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自古以来，文人之间都是相互轻视对方的。那是古代给文人下的定论，如今怎样呢？依我看，基本上没多大变化。有些文人凭着自己肚中怀有几瓶墨水，就飘飘然起来。无根之树，高而不稳，何以为傲？无非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罢了。

    文人相轻是文坛通病，没几个文人能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文人都爱面子，觉得向比自己水平低的人请教有失身份。反之，遇到水平低的人向自己讨教，也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样子。就拿咱厂的老彭和老庞来说吧，他俩就是这么一对标准的现代板“古文人”。两人的履历也极其相似：都是民国时期大学生，都在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时都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无产阶级“废物利用”当过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二次“解放”后被安置在同一科室。冤家路窄，两人聚在一起时总“吵架”，大家背地里都讽他俩是“哼哈二将”。

    文人相轻，武人相重。习武之人虽好斗，但还会互相佩服。可文人争斗起来往往是水火不容的，有的酿成为世仇，几代不相往来。那哼哈二将争论起来活像一对斗鸡公，面红耳赤挺吓人的。那时我就想：什么年代呀，还与人斗，其乐无穷。何苦来着？尽管哼哈二将互斗起来凶悍，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但也有降他们之人，就是我们的领导贺书记。哼哈二将遇到贺书记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长颈斗鸡成了缩头乌龟，清高自尊顿失。

    贺书记是个老革命，根红苗正，流浪孤儿出身，实打实的无产阶级。生来有姓无名，参加革命后被赐名“党生”。贺党生从战士升至师总，出生入死，典型的土包子革命家。转业后任厂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这独眼龙斗大的字不识一升，怎么外行管起内行来了？因为他有一颗对党的赤胆忠心。忠心非常重要，不信你看那李逵，一生死护其主，鞠躬尽瘁，死而后憾。贺书记这人亲民，大家都称他为“贺老总”，他乐意接受这个称呼。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别看哼哈二将平时口尖舌利的，一旦遇到克星贺党生那舌头就短了一截，支支吾吾不知所云。贺书记可不跟你撒嘴皮子，嘴不行可眼亮着哪，你忽悠不了他。所有的待发的稿件都须经他点头后才能发表，政审定生死。

    一对老朽：老彭喜欢吟诗作对，书法功底了得；老庞偏重文言文，之乎者也焉哉兮。那时我只是个打杂的，年轻好学，想方设法向他俩请教。又知他俩不和，只有某一人在场时我才敢去打扰。讨教的次数多了就有了体会：只能点头不能摇头，只能赞赏不能质疑。起初我不懂这些规矩，结果就撞到南墙上了。一次我发现律中有瑕疵，便提醒老彭：“颈联中出对的词性好像没对妥？”老彭的脸即刻拉了下来，此后数周不理睬我。我那时肠子都悔青了，花了很大的努力才挽回关系。大家有所不知，向他们拜师得有三顾茅庐的精神，我是花了血本的！

    在日常生活中，像彭庞哼哈二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普遍了。文人相轻作为文人特有的气质被传承下来，难怪史上每隔一段时期就有惨烈的文祸发生，不无道理。叹之：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古承今继，亦然亦燃。

    既然提到文人，忍不住要多聊几句。什么人可以被称为文人呢？我个人认为，大概是些以文字谋生，靠写作吃饭，四处发表文章的人。文人与名气的大小无关，并非出名才算得上文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写作能混到职业的水准，想必为之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

    记得我小时候那会，知识的来源基本上是靠些印刷品，逛书店是孩子们的嗜好，即使没钱买，能饱一下眼福也是好的。小说通常都是互相借阅，来历不明。那时国内的著名的小说家就那么几个，屈指可数。自从互联网出现后，买书读报的人少了。报社倒闭，书店关门，传统媒体遭到严重冲击。互联网造就了无数“网络文人”。所谓网络文人，说白了，就是些业余性质的文人。

    无论怎说，职业和业余还是有区别的。职业人士对业务花费的时间比业余人士多，设施齐全，训练合理。而且是有薪的工作，无论从责任和良心上讲都不容许自己偷懒。相比之下，业余人士条件差多了，业余人士有自己的正经事要做，对文学只是一种爱好。为了公平起见，比赛时业余组合专业组通常是分开进行的。彼此不是一个层次，就如一个重量级选手和轻量级选手不能比试一样。

    既然是业余的，又不靠它混饭吃，何必那么高傲呢？可悲的是，有些业余的却非要摆出一副职业的架势，夜郎自大，目中无人，一触即跳，唯我独尊。十足的孔乙己在世，一个穿长衫的乞丐。

休里

April 8，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