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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楓葉談墳墓文化 2020-10-27 19:14:19

秋色楓葉談墳墓文化

因多年秋季外出歐游,因此冷落了多姿多彩的阿肯色州奧札克山脈Ozark Mountains)和沃希托山脈(Ouachita Mountains)的秋色。貫穿兩大山脈,南北走向的山路中,有一條全長300英里的7號公路,它跌宕起伏,蜿蜒曲折盤山而行,一路上五彩繽紛的秋葉盡收眼簾。因此每年都有不少來自各地的游客沿著7號公路,觀賞秋景。昨天我們就順道7號公路前往位於它北端小城哈裏森(Harrison,參觀該城的一個旅游熱點,【楓木公墓】Maplewood Cemetery)。

1,五光十色的秋葉,攝於【楓木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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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免不了兩個極端的形態,活着和死了。活人中分善良邪惡,聰明愚笨,懶惰和勤勞;所有死人卻是清一色的,沒有絲毫差異,因此有個與上億百姓命案牽連的萬歲爺,197699日斷氣后,與所有死者一樣,再也無法折騰社會和謀害無辜了。所有死者都徹底切割了其過去的一切,理應一視同仁,但各民族中表現的死人文化卻無奇不有。雖然我不想以野蠻和文明那樣刺眼的術語進行比較,但用泾渭分明和大相徑庭來形容大概不會有太大異議的。

旅游通常與吃喝玩樂同義,但去歐洲的游客會發現,那裏的公墓與其博物館或其他歷史遺跡一樣令人關注。拿歐洲最著名三大公墓為例,維也納的中央公墓,通常是全球的古典音樂愛好者雲集朝聖的地方,貝多芬,莫扎特,海頓,勃拉姆斯和舒曼二十多個人類最偉大的音樂家都安息在那裏;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那裏簡直成了為法國作出傑出貢獻的藝術家和科學家的會所,如肖邦,巴爾扎克,王尔德和拉普拉斯等等;百年歷史的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也特別令人神往,人們需要幾天的時間才能參觀完,活靈活現描繪死者生平的各種墓碑和雕塑給人帶來美學和藝術的欣賞,而且絕不亞于參觀藝術舘。同時如果把那些亡靈的故事串連起來,就是一部非常詳盡的,包羅萬象的俄羅斯政治和人文的近代史。

2,【楓木公墓】披上令人神魂顛倒的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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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死者似乎是被看作死前生命的延續。2500年前的戰國時代伍子胥掘墓鞭尸楚平王,爲其父親和兄弟報仇始終被作爲佳話流傳至今。隨後不但活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死人也是如此。劉少奇死後,無法用真.名,骨灰也蕩然無存;康生後來失寵,骨灰也滾出八寳山公墓。據説周恩來,鄧小平害怕這種遭遇,乾脆把骨灰撒掉拉倒。幾千年的歷史中,儘管中國有數百個朝代被輪換,因此只能是現朝皇帝的尸骨得以幸存,如1949年登基的那個萬歲。

10多年來我在歐洲和日本參觀或朝聖的名人陵墓有幾十個之多,感觸最深的是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猶太人古墓】。古墓自15世纪初开始啓用,由於猶太人的傳統禁止尸體的移動或異地,因此在彈丸之地,僅僅半個足球場大小的墓地,死者只得在同一墓穴層層曡起。據估計,直至1787年,墓葬人數可能已達10万之眾(現保存完好的墓碑也有12,000塊),公墓因魂滿爲患停止使用。二戰初期捷克投降,首都布拉格被希特勒占領達5年之久。為達到種族滅絕,希特勒在二戰期間總共屠殺了近6百萬猶太人。大陸人還記得清清楚楚,二戰勝利后,蔣介石派整連的工兵用烈性炸藥把汪精衛的墳墓,連同他的尸骨炸得粉碎。如按漢人的文化把死人也按敵我或政治標準來分類的話,納粹占領軍只需幾個重磅炸彈,數秒鈡内即可把10萬猶太人的古公墓化爲灰燼,但希特勒壓根兒都沒有想這麽做,【猶太人古墓】不但絲毫無損,今天還成了布拉格游客的必經之地。

中國人不但對活人犯罪會株連九族,死人也同樣免不了。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挖彼此宿敵的祖墳,前者三次派軍隊前往韶山殲滅毛的祖墳。當然後者當權后,以牙還牙,蔣家在浙江溪口镇的白岩山鱼鳞岙的祖墳在文革中被毀。達爾文對活人的適者生存理論,同樣適用于中國的死人。先帝的座右銘“與人鬥,其樂無窮”,他或許羞於加上“與死人斗,同樣其樂無窮”。 當然5000千年的歷史中,中國始終只有兩個階層,一錘定音和所有鸚鵡學舌的百姓,因此沒有一本有關中國的導游書,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推薦一處值得國外游客參觀的公墓。

3,上半部粉紅楓葉刻意模糊,不知是否有油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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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中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信奉“共產”,歷史上發生的大多數農民起義,除了權力,其宗旨就是對富有者的財產重新分配,當然死人無法護墓,因此無一墓葬不被偷盜。近代歷史上最大的二次盜墓事件,均屬於孫中山和列寧聯姻后產下的一對非純中華血統的混血孿生子,國和共的精心“偉大傑作”。1928年囯民革命軍第六軍团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以軍餉爲名,盜空清東陵的慈禧太后墓。清東陵共有陵墓15座,而國民黨的孙殿英只盗了其中2座,而余下包括康熙景陵在内的13座則要“歸功”于时任八路軍冀东军区十五分区对敌工作部部长张尽忠。抗戰期間,清東陵也屬於日軍的占領區,對眼皮底下的寶藏,雖可謂囊中之物,但日本侵略者對死人的財物並不感興趣,然而张尽忠用大陸人最最熟悉的口號,“斗争皇上大地主”、“帮助群众度过饥荒” ,盜空了餘下的13座清陵。被孙殿英和张尽忠共產的皇陵文物可謂價值連城,如今大多下落不明。

好奇的是,相比其他民族,對待外來入侵者,中國人從來就不是彪悍無敵的。遠的,被僅是漢族人口幾十分之一的北方蠻族兩次滅國,元和清的統治長達400年,男人還被迫剃髮留辮300年;近的,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中割地賠款留下處處傷痕。不久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沒有美國和蘇聯直接捲入對日本的戰爭,重慶或許在今天還是陪都!

