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3年前寫作的舊文，在牆內被封殺的文章。也是筆者以國內讀者為對象的寫作，我想，總有一天，能和國內人見面】

（1）有關南京大屠殺認識問題的現狀

作為歷史研究者，我認為今日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和研究方面，存在着以下幾個問題。基本上何以說，現在“南京大屠殺”的事件已經被政治化，逐漸脫離了歷史研究領域。其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是政治利用，二，是教育利用。

1.1.南京事件的政治利用

在政治方面，南京大屠殺可以說是“中日兩國間歷史認識問題”的焦點，國家政治對的橋頭堡。每當中日兩國間發生政治衝突，領土紛爭，經濟摩擦時，為迫使對方讓步，是政治家首先喜歡動用的外交籌碼之一。

由於國家政治，通過行政管理，資金控制介入學界，使學界的南京大屠殺研究也發生御用化現象。一有外交事端，大學的研究者會首先被召喚出來，按照國家政治指針發言，追究大屠殺的責任，製造反日的政治輿論，此行為，妨礙了個人的自主研究，自由思考。

可以說政治目的是沒有節操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利用方法也同樣。有必要時（關繫緊張，感情惡化時）立即利用，宣傳會變本加厲。沒必要（關係緩和時，或蜜月時）時從不提及，即使有人提及，政權也會出面封鎖，壓制，以求“維穩”。為的只是政治面的效應，並不在大屠殺的事實真相如何。此為政治利用的特徵。

1.2.南京事件的教育利用

比起政治利用，更甚者是教育利用。現在，南京大屠殺也被利用作為傳播民族仇恨，怨恨的工具。歷史研究的本來目的，應是吸取教訓，防止戰爭和犯罪行為的再發，促進後代人的民族和解。而南京大屠殺教育的結果正相反，歷史仇恨，民族怨恨傳宗接代，妨礙了戰後國家，民族間，民眾之間的和解。

雖然有相同的戰爭體驗，但二戰後歐洲國家很快就形成和解，而亞洲國家，在戰後76年，南京事件後84年的今天，國家間仍繼續着在歷史認識問題面的對立。其理由，即在國家政權對後代不斷進行一種感情面的仇恨教育。可以說在教育中對後代傳遞仇恨的現象，民主體制的國家中並不存在。是為全體主義的獨裁，專制國家，或極端民族主義國家的一個象徵。

問題還在教育中的怨恨，恨等，並不存在理智，大都是一種感情化的東西。這也是學校教育（主要指高中以下的有教科書的，國家指導的義務教育）在方法面的特徵。每個亞洲國家的學校教育中，都具有類似傾向。不注重被教育者的思考能力，只求得到一種政治效果。即要愛黨，愛國，愛領袖。要保衛國家領土，要憎恨敵人。在灌輸這類內容時，是不需要人有思考能力的。

1.3日本“和平教育”的例

我是日本近代史的研究者，教育者。所以在指出南京事件的問題前，首先介紹一下日本的情況。現在的日本是民主國家，進行的是和“平主義教育”，但也存在用方針誘導，灌輸感情的傾向。吸取了近代戰爭教訓後，戰後日本的教育指導方針是“和平”。所有的日本青少年，都是在這種和平教育的環境下成長的。其內容，主要是宣傳戰爭的悲慘性，非人道性。問題在國家的干涉，管理（教科書檢定）下，題材中選擇的都是自己民族，國家的戰爭被害體驗。所有的教科書中，肯定有以下三個代表內容。

1.  美軍對東京的無差別地毯轟炸（1945年3月10日，稱東京空襲），燃燒彈引起的火災，使約10萬民眾喪失。

2.  沖繩戰（1945年4-6月，美軍對日本本土登陸作戰第一步），約三個月的戰鬥中，5萬軍人包括民間人共10餘萬人喪生。

3.  原爆的被害，發生在1945年8月，在廣島，長崎，美軍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使20萬人喪生。

以上內容可見，在國家管控的教育下，灌輸的都是自己民族的戰爭受害體驗。可以說，這種戰爭受害者意識，既是日本年輕人發誓“不再進行戰爭”的，和平主義的原點。

方法也是感情面的灌輸，即不教授侵略戰爭的起因，對平民屠殺的構造，而用影像，遺留物，照片，藝術作品（原爆繪畫），當事人的控訴，體驗談等作為教育手段，或利用上課時間，帶領學生集體參觀戰爭紀念館等方法，進行感化教育。

