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是平安夜，必须把我农场难友周恩培（五十一中学66届高中生）的故事讲完，不仅仅佳节倍思亲，也算是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我父母都是基督徒。父亲是个细心人，每当平安夜的晚上，他总是乘我熟睡时，在我枕下塞了圣诞礼物。1949年后，家境可谓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论价值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第二天早上当我发现礼物时，慈爱的父亲在旁笑容可掬，我心里真是暖暖的，难以形容的温馨。周恩培也是个基督徒，理应是有跟我类似的童年经历，尽管在公开场合下，他唱红歌，跳红舞样样来。与我的表现截然相反，在领导和农友的眼里，周恩培似乎已脱胎换骨，背叛了家庭，成了革命的知识青年。

再好的演员也总是要有离开舞台的时刻，回归自己。与我在一起时，他向我吐露出内心的痛苦。我的个性非常“古怪”，与书记，队长之类的“上等人”如隔千重山，像避开瘟疫一般远远躲开。在农友之间也从不议论他人，搬弄是非。直到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刻，依然本性难改。不过谁要是乐意在我面前倾吐真言，也是最保险的，滴水不漏。

因农场围垦，需要大量的芦苇杆，唯一的运载工具就是最最廉价的水泥船，它的动力全靠人力背纤。农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没有一点点私人的空间，我不怕辛苦，却厌恶和鄙视四周都布满了监视你的环境。连队需要两个人背纤，我和周恩培不约而同“抢到”背纤的美差（不久我又报名去公社生产队，住在淳朴的农民家，摆脱了连队党领导的“关心”，度过了上山下乡最自由散漫的一年，并练就了英语和日文的阅读能力，至今依然让我收益不浅。）。这样我们就成了俄罗斯画家列宾（Ilya Yefimovich Repin，1844-1930）笔下的最著名的“伏尔加河上的拉纤夫”。

图， 俄罗斯现实主义画家列宾于1870～1873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作品，描绘了11名纤夫在伏尔加河畔拉纤的情景。该作品是19世纪80年代初最出色的一幅批判现实主义油画杰作之一。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取自谷歌

那是1968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一清早我和周恩培就兴致勃勃地上路了。除了水泥船上掌舵的老乡，视乎整个世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这时严冬的寒流，我们也觉得暖暖的，甜滋滋的。一路上，就像飞出鸟笼的自由小鸟，尽情享受着本来就该属于每个人的自由，虽然我们都知道这只是瞬间。

我们彼此回忆自己的童年，想到儿提时父母的恩爱，那种离开残酷和悲惨现实的虚幻回忆，好似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小女孩那一根根点燃的火柴中的幻觉一样，美丽但短暂。不过周恩培的脸上还是露出了自然的，发自内心的笑容。情不自禁地，他用英文放开地唱起了Jingle bell,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Oh, Holy Christmas和Silent Night等家喻户晓的圣诞歌曲。在那个年代只有鬼哭狼嚎，因此对我来说，好似跟父母去教堂一样，享受了唱诗班演唱的圣诞歌曲的美声。

天色已黑，我们又回到真正的漆黑中，周恩培带上面具，又开始了他那舞台上的表演。

上调后，我与周恩培再也没有见过面。几年后，周为迺给我带来了噩耗，他在周恩培的追悼会才知道是自杀的。原因是，在公交车上有人钱包被偷，在无赃物的情况下，周恩培被指责是贼。到了汽车终点站他被扣留，非得由单位领导出面才能放行。就在那天的晚上，因不堪受辱，用巧克力帮忙服下一大杯敌敌畏，（记得在农场里他服药也必须借助糖果），再从楼上跳下。后来人们发现没用完的剩余巧克力，从桌子到阳台的地板上一直线的敌敌畏痕迹。

三十岁还不到，周恩培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加入了1949年后千千万万寻短见的行列。我与周恩培不同，自小就与当时的现实决裂，而他始终是为了跟上形势，力图能被社会所接受，最后却前功尽弃。他尽善美的家庭环境，以及养成的追崇人格和尊严的压力使他无法适从这个社会，最终被逆向选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