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次无意中贴出“超级月亮”的照片后，在一些网站引起讨论，甚至有人建议我今后能经常发表一些摄影作品及拍摄技巧。那组照片是我匆忙之中拍摄的，谈不上什么好。回顾过去，自从开博以来，除了那张《一则当年知青收听敌台广播的事件》中的插图外，我还真的没有发表过其它的图片。我推辞说：“我那些都是老皇历了，见不得人的东西。从你们这些摄影发烧友的佳作来看，都是积极向上的，真善美的。我那些都是揭露黑暗的画面，恐怕不会受欢迎。比如我博客的标志照片，给人一种伤感。”

   我在摄影方面仍属外行，以前曾写了一篇《浅谈摄影》，似懂非懂胡扯了一下。我身上到底有多少艺术细胞连自己也不清楚，音乐，美术，文字，等等。反正什么都想学，但什么都学不会，半桶水的水平。二百五也就算了，可还有比这更糟的，我竟是个四毒俱全的人！四毒，怎么少一毒？不赌。说来也怪，我逢赌必输，老天爷连一次赢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哪怕一次也行，但没有，所以我不赌。

   摄影是一门视觉艺术，而且它比文字更直接地表达作品内容。图片是有思想的，图片在构思与制作的过程中贯穿了作者的思想。我在祖国大陆时曾进修过摄影，那时只想拿个文凭而已，没有实质上的进展。自从来美之后，由于忙于生计，没时间搞这个。玩物丧志，像摄影这种烧钱费时花精力的事，一旦上瘾，说不定会毁掉前途，要不怎会有人认为我来美多年仍住在贫民窟里吃救济呢？

   摄影作为一门艺术，总有它的价值，但更多的是留念。偶尔翻出旧照片，难免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浮想联翩后就想写点什么，把那些几乎在脑海中淡灭的往事加以复原。这次翻出一张高音喇叭的黑白照片，记不得何时拍的，画面简洁，只有高音喇叭，电线杆和树木。有人指出，这样安装高音喇叭是违规的，为取证而拍。有人说，违规只是表面现象，从另一种角度看，漆黑的邪树占据画面的大部分，且高高在上，大有泰山压顶之势。而作为主题的高音喇叭处于弱势，受压迫。漆黑的歪脖子树代表邪恶势力，在淫威下的喇叭能发出正义之声吗？创意的成分多些。见仁见智，我认为后者更接近摄者的意图。从这张微微泛黄的照片使我回想起知青时期的一段往事。

        《高音喇叭的回忆》

   “高音喇叭”是文革时期对大功率金属喇叭的一种称呼，这里所指的“高音”与音频的高低无关，准确地说应是“扩音喇叭”。当时这种喇叭遍布祖国大陆的大江南北，无论是机关单位，工矿企业，还是公社乡村都布满了这种喇叭，凡三十岁以上的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对它不陌生。

   中共历来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工作是首要任务，具体落实到个人，运动一个接一个。在那段清贫的日子里，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和播音员，除了播放自己单位的通知外，多是转播中央和地方的电台广播。通常电台在开播和收播时都有一个固定的曲子。在毛泽东时代，开播曲为《东方红》，收播曲为《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副统帅死后，结束曲由《大海航行靠舵手》改为《国际歌》。毛泽东死后，开始曲由《东方红》改为《歌唱祖国》。由此可见，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去世，那些曾为他们歌功颂德而谱写的曲子也会随之而去，可谓：人走茶凉。

   高音喇叭必连着广播站，广播站里必有播音员。那时的播音员几乎都是一帮年轻貌美的姑娘们，她们嗓音甜蜜，外貌靓丽，属于花瓶式人物。毕竟是领导干部们经常出入的地方，保持良好心态有利于革命工作。可有谁知道，每个花瓶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历史，心酸的，悲切的，痛苦的，甚至是绝望的。这是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在滚滚的时代潮流中，被冲刷者中有逆，有顺，沉淀，或被冲走。在我当知青那会，有位女知青当上了所在公社的播音员。这美女天生丽质，不沉鱼落雁，也闭月羞花，勿须打扮就胜过葛天马蓉十倍。自从那女子当上播音员后，播音室里不再宁静，社领导鱼贯，县领导光顾，还夹杂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后来那姑娘疯了，扯出一帮贪官污吏来，这是后话。

   公社有位武装部长，姓顾，当地出了名的色鬼。之前与一妇女主任长期通奸，两人形影不离，还经常打着下基层视察工作的幌子到各大队吃喝玩乐，晚上就住所在大队部里。晚上所有大队干部都回家了，大队部里只剩他们两人，别说翻云覆雨，就是乐死了也没人知。在他俩的苟且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贫下中农们在背地里偷偷议论，把他俩的事当笑话谈。大队部的那些经费支出大部分都花费在接待领导的名目下，大队领导也借此享受一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干部们在大鱼大肉的酒宴下，谁会记起那些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这些经费正是从贫苦农民身上收刮来的血汗钱。他们已习惯了，麻木了，没有愧疚。尽管顾某的那些丑事家喻户晓，那时我为自己的前途整天忧心重重，哪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