然而比起地球上的所有其他民族,中國人對死人卻體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1949年解放軍進上海城,第一件事就是徹底銷毀占地60余畝的【静安寺公墓】,鏟除其所有尸骨。上海【靜安寺公墓】建於1896年,那裏隨後成了不少英國人的最後歸屬。前年去日本北海道的函館,我特地參觀著名的,很不起眼的小小【函館外國人公墓】。1854年日本被美國兵艦,不發一槍一炮打開了門戶,但有兩名美國水手意外死亡,就此選址下葬,後來該處就成了英,美和俄國等僑民專用的【外國人公墓】。日本人雖然與這些國家在戰場上刀光剑影,彼此殺戮。同時出於對英美人的恨之入骨,日軍不顧日内瓦協約,甚至還非常野蠻地處置他們的俘虜。但他們的文化卻對洋人的亡靈出奇的尊重,絕對不驚動在日本本土埋葬他們的公墓。這就是爲什麽函館的【外國人公墓】雖然早已關閉多年,卻依然保存完好。

4 墓碑上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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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乎忘了本文的初衷,哈利森市的【楓木公墓】。【楓木公墓】僅100年不到的歷史,安息在那裏的也只不過是當地的普通居民,就是因爲哈利森市民在墓地傾注了自己的心血,成了本州著名的景點。多年來,亡靈的親友在公墓種植了上千棵楓葉樹,一旦秋天來臨,遍地的樹葉轉換成深紅,艷粉紅,光澤發亮的黃色,使得尚未變色的青綠葉也顯得格外耀眼。於此同時,墓碑上佈滿了鮮艷奪目的鮮花,好似地下的鬼魂也集體披上盛裝,迎接來自四方的客人。在墓地觀賞紅葉的來客絡繹不絕,有整個家庭的,也有坐上輪椅的,也有拿著相機在不停捕捉誘人的楓葉。雖然人來人往,卻非常靜諡,似乎刻意地避免驚動這裏的主人,當然更沒人像大陸見到的,在公墓裏焚燒錫箔那種污染環境的不良習俗。

在中囯不光是有頭有面的墳墓逃脫不了政治風向的變換,普通老百姓也隨時死無葬身之地。我祖父和外婆分別在1958年和1963年過世,並建墓于上海兩個不同的公墓,1966年活人被抄家或帶高帽子游街批鬥,公墓的死人同樣罹難于中南海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幾乎在同一天,我祖父和外婆的陵墓被革了命,尸骨從此不知去向。如此中國文化和特色確實令人木然。我也想借此文機會,告訴祖父和外婆,他們的遭遇并非特殊,5000年來中國對待逝者的傳統文化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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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閉門譚歌劇 (一) 2020-09-07 20:10:29

疫情閉門譚歌劇 (一)

 

每到夏季全世界五花八門,成百上千的音樂節紛紛登場拉開序幕。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也是藝術造詣最深,歷史最悠久的歐美歌劇節。據我所知,約有十多個分佈在西歐,波羅的海國家。這些歌劇節大多有百年的歷史,它們的演出方式和專題也各有千秋,如法国奥朗日歌剧节,是法國最古老的歌劇節,始於1869年,演出的地點則是在2000年歷史的羅馬時代的古劇場。意大利可謂歌劇王國,歌劇節的規模也稱霸于世,如始於1891的普契尼音乐节,讓人們回味老普最有特色的,東西文化交融的【蝴蝶夫人】,【圖蘭朵】和以及【波希米亚人】等最膾炙人口的傳統歌劇。另外,意大利维洛纳的露天歌剧节更不同一般,位於罗密欧和茱丽叶的故乡维洛纳, 演出是在當地足以容納3萬觀衆的古羅馬競技場(見圖1),每年觀衆達50萬,可謂世界之最。

1,维洛纳的露天歌剧节一景。公元30年建成的古羅馬競技場,2026年意大利的冬季奧運會開幕式也將在這裏舉行。古建築的 保存完好,也是象徵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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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介紹夏季歌劇節,無論如何必須提及全世界絕無僅有,專門上演近代歷史上最有爭議,最傑出的后浪漫主義作曲家瓦格納的歌劇。因爲它位於德國南部的小城拜洛伊德,因此也稱拜洛伊德歌劇節1872年,52嵗的瓦格納,在其鐵桿粉絲,巴伐利亞國王路易二世的資助下,親自制定設計方案,建造拜罗伊特节日剧院。4年以後的81317日,他花了22年,長達16個小時的曠世之作,歌劇【尼格龍根的指環】,或稱【指環】,在嶄新的,1800個座位的“節日劇院”首演。据歷史記載德皇威廉一世、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大音乐家布鲁克纳、格里格、柴可夫斯基、(丈人)李斯特都前去成爲觀衆的一員。 當然觀衆中不乏另一位對瓦格納最狂熱的崇拜者,希特勒。他曾規定高級黨政要員和軍隊將官必須前往接受瓦格納歌劇的教育。30年后東方也有一個大囯的偉大舵手,儘管自己和祖宗百代沒有一個懂藝術的,卻興起樣板戲,强制7億百姓放棄其他一切娛樂。二戰結束后,偉大藝術不會因一個獨裁者的鍾愛而消失,1951年瓦格納的拜洛伊德歌劇節又重新恢復了,德國和世界的政要繼續接踵而來。後來東方的那位偉大舵手歸西后,自己躺進了水晶棺材,那些樣板戲也當了殉葬品。

歌劇幾乎始終伴隨我的人生,在歐洲旅行時碰巧也看過機場,如【費加洛的婚禮】,【阿伊達】等,但從沒機遇有幸光臨歐洲的夏季歌劇節。庚子年的武漢肺炎疫情中,讓我足不出戶,有幸,而且還是免費,觀看了多場不同風格,不同題材的古典歌劇。

疫情中被打擊最慘重的是歐美文藝單位,無疑夏季歌劇節首當其衝。它們的觀衆來自全世界的歌劇愛好者,票價也十分昂貴。如一場拜罗伊特瓦格納歌劇節的最佳座位約500歐元左右,即使是視綫被遮擋的位置也得付50歐元。雖然票價非凡,但洛陽紙貴,一票難求,通常必須提早一年預定,甚至更早。對歌劇愛好者來説,光臨歌劇節好似穆斯林去麥加朝聖,至少親歷一次才對得起自己的人生。但在當今疫情猖獗橫行,全球所有歌劇節的主辦單位只得含淚取消,這不僅是對歌劇愛好者失去了一次藝術享受的機遇,同時也對演出單位和演員造成空前的財政和生存危機。

