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新交的挚友也是宁波人，而且是正宗的（原籍宁波市）,姓张名竹屿。他与祖父的背景雷同，年轻时出远门在钱庄当学徒。然而张先生与祖父的个性全然不同，可能是处世环境不同，在加上见多识广，了解政坛风云人物。其中有一人叫邝寿民，他是康有为   的十大弟子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前4天，光绪皇帝遣军机章京林旭送“衣带诏”给康有为，嘱“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使，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赶快逃命，以图今后。不久康有为流亡加拿大创立了“维新会“或“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总部设立在香港。不久世界各地凡有华人侨居之地均有保皇会的成员，可谓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群众性华侨爱国团体。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吸引了不少保皇会的会员，再加上投资的接连受挫，保皇会开始走下坡路。1913年康有为回到故土仍旧坚持他的君主立宪，继续反对孙中山，曾于1917年支持辫子将军张勋复辟，失败后又徒劳地转向直系军阀吴佩孚求。1927年壮志未酬的康有刚过70寿辰突然死于食物中毒。此时的康有为已去了戊戌变法时的光泽，同被国共两党视作封建遗朽。

1935年在康有为的弟子钱定安的筹划下，洋洋20万字共10大部的“大同书”在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甲、乙二部曾于1913年在《不忍》杂志发表，其余的仅局限于在他的弟子间传阅和讨论）。大同书的问世让世人瞠目结舌，如不是白纸黑字著名康有为，还误以为是中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康有为在书中猛烈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倡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社会主义。

据说后来当了皇帝的毛泽东也颇受《大同书》的影响，症结是迈向大同的手段。“他（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中国的土地上谈起民主，自由，不用说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以及今天的愤青，五毛或民运份子，连乳臭未干的孩子也会耍这层嘴皮子！

1904年6月康有为游历英国时， 曾推心置腹地向商务大臣请教中国变法的问题，大臣语重心长的一番感叹给康有的为心灵冲击很大。他说，“各国有各国的教化、风俗和历史传统，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政治。我们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千百年来自然积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来，而且也绝不可能通过效仿而来。病症各异，一种药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

西方各国通常把康有为看作大清国皇帝的私人代表给予外交规格很高的隆重接待。他到过的欧美国家比孙中山（即使滞留过的欧美国家为数稀少，除了混在社会底层，我没发现任何文献记载孙中山与西方政要的接触），蒋介石和毛泽东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出一倍。无疑康有为对西方富有切身的体验，他之所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绝非出自是“闭塞的封建遗老”的立场，而是深信，这是治疗病态中国社会最合适的处方。康有为认为社会进步必须是和平的，有序渐进的，中国的国情根本不容许革命。革命者利用西方理论煽动民众，进而把中国引向更深的灾难【戊戌救国论】。当他访问法国，实地体验法国革命的教训后在【法国大革命记】中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125万人死于法国革命，要是中国急于革命的话，1亿条生命将丢失，革命不是中国该走的路”。

在中国煽动革命的人无非是两类，不是对中国国情和国民素质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国共同是赤俄的一对孪生胎。两党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打内战牺牲上千万同胞。有人为世博会和北奥会唱赞歌，流鼻涕，掉热泪，我只想问他们一句话，“你是否愿意你的家人或自己成为这些死无葬身之地的炮灰的一份子。

康有为是个圣人，有先见之明。在满清时，中国虽留辫子，看上去粗陋，但还是有起码的良知。正如康有为所料，1949年的（那场农民)革命把中国引入了一场灾难。安息在地下的康有为与小女儿的墓被毛皇帝的“要武嘛”捣毁，大师的尸骨被绑在木棒上，游街示众。他的下巴骨在喧闹中掉在地被任意踩踏。中国文明从来没被（以革命名义的）共产党如此糟蹋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虽有科学依据，至今乃有争论，但自1921年来，中国共产党摧残人性，把人性几乎退化贻尽却毋庸置疑。

圣人孔子有弟子三千，康有为也有弟子近千人。不过晚年康有为事业沉沦，不少弟子变得消沉，有的干脆一走了之；但也有不偏不倚追随恩师，始终患难与共的。邝寿民就是其中之一。

