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父母是天下最好的人，老师是天下最聪明的人，毛主席是天下最伟大的人，共产党员是天下正确的人。

 长大后步入社会，以前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有些是颠覆性的。父母是天下最好的人，那些坏人哪来的？老师是天下最聪明的人，那些愚蠢的人哪来的？毛主席是天下最伟大的人，建国以来那些政治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共产党员是天下最正确的人，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是怎么产生的？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应该使前后认识差距缩小，欺骗，哪怕是善意的也不可取。

 我的一生是坎坷的，小时候经过文革，当过知青，后来回城了。说来也怪，那短暂的苦日子给我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甚至盖过了后来的，长久的，安稳的，朝八晚六的大锅饭日子。怎么回事？想了很久，终于悟出了“度日如年”这个词语，一天等于一年，算下来我竟活了几千年！

 苦日子难熬，比起别人，我这辈子倒没吃过多少苦，家庭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名校大学生，母亲也是学专科的，中共夺取天下后百废待兴，这类人得以利用。祖辈都是剥削阶级，不剥削哪来的钱供孩子上学？土改后，祖父坐牢，后因健康问题假释回家等死。外祖父是中学校长，对中共存有幻想，本想留下为新中国效力。后听到比他低职位的同志都枪毙了，杀戮十分猖狂，命如草菅，不用审直接枪毙。外祖父担心日后遭清算，之前地下党折腾得厉害，煽动学学生罢课配合共军南下，身为校长的他自然不答应，梁子结下了。好在学生及时通知他，并安排逃往香港，情况紧急，临走前连家也不敢回。多年后，海外校友以外祖父的名义捐款建教学楼，针对注名和塑像的问题产生分歧无果，还是早年他不配合中共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暴力革命是推翻专制统治的唯一手段，每次改朝换代都免不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制造了无数冤魂枉魄。想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依然适应中国大陆下一次暴力革命，中国人民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长期受专制思想和利己主义的浸泡，早已失去斗志，像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我从小受红色熏陶，认为祖辈是有罪的，罪在剥削。我憎恨自己的出身，自卑感十足，从心里怪父母不该会生下自己，使自己来世上受苦受难，怨自己命苦，怎不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那是一个比穷的时代，土改以经济状况定成分，越富越发动，越穷越光荣。真正改变我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父母和子女都受到打击。那次浩劫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教材，毛泽东跌落神坛，中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时至今日，只要一提起文革，中共就有揭伤疤的感觉。

 尽管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大饥荒和文革期间时依旧可以定购鲜奶，每天早晨，家门口都放着两个厚厚的玻璃瓶摆在那，瓶口较大，用硬纸壳封住。撕开后倒入小铝锅中，然后把空瓶放回原处，送奶的三轮车夫会来取。牛奶是生的，没有消毒，需要煮沸后才能喝。只是煮的那段时间须特别小心，多数情况下都会溢满出来，弄得到处都是，只要听到嗤嗤的声音，就知道坏了。

 虽然祖上是地主，但他们的生活却异常节俭，一分一毫地从嘴里扣出来，攒下的钱用来买田地出租，收租的钱供孩子们上学读书，我听父亲说过曾祖母喝粥时一颗豆豉掰两瓣的故事。祖父是遗腹子，事业有成后孝敬老母，把她接来城里住。老人家见到城里什么都得花钱，上百块大洋的房祖，嚎啕大哭道：“这些钱可买好多地呀！”尽管老人家知道儿子挣多花多，城里就这样，就是看着难过，还是回乡下心情好些。我也听二姨抱怨外祖母吝啬，走几十里山路不肯买东西吃，饿得她头晕，从那时起，二姨对饿失去了感觉。

 孩时接受红色教育，我不相信这些，直至遇到李香玉。知青那阵子，我曾与地主寡妇李香玉同住一个屋檐下，我对她感情从仇视鄙视到同情关心，整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彻底颠覆了我以前的观点。

 无论哪个朝代，无论过去还是今天，财富的积累靠勤奋，靠知识，靠节俭，并在合法的状况下慢慢形成的，没偷没抢，要错也是制度造成的。贫富不均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不触发这个引发革命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前年我曾到过大陆一回，病了一场，又吐又泻。每次都这样，说是水土不服，为什么早不发生，而是在三个星期之后才发生？由于时间紧迫，我带病去了曾经插队的故地走了一遭，目的是想采访几个老人，收集资料，尤其是土改至人民公社时期。这是个不可公开的秘密，我只能藏着掖着。

