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戰爭的戰後，至今已經歷了79年。人已更換了三代，今日所謂的高齢者層，也絕大多數沒有過戰爭體驗。戰爭這個名詞，對21世紀的現代人來說，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過去。若任其自然，東亞各國的民眾之間，不應該存在任何對立，反目的理由。可是事實並不如此。國家間的對立，國民間的反目，戰後近80年的今天仍在繼續中。為什麼歷史的怨恨、對立總不能得到解消？ 原因到底在哪裡？

有關歷史認識對立，筆者認為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歷史教育的問題，二是歷史記録的問題。兩者間有一個相同的特徵，即國家間的政治立場、利害面的對立，戰後並沒有過間斷，不僅被繼承發揚，並通過政治手段介入於學校的教育現場和學界的歷史記録中。

在歷史教育面，戰後各國政府，長年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教育為指導方針，在教育現場，教科書中進行人為、有意圖的史料選擇和歷史解釋，以維護國家聲譽，強調自國立場。在這種具有民族主義色彩教育的誘導下，不正確，或片面，不全面的歷史解釋，對他民族的歷史仇恨，誤解從小被播種於青少年的心底，形成人為的和解障礙，使狹隘的，非理智的民族仇恨傳宗接代。其結果，各國間的歷史認識偏差越來越大，終於在不需要民族仇恨的時代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更形成了今日大國主義，霸權主義，擁軍尚武意識泛濫的社會溫床。

關於各國歷史教育的諸問題，筆者已有別論[1] 在此不再贅言。本書中提起的是妨礙歷史和解的第二點原因，即為歷史教育提供材料、方法的歷史記録面的問題。可以說它是歷史教育的基礎。最大特徵，即是受國家政治面的管控，以政治宣傳內容解釋，塗改，描繪歷史。

1.1.1.  歷史研究與政治宣傳

在日常用語中，我們平常總無意識地將“政治”與“宣傳”， “歷史”與“事實”兩組單詞相互搭配使用。為何如此搭配，有沒有相反的組合，並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實際這並不是一個偶然，反映了政治和歷史在語義面的特徵，是一個最適當的搭配法。

 政治，指某特定權力集団（政權，政黨組織）的統治，為了達成這種統治，需要種種的方法和策略。宣傳，即是其實施統治的手法之一。特徵是將自己政策的正確，統治的功績等進行超出實際的擴大描寫，相反，貶低政敵之優點，只強調其過失，醜聞和缺陷。

出於這種宣傳的必要，政治家的言辭，國家的公式立場中也總是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對外宣傳”，另一個是“內部消息”。前者公開的內容、數字中多含有不同程度的水分，而後者傳達的內容基本上接近於事實。所以，對各種信息，情報，史料，分辨其虛實，弄清是“對外”，還是“對內”，在歷史研究中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政府發言人，外交官，政治家在公式場合弄虛作假，掩蓋事實的現象，哪一種社會制度，哪一個國家都相同。由於詭辯，否定，掩飾事實的行為是為了維護至上的國家利益，所以也不會有人追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府發言人道義上的責任。如此，政治與宣傳之間，產生了特殊的親近關係，不管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政權下，政治總要利用宣傳的手段來誇大自己，貶低政敵。所以必須認識到，宣傳屬於“政治行為”，其內容不一定等於等身大的事實。　

相反，歷史和政治的不同，在於其目的是要準確記錄過去所發生的事實，從學問性質上說，絕對不容許作假。所以從手法面，目的面和宣傳都水火不容。不否定，對同樣的歷史事件，各國，各政治組織間會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解釋方法，有不同的歷史觀，但“事實真相”絕不會有兩個。所以在歷史（事實）記錄中，不論敵我，都有嚴謹，如實地記錄歷史事實的必要。若違背此原則，就不能稱之為歷史。從此點講，歷史記錄屬於能經得起事實、史料、證據驗證的有普遍性的科學，與根據政權需要，時代變化不斷變換姿態更換目標的政治宣傳截然不同。

換言而之，宣傳是帶有政治策略性，誇張性的一時性統治方法，而歷史則是具有真實性、普遍性，永久性的科學。為了能正確，嚴謹地記錄事實，正確地解釋歷史，所以產生了歷史學這一種學問，並出現了為其提供根據，證據的檔案館，資料館，圖書館等。

1.1.2.　歷史被政治利用的現象

以上從了理論面指出了政治宣傳與歷史事實的異質性關係。值得注目的是現實上，存在着許多政治介入於歷史的現象，或將政治宣傳與歷史事實混同在一起，甚至用政治宣傳取代歷史教育，取代歷史記錄的現象。特別是在國家，民族，政治集団（政黨）的對立仍在繼續中的近、現代歷史的教育和記錄中，可以說這種現象非常普遍。

