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天，我在网络上读了一篇吾丁的博文，自己毕竟算是个音乐爱好者，因此对这一命题很感兴趣，不少网民也有同感，畅怀己见. 讨论者各有见地，读起来受益匪浅。吾丁在文中把中国人音乐才能之缺乏归咎两大原因，其一是缺乏“有效记谱的方法” ；其二则是“1949年以后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依我之见，第一个原因有点牵强。德国音乐家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曾说过，“音乐家如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绪，就没有音乐存在的必要” 。汉语与其他外族文字不分高低，中国的音乐理应如此。记谱的方法重要，但非绝对。

      就拿中国的国剧，京剧为例：人称“没有书面文化的”的艺术。几乎所有京剧传统剧目都无脚本可依，更何况乐谱可循。然而，200多年，自其起源来，之所以能成为国剧，就在于它特殊的唱腔和唱法，由此而衍生出不同的流派。京剧迷常用一个“味儿”来形容不同风格的唱腔和流派。这种味儿是潜意识的，融入心灵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韵味。被誉为歌剧之王的多明戈，他的嗓音极有个性化，音色也深沉和悦耳；他的歌声能唤起激情，带来悲哀和喜悦。但他可能无法理解和品出中国京剧的“味儿”来。我想，这就是国剧特有的艺术魅力和美学蕴涵，在国际上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或许仅有中国国画能与之匹敌。

再看看五花八门的民间或民俗传统剧种，无论音乐或台词也都没有正式的剧本，但通过历代艺人呕心沥血，承前继后，脉脉相传，不但传统的民俗风格，而且唱词和音乐都得到了精炼。就拿江浙一带美誉为江南奇葩的评弹艺术为例，它可说是，弹(以三弦和琵琶为主的演奏) ，唱(各种流派的唱腔)，表，和噱都达到炉火纯青的民间歌剧。我特别喜爱评弹的传统剧目“三笑” 和“描金凤” 。其音乐旋律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时而细腻如丝，时而宏伟如虹；说表同样是令人如痴如醉，悲呛宛然时让人热泪盈眶，妙趣横生的幽默让人仰面大笑。观众在艺术中享受了生活，得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训导。

如果社会有一个人道的环境，也就说无论政权交替，世道变异，只要权势者还懂得中国传统伦理操守，我们民族的“没有书面文化的”戏剧和歌剧，经代代相传，一面它们的精华日益继承和弘扬，一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粹，说不定哪一天脱颖而出，被世人所接受。以上提及的京剧和评弹艺术的发展，自清末到民国有一个量到质的转变，可说是从廷院，堂会，社戏和茶馆走向戏楼，剧院，登上大雅之堂。与此同时，各流派如繁星灿烂，异彩纷呈，为古老表演艺术继承和带来新生命的大师也不断涌现。这种发展势头哪怕在二战时，中国被日寇沦陷，都没受过丝毫的影响。

然而，1949年，特别是50年代中到70年代末期间，所有传统戏剧和艺术被伟大领袖毛泽东指责为脱离工农，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封建糟粕而加以毁灭。戏被禁演，艺术家更是劫数难逃，他们不仅人格受到侮辱，经济上受罚，肉体上还受凌辱。其中，京剧泰斗，马连良不堪忍受屈辱，自杀身亡；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流放劳改农场被活活折磨致死。国剧遭殃，地方传统剧种也同样遭诛杀，誉称“俞（俞筱云，俞筱霞）调”传人的评弹界金嗓子朱慧珍，在文革中为摆脱人身侮辱，跳楼自尽，当时她风貌正旺，年仅47岁；弹奏琵琶具独特魅力的评弹表演艺术家郭彬卿也无法忍受多次肉体摧残，含冤上吊自杀，死时还不满50岁。

      众所周知，无论哪个剧种的兴旺与领头大演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大牌演员，剧种就兴；无大牌演员，剧种就亡。自称比百姓爹娘还亲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自残却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我对吾丁的精辟分析绝无疑义，那就是“1949年以后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导致中国人音乐才能之缺乏的直接原因。

      中国现代音乐起步很慢，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由海外留学生引入西方古典音乐，各地纷纷建立交响乐团，并出现一些颇有建树的音乐家。这里我举大家比较熟悉的马思聪（1912-1987）和贺禄汀（1903-1999）为例，以1949年为界线，看看他们命运的变迁。