可以說，此種感情誘導的教育方法是片面的，有意圖的，也是有害的。國家控管的教育內容，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並不在澄清事實真相。結果會出現以下兩種偏向。

1.用自己的受害體驗，掩蓋了加害者的一面。受教育者並不能全面，深刻了解自己國家的戰爭責任。當然，對他國的加害，如南京大屠殺的慘狀等，不會在此類感情灌輸的內容內。

2.感情灌輸的結果，使受教育者失去理智的思考能力。成為感情面的和平主義者。常見日本的原爆團體的受害者和受過教育的年青人，到世界各處控訴原爆的慘狀，卻往往得不到所期待的同情效果。我認為，原因在不能解釋戰爭的始因，其把原爆投下的理由，責任都推給他國，他方，而自己從始至終，僅僅是一個可憐的受害者形象。

在廣島，長崎的原爆紀念館的展示內容中，也可見一種偏向，即並不觸及自己國家的責任，天皇制的責任，傳播的只是美國想用原子彈來結束戰爭，從而造成大量無辜民眾的受害。紀念館的留言簿中，也如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一樣，記錄，傳遞的都是參觀者對加害者的仇恨感情。由於沒有反美教育，一般，日本人並不恨美國人，但從紀念館出來的參觀者，卻都充滿着感情面的仇恨。

原爆投下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拒絕了無條件投降的波次坦公告（美，英，中，1945年7月26日發表）。實際上勸降條件的內容，基本上都被接受，最後僅剩下一條，即戰後溫存日本天皇制的保證。由於7月26日公布的正式內容文本中，不能明確此保證（不否認和曼哈頓計劃有關，但至今未能找到確鑿證據），所以日本政府拒絕了公告。為了保持一個天皇制的體面，使20萬無辜民眾喪命，難道自己的國家，政府的行為中沒有責任？美國人的責任再大，也並不是企圖炸死平民。10公里高空的投彈目標，也是第五師團所在的廣島城（日清戰爭時的大本營），從現在的爆心地郵局測距，僅偏差了約500米。從技術面講，也可看出當時任務執行者的最大努力。

以上的細節，當然不會出現在教科書中，除了歷史研究者和大學的講堂（大學沒有教科書，是學問自由的聖地）外，日本的絕大多數人至今幾乎都不知道此真相。這就感情灌輸教育的結果。

1.4.南京大屠殺感情灌輸的例

和日本的和平教育同樣，南京大屠殺的教育，傳遞的也只是一種感情。日本只是傳遞戰爭中自己被害，悲慘的一面，而中國除此之外，傳遞的內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層面，即愛憎感情和歷史仇恨的意識。可以說“悲慘，受害”的感情是消極的，被動的。而仇恨，報復心理卻是積極地，有行動力的，會形成一種容易被政治利用的，大眾民族主義感情的社會基礎。

課堂之外，教育場所也包括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一類的戰爭紀設施。在國內，每一個歷史紀念館，戰爭紀念館門口，肯定要有一個金子的招牌，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告訴你，到此地的目的是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並不一定是來了解事實，查看資料的。出於這種目的，國內的戰爭紀念館中，缺乏文字，書籍，檔案資料，多為便於灌輸感情的圖片展覽，影像，實物，證言。讓你感動，激動，滿腔仇恨，熱血沸騰。從學問研究的角度看，不問軍民，國際法內容的“大屠殺”一詞，本身即是一個感情用語。和30萬的感情符號一樣，妨礙，阻止着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世界各國有良識的研究者的參入。

為了追求教育效果，上世紀80年代，大屠殺紀念館曾經把日本人拍攝的通州事件（1937年8月，在河北通州，日本僑民被殺害）的照片，也作為大屠殺的證據，悄悄地擺入紀念館陳列的圖片中，不料被前來參觀的日本人識破，成為日本右翼主張“大屠殺虛幻”論的理由。

2014年立法開始的公祭日的儀式活動，變本加厲，追求的也是這種教育效果，強調要繼續牢記血淚仇，民族恨。此公祭儀式，若開始於事件不久後的戰前，是有意義的，因為記憶猶新，受害者的親人也在世。但戰後69年，始立法新設的目的到底在何處? 追求的又是何種效果?