 几位同学们开车一起去的，又有当地领导干部的陪同，老天又不帮忙，阴雨绵绵，一点收获也没有。一个人去当然好，但一个海外人士偷偷摸摸不与当地政府合作，必动机不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任何超出政府可控范围的行为都被禁止。

 金埠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之前获得了三百万元的修缮款，把那些几乎坍塌的房屋修复一下。但有些改造我不满意，比如地面铺瓷砖，先前地面都是土，换了瓷砖不伦不类的，总觉得有些别扭。还有一些屋内放入几尊金光闪闪的佛雕，住人的地方哪有这玩意儿，画蛇添足。反正的公款，不私吞就已经难得的了。

 这间老屋的劳改释放犯金俊发和他舅母曾居住过的地方（见《春花》），里面放着一排佛雕，我乘机打开话匣子：

 “据我所知，金埠共有三个地主，金仲侣，李香玉，还有金俊发。”

 “其实只有两个，仲侣和俊发的爸爸是堂兄弟。”

 “原来这样，”我点了点头，略有所思，“那么金仲侣和李香玉，谁的势力大？”

 “没得比。金仲侣是官僚地主，当过县长，人际关系广泛；李香玉只是个靠出租土地和放债的地主。”

 “李香玉还在吗？”

 “死了七八年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最不想知道的事终于发生了，上回见到她时，戴着一个头箍子，是当地人治头痛的土办法。

 “在这儿死的？”

 “不，在她女儿家死的。”

 李香玉只有一个女儿，嫁去五里之外的龚家。想必她年迈体弱不支，生活无法自理时，女儿把她接去的。我十分了解李香玉的脾气性格，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开这里，因为她有一个心愿，可惜这个心愿至死没有实现。

 我不好再问下去，在他们眼里，这类人仍属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来到早年住过的小院，土改后，李香玉一家子被赶到这里，公婆，丈夫，女儿和她，最后只剩下她一人。我在这住了五年，后三年与她为邻。

 我要求一个人进去，说好拍几张照就出来。同行的人们见里面如此荒凉，也没兴趣参观，都留在外面抽烟闲扯。

 大门虚掩着，我推门走了进去。院内长满杂草，已很久没人来打理了。石凳和石桌还隐现在不远处的草丛中，当年我常坐在那乘凉，看书，唱歌，练琴。屋内因阳光不足没生草，只是滋长了一层厚厚的像地毯似的青苔，附在青苔上的毛细水滴在光线的照射下闪闪发亮，绿油油一片。缺了一条腿的桌子依墙靠着，不至于倾倒。厅堂内的墙上残留着当年革命对联的痕迹，“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但没一个字是完整的。

 李香玉睡房内的那张宁波床还静静地躺在那，似乎在等待着主人归来。雕上去的凤爪被饥饿的老鼠啃掉一截，截面坑洼不齐。那时的我与鼠作伴，它们时常从枕边窜过。靠窗的柜台上立着我走时留下的热水瓶，真空胆已不见，只剩下壳，当年我用它盛开水，留着晚上洗脸洗脚时用。为什么不扔掉？我感到眼圈一阵潮湿，我闭上双眼，使情绪稳定下来。

 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当年，

 由于兴修水库，大量的库区移民迁入本地，我们以前住的那个祠堂要挪出来给新移民住。为此我们曾搬过一次家，被分散进住社员家里。房子村民空去来的，说是临时住，但住久了他们会有意见，尤其是需要房子的时候。如遇到儿子要结婚，兄弟要分家等情况，就吵着要赶我们走。我们也不想住在厢房，整天你见我，我见你的。我们仍喜欢住那祠堂，虽然居住条件恶劣，但独门独户的，干些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也没人知道，行动自由。我们清楚，在移民建新村之前我们是搬不回去的，只好暂时捱着。

 一天，张军相中了一幢独门独宅的院子，认为它很适合我们知青居住。经查询，得知是地主寡妇李香玉的房子。一个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估计让她滚蛋不难。那时候地主是不当人看的，张军限她三日内搬出此屋，理由是“五七大军”要搬进来住。对我们的无理要求，她当即拒绝，且一气之下跑出去对邻居们诉说。

 此时我们打开了她家的后门进了厨房查看，厨房里有锅有灶，还有不少劈柴，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同学们巡视了一圈后都离开了，我仍在厨房内转悠，无意中发现靠墙的碗橱后面夹着一件东西，一卷被塑料薄膜包裹着的物品，觉得有几分奚尧。那是什么呢？我轻轻移开橱柜，那卷东西扑的一声掉落地上，我赶紧打开塑料包一看，两个纸卷筒内是两幅精美的人物彩画，画中分别是身穿清代华丽服饰的一男一女的坐姿像，不知是哪一辈的流传下来的。还有一本记载着她婆家的土地划分范围的册子，分明是一本“变天帐”，一旦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时，这本变天帐即可兑现，她可以收回自己的土地和房屋。