比如，在近代史教育中，存在中、日、韓三國間各在自己的政治立場上編寫自己國家的歷史教科書，進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宣傳民族間歷史仇恨的現象，此現象最近已成為一個阻礙民族和解，妨礙歷史研究國際接軌的深刻的政治問題。再者，在大陸中國，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歷史被看作“政治統治的工具”，中國共產黨史，階級鬥爭史占領了歷史領域，曾一時成為“近、現代史”的代詞。在這種歷史工具論的誤導下，政敵國民黨政權方面的抗戰實績被宣傳抹煞，或遭到不應有的貶譽，詆毀。諸如從前的小學課本中出現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而蔣介石卻蹲在峨眉山，等着下山摘桃子（抗戰果實）之類的記述[2]。

歷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蛻變為統治工具時，會出現以下幾種問題：

１．特定國家、政治集團的立場，利害被反映到歷史記錄中，並出現研究組織和研究者的御用化，黨人化現象。不可能保證歷史記錄的公平性和學術面的嚴謹性，出現從國家立場，政治原則，政黨的黨性面排斥異己，干涉學問自由的弊害。

２．政治宣傳的歷史化。在國家史観、政治史観的影響下，出現將政權組織的“宣傳內容”作為“歷史事實”，記錄到史書，教科書中的現象。

３．政治宣傳的教育化。這種偏頗的政治宣傳內容，和不正確的歷史事實，歷史解釋，還會通過國家管理的學校教育，思想教育，滲透到青少年的歷史認識中，造成國家間歷史認識對立的大眾社會溫床。

圖表1-1 軍神木口小平像（濱田市護國神社）和1918年、尋常小學校1年生用『修身教科書』

1.1.3. “軍神”與“英雄”

 政治宣傳在戰史記錄面的表現特徵之一，是創造，塑造極端的英雄形象。目的是通過民族精神，愛國主義，英雄事跡教育，宣傳對某特定組織的忠誠，獻身精神，以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戰前的日本，為了驅使國民為天皇制國家的侵略戰爭獻身，用宣傳手法創造出大量的軍神（英雄）如日清戰爭中的喇叭手木口小平，日俄戰爭中旅順封港戰鬥中的広瀬武夫中佐，太平洋戰爭中珍珠灣襲擊九軍神，神風特攻作戰的敷島隊長關行男等。大多數是此類人為創造，又經過美化的形象，包含許多不實之處[3]。敗戰後，日本人對戰爭進行了徹底反省，接受了和平主義，所有的“軍神”也從教科書中，公共場所中消失殆盡。至今已經不會出現以軍神事跡引為自豪的現象。

與其相反，在戰勝之國，戰爭的神話卻被保存下來，至今仍出現在歷史記錄和教科書中。筆者並不否定中國軍民英勇抗敵的事實，視為問題的僅僅是創造英雄時的宣傳手法（神化）的存在，和以此內容取代歷史，取代事實，運用於學校教育中的政治化現象。對於科學的歷史研究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危險，非常值得憂慮的大問題。

舉一個例子，即戰史記錄，學校思想教育中對共產黨、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和國民黨第五戰區的“台兒莊大戰”（1938年4月、山東省）的過度渲染。這兩個戰鬥，從戰史上角度看並不是一個特殊的，戰果特別顯著的戰鬥，其軍事面，戰略面的意義也有待學問研討。但因為其中含有對日軍作戰“初勝”的政治意義，所以雙雙被共，國兩黨作為宣傳，鼓舞國民士氣，團結抗日力量，提高共產黨，國民黨的抗戰指導威信的政治手段。經過長時間，多方面的宣傳，和通過教育的普及，又使宣傳內容歷史化，教育化，形象遠遠脫離了事實。

一面，不容否定，此種政治宣傳在戰爭年代確實起到了預期的政治效果。鼓舞了國民的抗戰熱情，堅定了其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念。從當時的政治目的――粉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取得抗戰勝利――的角度看，此宣傳策略是成功的，也是有實效的，即使不符合事實，政治面也是需要的。因為在此，其僅僅是作為一種政治的手段。

1.1.4.　宣傳效果的“第二次利用”