同樣，30萬人的數字，也是一個非理智的，被政治利用的代表。缺乏科學的事實證據。但現在代表着國家立場，黨的原則，被作為大屠殺研究的前提。使30萬這一數字脫離了科學研究領域，變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控訴狀，一個神聖的感情符號。阻礙了學術研究的正常發展。

（2） 歷史事實與怨恨教育

2.1.怨恨的傳代是本末倒置的歷史現象

以上講的是南京大屠殺政治，教育利用的現狀。下面講一下歷史的繼承問題。南京事件的政治化，愛國主義教育化的結果，產生出不應有的歷史怨恨，仇恨的繼承現象。而應該有的學問研究，真相追究，歷史教訓吸取面，卻不能得到發展。可以稱這是一種歷史機能本末倒置的現象。

也許有人會說，難道應該忘記民族仇恨和侵略者的血債？我們決不能忘記過去！

不忘記過去，並不是一句錯話。但我想提醒的是，記住怨恨，仇恨，並不等於“不忘記過去”。不忘記過去，有更重要的另一層面的含義。

現在，哪個國家在教育中都說“不要忘記過去”。但事實上所繼承的到底都是什麼內容？如同以上所講，在日本，被解釋為自己國家，國民的戰爭受害體驗。在中國大陸，被解釋為“牢記血淚仇，民族恨”。共同點，即都是一種不理智，不全面的對立感情，代表着一個國家，政權的立場。強調自己是受害者，缺乏寬容與民族和解的精神。會導致歷史復仇意識的滋生。難道這類狹隘的民族主義，應是不要忘記過去的內容？

2.2.今日有沒有繼承怨恨的必要？

有沒有繼承怨恨的必要？我認為，現在並沒有必要。可以說三代人以前的怨恨，很難忘記的。此時加害者可能還活在世上，被害也屬於當事者的直接體驗，或是在體驗者影響下的直接經驗的繼承。如爺爺會將家族受害的體驗講給兒子，孫子聽一樣。

但第四代以後，直接經驗者和加害對象已經不存在時，我認為並沒有經過宣傳手段、人為地“再生”這種民族怨恨的必要。此時若不進行宣傳灌輸，怨恨會很自然地消失。怨恨，仇恨只是一種感情，不會有益於將來，也不能成為有普遍性的文化遺產，永世被繼承下來。

為什麼要提倡忘記歷史怨恨？有三個理由

第一，是現在的怨恨，仇恨，是一種再生的，第二次形成感情。而再生過程中，會受政治，教育方針，方法的影響，出現偏差，偏頗現象。前述學校感情教育的結果，就是一個例證。

還有一個例證，是現在，國內年輕人中可以看到的一種傾向。即把戰爭的責任，犯罪，殘酷行為的原因，從國家轉嫁到民族，個人。大屠殺，被解釋為來自日本民族性的殘酷，來自日本鬼子性格的殘忍。我接觸的年輕大學生，包括高一級的研究生中，都流行這種在文化面，用民族性來解釋日軍的殘酷的方法。

可以說，若沒戰前的軍國主義教育，忠君愛國教育和上級命令，日本人是不會到戰場殘忍殺人的。如今的日本人也在同樣的傳統，和文化背景中長大。但幾乎所有的人，連一隻雞都不敢殺。這既是天皇制國家的忠君愛國教育，和民主主義國家的和平主義教育的不同結果。所以，戰爭和屠殺，從根本看，都是國家的責任。可是今天繼承了歷史仇恨的年輕人，看完抗戰神劇的老百姓，幾乎沒有恨侵略國家的，都是在罵，在憎惡日本鬼子。鬼子一詞，指的到底是國家，還是個人？很多人並不思考，善良的日本民眾是怎樣變成鬼子的，怎樣變成屠殺者的，責任到底在何處。

第二個理由是為了將來，為了人類，世界的共生。 中華民族若永遠不忘對滿清統治的民族仇恨，怎麼會有今天的中國。歐洲人若牢記不忘對發動二戰的德意志民族的歷史怨恨，又怎麼會有今日的EU共同體？所以在文明社會，現代社會中，人要寬容，要展望世界，展望將來，謀求共同的新生活。特別是沒有直接戰爭體驗的第四代人之間，所需要的並不是歷史怨恨，而是民族的和解。

第三個理由，是怨恨不可能傳代，而歷史事實可以流芳千古。歷史是記錄事實的，卻不能傳遞感情面的東西。人為的傳遞，在歷史上也不會超過百年。古代戰爭，同樣有殘酷的殺戮，也有對他民族，他國家兼併和種族滅亡的慘劇。但對現代人來說，只是客觀的一個歷史場面，並沒有血腥味，傳遞不了屠殺時的悲慘。相反，屠殺者，勝利者，也往往被描繪為史詩之中的英雄。所以歷史的怨恨是不可能永存的。可以說，灌輸民族怨恨，是國家政治的需要，政權統治的需要。而不是人類生活的需要。一般只能與一個國家政權同命運。但哪一個政權能長命百年？