邝寿民是广东人，据保皇会的《敬告各埠同志书》中称他为“素封”（笔者注： 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 “自戊戌以来，力任会事（笔者注，即管理财务），万恐千惊，忧疑无数，始终担荷，舍家忘身”。因为他在香港开有店铺，故总会在港事务多由其负责，“凡同志应接往来，迎送招待，买物办事，零碎重叠，以百埠及局内人办事之付托，其繁夥不可思议，寿民一一理之”；“数年以来，港无会所，皆以寿民之店为之。”

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早在戊戌变法前，邝寿民就发起≤香港戒鸦片烟分会≥。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亡命海外，港澳成为重要活动基地，邝寿民还曾组织指挥在内地展开的勤王运动。我在洛杉矶的大阿姨家见识到许多康有为的真迹，可见康有为和邝寿民之间已超越师生之间情意。我从姨夫的为人仿佛也看到了他父亲的身影。大阿姨曾说，戊戌政变时，如邝寿民北京，也要被砍头的。邝寿民殁于一次意外，年仅40岁。据亲友猜测可能是政敌的暗杀，但无确凿证据。

图1 1957年，外公从香港寄给祖父的70岁生日照片

图2，外公的次女（大阿姨）与邝寿民之子结成良缘

张竹屿的另一个亲家，是马君辅。与邝寿民的保皇政见绝然不同，马君辅侨居夏威夷时同情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并给同盟会捐过款，是个革命救国分子。我虽从没遇见过马君辅（1932年去世），但年幼时就熟知马君辅的遗孀，马家阿娘（我们全家都这样称呼她）。马老太太子女成行，除了一个低能，弱智的外孙女作陪，无一承欢于她的膝下。每逢过年过节父母总要就带我去问候她老人家。马君辅一家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从未见到过像马老太太如此慈祥，宽厚，言语细声细气的老人，她那双充满爱的眼眸，半世纪后，乃历历在目。记得文革时，像红头苍蝇般的毛皇帝的“红小兵” 接二连三地骚扰她家，翻箱倒柜，随心所欲。听说家里的被褥等基本日用品都为男女混居，脏乱不堪的“红卫兵”司令部所“借用”。然而90高龄，以慈悲为怀的孤独老太太，竟没有对这些“苍蝇”红过一次脸。

张竹屿育有5个子女，其长女正好与陈松林的四儿子年龄匹配，认识后恋爱，不久在父母促成下结成良缘。当然张竹屿，陈松林就成了我的外公和祖父，令我自豪。原因是他们一生清白，绝非靠害人，掠富立业，实可谓素封式的人物。这也是我要讲他们人生故事的初衷。然而，在中国不乏杀人犯自传和追忆录。

我藏有一本吴法宪回忆录。他在吹嘘自己的功劳和清白的同时，对权力倾轧中的身陷囹圄耿耿于怀，然而全书从头到尾，没有流露出片言只语，忏悔自己对百姓的杀戮之罪。在该书第4页有如此一段话, “打完“AB”团后，我们村就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里的两个恶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来，召开全村大会进行斗争，当场把他们两个杀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座茶山。”这不光是抢劫，还是杀人！

无独有偶，在共产党的祠堂里不难找到被称作“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的牌位，上面刻着项英的名字，一个货真价值的杀人犯。项英有个结发妻子，叫张亮。1935年张亮在赣粤交界地区被捕，3年后，经多方营救，她才逃离国民党监狱。只因望夫心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张亮终于回到了项英身旁。当时曾流传张亮被捕后叛变，项英当众，枪毙了自己孩子的亲母。共产党的党性能把人变态到禽兽不如。不出所料，张亮后来被平反，这就是好一个共产党经常夸口的“自己纠正错误的能力”。虽然项英早死了，这个随意杀妻的罪犯依然可以通过他的红下一代来为自己唱赞歌。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同样是食五谷的另一种文化吧!今年6月初CNN采访了一位当时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美军老兵。他的一段话使我感叹万分。他说，“登陆的当天，在德军的阵地上，迎面见到一个德国老兵正举枪瞄准，我条件反射似的扣动了扳机，他应声而倒。战争虽结束了67年，但那个德国士兵的脸始终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掉，这个噩梦缠绕了我的一生。”今年的诺曼底纪活动上，这个美国老兵将与当年的纳粹空军飞行员相聚一堂。当记者问起他，与曾在从空中厮杀过盟军士兵的德国飞行员会面后，这种内疚的心情是否会减轻。老兵凝持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

如今在媒体上，回忆共产党“伟业”的东西多如牛毛。不光是共产党的“孝子贤孙”们继续为他们血淋淋的父辈们树碑立传。令人哭笑不得是，那些曾是枪下鬼的后辈们还读得津津有味。呜呼，不知要等多久，文明和慈爱的光芒才能照到这些人的心头!

