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之隨想

12月底武漢市發生27宗不明原因肺炎。 2019年12月31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1100萬人口的武漢市發生多起呼吸性感染病例，病毒來源不明。當全世界各地流行病學專家們迅即啟動了對該病毒真面目的探尋的同時，即2020年的元旦，武漢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有8名網民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散布關於肺炎疫情的謠言， 造成社會不良影響，已被依法查處。1月2日中共喉舌【人民健康網】醒目報道，散步武漢肺炎謠言的8人已被依法處理。法網恢恢，全國百姓的嘴巴，眨眼功夫就被控制住了。但這種連自身複製動能都不存在的新型冠狀病毒，卻能藐視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不到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武漢肺炎已發展到必須史無前例的封城，演變成全人類恐慌的被哈佛流行病教授稱為是核武級別瘟疫。

如今學術分類很細，隔行如隔山，我搞了半輩子的腫瘤生物,對流行病一知半解，更不用說病毒源，傳播機理和治療。但不難理解武漢肺炎在短時間裡蔓延迅速到失控的地步，相當的因素是出於作為傳播介體的百姓的不知情。

圖1， 鄒容，根據今天的法律，他的【革命軍】無疑為讓人民法庭判以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而在1903年僅獲2年拘禁！

自1851年洪秀全的長毛起義，接着是迷戀暴力能解決一切，誰給錢就是同盟的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直至1949年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共產革命，多達2億的中國人送了命，中國社會也變遷無比，但唯一依舊的乃是中國人的嘴巴還是只能用來吃飯。

最近看了大陸出版【民國逸史】第一部，其中有一節專門講殉國英雄，提到了鄒容（1885-1905）。18歲的鄒容曾寫了《革命軍》小冊子，【民國逸史】第一部的作者王習耕在介紹此本小冊子時說， “鄒容呼籲民眾用革命的手段與禍國殃民的清王朝決一死戰，推翻封建皇權。繼而掃蕩“外來之惡魔（指滿洲人）”，進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自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人們爭相傳閱《革命軍》，使之在短短的幾年中，竟再版20余次，發行量高達110多萬冊。” 在故事的結尾，作者不提審判，只是簡單地說鄒容最後死於獄中。

稍有頭腦的此刻就會想到，1903年正處於慈禧太后統治的晚清，那麼朝廷是如何處置這個著書鼓動血腥造反，堅決推翻它的叛逆分子呢？

圖2，遇羅克，他的《出身論》，僅僅是因對血統論的質疑和善意批評，卻在十萬人公審大會上，被宣判死刑並被處決。不用說文明的西方，即使在被中國人口誅筆伐的晚清時期也是無法想象的。

1901年八國聯軍撤出北京後，慈禧太后從避難的西安回到紫禁城。同時也從義和團的噩夢中逐步清醒過來，決心啟動緩慢但持續的政治改革。根據大清以往的慣例，《革命軍》的內容不僅僅是言論不規，更是純屬暴力謀反。哪怕當時最開明的，曾一度支持戊戌變法的直隸總督瑞方也建議對鄒容至少判以無期徒刑的懲罰。但當時上海租界法庭，根據重行輕言的西方法典，僅判鄒容兩年徒刑。這個最重要的細節也是這位大陸文人所故意“忘記“寫的。

此案例對慈禧太后的觸動很大，為此她不顧朝廷保守派的反對，決定採用西方和日本的文明法律來管理百姓的言論和出版。當時天津的大公報對直隸總督袁世凱經常著文公開進行百般侮辱和攻擊，氣得袁將軍可謂怒髮衝冠。堂堂直隸總督唯一能做得殺手鐧，只不過是禁止他的下屬不再購買大公報。

禍從口出卻自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後至今，雖程度有異，但從未停止過片刻。因孫中山對長毛頭子洪秀全頂禮膜拜之極，1929年蔣介石為了禁止國人對國共兩黨之父有任何褻瀆之意，竟然頒布了一個令世人啼笑皆非的【禁止誣衊太平天國案】，任何言論，戲台演出或出版物，如把洪秀全污衊為“長毛粵匪“，都將嚴厲依法懲處。

當然1949年後被問斬的遇羅克，張志新就更難以啟口了。相比鄒容的【革命軍】，使他們被處極刑的言論僅僅是一種對現實，善意的無奈呻吟而已。幾十年過去了，今天的輿論有時也被允許公開為他倆假惺惺地美言幾句。提起“舊社會“他們是很會憶苦思甜的，但又是故意”忘了“在晚清時，或150年前人們的言論和出版物已開始得到類似西方和日本的法律的保護了。

今天，不管持什麼政治信仰的中國人，凡提起革命和造反，就像吃了春藥一般全身亢奮，但他們是否願意冷靜地捫心自問，150年來那些被稱頌追求正義，所謂推翻舊制度的殺戮，除了2億條性命被滅，是否真的為中國人帶來一絲一毫的尊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