以上講的主旨，即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繼承，研究乖離了科學，走到傳播，繼承民族怨恨的一個相反，極端的方面。怨恨和控訴，在事件後，在當事人生存的期間內，是有必要的，須尊重的。不僅是歷史正義問題，也是法律（國際法）問題，人道問題。但在事件後84年的今天，不認真研究歷史真相，總結歷史教訓，仍然對第四代人，繼續灌輸民族怨恨方法，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錯誤。

（3）南京事件研究方面的諸問題。

下面講一下研究方面的諸問題。南京事件研究的目標，應是還原歷史事實，吸取歷史教訓。使其脫出狹隘的民族怨恨，成為有普遍性的歷史教訓遺產。

所以研究面，不僅要有學問的嚴謹性，公平性，重要的是必須越過國境，超越民族仇恨，賦予其在世界上被認同的普遍性。在此，增強國際面的理解，開展國際化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層面。但事實上，這種國際化研究，受到前述政治化，教育化，感情化的阻礙，很難正常開展。下面看一下阻礙學問正常研究的幾個原因。

3.1.政治介入歷史研究

一是，政治介入歷史研究。研究者要政治掛帥，代表國家立場，服從黨的指導。研究需要的經費，研究者的學術評價，也按此與學術內容無關的原則重點分配。從而影響了學問的自由發展。拿政府的錢，事先要有政治審查，導致了研究者的黨人化，為政治服務，被政權御用的傾向。

另外為了配合教育，研究中也會出現感情化偏向。如注重渲染悲慘的情節，描寫屠殺的場景，控訴犯罪者殘酷等內容。很多學術論文中也充滿着不需要的形容詞。把學問研究與法庭控訴，與民族怨恨的教育混同到一起，影響了學術質量。

我個人認為，“南京大屠殺”一詞，本身即是一個法庭的控訴用語。代表着民族的歷史仇恨。但學術面定的定義並不清楚。在今天的研究中，使用“大屠殺”作看板的話，會渲染政治氣氛，感情氣氛，客觀面會使部分國外的研究者，特別是日本的學者很難接近。

此外，大屠殺紀念館，公祭日儀式的現場，也都充滿感情，可謂殺氣騰騰，同仇敵愾。這種在感情面的煽動手法，目的都是要激發狹隘，非理智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鞏固政權統治，是阻礙研究國際化的要素。

所以我認為，至少在研究中，在學問界，應避開使用“大屠殺”一詞，改為 “南京事件中日軍對平民，俘虜，傷病者的大量殺害”。這樣定義明確，語氣平緩，會引起更好的研究效果。

3.2.缺乏公允的共同尺度

二是缺乏一個公允的研究尺度。我為什麼剛才說，要使用“對平民，俘虜，傷病者的大量殺害”一詞，因為這是一個國際化研究的尺度。在國內，一般人都認為，在日軍南京攻略戰中出現的所有犧牲者，都屬於大屠殺的受害範圍。但這只是中國國家的立場，並不能通用於世界。

對南京事件感興趣，想追究事件真相國外學者，主要的目的都一樣，即想證實日軍的“戰爭犯罪”行為。

什麼叫戰爭犯罪？實際上有一個共通的尺度，即戰爭國際法的日內瓦條約，又稱（紅十字會條約）。在此，戰爭犯罪的研究對象，僅限於對民間人，俘虜，傷兵，患病者的殺害，虐待。相反戰鬥中的殘酷，相互殺害並不包括在內。也許對遭受侵略的國家講，這個原則並不公平，但現在是唯一可以通用於世界的共同標準。對此，很多中國的學者都不明白，30萬的數字中，也沒有明確區分。若能按此一尺度開展戰爭犯罪研究的話，會形成共同的研究平台，出現更好的國際化合作效果。

3.3對犯罪構造研究的不足

三是缺乏對犯罪構造的研究。可以說，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研究戰爭犯罪的構造是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即為什麼會出現戰爭犯罪，原因在何處。大屠殺的原因，絕不是能用日本民族的殘酷性，日本鬼子的殘忍一句話，可以不了了之的問題。

在政治利用，教育利用的影響下，現在國內的大屠殺研究者，都熱衷於堆積數字，描寫慘景，或搜集軍隊情報，確定有責任的當事部隊。可稱目的都集中在“追究犯罪責任”一面。實際上，這都是法律，法庭的問題，現實問題。並不代表歷史研究的本職。歷史研究應着重分析犯罪構造，尋找日軍為什麼殺害平民百姓，殺害俘虜，傷兵的理由。