今天如果打開全世界最有名望的英國格林德伯恩(Glyndebourne)歌劇節的網頁,在最顯要位置,登載它執行長克里斯蒂202055日的告示,告示的語氣似乎有點撕心裂肺。大意是,“今天是格林德伯恩(Glyndebourne的歷史上最難過的一天,因為我向大家宣佈今年不能如常舉辦音樂節的消息。 猖獗的病毒使得我們被迫作出取消2020年所有音樂節的演出。由於收入來源已蕩然無存,直接影響400名季節性員工和藝術家的生活。我們不得不緊急呼籲,慷慨解囊以確保格林德伯恩歌劇節的未來。”

2格林德伯恩莊園全景。格林德伯恩是個慈善機關,平時靠提供旅游客房和婚禮場所,以資助其在藝術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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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德伯恩是建于16世纪初,英格兰雷威斯的一个鄉村豪華別墅(見圖2),19世紀初克里斯蒂的祖先開始擁有它。20世紀三十年代,克里斯蒂鍾愛音樂的祖父和女高音的祖母在蜜月中出席了兩個著名音樂節,即德國的拜洛伊德和奧地利的薩爾斯堡音樂節。回國后兩年,感想連綿,並于1934年舉辦了他們自己的第一届格林德伯恩歌劇節,一直延續至今。

1936年時格林德伯恩的歌劇院僅僅433座位,經過克里斯蒂家族幾代人的持續的努力,多次改建,如今已能容納1200個觀衆。格林德伯恩歌劇院的舞臺高達20米,呈半圓型足以應付劇情所需要得龐大佈景和演員飛簷走壁龐大的空間。當然音響設備也與時俱進,它的管風琴從原46(控制套管的)音栓增至106個,整個劇場同時配備世界上最先進的Arup音響系統。

在撰寫此文的同時,一段來自大陸的新聞深深刺痛了我(見圖3)。因此我在這裏寫上幾句多餘的話。

當我們走進西歐各國或東方的日本,類似格林德伯恩的故事比比皆是,數百年的古老建築,理想和事業可謂世代相傳。無論處於什麽社會制度,個體或獨立于政府的個人意志乃始終是西方文化的靈魂,因此每一項傑出的藝術成就都閃耀出個人奮鬥持之以恆的光芒。然而在世界人口之最中國,個人是最渺小和灰暗的,思維和行爲軌跡被當權者强制編上程序和克隆化,不難想象在那裏沒有百年之久的建築和家族企業,因爲缺乏滋生格林德伯恩的人文環境。出現浪費600億人民幣的世界第一爛尾樓也是情理之中。同時,每一棟爛尾樓往往位於城市的黃金地段,它的產生不僅僅是經濟層面上的,而是堆積在不計其數傳統文物和古建築的尸骨上。

3,世界最貴和最高的117層)爛尾樓花了10年功夫在天津堆成。中國有6千萬百姓平均年收入僅12千元,這棟爛尾樓花費了他們中500萬人的整整一年的收入。10多年前全國百姓爲之雀躍,因爲它將不僅成爲全世界第二高的摩天大樓,而且還破了8項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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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病毒讓格林德伯恩面臨歷史上最最嚴峻的生死存亡考驗,儘管沒有政府的任何補貼,但克里斯蒂對疫情后的復蘇保持謹慎的樂觀,同時乃依然不忘歌劇愛好者的福祉,把格林德伯恩最精彩的歌劇送到他們家裏的電視屏幕上。在大洋彼岸,萬里之遙,足不出户的我,也有機遇欣賞格林德伯恩的壓箱底的那手好戲。

524日起,格林德伯恩每個周末,通過油管中播放一個他們的傳統節目,持續7天讓世界各地的觀衆免費觀看。今天我來先介紹數天前觀看的,英國巴洛克時代的音樂家珀塞尔Henry Purcell, 1659-1695),根據莎士比亞嬉劇的【仲夏夜之夢】改變的歌劇。

4,莎翁戲劇【仲夏夜之夢】中,描述“仙王奧布朗與仙后提泰妮婭的爭執”的名畫,蘇格蘭畫家佩頓(Joseph Noel Paton182119011841年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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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來,英國歷史上皇位從沒有過一次讓叫花子或來自窯洞的土包子奪走,也不見異國儈子手列寧或斯大林的畫像挂在公共場所或全國民舎中,因此它始終是個非常保守的國家,百姓更是極爲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莎士比亞被世人稱爲莎翁,但珀塞尔在國際上並非很知名,但在英國被譽爲最偉大的音樂家。 因此格林德伯恩在其危機時,給觀衆選【仙后】也非常得體。

數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西敏寺诗人角亨德尔墓碑前的思索】。英囯曾在許多領域都獨佔鰲頭,13世紀的大憲章,文豪狄更斯,物理學家牛顿以及首創進化論的达尔文,但在音樂領域中有些平淡。音乐在英国似乎一直是被忽视的。皇家曾邀請德國古典浪漫派歌劇鼻祖亨德尔Friedrich Georg Handel  1685-1759)激起英國人對音樂的熱情。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那個德國老頭經過出色和忘我的工作,英國的音樂情趣徹底改觀。為了表彰亨德尔偉大功績,英國皇家決定讓他永遠安息在英國人神聖的靈魂,西敏寺大教堂 當然,英囯土生土長的音樂家珀塞尔在世界樂壇佔一席之地還不到一百年,但他是英國人的驕傲,因此西敏寺大教堂同樣給與他一席之地,享有帝皇般的榮譽。

莎士比亞的戲劇許多名作均被改編成歌劇,如【哈姆雷特】(我將在下文中詳談),【奧賽羅】,【密歐與朱麗葉】等不勝枚舉,其中并非最傑出的【仲夏夜之夢】被珀塞尔搬上音樂舞臺,取名為【仙后】(The Fairy Queen)。 歌劇【仙后】最大的特點,不是常識中的歌劇,而是戲劇,舞蹈和音樂混雜的半歌劇。

