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是平安夜，必須把我農場難友周恩培（五十一中學66屆高中生）的故事講完，不僅僅佳節倍思親，也算是了了自己的一個心願。

我父母都是基督徒。父親是個細心人，每當平安夜的晚上，他總是乘我熟睡時，在我枕下塞了聖誕禮物。1949年後，家境可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論價值來說，雖然微不足道，但第二天早上當我發現禮物時，慈愛的父親在旁笑容可掬，我心裡真是暖暖的，難以形容的溫馨。周恩培也是個基督徒，理應是有跟我類似的童年經歷，儘管在公開場合下，他唱紅歌，跳紅舞樣樣來。與我的表現截然相反，在領導和農友的眼裡，周恩培似乎已脫胎換骨，背叛了家庭，成了革命的知識青年。

再好的演員也總是要有離開舞台的時刻，回歸自己。與我在一起時，他向我吐露出內心的痛苦。我的個性非常“古怪”，與書記，隊長之類的“上等人”如隔千重山，像避開瘟疫一般遠遠躲開。在農友之間也從不議論他人，搬弄是非。直到我離開中國的那一刻，依然本性難改。不過誰要是樂意在我面前傾吐真言，也是最保險的，滴水不漏。

因農場圍墾，需要大量的蘆葦杆，唯一的運載工具就是最最廉價的水泥船，它的動力全靠人力背纖。農場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沒有一點點私人的空間，我不怕辛苦，卻厭惡和鄙視四周都布滿了監視你的環境。連隊需要兩個人背纖，我和周恩培不約而同“搶到”背纖的美差（不久我又報名去公社生產隊，住在淳樸的農民家，擺脫了連隊黨領導的“關心”，度過了上山下鄉最自由散漫的一年，並練就了英語和日文的閱讀能力，至今依然讓我收益不淺。）。這樣我們就成了俄羅斯畫家列賓（Ilya Yefimovich Repin，1844-1930）筆下的最著名的“伏爾加河上的拉縴夫”。

圖， 俄羅斯現實主義畫家列賓於1870～1873年創作的一幅油畫作品，描繪了11名縴夫在伏爾加河畔拉縴的情景。該作品是19世紀80年代初最出色的一幅批判現實主義油畫傑作之一。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博物館。取自谷歌

那是1968年的12月25日，聖誕節，一清早我和周恩培就興致勃勃地上路了。除了水泥船上掌舵的老鄉，視乎整個世界就剩下了我們兩個。這時嚴冬的寒流，我們也覺得暖暖的，甜滋滋的。一路上，就像飛出鳥籠的自由小鳥，盡情享受着本來就該屬於每個人的自由，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只是瞬間。

我們彼此回憶自己的童年，想到兒提時父母的恩愛，那種離開殘酷和悲慘現實的虛幻回憶，好似安徒生童話里，賣火柴小女孩那一根根點燃的火柴中的幻覺一樣，美麗但短暫。不過周恩培的臉上還是露出了自然的，發自內心的笑容。情不自禁地，他用英文放開地唱起了Jingle bell,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Oh, Holy Christmas和Silent Night等家喻戶曉的聖誕歌曲。在那個年代只有鬼哭狼嚎，因此對我來說，好似跟父母去教堂一樣，享受了唱詩班演唱的聖誕歌曲的美聲。

天色已黑，我們又回到真正的漆黑中，周恩培帶上面具，又開始了他那舞台上的表演。

上調後，我與周恩培再也沒有見過面。幾年後，周為迺給我帶來了噩耗，他在周恩培的追悼會才知道是自殺的。原因是，在公交車上有人錢包被偷，在無贓物的情況下，周恩培被指責是賊。到了汽車終點站他被扣留，非得由單位領導出面才能放行。就在那天的晚上，因不堪受辱，用巧克力幫忙服下一大杯敵敵畏，（記得在農場裡他服藥也必須藉助糖果），再從樓上跳下。後來人們發現沒用完的剩餘巧克力，從桌子到陽台的地板上一直線的敵敵畏痕跡。

三十歲還不到，周恩培就選擇離開這個世界，加入了1949年後千千萬萬尋短見的行列。我與周恩培不同，自小就與當時的現實決裂，而他始終是為了跟上形勢，力圖能被社會所接受，最後卻前功盡棄。他盡善美的家庭環境，以及養成的追崇人格和尊嚴的壓力使他無法適從這個社會，最終被逆向選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