3.4對今後的建議

基於以上幾個問題，下面是我作為歷史研究者的建議。

1.為了研究的嚴謹和國際化發展，在學問界，“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標題，應該更換為《南京事件中侵華日軍對平民，俘虜，傷病者大量殺害的研究》。去掉感情色彩，以戰爭國際法為準則，樹立研究前提和研究方向。

2.方法以構造研究為主。從現狀看，可以避開已政治化，感情化的南京，對其他較小型的，容易找到確實根據的例證進行研究。這樣有利於分析戰爭犯罪的構造。

我在戰史研究的過程中，就觸及過數例。一是山西省的陽高慘案，發生在1937年9月9日。由於證據確鑿，所以對此案件，日本國內的研究者也有很大關注。包括右翼的歷史學者。目的都是要追究此犯罪事件的責任。陽高慘案，是日記侵華後可明確的首次戰爭犯罪，是憲兵的犯罪，又發生在戰鬥行為結束之後。作為執法機關的憲兵，為什能殘殺平民百姓？所以，研究者推測肯定有上級命令存在。誰下的命令？現在已追究到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本人。指出陽高慘案，屬於軍隊組織的犯罪。

另一個是台兒莊戰役前階段，山東省滕縣的戰鬥中的“北沙河慘案”，發生在1938年3月15晨。研究者利用日軍作戰史料（命令，行軍路線等），結合當地人的證言，得出令人信服的完整結論。遇難者為83名與戰鬥無關的村民。都明確到姓名或家族關係。日軍的犯罪部隊，也可以按命令確定到中隊單位。雖然規模不大，但史料的完整性高，證據確鑿，對犯罪構造的研究很有價值。可以從中了解，日軍在戰鬥行進中，對平民的殺害是一個普遍現象，絕不僅僅發生在南京。

（4）戰爭犯罪的構造

第四節，具體講一下戰爭犯罪的構造。研究構造的主旨，是從體制上尋找犯罪原因。有利於吸取歷史教訓。

4.1.戰爭犯罪的根本責任在國家

首先要了解日軍為什大屠殺，戰爭犯罪是誰的責任。關於這點我已經重複過很多次，即根本責任在於國家。在於忠君愛國，為政權殉死的國家主義教育中。 將責任推諉給下級士兵（日本鬼子），推諉於日本人的民族性，是歷史仇恨教育，感情教育的結果，不可能從構造上理解戰爭犯罪原因。

4.2.殉國教的負面影響

其次，可以說忠君愛國，不做俘虜的殉死精神，也是導致戰爭犯罪的原因之一。戰前日本的學校教育，軍隊教育中，都在宣揚忠君愛國和殉國精神，恥作俘虜。可謂陸軍大臣東條英機頒布的《戰陣訓》（1941年）。殉死，殉國，可以說是一種封建思想餘毒。從本質面講，所謂的殉國，並不在愛國，而是忠君，獎勵的是為君主，天皇殉死的精神。

愛國是近代西洋的思想，封建時代的日本和中國，只有對君主的忠誠，並沒有統一的國家意識。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此意識發生了一些變化，加入了愛國的定義，而沒有進行過近代洗禮的中國，此類忠誠（對領袖，政黨）教育一直延續至今。日本近代教育中的“忠君愛國”，是近代思想和封建思想融合的產物。在向西洋學習的過程中，把西洋的“愛國主義”，和封建的“忠君思想”混同到一起， 1890年，作為國民道德，導入《教育敕語》。因為中心是為君主殉死的封建思想，當然不會存在人權意識。成為日本軍隊輕視俘虜，虐殺俘虜原因。即為君主殉死的封建“美德”，導致了輕視俘虜人命的結果。

日軍在否定日內瓦條約中俘虜條項的理由中，就存在此種解釋。稱“我們不教育士兵作俘虜，如果僅保護，優待你們的俘虜，條約就失去平等性”。還必須注意，這種東方式的殉死意識，並且並不都發生在戰前的日本，在中國大陸，甚至現在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

4.3. 軍隊戰術面的構造

第三，看一下軍隊的戰略，戰術面的構造。中日戰爭初期，日軍的戰略方針是急速擴大戰線，以少精銳兵力進行快速進擊。此種戰法，特徵是不具備收容俘虜的能力。特別是在國軍的大規模抵抗下，戰鬥之後經常會出現大量俘虜。上級沒有俘虜政策，一意只命令部隊繼續前進，結果產生出“處分”俘虜的現象。