图3 外公的长女，闺秀淑女时的家母，嫁给了祖父的四儿子

父母结婚时，开业虽不久，上海大戏院已很有气色了。原因之一是上海大戏院对影片的选择，大都是艺术和拍摄质量均优的，以爱情为题材，内容健康的喜剧片，娱乐性强，但老少宜益。据文献，如1929年发行的派拉蒙影业公司大片“The Love Parade”（璇宫艳史）以及抗战胜利后，能与音乐之声媲美的米高梅1944年制作的“Bathing Beautiy”(出水芙蓉)，每部放映率都超过了200多场次，观众数达20余万人次。原因之二，要归咎于观众的文化素质，精神面貌和家庭教养。无法想象当年的汉口人会堕落到自愿地观看如“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等这一类羞辱观众良知的洗脑片。

上海大戏院的净利润大约是每年6千到1万银元，如此丰硕的业绩一直维持到武汉沦陷。自中日1937年月7日正式开战后，国民党的军队可说是屡战屡败。1938年的6月，蒋介石不顾民众的生命和鲜血，炸毁黄河花园口堤坝，企图阻止日军侵占中原，结果给敌人带来的伤亡仅1000多，相反，被淹死和饿死的乡村百姓达89万，弃家逃命的也有390万之众。对待生命的态度，蒋介石和毛皇帝如出一辙，这就是中国的悲哀。4个月以后，汉口的上空飘起了的太阳旗。

蒋介石虽也抗日，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事实。1936年12月初他亲自前往西安督战，准备以张学良30万的东北军一举歼灭共军。在江西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狼狈向西北逃串。接着仅剩残兵万人的毛泽东又与当时率精兵八万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经历了一场损兵4万的内斗，最后才气急败坏地走进延安。我去过西安，曾跟人开玩笑地说，蒋介石的坦克兵早上在西安用餐，晚上就可在延安的窑洞里打铺睡觉了。面对10倍于己的国军，毛泽东哪怕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再作一次“长征”。

就在这个毛泽东性命交关的时刻，张学良和杨虎城送来一份大礼：即西安事变。当然赢家仅一人所为，这就是毛泽东。事变为他今后当皇上带来不可多得的缓冲，早是中共党员的杨虎城及其全家命殇重庆戴公祠，糊涂的张学良被囚禁终身并被落得个千古罪人的骂名，蒋介石依然带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帽子，在孤岛凄度余生。当然西安事变的最终导火线是日本人的侵略，这也日本人一直被毛皇帝感恩载德的原因。

据武汉中共的档案记载，武汉沦陷的前夕，即10月14日所有电影院被政府勒令关门，祖父立即将全部放映机拆卸由大伯负责迁往重庆。房产以200美元委托费挂上美国某企业的旗帜后，自己带领一部分家眷搭乘最后一班长江轮逃离汉口，去定海避难。

几十年来在汉口的成功，陈松林在定海已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百善以孝为先，小姑曾告诉我，祖父还是当地有名的孝子，虽早年出门在外，成家立业在汉口也近40年，但期间经常携子带女回故里竹家弄看望我的曾祖母。故我二姐也出生在定海。

安定的生活不到一年，即次年的6月23日定海沦陷。日本人占领定海后即推行绥靖政策（现在的语言就是“和谐”与“不折腾”）。侵略军希望当地的知名人士出来“维稳”，为此祖父就被“请喝茶”，劝其在敌伪政府内任职，兼管商业和财政。祖父从不关心政治，更无意当汉奸，他宁可连夜携带家眷，搭乘渔民小帆船在日本海上巡逻艇的眼皮底下仓促逃出定海，再从宁波绕道去上海。据当时在场的小姑告诉我，即使70多年以后，一旦想起这趟冒险，仍然心惊肉跳。此时上海已在日本人的铁蹄下，祖父不得不化名为陈叔元，在父亲的照应下隐居到抗战胜利后，重返汉口。

上海大戏院在敌伪时期的汉口是如何被日本人或汉奸糟蹋，我查尽了公开的资料，依然没有蛛丝马迹。陈家除了三伯当时在汉口管理祖父的“长江百货店”，其他人员都分散在各地。可惜三叔早已过世，无可问津。

