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西方的自殘 （二）上

從卡廷大屠殺看羅斯福和丘吉爾對西方理念的背叛

“讀歷史，反省歷史，因爲歷史是唯一的哲學”    拿破侖

導讀：飲水不忘掘井人，無疑那些對當今世界共產主義思潮尘嚣甚上的左派，紅色中國的創立或繼承者，美國傳統價值的顛覆者，必定對羅斯福頂禮膜拜，因爲他是美國第一個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背叛開國元勛的治國理念的政客。滴水成河，粒米成箩，美國今天的赤化與保守派政客同樣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鼠目寸光，死抱政治正確，爲了短暫的權益，70多年來多次錯失把羅斯福在二戰中喪失國格，人格的行爲暴露在美國公衆的視野中 。

本文將陳述羅斯福作爲美國總統，背棄西方文明的真諦，為斯大林掩蓋其在卡廷的種族滅絕行爲，同時繼續斷送40萬美國年輕人的生命，去拯救那個發動第二次大戰的元凶之一，即人類歷史上比納粹更殘暴的蘇維埃共產政權。

由一個俄囯農民良知所觸發的驚世大案

1943年的春天，一個叫伊万（Ivan Krivozertzev）的俄國農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從报纸上读到一則消息：波蘭駐倫敦的臨時政府軍政首腦西科尔斯基将军（General Wladyslaw Sikorski，1881-1943）求援于各界寻找数萬名波兰军官的下落，因爲他們被俘后生不見人，死不見尸。此消息讓他油然想起數年前曾看到一群群男俘在武装警卫的押解下被赶进"黑乌鸦"——当地人对狱车的昵称。伊凡还想起"正常"囚犯被趕上載有用铲子和镐头的卡车離開斯摩棱斯克市（位于蘇聯西部第聂伯河畔，距离莫斯約360公里）。俄罗斯儘管推行無神論的暴政已達1/4世紀之久，但伊凡仍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決定去向占領德軍提供或許與波蘭軍官失蹤直接有關的重要綫索。

接到伊萬的情報后，德軍馬上派遣在當地修建鐵路和公路的多國民工前往卡廷森林。他們在土堆上發現許多種植才不久的幼年冷杉树。年轮表明它们是在1940年春天才种植的。挖開土堆，萬人坑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造孽者是誰？一則，斯大林拒絕在1929年國際社會頒佈的有關文明處置戰俘的日内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上簽字；再者，同為波蘭的占領者，因此對萬人坑的禍主，或許世上沒有比德國人更心知肚明的了。

不久，即4月13日柏林广播电台立即向全世界報道了如下駭人聽聞： “我们（指電臺）从斯摩棱斯克收到了一份报告，大意是当地居民發現一些萬人坑，那裏埋葬了近萬個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穿波蘭軍服的尸體。德国当局立即前往位于斯摩棱斯克以西12 公里处的俄罗斯疗养胜地山羊山（Hill of Goats），證實了二十世紀來最可怕的對戰俘的集體大屠殺。”

2天以後，即1943年的4月15日，莫斯科予以回擊：“這些波蘭人是被德國法西斯儈子手謀殺的。”緊接著圍繞誰是卡廷大屠殺的真正元凶的漫長歷史中，政客，軍人，記者和學者等都揪住自己的良心去迎接這場考研。然而，即使在確鑿的第一手證據面前，丘吉爾和羅斯福及其後來的政府，依然不遺餘力地為罪犯斯大林掩蓋和開脫其罪惡，甚至打壓敢於揭露真相的媒體。47年后的1990年，俄羅斯政府才承認，真正的罪犯是蘇維埃政權。可是，爲了維護羅斯福神臺的地位，那個動不動就道歉或下跪的美國政府，至今還未就這起包庇斯大林的醜聞向波蘭人民作出正式道歉。

圖1，2010年4 月7日，曾為蘇聯克格勃服務的普京親赴卡廷森林，在被斯大林和貝利亞的秘密警察杀害的22000名波兰战俘的紀念碑献前獻花 。*

爲了繼續向全世界揭露斯大林大規模屠殺戰俘，德國對卡廷萬人坑的發現極爲重視,緊鑼密鼓，晝夜不分地在現場進行發掘，地毯式的搜索和尸體的清點，並通過法醫逐個驗尸。德軍發現在28x12米的土坑裏，全身穿著波蘭軍裝的尸體叠成12層，每層排列250具，總數達3000多具。受害者兩手被反綁，全是后颈处遭子彈擊中而致命。

圖2，被德軍在卡廷森林從萬人坑裏挖掘出來的波蘭俘虜的尸體，已經腐爛不堪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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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查，在墓穴中發現一個名叫赫尔佐格（Franciszek Karol Herzog， 1894-1940）波蘭的步兵中校(圖3)。1939年9月战役中，他曾任“喀帕提”军154团第3营指挥官。 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波蘭期間，他参加了波蘭東南小城利沃夫的防御。不久紅軍占領利沃夫，赫尔佐格中校被俘并被送往斯塔罗别尔斯克（Starobielsk，位於烏克蘭的小城）的集中营。 1940 年春，他被蘇聯内务部在附近的哈尔科夫杀害。