5劇景之一:贪婪的仙后(演員,萨利)因小精靈伯克的作弄,竟然愛上素不相識的宮廷織布工(巴里特扮演),並摟抱著他,並與一群跳起笨拙芭蕾舞的兔子一起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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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翁【仲夏夜之梦】的故事發生在遠古的希臘神話時代, 以雅典公爵忒修斯和希波呂忒準備婚禮為背景,展開兩對情侶相當誇張和荒誕的愛情故事。似乎與中國傳統故事梁祝有點相似,婚嫁必須由父母做主,否則輕者進修道院,重則喪命。當然他們最終的結局沒有化爲胡蝶,而是在森林中的仙人囯,被愚弄,最後陰差陽錯,結成良緣。

除了當年,18嵗還不到的德國作曲家門德爾松寫過【仲夏夜之夢】配樂曲,如今教堂裏最流行的二首結婚進行曲,一首取自華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其二就來自門德爾松的這一配樂曲。但把【仲夏夜之夢】搬上歌劇舞臺的僅是兩個英國佬,另一個是近百年來世界最著名的英國音樂家,比珀塞尔晚出生近300年的布里顿(Edward Benjamin Britten, 19131976)。

1692珀塞尔的【仙后】首演在英國最古老的民間劇院,多塞特花园剧院Durest Gardens Theatre)。 據當時的劇院記錄,為對森林中神話世界惟妙惟肖的再現,如洞穴,參天大樹和(演員化妝成的)飛鳥走獸,除此之外,還有中國式庭院等等,其破費之巨,幾乎讓多塞特花园剧院破產,關門大吉。但【仙后】還是作爲傳統劇目延續下來。2009年【仙后】在格林德伯恩的歌劇節僅演兩場,票房的收入不可能補償成百演員,樂隊的長時間精心排演,以及龐大舞臺背景的設計和製作,出版藍光DVD和社會捐款成立弘揚傳統歌劇的必要途徑。

歌劇【仙后】是非常特殊的,近年來除了格林德伯恩合唱團,還有倫敦的啓蒙時代了團(簡稱 OAE) 。但同一部【仙后】,前者用了230分鐘 ,而後者僅134分鐘,這是傳統歌劇中絕無僅有的,譬如,世界上許多歌劇院都演華格納的【紐倫堡的名歌手】,而時間 都忠實脚本,約300鐘。【仙后】是半歌劇,它由相當的戲劇對白和歌劇演出唱組合而成,導演對白的取捨同時決定了時間的長短。

古典歌劇的演出,實際上是創作的環境與現代人表演的一種對話和衍繹過程。有些對話和場景如今已無法理解其意。如劇中曾出現中國庭院,雖然與劇情毫無關聯,據説是珀塞尔是為了取悅瑪麗皇后(Mary II 1662-1694),她有個嗜好就是收集中國的瓷器。劇中還有數個雅典宮廷的雜役,如裁縫,織布工,補鍋工,木匠等,他們與劇情關係並不密切,但爲了增加喜劇的氣氛格林德伯恩的導演肯特(Jonathan Kent.)依然對他們的客串表演花了相當的功夫。儘管我不懂他們常常引起觀衆哄堂大笑的噱頭,但誇張的動作也討人喜歡。

6 英囯著名歌劇演員桑普森( Carolyn Sampson) ,聆聽她在【仙后】中的表演無疑是視聽美德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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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后】能流傳至今,當然是珀塞尔的音樂動聽。他可謂是巴洛克時代的作曲家,而巴洛克的音樂和歌劇幾乎是同時進行。主要還是以弦樂爲主,樂池裏也坐不了幾個琴手,但旋律慢條斯理,很少慷慨激昂,卻讓人感到溫馨和從容。隨著年齡的增長,巴洛克的音樂,如巴赫和維瓦爾第變得越來越吸引人。【仙后】中一首膾炙人口的女高音獨唱,“噢,讓我哭泣”(O let me weep)確實是最讓人如癡如醉,難以忘懷的。演唱者是魅力十足,風采誘人的英國著名女高音桑普森,她擅長演唱巴洛克時代的作品,如巴赫和亨德爾的歌曲。當她唱到“他走了,他走了,失去他讓我哀痛;我將再也見不到他。”,全場阒然无声,沉浸在她抒发内在情感的歌聲中。

自文革以來,中國的傳統戲曲因上下聯手被自宮,如今已臨界于滅絕狀態,因爲年輕的一代早已對此,好似外來文化一樣生疏而不屑一顧。同樣在歐美,因城市人口結構發生巨變,傳統戲劇和文化開始凋零,再加上今天持久不惜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為吸引觀衆,如今歌劇界也試圖用現代的文化氣候,不踩踏尊重原創的底綫原則下,對古典歌劇人物的服飾和場景作出創新。無疑格林德伯恩的【仙后】是非常成功的,怪不得得到音評媒體的一片贊揚聲,如英囯最享盛名【衛報】的一篇文章,用無以更高的結尾推薦【仙后】: 整個演出就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唯愚蠢才會錯過它的觀看。


*所有照片均取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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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国现状之必然 七 2020-06-15 20:52:59


     (十三)为权力,放弃底线,蒋介石自挖其墓

虽然并非是本文的主题,还是很有必要提一下当时国民党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蒋介石。特别是蒋介石私人日记和苏联档案解密后,史学家开始详尽地了解对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现。早在《孙越宣言》发表后,蒋介石同样对苏俄评价有嘉: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其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

13,照片记载了孙中山死后的1927年,鲍罗丁(左二)和蒋介石(左三)在广州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局势的会议上的合影。 美国著名摄影家林哈特(George Rinhart)为我们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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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蒋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罗斯临时政府的苏联学习建立革命军队的经验。经3个多月的访问后归国,彻底扭转了蒋介石先前对这个共产国家的看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写道,“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凡是对苏联恶感的不需太多的政治常识,唯有良知即可鉴别。几乎与蒋介石访苏的同时,1925年3月,诗人徐志摩取道欧亚铁路赴意大利会晤印度诗圣泰戈尔途中,顺便访苏俄。仅仅在苏联走马观灯三天,就彻底打破了他以往的苏联梦,他为此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第605页)对邪恶的认识可以是出于人的良知,但对待邪恶的态度却不仅仅在于良知。