国难当头时羞于保护百姓的国民政府，捞钱和搜刮民脂民膏却从不迟疑。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日本占领区“五子登科”，即抢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例如，手中的法币以200倍的比率兑换伪币，以图掏空日占区百姓的积蓄，来肥自己的口袋；对于汪伪政权或汉奸经营的资产（当时称“逆产”），一旦证据确凿，全部充公，以肥私囊。当时上海大戏院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接管，同年8月，由帮会人物李青山承租恢复营业。实因无“逆产”之嫌，1946年祖父又委托柴海楼出面，被迫出资4000元从李青山手中接收过来，继续营业。

尽管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的烽火重新燃起，汉口乃是宁静的。祖父十分珍惜这种机遇，上海大戏院再次焕发生气，几乎是场场爆满，营业盈余始终保持在影院历史上的最高点。祖父意想不到的是，比日本人破坏性更大的农民造反席卷去国，1949年5月16日国民党再次溃逃，迎来中国文明史上绝无先例的不知廉耻的红色皇朝。

因孙中山的血腥气，才有蒋介石作为贴身保镖于6月29日登上永丰舰至8月15日离粤返沪登陆。这40多天bedding with孙中山才使蒋介石有幸成为“独夫民贼”。如果有100个手指，排一下早期追随孙中山的一群颇有理念，素质的人物，如果不发生“永丰舰”事件，那么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原本是流氓的蒋介石当接班人。这注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失败。

不可否认，蒋介石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不少中外学者把蒋介石的失败归咎其政府的腐败，这种见解非常片面，是对中国现状的一知半解。以我之见，蒋丢失大陆是放弃苏俄的支持而投向美国的怀抱。从蒋的政治素养而言，是不可能在中国选择民主宪政之路，却阴差阳错地与其价值观绝然不同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伍，这不光束搏了政府剿共的手脚，还等于是在自己脖子套上了绳索。

美国在援助蒋介石时附加了不少对任何独裁者都是致命的条件。美国陆军，西点军校出身的四星上将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被罗斯福和马歇尔将军委派到中国，一方面主管在华“平等租借交换”，其次是主帅（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抗战，并兼任颇有实权的国军总参谋长。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个性直率，缺乏灵活性，与英国人和蒋介石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与英方主要是军事上的，然而与蒋的冲突却在于意识形态上面的。

出于无奈，蒋介石还必须违心地允许对他有偏见的美国官员和记者在中国任意东窜西逛，如埃德加 斯诺，安娜路易絲 斯特朗等亲共记者跑到延安为毛泽东在全世界作政治宣传。据汉学家史景迁（Johnathan Spence）一书【中国世纪】所述, 眼光狡猾诡诈的史迪威和他的助手多恩(Frank Dorn)陆军准将就是属于这类美国官员。他们以西方的价值观，强烈不满政府处置平民的横蛮态度以及军队中的医疗条件；更无法容忍不计其数的伤员因军医和护士的无能而死亡，更可恨的是，有的伤员竟给5元而赶出医院自寻出路，其中有的应感染而死在回原籍的路上。

白求恩也是因不满他在武汉前线所见到的，而投奔共产党。我参观过奥斯威辛集中营，曾纳闷为何西方世界对令人发紫的纳粹暴行一无所知。确实国际红十字会观察员也视察过纳粹的集中营，但看到的尽是漂亮的环境，犹太人的笑容和囚犯组成的乐团的音乐表演。还有1972年尼克松访问的上海，几乎是一个空城，小孩都关在家里或学校不准出来。蒋介石虽是个独裁者，可能永远也学不会这些纳粹和共产党的特色“本领”!

史迪威曾建议罗斯福同时武装共产党，压蒋介石对共产党作出更多的让步，否则美国应该停止军援作为报复。蒋介石无奈作出强烈的反应，表示宁可去西藏打游击，也不能接受这种威胁。最后还是罗斯福作出让步，于1944年10月18日召回史迪威，其中国的职务由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 将军取代。

蒋介石虽赢了这一招，却输掉了美国的舆论。数天以后（10月31日）美国知识界中最有影响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其资深撰稿人阿特金森（Justin Brooks Atkinson）的文章，称蒋介石为“军阀”，国民党政府是“垂死的反民主当局”，同时却赞扬共产党的对日军事游击战术和军事胜利，并称颂5年后将在北京登基的毛泽东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民主主义者”。阿特金森死于1984年，他肯定知道中国几千万农民在1960年代初因毛泽东而被活活饿死，不知感受如何？