問題不在戰前的“政治宣傳”，而出在戰後的“歷史化”過程中。抗日戰爭以勝利告終，政治目的（抗戰勝利）達到，使宣傳在此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此時，本應該將宣傳的對象，從政治操縱下解放出來，經過歷史研究還原其本來面貌（如美軍的硫磺島的星條旗報導）。可是實際上，失去現實意義的宣傳並沒有停止，反而被新的政治需要再次利用，繼承。並且用同樣手法，在原來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新的發揮，創造，使其形象更神聖化，變得更完美無缺。

這種新的政治需要即是“愛國主義教育”。在中國國內幾乎所有的戰爭紀念館中，都有一塊同樣的金字招牌，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說明紀念館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歷史題材進行政治教育。以宣傳國家，民族和政黨的偉大，光榮，正確，達到鞏固政權的統治目的。當然，出於此目的，展示的內容多含宣傳的水分，並不一定能經得起學問和歷史事實的檢驗。

戰後和平時代的教育普及和媒體的發達，還使宣傳產生了一種新的副作用，即政治宣傳內容的普遍化，歷史化現象。不僅介入於教育，並且通過御用的研究機關，學者之手正統化，作為事實記錄到史書之中。

在政治宣傳內容的大眾化，歷史化過程中，還不能忽視一個客觀環境條件，即民族主義色彩極其強烈的庶民嗜好的存在。當然它和政治宣傳，思想教育是相輔相成的，可以說是多年，大規模歷史教育，愛國主義宣傳的產物。其大眾口味，和對英雄事跡，故事情節的獵奇心理更刺激了商業性大眾作家的創作意欲。小說家，劇本作者，各種媒體蜂擁參入，產生了大量低俗的以抗戰為題材的文學，影視作品。這種經過宣傳操作，教育管理產生的大眾化現象，又成為促進歷史神話普及的社會土壤。其惡果之一例，即2016年6月27日維護“狼牙山五壯士”名譽的判決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出現。這種以宣傳造就的虛假的所謂“民族的共同記憶、民族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取代法理，封鎖學問研究的荒唐的政治判決，只象徵着權力的無知和對法律，學問，言論自由挑戰的勝利。可悲的是大眾輿論，不僅認識不到這種危機，反而對真正的學問研究處處喊打，理由僅僅是學問的研究結果損壞了自己心中被教育所“種植”的形象。形如魯迅筆中的阿Q，不知道學問的自由已被剝奪，法的尊嚴遭到踐踏，而自己也正在一步步被推上專治政治的刑場。

1.1.5. “英雄”創造的方法

歷史中的英雄神話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筆者認為並不會是無中生有。肯定都有部分事實根據。狼牙山戰鬥中犧牲，跳崖的五名戰士，劉老莊戰鬥中殉國的82勇士，平型關的殲敵的勝利肯定都不是虛構，只不過在表彰，宣傳，即政治化的過程中進行了肆意的選擇，美化[4]。使 “小勝”變為“大捷”（平型關，台兒莊大捷），把“殉國”行為，抬高至“殲敵”形象（如狼牙山五壯士，和劉老莊連的宣傳）。使原始的事實真相在加工過程中發生了巨大失真。在塑造英雄形象的過程中，政治宣傳採取的常見手法如下：

一，添枝加葉。如平型關大捷中，伏擊敵後勤部隊的基本事實在多年的宣傳中逐漸被擴大，出現殲敵精銳主力之說，林彪三次赴喬溝偵查說，喬溝伏擊為林彪獨創說，敵軍出動飛機，坦克，八路軍與日軍進行大規模肉搏說，國民黨軍的不協力，或故意打開缺口縱敵逃竄說等。多屬於之後宣傳，故事化過程中的添枝加葉，當然不存任何確鑿的歷史證據。

二，反襯法。以虛造殺敵數字來襯托英雄的偉大。如狼牙山，劉老莊連的宣傳，本只是誓死不屈，壯烈殉國的行為，但為了使其形象趨於完美，有利於鼓舞抗戰士氣，塑造出無中生有的殲敵數字。如狼牙山五壯士“殲敵90名”（實際考證結果為日軍負傷1名）說，劉老莊英雄連“殲敵170-300名”（實際為死亡2名，負傷不詳）說，楊成武獨立團的腰站阻擊“殲敵3-400名”（實際死2傷7名）說，陽明堡夜襲“擊毀敵飛機24架”“殲敵百名”說等（實際重創敵機一架，人員斃3傷4），其宣傳內容和事實數字都有很大出入。

三，“偽軍”法。此也是反襯法的另一種表現，由於日軍有嚴謹的死亡統計，殲滅日軍數字很難大做手腳，宣傳機關的新方法就是將用語曖昧化。比如把戰果面對死亡，負傷的區別計算，統稱為“死傷”，或改稱為“殲滅，消滅”等定義不明用語。為了不使宣傳數字露出馬腳，也經常可見以增加“偽軍” ，“二鬼子”（對朝鮮人的蔑稱）人數來宣傳戰果的方法。或統稱為“日偽軍”。以調整殲敵戰果數字差的平衡。