戰爭初期的戰鬥戰役中，中日兩軍的人數對比，一般都在7-10倍以上。

平型關戰役日軍約5000-10000名（正面戰場），而國軍的統計為15萬，實際投入戰鬥者的人數，約6-8萬。有十倍以上大差。共產黨的平型關大捷也同樣，八路軍115師6000人的對手，僅為450名輜重兵。一方的八路軍主力有迫擊炮重機槍，另一方的日軍輜重部隊，只有不過5挺輕機槍，這樣戰鬥，還要打4個小時，顯示出戰力之差。

這種兵力懸殊的情況下，作戰中若出現大量俘虜，根本無法處置。從體制面看沒有法規，從戰力面看沒有餘裕。南京大屠殺，主要是對降服者的大量虐殺，即發生在此背景之下。屬於戰略，戰術面的缺陷。這些都是應該進行犯罪構造研究的對象。?  

4.4.日軍“掃蕩”，“戰場清理”行為分析

第四，是日軍的戰場掃蕩，戰場清理行為。“盪”詞義為徹底清除。戰鬥中，或戰鬥後的掃蕩行為中，都包括對民間人，對俘虜，傷兵的殘殺。原則既是全部處死，不留活口。南京的慘劇，可以說就是戰鬥後掃蕩行為的結果。

戰鬥後的戰場清理，都可以說是重要的戰爭犯罪現場。戰爭初期，打殲滅戰，清理戰場的主要是日軍。但我所接觸過的各種日軍的戰鬥記錄中，從未見過敵方傷兵的統計。俘虜也十分少見。1938年3月18日，滕縣被日軍占領後，擔任作戰的步兵第十聯隊進城掃蕩半日以上。最終記錄了“敵遺屍3100具”的數字。此數字和繳獲的槍支武器根本對不上數。也沒有一名負傷者記錄，幾名俘虜也僅為報功用的將校。據當地人的證言，戰鬥後的掃蕩中，不僅俘虜，傷兵，連守店鋪的夥計都被日軍處決。此現象和南京事件的“屠城”非常相似。

一面，在國內的戰史記錄中，不僅不研究這種多疑的細節，卻總是自豪地稱，“滕縣川軍3000名將士無一投降，全部壯烈殉國” 云云。這一類“壯烈殉國”的文章表現很多，包括共產黨，國民黨，鼓吹的都是寧死不做俘虜的精神，結果是自欺欺人，為成全自己的臉面，掩蓋了日軍的戰爭犯罪行為。

日軍的戰場記錄中，為什麼只有“敵遺棄屍體”數，為什麼從來未有過傷兵記錄？大量的俘虜又都去向何方，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4.5. 從社會學角度看人間的復仇心理  

第五，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還有一種普遍性的犯罪原因，即人間的復仇，報復心理。不僅限於日軍，在戰場上可以說是一個普遍現象。中國話中的“以血還血”，指的是這種心理。對俘虜，投降者的無差別的殺害，多發生在戰鬥出現損失之後，或戰友犧牲之後。這種報復行為，若發生在戰鬥過程中，一般會作為“戰鬥行為”掩蓋下來。但也存在不少戰鬥之後的報復性集團殘殺。

前述過的陽高慘案，就是一種報復行為。由於輕敵，步兵第三聯隊強行攻城時，戰死豬股准尉以下39名。戰鬥後把城內壯年男子3-400人全部抓捕。目的就是為了報復。

台兒莊戰役滕縣的戰鬥中，在東關一帶，戰鬥後也發了對平民百姓的屠殺。從戰鬥記錄可知，由於四川軍的抵抗，東關的巷戰打得很苦，日軍（步10第一大隊）一整天也未攻下。道路被完全封鎖，日軍只能一個院落，一個院落，破牆而入，一步步擴大戰線。混戰中兩名士兵失蹤。推測是闖入民宅後，被當地老百姓所收拾。百姓害怕事後日軍報復，又把屍體隱藏起來。日軍因為找不見屍體，不能交差。向當地人的詢問又不得結果，最後將被詢問者和其家屬全部殺害。

 4.6 戰爭國際法的教育的不在

還有一個方面，即戰爭國際法的教育問題。雖然日中兩國都加入，或部分加入了日內瓦條約，但卻沒有在軍內教育，宣傳。所以軍內不存在守法意識。八路軍的優待俘虜，也只是一種敵工工作，宣傳策略，並不是依照國際法，遵循人道主義的結果。