蒋介石可谓腹背受敌。这里还必须提一下美国陆军的“迪克西使团”（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ation Group或称Dixie Mission）。“迪克西使团”长期驻扎延安（1944年7月22日至1947年3月11日）旨在建立美军与共军之间的联系。延安的毛式共产党让使团成员“大开眼界”被他们的清教徒式的浪漫精神所感动得热泪盈眶。使团成员之一塞维斯（John S. Service ）在他的报告中对中共领导的个人素质，真挚和领导层的团结印象深刻，相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化。塞维斯也长寿，于1999年去世。不知他的感想又是如何，20年不到，这些(团结，素质不凡的)领导人彼此内讧打斗，争风吃醋，坐牢的，跳楼的，自杀的，几乎没有一个下场光彩.

小时候我有个忘年之交，他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他喜欢文史，手不释卷，个性秉直，豪爽。他曾任国民党军统文职军官，多次负责国军高级军事会议的会务，见多识广。我常津津有味地听他评说内战，记得凡提起美国人，他总是邹眉和摇头。民主体制决定了美国对它的盟友远不如苏俄那么忠诚。塞维斯和迪克西使团的另一个成员戴维斯（John P.Davies）因有通（中）共嫌疑，曾遭到美国国会参议院（麦肯锡）的调查。我当然不相信这类指控。这纯粹是出于两人的幼稚和对中国文化的全然无知，以致为共产党所迷惑和利用。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无奈放下对准共产党的枪口，给延安一个求之不得的喘息机会。毛泽东开始规划长远的蓝图，夺取中国和登上皇位。当时的延安聚集了来自各地，背景复杂的人，他们大都是怀有壮志的爱国青年。毛必须在他们间竖立绝对的权威，第一步就是统一思想“系统性创地造新人”【Creating the “New Man” :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这就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委。这种摧残人性的方法，用生物学的词汇，即人的（思想）克隆化。据统计有1万人因无法接受这种洗脑而被处死【US Joint Publication research service. (1979). China Report: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余下的就真的成了“新人”，犹如“癌细胞”（癌细胞就是一种繁殖快速的细胞克隆）逐步扩散到全国，吞噬病态中国社会仅存的一些健康成份。

内战打响后，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1947年纽约时报详尽报道了228事件，即2至3万台湾人被国民党屠杀的特大新闻，彻底在世界舆论面前摧毁了蒋介石政府。

面临政局的变化，外公和祖父作出了相反的个人决定。我外公是个生意人，却懂政治。得益于清醒的头脑，他在1949年前作出了去留的正确举措。他教育孩子也有一套，他们不仅自立成才，而且善恶分明。大舅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为宋子良的秘书。但他厌恶不健康的官场应酬，1948年得到外公的首肯前往美国深造。大舅坐邮船抵达纽约，下榻希尔顿酒店。他风趣地告诉我，当时的高级旅馆，仅8美元一晚。大舅的学的专业是纺织，希望有朝一日为改善国人的穿着作贡献。听说1949年毛皇帝登基后，他毅然放弃纺织专业，改学电子材料科学。他不久取得了工程博士学位，曾在IBM任高级工程师，多次获得公司嘉奖。今天的大舅90多高龄，依然健在。要是他当年头脑发热，自投罗网，后果则不堪设想。

我大阿姨也极有个性，曾是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她曾在家里隐藏和保护八路军伤员，传奇性的是在奔赴延安的前夕，突然改变主意，彻底抛弃了共产党，这使我想起了1949年后，张爱玲从香港因夏衍的诱惑，回到党的怀抱，但自从亲眼目睹了特意为“进步作家”安排的，位于上海近郊的一个土改场面，就此看透了共产党，再也没回大陆。

图4.外公的子女，自左：大阿姨，小阿姨，母亲，大舅和小舅。摄于1948年大舅赴美攻读博士启程之前，这也是他们兄妹的最后一张合影。

外公从没瞧得起共产党。因工作上的关系，他虽与宋子良等国民党上层人物有较频繁的交往，也不看好国民党。1948年他离开上海时，选择的是香港，而非台湾。1967年外公飞加州硅谷看望儿子（大舅），有一天上午突然中风，大舅正上班，邻居的老太赶来为外公作对口人工呼吸，但已无回生之力。不久外公的棺木被运往香港入土为安。