   俗话说：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顾某色胆包天，竟然猥亵和强奸多名女知青被检举揭发，其中包括那个女播音员。后来顾某被撤职，回山东老家种田去了。顾某那些丑事一部分是我在县里的大字报栏中读到的群众揭发顾某犯罪事实的细节，另一部分是平时零星听到是一些传闻。然后将它们收集在一起梳理，这些零碎的只言片语在我脑海中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岁月久远，公社的那个女播音员的姓名已不记得了，好像叫霞，香或娴什么的，记不清了。霞和香有点俗，她父母不会给她取这种名字。娴字较文雅，可能性大，那就暂且叫她为娴吧。

   我曾见过娴几次，那年公社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文宣队成员大部分是从知青里挑出来的有文艺才干的青年到公社集训，然后到各大队，生产队去巡回演出。我曾在文宣队里呆过，见过娴。当时调我时我不想去，谎称琴坏了，因为那段时期正值春节期间，同学们都准备回家过年，我哪有心情干那事。不料遭来大队书记一顿训斥：“平时你拉得山响，革命需要你时却打退堂鼓。你要不要接受再教育，想不想离开这里，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对于大队书记的强词夺理，我显得很无奈，与他作对岂不鸡蛋碰石头。罢了，去就去吧。那年我等到元宵节后才会回去探亲，春节的热闹气氛已过，姐姐也没见着。文艺宣传队里鱼龙混杂，关系复杂，滥竽充数者众，很没趣。通常是晚间演出，走哪吃哪住哪，环境条件艰苦，并不好受。在公社排练那阵子，娴会来观看，她有位同学在队里。

   娴来自静安，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戏剧演员。她是家中的小女，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从小受父母的宠爱，性格柔弱。娴不仅外貌甜美，性格温柔，还能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翘舌音准确无误。下来不久后就被公社领导看重，调去做了播音员。 

   娴的工作时间很有规律：天没亮就起床，开始《东方红》和《广播体操》，接着就是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套节目；中午分两次播，中午吃饭时半个小时，下午上班前半个小时，午休停播。晚上最长，从六点到十点。虽然工作时间断断续续也有八个小时，但平时也不可随便走远，怕有个紧急通知什么的领导找不到人时会挨训，星期天休息。基层广播附带起到闹钟的作用，提醒人们的作息时间。娴除了播音外，还要编辑一些来稿，撰写文章和发言稿。有时工作到深夜，不敢回宿舍，干脆就睡在播音室里。

   公社所在地一般都设在镇上，镇上有集市，餐馆，商店，粮店，诊所，农机站，中学，广场，礼堂和电力站等民用设施，机关单位都有各自的食堂，相对那些穷山沟里的偏远村落有着天壤之别。但不管怎的，她的活动范围总在这几平方公里内。娴无聊时会穿着从大城市里带来的漂亮时装到集市里转转，引来路人羡慕的眼光，娴心里产生一丝存在感。娴的发型很特别，别的姑娘们都是梳左右两个小辫子，她却是一道白毛女式的齐腰辫，不时盘在头上，不时飘在胸前玩耍，那年她才十六。

   刚开始娴并不愿被调来公社当播音员，怕来了就回不去了，怕会失去招工招生机会，她不想在这个偏僻的小镇里呆一辈子。那时谁都以为下来只是暂时接受一下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就会回城的，压根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当局抛弃。可是像她这种弱女子怎敢不听领导的话，上级领导的话像圣旨一样不可抗拒，除非你真想扎根农村一辈子。娴感到前途渺茫，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她妥协了。临行时她哭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些同甘共苦的同学们。是啊，农村是苦点，但同学们在一起时的那股苦中寻乐的欢闹劲难以忘怀，那种从学校到乡村长期建立的友情难以割舍。

   顾某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连级干部。据揭发材料透露：他是抗美援朝的兵，在部队期间屡犯错误，被降了好几级。之前还当过土匪当过兵，是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官等。当然，以上这些揭发资料不可全信，历来中国政治运动的斗争策略都是将斗争对象一棍子打死，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做法。深挖祖宗三代，从根子上找原因。顾部长外形高大威猛，作风凶悍，当他从你的身边走过时，他身上那股无形的风会令你寒颤。他的长相也与土匪一般，看上去就不是个好人。顾部长转到了地方工作后，仍恶习不改，与那个妇女主任勾搭上了，双方都有家室，且内人都知道他俩的事，只是睁眼闭眼，敢怒不敢言。第一年双抢前，他来我村作动员报告，不喝水可以滔滔不绝地吼了两个小时。他倒不打紧，可把下面的群众害惨了，听又不是，走又不敢。顾部长的后台硬，李副县长曾是他的部下，当李副县长下来时先得造访他，而不是公社党委书记。

   （对不起，暂写到这。明天是感恩节，感恩的意义在于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苦难，幸福来自不易。）

Happy Thanksgiving，everyone。

休里

November 23rd，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