實際上，所謂的“偽軍”多是在白區經日軍宣撫工作後成立的偽組織的地方自衛武裝，一般不會到第一線作戰。像平型關、台兒莊的這種正規軍的運動作戰中，是不會有偽軍出現的。而在占領地區的地方掃蕩中，即使有偽軍（一般日軍資料中稱和平軍，保安隊，皇協軍等）參加作戰，日軍的作戰檔案中也會有組織，人數記錄（一般沒有死亡記錄）。在八路軍的狼牙山戰鬥，陳莊大捷記錄中，可見到宣傳者將被強迫運輸根據地物資（清鄉物資）的非武裝民工隊稱為偽軍，敵人並加以殺傷的行為。若八路軍在陳莊戰鬥，廣陽伏擊戰中擊斃的民夫數字，據筆者考證都接近或超出日軍的死亡人數[5]。這些無任何武裝的民夫死後，數字也會被誇大，並記錄到八路軍殲滅“日偽軍”的大捷戰果中。有誰曾考慮過，使用這種民族的苦肉計，犧牲的是誰的尊嚴，維護的又是誰的榮譽?

1.1.6.死傷，殲滅，消滅談義

軍事史研究中，“死傷”然固是一個衡量戰果的標準。但將死，傷兩者混為一談時，很容易成為一個被利用虛報戰功的政治詞彙。特別是在敵我兩國對立的戰爭進行之中，敵我之間還存在着鼓舞，或欺騙國民的宣傳戰。在此文筆的博弈中，與數據面的誇張同時，“死傷“，”斃傷”，“殲滅”，“消滅”也是常用的詞語。如共產黨公式的抗日戰爭的戰果宣傳中，很難見到擊斃日軍的明確數字，使用的幾乎都是“死傷，斃傷”，“殲滅”，“消滅”，或“敵人”，“日偽軍”等定義模糊的詞語。目的很明確，即為了宣傳、擴大戰果。

一方面，對作戰擔當者（軍人）來說，或戰史研究者來說，這類不嚴謹的用語，並沒有多少軍事作戰面，或歷史記錄面的意義，反而會產生許多負面影響。因為此類語彙並不能準確表達戰力面的情報。死就是死，傷就是傷，死亡等於有生力量的減員，而負傷，特別是輕傷，有很大復活、再出現於戰場的可能。

所以對作戰指揮者，或戰史研究者來說，一般都會排斥此類曖昧表現，更願意掌握的情報是死亡（戰死，陣亡，病死）數據，特別是己方的死亡。也許很多人能注意到，除了共產黨方面的戰史記錄外，嚴謹的戰史書籍中一般都不會有殲敵數字出現，記錄的僅僅是己方的損失^[6]。這實際才是一個正確歷史記錄方法。因為敵方的死傷數字，是不能準確統計的。若不能每次都打殲滅戰，清掃戰場，擊斃，擊傷敵方的人數，到底是如何統計的？

出於此軍事面的理由，日軍方面，只要有可能，作戰擔當者都要求作戰部隊提供敵方死亡數據。不允許以“死傷”來概括戰果。日軍戰鬥詳報等多見的“敵遺屍某某具”的記錄方法，即是軍上級作戰擔當者的要求。不允許記錄敵負傷數字。即使下級部隊有此類死傷報告，也不會被上級機關信用，採錄。所以日軍記錄中留下的僅僅是經過清點的“敵遺棄屍體數”，有時候還出現以委託第三者（憲兵）清點的現象。目的也是監督報告者的浮誇。

在死亡統計面，可以說，戰爭中日軍的統計方法是十分嚴謹的。收屍，確認，核對後要出示種種證明。最終的死亡證明（報告書）總要複製10-15部，向各級單位提出，所以同一死者的死亡證明，家屬，市町村，縣，厚生省，護國神社，靖國神社等都會有保管。近代以來的所有戰爭的戰沒者（包括二戰中死亡的240餘萬軍人，軍屬），一般都能查出姓名，軍階，死亡日期，地點，死因，籍貫，所屬等情報。不僅是軍事家嚴謹，更重要的是其記錄有法律面，國家行政面的需要。戰前的日本，雖然是天皇制專治國家，同時也是近代的法制社會。1927年的公布，實施兵役法，就是其中一例。