我祖父只会手持佛珠，口念阿弥陀佛，深信做善事，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即使不赚钱，遇灾也能逢凶化吉。这是他遭遇流氓，土匪和日本鬼子所积累的经验。然而常识，天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毫无作用。

1949年当解放军四野逼近武汉三镇时，国民党军队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当时的武汉已有中共地下党所控制。据说武汉的沦陷不费一枪一炮，是共产党里应外合的结果。蒋介石这个中国近代的独裁者当得也实在冤枉，哪怕在他自己的管辖区里，也被中共任意宰割！

蒋介石该谦虚地学一下毛皇帝是如何独裁的吧。刚拿下武汉，共产党连气也来不及喘，就迫不及待地力图控制所有的舆论和娱乐阵地。没不久，几乎所有的武汉电影院都被中共收缴，除了上海大戏院。据六叔（当时他已大学毕业）说，武汉市文化局派了工作队前来找茬，因为祖父一贯为人正派，政治和财务上无可挑剔，为此工作组一无所获，灰溜溜地撤走。

图5.我从没见到过圣约翰大学的毕业证书。在最后一次与六叔见面时，84高龄的六叔像个小孩似的，兴高采烈地把他的毕业文凭当宝一样show给我看。因文凭卷了几十年，在他的帮助下才勉强翻拍了下来。

接着武汉市文化局又派了4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人，二十多年后还被六叔认出来），也两手空空无功而归。此刻的武共开始气急败坏，下了军令状，从湖北农村调来一批，整人，杀人经验特别丰富的土改工作队。他们来了个毒招，诬陷上海大戏院是“敌产”必须充公，同时把大伯和我堂哥关人大牢。谎言和暴力是毛皇帝的看家本领，60年代国家主席也被戴上“叛徒，内奸和工贼”的帽子。然而谎称上海大戏院为“敌产”却更可耻，因为祖父仅是个跟谁都没利益冲突的生意人。

祖父当然予以反驳。如果凡被日本人抢占的企业是敌产，照此推理的话，那么半个多中国都应是敌产。土改队马上把脸一沉说，不是“敌产”，那么把地契交出来验证。他们以为祖父购地近30年，地契早已不知去向。没想到，细心的祖父把地契保存完好，第二天就把凭证呈了上去。这一来，泥腿子恼羞成怒，地契算啥，建筑蓝图才是关键，并对祖父发出最后通牒，一星期内，不交出蓝图，上海大戏院立即没收，还必须罚缴1945年来所有的净利。

上海大戏院建筑蓝图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家之一卢镛标之作，祖父当然珍藏建筑蓝图，此乃囊中取物。据六叔回忆，祖父手捧上海大戏院的建筑蓝图，进入了漫长的，呕心的沉思。不难猜想，他留恋着几十年来一砖一瓦堆砌起来的这份家业。又想到了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满清时的腐败，辛亥革命时武昌的枪声，军阀时的混乱和民国期间地痞流氓的欺负，亡国奴的痛苦。所有这些(病态社会中的阴暗，战乱的不稳定和侵略者的凶残) 祖父都煎熬过来了。

图6. 1998年，我重返祖父创建的上海大戏院（现已改名武汉中原电影院，新址为江岸区汉口洞庭街76号）。 拍完照想去吃武昌鱼，在出租车上突然想起，早上因急于寻找祖父家业，忘了要一份招待所的信息，匆匆出门。几个小时后要上飞机，只能放弃到嘴边的口福。那位司机实在伟大，就凭我对招待所周围环境的模糊描述，尽管兜了好几个圈子，结果还是替我找到了旅馆，赶上了飞机，安时出席了大学同学为我准备的聚会。

但祖父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再去面对共产党的干部，但他怜悯这些似“人”但实际上是，全然被共产党编制好程序的工具。古稀的祖父决定放弃抗争。他知到拿建筑蓝图去和共产党说理，不仅是徒然，还难保被关押的儿子和孙子性命。1952年上海大戏院被共产党“和谐”了，灌注祖父心血达40多年之久的“长江百货商店”也作为罚款被抵押。毛皇帝为什么说枪杆子出政权，原来，有了枪，祖父一辈子价值数千万元的心血，他们化了不到几天的功夫就到手了。如今共产党的高官怕别人也来这一招，又匆匆公布了物权法。

不久祖父头也不回，永久离开了伤心的汉口。不过祖父心知肚明，自己的遭遇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腥风血雨中的沧海一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遭殃，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劫难。

