”来概括战果。日军战斗详报等多见的“敌遗尸某某具”的记录方法，即是军上级作战担当者的要求。不允许记录敌负伤数字。即使下级部队有此类死伤报告，也不会被上级机关信用，采录。所以日军记录中留下的仅仅是经过清点的“敌遗弃尸体数”，有时候还出现以委托第三者（宪兵）清点的现象。目的也是监督报告者的浮夸。

在死亡统计面，可以说，战争中日军的统计方法是十分严谨的。收尸，确认，核对后要出示种种证明。最终的死亡证明（报告书）总要复制10-15部，向各级单位提出，所以同一死者的死亡证明，家属，市町村，县，厚生省，护国神社，靖国神社等都会有保管。近代以来的所有战争的战没者（包括二战中死亡的240余万军人，军属），一般都能查出姓名，军阶，死亡日期，地点，死因，籍贯，所属等情报。不仅是军事家严谨，更重要的是其记录有法律面，国家行政面的需要。战前的日本，虽然是天皇制专治国家，同时也是近代的法制社会。1927年的公布，实施兵役法，就是其中一例。

按此法律，征兵是一种国民（男子）必须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服役期间从20-38岁。军人从法律面讲，并不是自愿为国贡献，而是被国家（强制）征用的服役者，地位等于国家公务员。若服役期间死亡，负伤，国家有负有赔偿义务。其赔偿的依据，就是严密的军人人事档案（现在厚生省保管着明治以来的3400万件军人档案）。死伤记录，就是其中一种。军人死亡（包括战死，战病死，事故死）后，战前有“一次赐金”（士兵约千余圆），军功（金鵄勲章）年金（士兵年约150圆）战后有遗族年金（死亡者遗孀），军人恩给（旧军人本人）。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胜败如何，对死者支付赔偿，都是国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所以，此赔偿在战后的和平时代仍在继续，一直支付到遗族本人，或旧军人本人死亡。为此，在各县，旧军人的人事档案（军籍，陆军）一般都由发放遗族年金的部局（年金福祉课）保管。这些都是日军战没者档案管理严谨，记录全面的理由。

国军和共产党军队，对自己的死亡虽有一部分记录，但并不严谨，全面。最大原因考虑是没有严谨的征兵法律，经常出现招兵买马，抓壮丁，或组织义勇军，募集志愿者上战场的现象。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组织，基本上属于志愿部队。到处招兵买马，扩展十分迅速，有时几个月就能扩大一倍。抗战开始后出现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独立团，仅仅几个月就能改编为独立师。当然对这种在宣传，群众工作中参军，入伍，打起仗撒腿跑散的一般军人，不会有严密的人事管理制度。若看现存的八路军人事档案，可见有记录的一部分几乎都是党员，红军战士，干部等骨干。若以战斗后很难准确掌握己方的死亡人数。即使能留下人数，也不会留下完全的姓名。宣传中的“刘老庄英雄连”，称殉国者82名，却绝大多数都没有姓名，当然也不会有对死者家属的补偿。

战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积累了多数战例，发现了一个普遍性规则，即现在共产党所公布的“歼敌”战果数据。实际上都是对外公布，宣传用数字，如当时《八路军军政杂志》按月统计的所谓战果的数据等。若能与日军档案记录（战死者统计）对比，可发现都有十倍至数十倍的差距。现在国家所公布，学校历史课本中出现的共产党军队歼敌百万的数字，即是以此种虚假的战果报告数字堆集而成的。

图表1-2 2015年中国近代史大学课本内容。称共产党军队“消灭日伪军171.4万，其中日军52.7万”。若消灭等于击毙，此数已大大超出日本厚生省公布的8年大陆战死者的全部数据（推测日军实际在大陆的战死者约32万名，而绝大多数应是国军的战绩）。

图表1-3山西省灵丘县烈士陵园的纪念碑，立于1965年9月25日。当时的学校课本中，记录的都是歼敌三千余。1980年代，接触到日军档案后，将歼敌三千改为一千。此碑文中也留下了改写的痕迹。笔者拍摄

[1] 拙著「歴史認識問題の現状と将来」『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4号、2010年12月。

[2] 原文出自于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四卷第1132页。原文为“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3] 比如喇叭手的宣传上教科书后两年，连人名都没搞清（一直称白神源次郎）。被后来订正。珍珠港奇袭的“九军神”中也故意抹煞了一名被俘者。军神敷岛队关行男，也是为了推行特攻战术，经过事先调查被选拔出来的人物。

[4] 如当初狼牙山“7勇士”的报导，宣传时被选定为5人（淘汰了两名跳崖前的牺牲者），刘老庄战斗117人的阵亡者中，宣传的也仅仅是有殉国行为的82人。

[5] 据笔者考证，1939年9-10月的陈庄战斗中，日军死亡41名，负伤63名，伪军死伤约20-25名（推测），民夫死亡46名（《有关陈庄战斗的日军史料分析》）。第一次广阳伏击战（广阳大捷）中，日军死亡102名，马夫死亡53名《八路军与太原会战―七亘村，黄岩底，广阳战斗的综合研究》。

[6] 可参考日本防卫厅编写的战史丛书（102卷）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的《抗日战史》（100卷）。特别是有关个别战斗，战役的战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