蒋介石并向孙中山汇报此行的收获,形容苏联共产党的可怕程度,并直言绝不可信任。然而孙中山依然不改变其容共的初衷。与邓泽如和冯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诚的人品不同,蒋介石虽然亲临地狱般的苏维埃国家,开始一改初衷,彻底觉醒,发自内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苏联特务鲍罗廷,但他却是一个城府深,权力欲之旺盛,不亚于孙中山的政治人物。蒋介石不仅没有空开与党内同仁反对容共的政策,却继续当他黄埔军校的校长,通过苏联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国民党的武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元老中的右翼从未停歇把共产党和鲍罗廷驱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伦等10余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这些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会议最后一致达成决议: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同时还解除苏联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等决议。尤其是会议最后向全党警示: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赤色矣”。

一个多月以后,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操纵下,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会议中,蒋介石不但没有支持西山会议派,反而参与通过了一个《弹劾西山会议派之修正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中共党员7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中共党员也有7人。中共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毛泽东分别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农民部,和宣传部等要害部门。据最新考证,外事部部长彭泽民也是中共党员。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很明显,不同与孙中山的无知,蒋介石是放弃原则,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借助魔鬼养痈成患,以实现其个人的权欲。为此蒋介石因丧失起码的政治道德底线,即在23年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被共产党赶出了中国大陆,只能盘踞在台湾度过余生。

鲍罗廷的心腹有两人,党政方面是汪精卫,军队的代表即是蒋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陈炯明的势力依然威胁国民党政府,盘踞在距广州东面仅150公里的惠州,同时任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许崇智的奥军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陈炯明(对于孙中山的态度,军阀虽非铁板一块,但他们与共产主义的势不两立是毫无疑问的),为此蒋介石带领黄埔师生先下手为强,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卸下许部三个整旅的武装,逮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并把他流放出广州。在鲍罗廷和共产党的支持下,蒋介石向惠州的陈炯明发动围剿。11月4日,周恩来率东征军第1师一部及总政治部人员进驻汕头,同年11月7日,东征军第2纵队第11师在陈济棠(1890—1954)的带领下克复陈炯明叛军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饶平。这一天,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随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席间,他还高呼“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以庆祝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歼灭陈炯明的胜利让蒋介石正式亮相于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不过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今后的交往中,切身体验到他的一些心眼,在行骗高手毛泽东面前实在是班门弄斧!

蒋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纯属名不见经传的乱世之辈。但经潜心钻营,左右投缘,全歼陈炯明后,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可谓万事俱备,准备北伐以完成孙中山夺取中国的统治权。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Lev Karajan, 1889-1937)的亲自参与下,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内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北伐。无疑共产党和苏俄的支持是北伐胜利关键的因素,但它们毕竟是中国境内最邪恶的两股势力,竟然在建立邦交国的使馆内,谋划推翻合法政府的阴谋。

北伐军不仅装备最新苏联装备,而且所有军队(八个军,包括炮兵,陆海空等各个兵种)全部配备实战经验丰富的苏联军事顾问。相比之下,军阀的部队军饷匮乏,武器落后和参差不齐,因此北伐军势如破竹,军阀部队纷纷无奈倒戈,被蒋介石作为杂牌军收编(为后来再度倒戈向解放军留下伏笔)。1927年的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和上海,拿下了半个中国。蒋介石认为与共产党和苏联决裂的时刻到来了,于是在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共产)党,也就是被共产党历史书上描述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笑到最后。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北伐的真正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来说,与其长征是宣传队,不如说北伐军是宣传队。共产党搭上北伐军的大篷车,一路上,通过其有效的宣传机器组织和煽动了不久将成为红军主力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和激进的学生。当北伐军攻占武汉时,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开启了“打土豪”的先声。农会的“革命热情”被激发起来后,打土豪的浪潮一波高于一波,不仅组织群众瓜分地主和土豪的田地,而且还殴打、游街、罚款,乃至枪毙。这就是蒋介石依靠共产党进行北伐所付出的致命代价:动摇或重重打击了中国的社会中坚,即地主阶级。他们不仅是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可信赖的力量,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继承者。

如把蒋介石与孙中山作一比较:虽然两都属于权力狂一类,但孙中山的容共从客观上来讲,毕竟是出于对罪恶政权苏维埃的无知;而蒋介石对血腥的斯大林政权的直接肉身切身体验达195天之久,深知苏共乃属于人间的邪恶,但依然忍气吞声,继续姑息和纵容为共产主义病毒毒害可怜,又多灾多难的中国4亿同胞,提供最最关键的3年(1924至1927年)。有个读者看了我的前文,感叹地发问Why only in China, people keep creating generations of generations of leaders like this?(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周而复始,一代接一代地从不间隙地出现这种领袖?他问得太好了,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十四 孙中山最后的岁月中,广州成了延安的前夜

1924年11月1日一份美国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1950停刊)提出这样一个含义深刻的问题,孙中山是否真是在广州升起的“一轮红太阳”?

从不少表象而言,广州已成为红色的革命基地,所言不虚!虽然孙中山是个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多年失败的教训,他深知没有苏联的帮助,这辈子将无缘与总统的位置。虽然他并不赞同,特别是农村的“阶级斗争”,却无法阻止鲍罗廷和共产党发动工人和农民作为他们用于阶级斗争的武器。孙中山一面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却同时与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结盟;孙中山还把鲍罗廷能接受的政治教条渗透到军队和高等学院,在黄埔军校启用国民党政客,鲍罗廷和共产党员等作为政治教官给士兵和军官洗脑;他还多次亲自前往广州的大学宣传三民主义。也是孙中山在中国开创并延续至今的军队和教育系统政治化的先例。由此可见,尽管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有所保留,但无论在中国百姓的眼里还是国际舆论中,表现得越来越红。

1924年年底,广州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共产党的西关商团武装起义。孙中山联手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把他们所谓的阶级敌人,广州商团残酷地镇压下去,彻底把自己系在全面赤化中国的历史轨道上。无疑广州商团起义被国共两党的官史中定性为【商团暴乱】事件,但起义的参与者和国际历史学家(西方学者把这一震惊中外的国共俄联合杀人暴力事件称为Canton Merchants' Corps Uprising)却被冠以广州商人的反孙和反共的起义。

1905年在上海的租界成立第一个商团组织。1911年社会动荡,广州商人们为自身安全,组织志愿性的地方武装,或商团。英籍华人商界和慈善界名人陈廉伯当选掌控广州商局公共安全,兼财务总监。至1924年,商团武装扩展到13000人之中。商团纯属民间武装,局外于10多年好似走马灯式的政权交替, 却有效保护了商人的利益和公共安全,因此深受广州市民的欢迎。