爲了徹底鏟除禍根，根據當時蘇聯内務部的決定，被捕軍官的家屬都要集中處理。赫尔佐格中校的妻子和孩子即被送往蘇聯内地做苦工。流放的艱難環境使得赫尔佐格中校的妻子沒有等到二戰結束就死了，孩子們被波蘭的孤兒院收養，其中一個，小赫尔佐格（圖3左）後來移民美國康涅狄格州。小赫尔佐格认为，即使困難重重，作为已归化的美利堅合衆國公民，他有权利要求美国总统和国务院應对羅斯福在全世界輿論面前為斯大林遮蓋卡廷屠殺的罪惡必須承擔責任，並向波蘭受害者的家屬和親友作出正式道歉。

圖3 右，身著飛行服的女英雄雅尼娜少尉；左，赫尔佐格中校的兒子手持父親的照片。小赫尔佐格在美國孜孜不倦地為卡廷大屠殺聲張正義，屢屢失敗而無果。無論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還是共和黨的布什政府都對他的正當要求置之不理。2013年小赫尔佐格帶著不平之心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步。

在發掘卡廷萬人坑的过程中，德軍法醫布赫茨（Gerhard Buchtz，1896-1944）發現了僅有的一具女尸。她的頭骨後來編號V-13，被用作学生的参考资料，送往波蘭的弗罗茨瓦夫的法医学研究所。二戰結束后，波蘭的傀儡共產政權幾乎銷毀了卡廷大屠殺的所有痕跡，幸運的是那個女尸的頭骨始終隱藏在那個法医学研究所的實驗室裏。2003年5月，那個有7.65口径子弹洞的頭蓋骨是屬於一直被列爲失蹤的波蘭少尉女飛行員雅尼娜(Janina Lewandowski， 1908-1940)(圖3右)。

雅尼娜少尉的父親是個將軍，曾服務于沙皇的軍隊，十月革命后多次與紅軍作戰。

受父親的影響雅尼娜自小勵志當個飛行員，她曾是歐洲從5000米高空跳傘的第一個女性。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 雅尼娜作爲一名预备役军官，加入波兹南的第 3 军屬下的航空團。因戰況不利，雅尼娜隨戰友撤往波蘭東南部，然而她根本無法想到的是，自己將陷入比希特勒凶殘無數倍的斯大林的魔掌。

1939年8月，蘇聯與納粹德國達成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的規定，兩國劃定了各自在波蘭的勢力範圍。1939年9月17日凌晨5时40分，苏军開始进攻波兰东部领土，同時保證，如波军放下武器，波军官兵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次日，波军总司令向波军发布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的命令。然而放下武器的波蘭軍人立刻变成了战俘，繼而完全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在東撤的雅尼娜與其他波蘭軍人一樣不幸于9月22日被蘇軍俘虜。

圖4， 左，萬人坑著波蘭軍服的尸體；右，德國軍官正在展示從尸體上解下的波蘭軍裝。

從解密的蘇聯檔案獲知，所有波蘭被俘人員根據其社會地位被分3類。其中军官，律师，教授和其他高級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出於他們對波蘭被蘇聯共產赤化的排斥和免疫能力，從長遠利益來説，必須在肉體上消滅。因身著少尉軍服，雅尼娜與其他被捕波蘭軍官一起，歸由與納粹蓋世太保性質類似的蘇聯内外部處置。

在1940年的上半年總共約有22000名波蘭俘虜由斯大林親自簽署的命令，分三個營地處死。 4 月 22 日，也就是雅尼娜31嵗生日的同一天，被一顆紅色的罪惡子彈擊中后腦死亡。按慣例，一经处决，任何有關的登记档案及个人信件等物均需在蘇聯战俘局的代表直接监督下予以销毁。

這裏還必須提一下雅尼娜妹妹阿格涅斯卡的命运。 阿格涅斯卡在1939年20岁时加入了波兰抵抗运动，次年4月她被德国人俘虏，并被带到華沙附件的帕尔米里监狱集中营，結果與其他1700個波蘭人和猶太人，在歷史上稱爲帕尔米里大屠殺中被納粹殺害，两个月后她的姐姐雅尼娜在卡廷被谋杀。一對同胞親姐妹分別死於20世紀的兩大邪惡之手。