      马思聪，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曾两度出洋学音乐，第二次（1931年）是官派留学法国，从师比内鲍姆（Binembaum）学习作曲。学成回国后创办音乐学院从事教育和创作。22岁写了第一小提琴奏鸣曲（G大调）， 他的代表作是思乡曲。思乡曲是绥远组曲中的第二首，马思聪通过委婉和忧伤的旋律，表达他对故土的思念。乐声的抒情之细腻和柔软令人揪心。思乡曲是第一首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声誉的中国管弦乐作品。

      贺禄汀虽没留过洋，但也属于科班出身的音乐家，他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以流畅，轻颖的旋律似乎让你朦胧地看见牛背上，悠悠自得地吹着笛子的小牧童，乐曲风韵的乡情味令人难以忘怀。牧童短笛曾荣获国际钢琴奖，可谓是第一首迈入国际乐坛的富有民族气息的钢琴曲。

      马思聪和贺禄汀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年轻时就是左派，反蒋亲共。马思聪一面在民国政府的大学等单位任职，一面与周恩来和乔冠华保持秘密联系。他支持学生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要求民主，拒绝在支持内战的宣言上签名，贺禄汀更干脆，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思想的亲共和反蒋行为，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音乐创作。也就是在国民党大陆执政期间，他们写出了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作品。然而他们的悲惨下场却都发生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惜以杀戮千百万同胞为代价而建立的红色中国。

      1949年后，马思聪和贺禄汀结局也雷同。他们虽被红色政权加冕封爵，却都成了御用文人和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之语录），从此他们的作品失去艺术品味（我都不愿意在此提及那些散发奴颜和媚骨气味的东西）。

      即使他们舍弃了一切，恶运还是临头而降。 1966年贺禄汀被毁灭性抄家，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自己被收监，次女贺晓秋因牵连自杀，除此之外因株连的还有1人逼疯和4人致残。

      马思聪显然比贺禄汀聪明些，文革中因不堪中共迫害，又一次出洋，不过此次是仓促出逃。为此中央成立马思聪专案组，以“叛国投敌分子”对马思聪出走进行调查。虽然马思聪在海外逍遥余生，但马家在国内的亲属因株连遭受迫害的达数十人之多。他的作品，包括我最喜欢的思乡曲，也从此从电台和媒体中消聲匿跡直至1985年平反。此刻让我想起160年前的德皇朝。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49年因参与反政府起义而逃往国外，从此被禁止入境达10年之久。但他在瑞士流亡时所写的新歌剧（罗恩格林）乃由好友李斯特指挥，照样在德国堂而皇之公演。相比之下，中共在文明修养和气度上还远远不如近200年前的德皇帝。

      音乐家，如同其他艺人一样，1949年以来在伟大的共产党面前只是工具，被“招之即来，挥之能去”。洗星海可说是最受用的音乐家，他的黃河大合唱是文革中难得放行的音乐作品之一。洗星海1945年病亡苏联，然而他的骨灰却无人问津，一直孤零零地沦落他乡，直至38年后才返回故里。这在西方是不可思意的。普契尼1924死于瑞士，一星期后，他的遗体就被运往意大利，和威尔第的葬礼一样，全国下半旗，送葬的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和百姓达几十万之众，其规模之大和隆重，是意大利历史上任何皇帝，政府达官要人的葬礼所望尘莫及的。

      今年是肖邦诞生200周年，对他的纪念是属于全人类的，从华沙，金字塔到巴黎都将举行庆典。200年来波兰政府的更迭次数无法统计，人们对肖邦的敬仰却始终如一。在欧洲从没听说一个音乐家的声誉因执政党的心血来潮，今天被打入18层地域，明天又平反，再被捧上天。这种对艺术家的，鸡犬不宁般折腾大概也是我们常被教诲的中国特色吧! 肖邦1849年因肺结核死于巴黎。送葬时，抬他棺木的人士中包括波兰恰托雷斯基王子(Adam George Czartoryski)。肖邦大半辈子居住法国，虽入土巴黎，但心却乃向往波兰。依遗嘱，人死后，心脏即被取出运回华沙。试问，在中国，哪一个音乐家能有此哀荣？

      再者中国共产党对音乐家艺术创造的干预和控制也是史无前例的。艺术创造全然是属于人的个体行为, 是出自灵魂的一种内在耕耘。艺术家一但失去了独立性就等于其艺术生命的终结。这一点起码的常识，连中世纪的教皇朱理二世都明白。1508年他命米开朗基罗在新建的西斯廷小教堂天顶作题为“创世纪”的壁画。米开朗基罗是雕塑家，对壁画是外行，但来自教皇的胁诱，不得不听命，不过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即谁也不准干涉他的创作自由。1512全人类最著名的壁画“创世纪”诞生了。 在画家工作的那漫长的4个多年头里，教皇朱理二世遵守诺言，从未踏进教堂一步。