如今在大陆有些文章和书籍记载陈松林的事业，均用正面的语气来描述他在1950年前的作为。然而对上海大戏院和长江百货商店的最终结局却只字不提。这些作者大都能接触到武汉中共的档案，他们虽然没有胆量张扬事情的真相，可能是尚存良知的发现，也没有恶劣到用当年中共武汉文化局的谎言来羞辱我祖父的名声。

据统计，光土改时共产党曾杀人数百万（“解放”后的头8年，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被杀戮的同胞远超过8年抗战时死于日本人屠刀下的中国人的总数）。土改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性摧残的开始。当时杀一个人只要土改工作队队长点个头，接着就鼓励农民分抢或挪用地主的财物。农民开始是犹豫，彷徨，后来是心不跳，脸不红，分得越多越舒畅。

我有个老师辈份（大学老师的同学）的朋友，农民出身。有一次聊起土改，他深为感触地说，家里有一张红木八仙桌，是她母亲永世解脱不了的一个心病。我问何故，原来这张红木八仙桌就是属于经常接济她家的那个地主。纵观共产党当政的60年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阶层不受其害，但也没有一个阶层是清白的。

前一段时间读到一个1989年在美国使馆里躲起来的“民主精英”的文章。他曾是WGZ党的一员。 文章声称“中国共产党过去用打江山推翻国民党王朝，当时好像还有点符合民意.....尤其自文革起,而六四在当局用坦克对付学生之后，共产党才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我不禁要问，共产党自1921年的那天起，何时是合法的？他的这段话显然是在回避他自己50年代颇得共产党宠爱时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有当他落魄时共产党才失去合法性。我能理解他那种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主人翁，利哥莱托的心态！这种心态也是90年来，尽管作恶多端，共产党旗下的门庭永不冷落的原因。

图7, 祖父常去的国际礼拜堂，位于家附近的衡山路上。上海国际礼拜堂于1925年竣工，与全国千千万万个教堂和宗教庙宇一样，“解放”后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堂里的管风琴、洗礼池、铜十字架等宗教等设备都毁于一旦。（转载自Google图片）

祖父回到上海后不久，他的儿子（我的五叔）被拘押而在公安局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曾因上海大戏院被抓的堂哥，在三反五反期间，突然平白无故地在半夜里遭到一群（当时还属领导阶级的）工人的闯门，被吓成疯子。祖父在我父母的劝说下皈依基督，他的心总算在耶稣那里找到了寄托和安宁。1956年的一个早晨，突然脑溢血，告别了他生不逢时的人生。父亲得消息匆忙赶到医院，乃没见上最后一面。回到家，父亲在信箱里发现祖父去世前即刻给他的家书.（全文完）

后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红色革命党人杀活人不眨眼，挖掘百姓的祖坟也特别从容（不过毛皇帝却嫉恨国民党挖了他家祖坟，1950年他传旨，于是在长沙的奴才以挖毛家祖坟罪将当时参与的两人处以极刑）。祖父在世时家业被毁，然而他在万国公墓的坟冢也还是避不了赤祸。我外婆自幼裹脚，怕打扰，足不出户一辈子，去世后为让她睡得扎实，特地用了一个进口铜质灵柩，安葬在上海长安公墓，结果连坟带尸骨都被毁得影迹无踪，这是心态正常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哪怕纳粹，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中共那样连普通百姓的尸骨都“爱不释手”。作为一份孝心，六叔把祖母和祖父的一些遗物集合在一起，重新买了块地，盖了个衣冠墓。小姑，七叔也特地从京城赶来，祭拜祖父的新“居”并一块合了影。故事也该告一个段落了。我希望祖父的遭遇给失去记忆的人一束电脉冲，重新获得文明人不可缺少的尊严之一：记忆。

去年12月，我去微州，顺便爬了黄山，回上海的当天，立即再向六叔辞行，并一起共进了午餐。回美后还不到一个月，二姐打电话告诉我六叔因下（公交）车时朝天摔了一跤，不幸抢救无效离世，享年84岁。当今中国乃毛歌红唱，群魔乱舞，90年来深被中共“光芒”照耀的百姓，依然只有不尽的受害的义务，没有点滴呻吟的权力。此时此刻，祖父遭遇的真相，也是积压在六叔心里多年的心事，我已全部向世人诉说了，六叔，你可放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