14,台湾【芒果日报】,把孙中山的国民党在1924年的广州大屠杀比作蒋介石的国民党在1947年2月28日增压台湾本土人武装起义的历史重演。尖锐但毫无瑕疵的比喻。【芒果日报】創立於2006台湾紅衫軍作亂之時,以落實公民記者、全民媒體為主要理念,對抗親中媒體的輿論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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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孙中山击败陈炯明重新占领广州。孙中山为其大总统之梦,急于筹集军费,不惜颁布征兵法从民间聚敛,还竟然没收和变卖宗教寺庙的财产。广州人爱赌博,宁可减少赌场的税收,陈炯明执政时,颁布禁赌令。然而孙中山为北伐筹款,不惜取消禁赌令。同时因政府无节制乱印钞票,加剧了通货膨胀。可想而知,孙中山如此“政绩”,怎能不激起百姓和商界极为反感。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正式采取了商人最为忌讳的联俄容共政策,无疑共产党是私有制的天敌,因此民间的不满逐步演化成恐共,仇共和反共。

1924年8月商团从英国购买的9000枝步枪,40挺机枪以及300万发子弹,在孙中山的授意下,被蒋介石无理扣留。在愤怒之下,商团出动千人前往孙中山官邸抗议,并在广州发动罢市。事态恶化,国民党警察残忍地枪杀了

商团第九分团中队长邹竞先。由于商团忍无可忍,他们决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彻底决裂,并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归还所有被政府非法霸占的民产和寺庙等,归还被蒋介石非法劫持的一枪一弹,对谋杀邹竞先凶犯必须处以极刑并抚恤其家属等6大诉求。

8月24日,广州商团负责人陈廉伯被捕,全城宵禁。两天后,广东全省近20个县决定参加罢工,以支持商团,局势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状态。有苏俄顾问鲍罗廷作后盾,孙中山决定大开杀戒。10月15日,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的军队回到广州,开始用苏联提供的武器屠杀反共而起义的商团。战场主要发生在广州的西关商业区,由于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商团虽经顽强反抗,起义最终还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约2千市民被杀,财务损失达5000万港元,广州西关一带一片焦土。因此历史上又被称作【西关大屠杀】,10月15日被广州人民和历史上定为【孙中山焚烧商场,残杀粤民哀痛纪念日】。1989年的64天安门大屠杀是共产党的一大伤疤,因此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一天。不难理解1924年10月15日,也被国民党的宣传部消失了。

孙中山对广州商团维护私有财产和社会公益的民间组织进行血洗,彻底颠覆了他的革命初衷。同时蒋介石为了权力不惜对民间反共的中坚力量动武,注定了他1949年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可悲命运。历史的进步是缓慢渐近的,低层和上层的精神文明过程也应该是同步的。晚清时,国人见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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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国现状之必然 六 2020-06-14 21:36:27


         3,国民党内的良心的痛苦挣扎

  

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联共容共政策的分歧,远比共产党内反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严重得多。自前身中兴会,同盟会至辛亥革命成功后改名为国民党时,骨干大都是旅居海外和两广侨乡的反满清人士。他们中的不少追随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拥护共和体制,崇尚民族独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却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竟然提出【联俄容共】并将其写入党章,激起了党内右派的愤怒和极力反对。

其中最有名的邓泽如(1868-1934), 18岁时去南洋谋生,后因开锡矿而发迹,接着成立当地有名的企业家。1907年邓泽如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挂罗庇朥埠分会长,开始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财政角色。他从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等地为孙中山筹款,并在1913年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刻,依然对他表现无限的忠诚,后来在1922年与陈炯明的决裂中也不惜与孙中山沆瀣一气。

孙中山执行联俄容共政策的初期,在某种程度上还宽容国民党党员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人,公开向北洋政府情愿,要求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并支持苏联驻军外蒙古。此消息传开,引起国民党人士的愤慨,如当时任广东大元帅府参议孙镜亚(1886-1954)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国民党官僚朱和中(1880-1940)也批评上海的【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报刊在外蒙问题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邓泽如则指示国民党的上海老党员深入调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不守党义事”。不久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1876-1939)的女婿得到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案及宣言”。文件确证,共产党人背信弃义,确以党团的形式在国民党内存在,并且试图左右国民党的政策和扩大自己组织的阴谋。(请参考【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2-74页)

12,辛亥革命元老之一: 左,邓泽如,原名邓恩,号愚翁,生于广东江门,马来西亚华侨。右,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省南海县,生于日本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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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1923年6月18日,邓泽如在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案,虽经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代理人廖仲恺(1877-1925,儿子廖承志曾任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陆红色政权的红人)的竭力阻扰,但几经修改还是提交立案。提案得到国民党人广泛的支持,一时间联名支持监控信和支持弹劾案就有2000人之多,同时国民党党内对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趋于白热化。作为一个不惜牺牲一切,为争取全国实现共和的国民党,理应通过党内辩论,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决争端,但孙中山听取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不通过选举自任主席并集中所有涉及党务的一切决定权。当然,在鲍罗廷的影响下,虽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讨论,弹劾共产党的案依然不了了之。

1923年11月29日,作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之一的邓泽如等11人,把国民党的容共政策视作一团象征中国未来凶兆的漆黑乌云,决定直接上书孙中山。请愿书极为深谋远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借国民党之躯壳, 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尽管上书中,邓泽如对孙中山留足余地和面子,只是把矛头直指鲍罗廷和陈独秀身上,但此刻的孙中山早已被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宣传技巧所迷惑,亲笔著文严厉训斥那些不仅在中国人中,也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良知。

次年,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有一个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义直接对点名孙中山,指控其容共恶政的。他就是冯自由(1882-1958)。冯自由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家庭,作为最幼的成员,14岁时就参加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兴中会分会。1905年成为同盟会最早的骨干成员,并出任香港同盟会会长。此后,直接参与筹画和指挥西南各省历次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据大陆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傅国涌的文章,题为“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2002年第2期【炎黄子孙】):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自由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后,冯自由等五十余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会,反对国共合作。李大钊,鲍罗廷将这一“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报告孙中山,要求严惩冯自由等四名为首分子。孙立即在大元帅府召集冯自由等,声色俱厉地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理应开除党籍及枪毙”。最后,冯自由受到严惩,被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即个人的名义)开除党籍。