日中兩軍的作戰記錄中，都有殺害敵方傷兵，襲擊野戰醫院的記錄。特別是專打敵後勤部隊的八路軍，表現更為突出。1937年11月，山西正太線方面八路軍的廣陽的大捷中，日軍共死亡102人。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即是第20師團的一個野戰醫院，醫護人員死亡近40名。死亡者中，還有多數被日軍僱傭的東北馬夫（運輸監視隊）。對此日軍並沒有留下確切的死亡統計，若加上殲滅民夫的數字，戰果會超出平型關大捷。國軍中，也有孫立人將軍在緬甸坑殺1200俘虜的軼話，大概不會是真事，但都作為英雄美談至今仍被自豪地傳播。反映了當時的日本和中國軍隊的國際法意識的低下。

以上所述的各種犯罪構造研究，目的是吸取教訓，杜絕犯罪事件的再次發生。在南京事件後84年的今天，冷靜地弄清犯罪的構造，科學，正確地記錄犯罪過程，澄清歷史真相，從中吸取教訓，比只控訴屠殺的悲慘，描寫侵略軍的殘酷，進行仇恨感情灌輸要重要得多。

（5）日軍內俘虜政策的變遷

 5.1優待俘虜的歷史

戰前的日本政府和今日的日本右翼，並不將1937年7月之後的日中戰爭稱為 “戰爭”，公式用語是“支那事變”。自己稱為戰爭的，僅僅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以後的“大東亞戰爭”的三年半。而之前的四年半的“支那事變”期間，對外稱為“平時”狀態。如1941年12月20日，大本營聯絡會議《有關今次戰爭的稱呼與平時、戰時界限》一文中規定的那樣，“1941年12月8日，為平時與戰時的分界線”。

此“支那事變”的稱呼有多層政治含義，第一為逃脫國際輿論指責，縮小侵華戰爭的國際影響。第二為逃脫外國政府的經濟制裁，從中立國家購買戰爭需要的物資，軍火。第三個目的，是意圖逃脫戰爭國際法日內瓦公約（紅十字會條約）束縛，擺脫對戰爭犯罪行為的指責。下面從本講義的內容關聯面，着重看看第三點。

日軍在中日戰爭（1937-45）和太平洋戰爭期間，對俘虜進行殘殺，虐待是有名的。1937年12月中國的南京事件，和1942年4月的菲律賓巴丹島死亡行軍即為代表事件之一。

但以前並不如此。現在日本國內仍然存在着許多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軍優待俘虜的佳話。此類佳話，也是日本政府為了抹銷侵略戰爭的負影響，現在最願意提及，宣傳的內容，即日本式的“正能量”。

日俄戰爭中、日軍曾將7萬餘名俄國俘虜帶回國內，松山（愛媛縣）俘虜收容所（分散收容約6000人），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對苦戰中的俄國士兵來說，日本國內的俘虜收容所，比起殘酷無比的戰場來說，可稱是一個人生樂園。日軍優待俘虜的佳話，在戰場上曾廣為流傳。據說，曾有過不少高喊 MAZUYAMA，（松山）,舉槍投降的俄國士兵出現。松山俘虜收容所，多設立在地域的寺院，公會堂等條件優越的設施中。伙食，營養，醫療，外出活動方面的自由也都能受到高度（超越本地居民生活水準以上）的優遇。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日軍攻陷青島時，也獲得了約4000名德軍俘虜，之後被分送到日本國內各地。現在德島縣的板東收容所，即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關於板東俘虜收容所優遇俘虜的傳說更多，現在已成為有名的觀光地。21世紀後，甚至被搬上舞台，拍攝成電影。有一部名為《板東的樂園》的影片，即是在描寫收容所內的戰俘生活。下面是電影內容的介紹文章：

奇蹟般的戰俘收容所出現在德島縣的板東。所長叫松江豐壽，會津舊武士家族出身。他違背陸軍上層的意志，尊重俘虜的人權，為其提供了優待，寬容的生活條件。俘虜們可以自制麵包，印刷發行小報，演奏樂器，甚至經營啤酒店。他們被允許和言語，習慣，文化不同的當地居民交流，在與地域的接觸中，更使俘虜們感觸到人生的喜悅。在日本，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喜的合唱』，最初即誕生於此收容所。

以上內容為故事性的情節宣傳，內容並不準確，所長因為是會津出身，所以違反上級意志優待俘虜（幕末戰爭中，會津武士曾作為維新政府的反叛者受到歧視，之後文藝作品中經常出現對其反判精神的渲染）的說法，屬於情節創作，但優待俘虜的事實，不僅來自於日本方面的記錄，很多貴重的記錄和照片等，都是當時的俘虜所保留下了的。