 说心里话，当时我脑海里曾闪过私藏那两幅人像画的念头，只因那本变天账是祸根，留不得的。权衡利弊后，我把那包东西交给了张军。

 张军见后喜出望外，这么重大的罪证掌握在咱们的手里，还怕她不搬！何况这巳不是搬不搬的问题了，这事件巳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了。于是我们不动声色，赶紧向新上任的生产队长桂叔汇报情况。经商定，当晚立即召开全村社员大会，斗争地主婆寡妇李香玉私藏变天账妄想复辟旧社会之事。大会前变天账之事保密，桂叔负责召集村民大会，我们负责押送李香玉到会场。

 晚饭后，当桂叔走街串巷敲锣呐喊时，我们来到寡妇李香玉处。李香玉在家，家中还有一位年轻女子，已出嫁的女儿从夫家赶来，少妇怀里抱着婴儿正吃着奶。我想：上午并不见她女儿，想必她去龚家叫女儿来帮忙的。

 我们通知李香玉立即去会场开大会。

 李香玉知道在劫难逃，索性豁出去了，冲着我们叫道∶“我就不搬，也不去开会，看你们能拿我怎样！”

 少妇见状不妙，赶紧用手指拨开婴儿的嘴，将乳房塞入衣内，系好衣扣。她把孩子放在摇篮里，孩子哭闹着，少妇顾不了这些，挡在母亲的前面央求我们说：“你们就积积德吧，我娘已没地方可去了，总不能睡露天吧。”

 李香玉是本村大地主金国进的填房，嫁过来时也是个富家女。因脾气倔强，足缠得不够好，母亲白天缠，她就夜间拆，后来母亲就没有勉强她，就成了这样不大不小的一双脚。那时相媳妇要看足，缠足可磨练女人的忍耐性，相夫教子。李香玉吃了不缠足的亏，下嫁给金国进做填房。李香玉婚后只生一女，家底虽殷实，无奈缺儿无后，夫妻俩心中难免郁闷。丈夫是个有文化的人，闲事在村里教私塾，不为钱，只图卖个人情，博个好名声。天有不测风云，土改时不知金国进得罪过什么人，被判恶霸地主枪毙了。

 丈夫死后，李香玉含辛如苦地把女儿拉扯大。那时候的人都重视阶级成分，地主之子无人敢嫁，地主之女无人敢娶，她一直为女儿的婚事担心。只因女儿得到母亲的遗传，天生丽质，不乏媒人踏破门槛。终于五里之外的龚家选了个好人家嫁了，男的不仅相貌堂堂，还是贫农的后代。夫妻恩爱，更生出一儿一女，活脱脱一对金童玉女，令人很是羡慕。

 女儿出嫁后，李香玉孤身一人独守夫家，一来自己才四十出头，生活可以自理；二来地主分子不能外流，“初一，十五斗地主。”要接受大队干部训话；再有就是不死心自己的财产被别人占去，希望能等到翻身的那天。

 张军是知青的头，见李香玉竟敢不听他的调遣，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上去左右开弓一顿猛抽。打得李香玉眼冒金星，跌倒在地。女儿扑过去用身体紧紧地护着母亲，心疼地抚摸着母亲红肿的脸，跪下来向我们哀求：“不要打我娘，不要再打了，不要···。”

 我脑海里猛然闪过母亲被本单位造反派批斗的情景：带高帽游街，学狗爬，跪玻璃瓶。这造的是什么孽呀！我后悔自己多管闲事，那卷东西本就应该留在柜橱后面，不该拿出来的。我不忍心见那少妇的眼泪，悄悄地从人群的前排退到后面。

 张军也不与她理论，推开那少妇，拖着李香玉往院门口扯。走到门口时，李香玉突然向外喊道∶“打人啦，下放学生打死人啦！”

 张军看她如此嚣张，怒火心生，一步上前抓住她的后领往回使劲一拽。李香玉站立不稳，一下跌倒在五米之外的排水沟里。我当时吓得愣住了，心里念叨：张军呀张军，你可别闹出人命案啊！

 好个李香玉，浑身湿淋淋的她爬起来继续往外呼救奔逃，张军怕了，再次把她拖回厅堂。这时不明真相的邻居们闻声赶来，纷纷谴责城里学生的暴行和抢占民房的无理要求。当时我们不便与村民们解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