按此法律，徵兵是一種國民（男子）必須盡的義務。任何人都不能違背。服役期間從20-38歲。軍人從法律面講，並不是自願為國貢獻，而是被國家（強制）徵用的服役者，地位等於國家公務員。若服役期間死亡，負傷，國家有負有賠償義務。其賠償的依據，就是嚴密的軍人人事檔案（現在厚生省保管着明治以來的3400萬件軍人檔案）。死傷記錄，就是其中一種。軍人死亡（包括戰死，戰病死，事故死）後，戰前有“一次賜金”（士兵約千餘圓），軍功（金鵄勲章）年金（士兵年約150圓）戰後有遺族年金（死亡者遺孀），軍人恩給（舊軍人本人）。不管戰爭的性質如何，勝敗如何，對死者支付賠償，都是國家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所以，此賠償在戰後的和平時代仍在繼續，一直支付到遺族本人，或舊軍人本人死亡。為此，在各縣，舊軍人的人事檔案（軍籍，陸軍）一般都由發放遺族年金的部局（年金福祉課）保管。這些都是日軍戰沒者檔案管理嚴謹，記錄全面的理由。

國軍和共產黨軍隊，對自己的死亡雖有一部分記錄，但並不嚴謹，全面。最大原因考慮是沒有嚴謹的徵兵法律，經常出現招兵買馬，抓壯丁，或組織義勇軍，募集志願者上戰場的現象。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組織，基本上屬於志願部隊。到處招兵買馬，擴展十分迅速，有時幾個月就能擴大一倍。抗戰開始後出現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的獨立團，僅僅幾個月就能改編為獨立師。當然對這種在宣傳，群眾工作中參軍，入伍，打起仗撒腿跑散的一般軍人，不會有嚴密的人事管理制度。若看現存的八路軍人事檔案，可見有記錄的一部分幾乎都是黨員，紅軍戰士，幹部等骨幹。若以戰鬥後很難準確掌握己方的死亡人數。即使能留下人數，也不會留下完全的姓名。宣傳中的“劉老莊英雄連”，稱殉國者82名，卻絕大多數都沒有姓名，當然也不會有對死者家屬的補償。

戰史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積累了多數戰例，發現了一個普遍性規則，即現在共產黨所公布的“殲敵”戰果數據。實際上都是對外公布，宣傳用數字，如當時《八路軍軍政雜誌》按月統計的所謂戰果的數據等。若能與日軍檔案記錄（戰死者統計）對比，可發現都有十倍至數十倍的差距。現在國家所公布，學校歷史課本中出現的共產黨軍隊殲敵百萬的數字，即是以此種虛假的戰果報告數字堆集而成的。

圖表1-2 2015年中國近代史大學課本內容。稱共產黨軍隊“消滅日偽軍171.4萬，其中日軍52.7萬”。若消滅等於擊斃，此數已大大超出日本厚生省公布的8年大陸戰死者的全部數據（推測日軍實際在大陸的戰死者約32萬名，而絕大多數應是國軍的戰績）。

圖表1-3山西省靈丘縣烈士陵園的紀念碑，立於1965年9月25日。當時的學校課本中，記錄的都是殲敵三千餘。1980年代，接觸到日軍檔案後，將殲敵三千改為一千。此碑文中也留下了改寫的痕跡。筆者拍攝

[1] 拙著「歴史認識問題の現狀と將來」『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54號、2010年12月。

[2] 原文出自於毛澤東《抗戰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四卷第1132頁。原文為“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

[3] 比如喇叭手的宣傳上教科書後兩年，連人名都沒搞清（一直稱白神源次郎）。被後來訂正。珍珠港奇襲的“九軍神”中也故意抹煞了一名被俘者。軍神敷島隊關行男，也是為了推行特攻戰術，經過事先調查被選拔出來的人物。

[4] 如當初狼牙山“7勇士”的報導，宣傳時被選定為5人（淘汰了兩名跳崖前的犧牲者），劉老莊戰鬥117人的陣亡者中，宣傳的也僅僅是有殉國行為的82人。

[5] 據筆者考證，1939年9-10月的陳莊戰鬥中，日軍死亡41名，負傷63名，偽軍死傷約20-25名（推測），民夫死亡46名（《有關陳莊戰鬥的日軍史料分析》）。第一次廣陽伏擊戰（廣陽大捷）中，日軍死亡102名，馬夫死亡53名《八路軍與太原會戰―七亘村，黃岩底，廣陽戰鬥的綜合研究》。

[6] 可參考日本防衛廳編寫的戰史叢書（102卷）和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抗日戰史》（100卷）。特別是有關個別戰鬥，戰役的戰果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