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國民黨內的良心的痛苦掙扎

國民黨內部對孫中山聯共容共政策的分歧，遠比共產黨內反對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嚴重得多。自前身中興會，同盟會至辛亥革命成功後改名為國民黨時，骨幹大都是旅居海外和兩廣僑鄉的反滿清人士。他們中的不少追隨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擁護共和體制，崇尚民族獨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卻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1924年初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竟然提出【聯俄容共】並將其寫入黨章，激起了黨內右派的憤怒和極力反對。

其中最有名的鄧澤如（1868-1934）, 18歲時去南洋謀生，後因開錫礦而發跡，接着成立當地有名的企業家。1907年鄧澤如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掛羅庇朥埠分會長，開始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財政角色。他從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等地為孫中山籌款，並在1913年孫中山最困難的時刻，依然對他表現無限的忠誠，後來在1922年與陳炯明的決裂中也不惜與孫中山沆瀣一氣。

孫中山執行聯俄容共政策的初期，在某種程度上還寬容國民黨黨員公開抨擊蘇聯政府的言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等人，公開向北洋政府情願，要求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並支持蘇聯駐軍外蒙古。此消息傳開，引起國民黨人士的憤慨，如當時任廣東大元帥府參議孫鏡亞（1886-1954）檢控李大釗等“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國民黨官僚朱和中（1880-1940）也批評上海的【民國日報】和【新青年】等報刊在外蒙問題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鄧澤如則指示國民黨的上海老黨員深入調查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不守黨義事”。不久國民黨監察委員謝持（1876-1939）的女婿得到一份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文件“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案及宣言”。文件確證，共產黨人背信棄義，確以黨團的形式在國民黨內存在，並且試圖左右國民黨的政策和擴大自己組織的陰謀。（請參考【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案】，【革命文獻】，第九輯，第72-74頁）

圖12，辛亥革命元老之一： 左，鄧澤如，原名鄧恩，號愚翁，生於廣東江門，馬來西亞華僑。右，馮自由，原名懋龍，字健華，祖籍廣東省南海縣，生於日本橫濱

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1923年6月18日，鄧澤如在中央執委會第39次會議上提出彈劾共產黨的案，雖經蘇俄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代理人廖仲愷（1877-1925，兒子廖承志曾任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陸紅色政權的紅人）的竭力阻擾，但幾經修改還是提交立案。提案得到國民黨人廣泛的支持，一時間聯名支持監控信和支持彈劾案就有2000人之多，同時國民黨黨內對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趨於白熱化。作為一個不惜犧牲一切，為爭取全國實現共和的國民黨，理應通過黨內辯論，採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決爭端，但孫中山聽取鮑羅廷的建議，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不通過選舉自任主席併集中所有涉及黨務的一切決定權。當然，在鮑羅廷的影響下，雖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討論，彈劾共產黨的案依然不了了之。

1923年11月29日，作為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之一的鄧澤如等11人，把國民黨的容共政策視作一團象徵中國未來凶兆的漆黑烏雲，決定直接上書孫中山。請願書極為深謀遠慮，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借國民黨之軀殼， 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內里隱陰謀”。儘管上書中，鄧澤如對孫中山留足餘地和面子，只是把矛頭直指鮑羅廷和陳獨秀身上，但此刻的孫中山早已被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和宣傳技巧所迷惑，親筆著文嚴厲訓斥那些不僅在中國人中，也是國民黨中不可多得的良知。

次年，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有一個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義直接對點名孫中山，指控其容共惡政的。他就是馮自由（1882-1958）。馮自由出生於日本橫濱一個華僑家庭，作為最幼的成員，14歲時就參加孫中山在日本成立的興中會分會。1905年成為同盟會最早的骨幹成員，並出任香港同盟會會長。此後，直接參與籌畫和指揮西南各省歷次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據大陸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傅國涌的文章，題為“由國民黨失意元老轉為歷史學家的馮自由”（2002年第2期【炎黃子孫】）：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自由被指定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會後，馮自由等五十餘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會，反對國共合作。李大釗，鮑羅廷將這一“不守黨員紀律及挑撥國共惡感”的舉動報告孫中山，要求嚴懲馮自由等四名為首分子。孫立即在大元帥府召集馮自由等，聲色俱厲地訓斥說：“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理應開除黨籍及槍斃”。最後，馮自由受到嚴懲，被孫中山以總理身份（即個人的名義）開除黨籍。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另一位國民黨元老張繼（1882-1947）對孫中山開除馮自由大為不滿，要求孫同時開除自己的黨籍。同時與孫中山發生激烈的爭執，最後孫竟然顯得蠻橫無理和撒野下作地說，“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和他的領導……,否則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張繼無耐地抱怨說，“總理自己發紅，就不退，余已不忍多辯”。不過張繼的反共立場從未停歇，後來成了西山會議派的骨幹。

儘管遭到孫中山嚴厲指責，馮自由繼續反對國民黨的容共政策，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5月中旬，馮自由從北京來到上海，組織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反對“強效蘇俄”。終於為鮑羅廷和國民黨的左派所不容，被開除出黨。從此，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即退離政治舞台，著書立傳，其中有價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毫無疑問，他反對滿清，擁立共和的英名卻被國共兩黨的洗腦機器所無情過濾掉了。

鄧和馮雖是國民黨中的右派或保守派，但他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依然是屬於欲速而不達的激進派。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是一種漫長的演化過程，社會制度與百姓素質之間的實質關係，確切地說就是稱身裁衣。文明的社會也是代表政府與百姓的一種良性的契約關係，隨着百姓的素質提高，自然而然的瓜熟蒂落。鄧澤如和馮自由的錯誤就是把革命當作走向文明的捷徑，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個人道德品質依然處於中世紀的孫中山身上。毫無疑問，鄧和馮倘若能讓孫中山迷途知返，當時乃處於第一期的共產主義癌細胞絕對不會發展到擴散到整個中國社會的最晚期。但事實證明，孫中山之類的革命領袖在追求權力的邪途中，不僅離革命的初衷越離越遠，而且還丟失了做人的道德底線。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