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1882-1947)对孙中山开除冯自由大为不满,要求孙同时开除自己的党籍。同时与孙中山发生激烈的争执,最后孙竟然显得蛮横无理和撒野下作地说,“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否则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张继无耐地抱怨说,“总理自己发红,就不退,余已不忍多辩”。不过张继的反共立场从未停歇,后来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

尽管遭到孙中山严厉指责,冯自由继续反对国民党的容共政策,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反对“强效苏俄”。终于为鲍罗廷和国民党的左派所不容,被开除出党。从此,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即退离政治舞台,著书立传,其中有价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毫无疑问,他反对满清,拥立共和的英名却被国共两党的洗脑机器所无情过滤掉了。

邓和冯虽是国民党中的右派或保守派,但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依然是属于欲速而不达的激进派。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是一种漫长的演化过程,社会制度与百姓素质之间的实质关系,确切地说就是称身裁衣。文明的社会也是代表政府与百姓的一种良性的契约关系,随着百姓的素质提高,自然而然的瓜熟蒂落。邓泽如和冯自由的错误就是把革命当作走向文明的捷径,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个人道德品质依然处于中世纪的孙中山身上。毫无疑问,邓和冯倘若能让孙中山迷途知返,当时乃处于第一期的共产主义癌细胞绝对不会发展到扩散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最晚期。但事实证明,孙中山之类的革命领袖在追求权力的邪途中,不仅离革命的初衷越离越远,而且还丢失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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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国现状之必然 五 2020-06-13 23:46:40

 

2,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不久宋庆龄与数天前登上永丰舰(后被命名为中山舰)的孙中山回合。两个月后孙中山夫妇再次抵达上海。此刻的孙中山已无以往的那种闲情逸致,他的个人权欲之熏心已完全取代了他的理智。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紧接着在次年的1月与专程前来的苏联特使越飞会晤,决定其人生最大的转折。在深入描述孙中山是如何改弦易轍其革命初衷,与国际和国内最邪恶的政权和政治组织结盟之前,很有必要来探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最早提出三民主义是1895年,1924年基于当时在广州大学的16次演讲才整理成册出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其说是政治学结构严谨的学术文献或内容蕴涵深奥的哲学著作,不如说是以直接,冲动,有力,即兴,雄辩的口语形式去激励和煽动他的追随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为漫长政治目标的实用宣传。因此在这二十年中,世界和中国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孙中山本人也经历了无数次坎坷和挫折,无疑三民主义的内容也始终演变在激荡的政治形势中。

孙中山没有系统的中文教育,因此他对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可谓相当肤浅,当然远远不如他的政敌康有为和梁启超。同时他在欧美逗留期,没有接受人文和历史的深造,大多时间为政治活动而疲于奔命,因此不可能深入到西方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对中西文化均为一知半解,孙中山无法深入透彻地了解不同社会的运作机能,不同民族内在的文化,传统,历史和现状之间的有机联系。不难理解,孙中山企图把仅仅是一知半解的西方理念,用于也不比西方文化和历史懂得更多的中国,失败是必然的。

民族主义。三民主义之首是民族主义,被认为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但只是短短20年,民族主义的目标即改弦易辙,令人啼笑皆非。1895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可用他的话概括如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国家。稍读历史的不难发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抄袭了中国近代史上罪孽最深的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反清造反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共创人间“天国”。

中国历史上历来造反的领袖总是采用欺骗性最甚的口号来诱惑尽多的炮灰为其卖命送死。明末人口大约是1.5忆,而满族仅不到汉人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明末不仅仅是沦亡于境外蛮族,而且所有汉人为适应满洲人的统治开始是被迫,到后来成了心甘情愿的,剃发留辫子长达三百之久。因此无论是电影,漫画或小说,留长辫子的汉人成洋人面前最生动特写。追究自身民族的原因才是良知所在。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所说,中国历史上无数次造反只不过是恶性循环中的异姓革命。1949年中国再次被境外邪教马列主义所沦陷也摆脱不了这种中国文化特色的恶性循环。

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人类各民族之间的竞争连绵不断,在弱肉强食意义上,武力冲突更是不可避免,而孙中山也跳不出中国文化中把自己落后挨打的原罪推向与他人。2000前的秦始皇的长城和今天中共的防火墙可谓异曲同工。依然是国学根底肤浅的原因,孙中山更为狭义的民族主义还没有意识到经过300年的潜移默化,满族(除了最上层的贵族)的族裔意识几乎销声匿迹,而且文化及习俗也已完全回归汉族,因此孙中山的“驱逐鞑虏”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如出一辙。

辛亥革命以后,大清皇朝倒亡,末代皇帝也被赶出紫禁城,但孙中山所谓的革命尚未成功,他的民族主义也改了新的包装,把中国的落后,百姓贫困,官场腐化等社会原罪的推诿,从满族改换成代表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被孙中山修正的民族主义,排除列强的干扰,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到。用我们的才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外国人的长处(仅是)科学。这里毫无新意,完全习用了张之洞的中国为国中之国的民粹主义,所谓的中体西用。至于把打到帝国主义作为口号,完全是为了把自己绑在以西方为敌的苏联战车上。

民权主义也是孙中山对东西方文化一知半解的表征,不但难以被其追随者和西方学者所理解,而且还被国共两党为他们的独裁所随意利用,投其所好。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现代西方宪政的杂交。他认为,民权思想自古就在中华的文化中,如“中国古昔有唐虞之禅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文化中既然民权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几千年过去了为何至今人权劣迹乃全人类之最。

我在【从萬世一系的天皇看易姓革命的中国,日本随想之二】中已作出解释。在中国人的词汇里唯有帝皇和革命最不陌生,中国的历史就始于三皇五帝夏商周。但由于中国文化习俗的秉性中还多了一个关键词,革命。有人說,革命兩個字早已整合在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中,此話不假!大約在公元前800年“革命”的概念已出現在中國最早的历史文献《周易·革卦·彖传》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這裡的“湯武革命”是指商汤天乙暴力推翻夏朝桀的统治。周武王叛乱取代商朝纣王的歷史事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恶性循环。

历史上也有古人意识到汤武以暴制暴的乱纲和对社稷和百姓的危害性,其代表人物就是蘇東坡。 他在【東坡志林,論古,武王非聖人】认为,孟子改变了孔子的最低道德底线。由于孟子为弑君正名(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其他学者也都仿效把汤武视作圣人,都是叛逆孔子的罪人也。