      虽我没能耐欣赏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表演，但那段比奥运会开幕式更出名的假唱，使我们得悉歌舞表演的最高决策者是中共一个政治局委员。但不得其详。有些内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泄露。最近我读了汪曾祺写的“说戏”一书，才恍然大悟。作者曾直接参与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的出笼。沙家浜原来是根据沪剧的芦荡火种移植到京剧。首先剧名由谭震林提议改为沙家浜。戏的开排是这样进行的，在一排桌子上就坐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和政治局委员叶群等中国共产党的党魁要人，剧团演员一句一眼念台词或唱，他们随时被叫停，当场修改，一直到“称旨”为止。这到很有点像马戏团驯猴似的。据说沙奶奶门口的那颗柳树，一直不称旨，直到专派画院学生到杭州写生，回来照样画葫芦，才算放行。不知他哪一代祖宗会唱京剧，毛泽东也通过江青传旨，“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后面要正面打进去，现在后面是闹剧，戏是两截，.....”经过圣上首肯，“剧名可叫沙家浜” 。

      西方音乐家若有所知，可真是开了眼界。中国的特色原来如此！

      1949年来，中国艺术家面临的环境，既要做驯服工具又要接受政府对艺术创作的横蛮干预。为了生存，艺术家逐步丧失了尊严。拿电影界的一个名导演为例，他曾拍了些很有艺术水准又能针砭时弊的电影，但有的作品触犯了当局而被禁映。他由此学乖了，懂得如何投其所好。他从此青云直上，他的电影更是畅通无阻，但丢失了所有的含金量。音乐界也是如此！

      前一阵我托国内的朋友买了一本2003版付妮著的“基础乐理”。该书属«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丛书» 系列中的一本。丛书的主编是袁静芳教授，谷歌了一下发现，她生于1936年，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现任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院长、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及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副主编等职。袁教授为这套丛书写了序言。我看了脸臊得发烫，发红。第一句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与任务。”然而袁教授觉得这段自辱还不过瘾，在把标点符号算在一起总共还不到280个字的第一段落里，她又一次高喊“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落实 “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如谁有幸拜见这位年已古稀的乐理教学者，一定代为请教她，是哪一位孩提(中华民国)时的启蒙老师或(西方)音乐作曲家的著作授给她如此“高” 的悟境，在一个独裁政党和音乐理论之间找到这种有机的联系。

      最近无意中读到一篇回忆文章，有关至今乃被吹捧为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经典的“音乐史诗东方红”。据作者回忆，《东方红》是由3500名艺术家参加的歌舞剧，总策划或总监是当朝总理大臣周恩来。他几乎每天在忙完了一天的国务之后，于深夜一两点钟来到《东方红》剧组，和编导们一起讨论这项文化工程。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他都亲自参与监控。顾名思义，这是一部近代中共的史诗，但周又怕得罪毛泽东，断然坎掉了任何有关南昌起义的重大历史细节。尽管这是不乏篡改历史，毫无修饰地向毛皇帝献媚的宣传品，倒也顶用，1964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个署名胡锦涛的清华大学学生的观后誓言“我要更好地听毛主席的话，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定地跟着党走，永远前进在毛主席领队的革命行列中！”

      令人啼笑皆非是，那位曾参与东方红排演的艺术家，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不但没有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皮影戏里的兽皮或纸板雕刻的人物剪影在被人戏弄和羞辱，反而觉得无限荣耀，因为脖子上的线是由“人民总理”亲自牵动的。

      去年农历除夕前，我建议我的朋友们，如俗到非要看春晚，必须空腹上阵。1921年以来，凡共产党所经之处，不乏刀光剑影和血迹斑斑。但中国的歌唱艺术家们几十年来只有一个调门，那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共产党的恩情永远诉不完”。泱泱5000年的大汉天下，也只有共产党的天下才是“最晴朗的天”。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在于环境的选择和压力是生物进化的唯一动力。可惜他没有以此类推，在环境的逆选择和逆压力下，人的尊严和人格是否会退化。他应该到中国知识分子群落，特别是音乐家中去作一实地观察。

完稿于肖邦诞生200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