5.2 日中戰爭中的態度變化

日內瓦公約，是戰時國際法的代表，現在內容包括優待傷兵，患病者，及戰俘兩項。又稱紅十字條約。戰俘優待條項的最終形態，是1949年8月的日內瓦條約第三條。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於1886年加入內瓦條約。1906年，條約改正時再次加盟。同時也開始遵守海牙第二公約中新設的優待俘虜的國際義務。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優待俘虜的政策，即發生在此背景之下。

改正條約批准後，1908年，當時的陸軍大臣寺內正義，在「陸訓第10號」訓令中對下級頒布條約內容，稱，為了提高“皇國之品位”今後“必須嚴格遵守條約的各項內容”。此訓令作為軍人的義務，傳逹到各級部隊，及在鄉軍人會的組織中（預備役，後備役軍人組織）。

問題在尊法的動機，並不是人道主義，而是為了“提高皇國之品位”。目的是與先進國家的諸列強看齊，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

優待戰爭俘虜的國際法，最初產生於1899年7月，《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 (又稱海牙第二公約)中，自此，優遇戰傷者和患病者的戰爭國際法（日內瓦條約）中，又增添了戰俘優待的新內容。

1929年日內瓦公約改正時，對戰俘的優待，也被導入條約內容之內。使條約從以前的優待傷兵，患病者的一項，增加到優待戰俘的兩項。

日本是此條約產生時的簽約國，但“戰俘優待”的新條項，最終卻沒有得到國會批准。

反對者，為日本政府中的軍部（陸海軍省），海軍省提出的反對理由有以下三條。

一、日本在對軍人的教育中，並沒有鼓勵軍人作俘虜的觀念和內容（寧死不投降），所以僅優待敵方俘虜，對本國軍隊說，並不平等。是一種片面義務。

二、優待俘虜，需要動員人力，物資，會影響作戰的進程。

三、管理大量俘虜，會泄露軍事機密。

結果，日本政府放棄了承認優待俘虜的條項，最終只批准了改正條約中的一條，即對傷，病者的優待。1937年7.7事變後，1935年批准頒布的日內瓦條約的一部（一半）即優待傷者，病者的條約內容執行，變為現實問題。

關於條約的遵守事項，1937年11月9日，陸軍省傳達了《有關紅十字條約頒布之件，對陸軍全體的通知》一文件（陸普第六七六〇號）。

以陸軍省副官櫛淵鍹一的名義，向陸軍全體通知，即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曾批准，加入紅十字條約的第一條。內容是優待，保護戰鬥中的 傷，病者。

可緊接上述內容之後，文件繼續說明，“由於此次支那事變並不屬於戰爭範疇，所以不受本條內容的制約”。也就是說，日軍沒有遵循義務，但可以在有條件範圍內，儘量注意遵守。

可見，曾是優等生的日本政府，在日中戰爭開始後，不僅沒有批准優待俘虜條項，對已批準的，優待傷，病者的一條，也以“支那事變”為理由，模糊了遵守義務。

從文件審議的草案中，更能看到軍部有意將通知內容改悪的痕跡。

一，原案（稿）內容，本為以陸軍大臣杉山元的名義頒布，但審議過程中，將“陸軍大臣杉山元”的署名刪除，改換為以陸軍省「副官」櫛淵鍹一名義「依命頒布」。即降低了文件的重要等級和權威性。

二，對於遵守程度的表現中，也做了一番手腳，原案內容為遵守義務「準拠スベシ」。改惡後變為“儘量周知，注意遵循” (準拠スル儀ト承知相成度)、即取消了義務的表記。

從此處置，解釋的文件中，也可了解，南京事件中日本軍大量屠殺俘虜行為的，體制面，構造面的原因所在。

以上本講義的主旨，在明確什麼叫 “不要忘記過去”。戰後已經過4代人的今天，不需要再繼續傳遞歷史仇恨。仇恨是一種不理智的感情，也不能永遠遺留在歷史中。現在此類的民族仇恨，經政治，教育利用，已蛻變為鼓吹民族主義，破壞戰後民族和解的政治工具。今日最需要的應是澄清歷史事實，吸取歷史教訓，研究戰爭犯罪的構造。以維持人道，人權和世界和平，防止戰爭和犯罪的再次發生。這才是“不要忘記過去”的真內容。

（姜克實 日本岡山大學名譽教授 202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