汤武革命逐渐演变成了中国文化中“穷则思变”的口号,饥饿杀人,贫困而抢劫的最美妙的道德修饰。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百姓造反,都是等同于杀戮,抢劫,传统和历史古迹的摧残。崇拜洪秀全的孙中山和毛泽东无疑也是革命和造反的推崇者。

幸好历史长河为我们安排了予以劣优的对照。最有力的参照是中国的近邻日本,虽其文化中被深深地打上儒家文化烙印,日本人却极为厌恶革命和造反的。日本人用汉字,熟读四书五经,他们去佛教寺庙烧香拜神,也擅长书法,1600年前传入的论语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思想源泉。或许是日本人的“愚笨”或缺乏“野心”,自公元前700年,第一个神武天皇起平平安安地传位给当今的第125任明仁天皇,从来没被革过一次命。在这2600年中,天皇大都是象征性的,但实掌大权的各地诸侯,却没有一个想换上皇袍,把屁股坐在皇位上。为此世人把日本的天皇誉为“万世一系”。日本人把社会各阶层看成一个整体,认为文明由这个整体同步经历漫长的潜移默化而成。今天人类的文明象征是自由民主,虽然日本君君民民依然,但都已成为现实!

而孙中山却认为中国的现实加上“不可不取资于欧美”的民主制度,即可实现真正的民权。然而孙中山无法懂得得是,欧美的民主体制不是抄袭自月亮和其他外星人,而正是来自身。2000多年前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定义灵魂的三要素即,欲望,克制和智慧。这三要素同时也规范了人生斗争的目标。到了文艺复兴时出现两本行为修养巨著,其一是《论人的尊严》(意文,De hominis dignitate),作者是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人的尊严先是通过道德自律、不断进取而实现自己的完善。人的尊严就是人自己的形象,而非社会所赋予。因此在最可怕的社会制度下,人依然可以获得自己的尊严。第二本书是《廷臣论》(意文,Il Cortegiano),作者是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所谓廷臣,就是指统治阶级或上层的达官贵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他们在行为上的内涵和气质,成为名副其实的,与社会上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粗人有明显差异的绅士。该书意大利文的首版是1528,33年后的1561就被翻译成英文。该书就此成了上上层人物的范本和必修书,据说曾是查尔斯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枕边书。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基于个人,来自从社会权贵,皇亲国戚到底层平民百姓每个人的文明。换句话说,人决定了社会,而非倒置!

美国著名地域政治记者和作家在其影响深远的【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The Coming Arnarchy,2001)中指出,民主的成功在于人口中相当比例的中产阶级,以及文明的社会机制……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民主不仅是威胁的,而且还是灾难性的。中国当时的文盲高达80%,不仅是缺乏健康,而且还是病入膏肓。

法国贵族,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写道,西方民主的产生并非如我们以道德制高点强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的那种方式,而是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过程。当欧洲社会步入不平衡或复杂的危机,贵族们不是超负荷地承担一切,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向其百姓赐予一部分社会责任。这就是民主社会的萌芽。

孙中山对东西方文化极为肤浅的认识,还表现在他看不到自由对社会文明的至关重要性。所谓古希腊被称为人类早期最不朽的时代,就是古希腊人最先懂得上层建筑必须保证公民自由的重大意义。经历中世纪黑暗后的文艺复兴就是为了恢复古希腊的自由价值观。同时,无论是始于古希腊,罗马帝国,直至现代的欧美的哲学著作中,古希腊的自由价值观从来没有被忽视过。西方今天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几千年来可歌可泣,不懈争取自由的结果。

而孙中山则认为,“中国人民并没有直接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间接的……, 假如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们向来没有受过这种(没有自由的)痛苦,当然不会理会。如果在中国提倡发财,人们说一定很欢迎的。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像发财主义。……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一片散沙”与自由有什么关系?的确,中国人从来就是一盘散沙,但他们的自由一直被剥夺到今天。照孙中山的逻辑,他的政府只要让中国人有钱,在物质上满足他们的动物性需求,就是奉行德政,人民就有民权和民主。今天的共产党不也就是鹦鹉学舌吗!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确实也受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主权在民的思想,如“当我们建立共和政体时,谁是君王?是我们4万万百姓”。但孙中山却并不接受卢梭“天赋民权”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权主义对西方的平等和自由概念是非常薄弱的。譬如孙中山具有相当严重的人分等级的观念,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等三类;他们的社会分工分别是,发现,推动和执行。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然孙中山也把自己定了位,即是与众不同,高高在上的先知圣人。由于他把自己看作超人的远见,无疑应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即引导广大愚民走上正道。这就是所谓小部分先知先觉产生出民主,再把民主赋予无知的大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 –1936)那首很有争议的诗,【白人的负担】。诗歌的大意是,教育和启蒙落后和野蛮民族的负担,落在了白种男人的肩膀上。

孙中山的强国欲望是无可置疑的。他认为强有力政府是强国的先决条件,而无视政府更是大多数民意的代表。孙中山总结了1911年临时政府的失败归咎于“三旧”,即旧政府遗留下来的腐败作风无法使新政府正常运作;旧政府的遗风渗透到新政府;和旧政府作风衰逐步蚕食新政府。1924年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为了彻底摧毁旧政府的残余,他建议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前必须经过以下两个阶段。首先是军政,即戒严法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为建立宪政作准备。其次是政训,即动用各种宣传机器提高百姓的公民意识或觉悟。当然实现这两个阶段的领导必须是国民党,也就是为今天的一党独裁扫清了障碍。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是美国经济学家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和美国业余研究马克思的一个牙医威廉姆(Maurice William,1881-1973)式的社会主义和儒家大同理念的综合。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产生基于中国的贫困现状,西方工业的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作用,即越陷越深的贫富差异。孙中山有如此一段观察:“欧洲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之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此在吾国三十年前,国人鲜能一顾及者。余游欧美,见其经济界岌岌可危殆之状,彼都人士焦头烂额而莫知所救。”为此民生主义就是孙中山为“鲜能一顾”的国人,和“焦头烂额而莫知所救”的世人指出的一条“光明大道”,好似为三餐不果腹人群解脱营养过剩之苦。

孙中山从社会主义找到了答案,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以孙中山为最先。1924年8月3日,是孙中山在广州的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说世界上流行的“梳西利甚”(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研究不知那一种才是的确”,但他坦诚的认同,“近来美国有一位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指牙医威廉姆),深究马克思的主义,见得自己同门互相纷争……这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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