2005年雅尼娜的頭骨以軍隊禮儀下葬，她的靈魂在犧牲64年后總算得到安息。2007年她被波蘭軍方追認為中尉軍官。

對德軍指控居之不疑的波蘭臨時政府

自1939年的9月波蘭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后，倫敦的波蘭臨時政府和住美國的領事舘為失蹤軍官的家族，四處尋找他們親人的下落。臨時政府總理西科尔斯基将军和曾被蘇聯關押的軍隊首領安德斯(Władysław Albert Anders，1892–1970)曾幾次三番要求蘇聯政府查明。當然斯大林，貝利亞對這些波蘭民族精英的下落心知肚明，但他們根本無意回答。多虧德國的軍隊在卡廷的萬人坑裏為波蘭臨時政府和失蹤者的家屬找到了答案，也是他們最擔心的結局：全部被處決。

圖3，左，臨時政府總理西科尔斯基将军是波蘭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他曾在1919至1921長達3年的波蘇戰爭中以弱制強，避免了波蘭被赤化的滅頂之災，從而也堵塞了蘇聯向西歐輸出共產主義的必要途徑。西科尔斯基在1943年的飛機失事中喪生，失事的原因至今尚無定論。爲了紀念他，在失事的附近，直布羅陀英國人用那架失事的飛機殘骸（螺旋槳）為西科尔斯基建造了一座非常特殊的紀念碑（圖右）

住倫敦的波蘭臨時政府要員大多在刀光劍影的戰場上與紅軍生死博弈過，他們比誰都瞭解蘇維埃的惡魔本性及他們曾犯下的罪孽，堅信斯大林是這場大屠殺的罪魁禍首。為了給死難家屬討回公道，在莫斯科無恥栽贓聲明的第三天，即1943年4月17日下午4點30分向日内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發出進一步調查的請求。幾乎於此同時德國政府也向該國際組織發出類似的動議。當時德國正在斯大林格勒戰場上受挫，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認爲卡廷慘案必定會讓標榜自由世界領袖的丘吉爾和羅斯福感到難堪,從而導致英美與蘇聯關係的疏遠。但此刻的美國正在考慮用自己年輕人的寶貴生命和鮮血為斯大林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羅斯福就是用匡扶正義的道德僞裝，欺騙忠厚，天真，愛國的美國人在這場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爭中獻出自己的親骨肉。無恥的政客不光光是納粹和蘇維埃專有的！誰能料到羅斯福下了死心塌地與另一個邪惡結盟的決心，這讓戈培爾徹底打錯了自己的如意算盤。

國際紅十字會接到德國和波蘭臨時政府訴求后，聲稱蘇聯政府的代表必須同時在場的先決條件下，才能受理對卡廷事件的調查。斯大林做賊心虛，怎能允許國際組織進行調查，他立即把紅十字會的方案譴責為“惡劣的伎倆”。此刻，對任何具有基本常識的旁觀者來説，雖然納粹犯下的罪孽衆目睽睽，根據德國和蘇聯對待中立國際組織公正調查的態度，絕對可以斷定卡廷森林慘案的原罪非蘇聯不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部分歷史背景

現實永遠是歷史的延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1913年，受大英帝國主宰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23%，達4億1千萬之多，是其英倫三島本身人口(412百萬)的10倍；領土面積達3千6百萬平方公里，佔世界各國縂面積的24%，近4倍于今天中國的縂面積。此刻德意志民族正開始崛起，成了世界第三經濟强國，它不僅想填補世界上尚未被殖民的國家，還對英法等第一，第二殖民大國的殖民地蠢蠢欲動。這或許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根本原因。儘管英法在一戰中打敗了德國，有了話語權，但至今沒有一個歷史學家用“正義”來形容一戰中的任何一方，協約囯或同盟囯。

還是一句老話，歷史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不吸取歷史的教訓。一戰結束后英法爲了懲罰德國達到完全失去理性的地步，1919年凡爾賽和平會議上對戰敗國德國在經濟和領土施以極爲苛刻的勒索。凡事免不了報應，凡爾賽不平等條約深深地埋下了德意志民族的復仇種子，法國元帥福煦事後極爲正確的評論說：“這不是和平，這僅僅是二十年的休戰而已。”

當時因共和黨内部的分裂，讓書呆子的民主黨候選人威爾遜在1912年住進了白宮。1916年又以保證美國人不捲入歐戰獲得連任。但後來威爾遜卻違背初衷，不但與英法結盟與同盟囯開戰，還代表美國發起和簽署了不平等的凡爾賽條約。雖然威爾遜在羞辱整個德意志民族的凡爾賽條約上簽了字，据當時的民意，也有70%的美國人不贊同，特別是遭到大多數共和黨人的反對。經過55天的激烈辯論，1919年9月美國參議院以53-38拒絕認可美國在凡爾賽條約中簽字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或許共和黨有一種預感，凡爾賽條約孕育著人類一場前所未有的更大劫難！

由於歷史，地理,文化傳統和自然環境的影響，世界上各民族對屈辱的表現極爲不同。有個東方的民族在歷史上曾多次被外族征服，不但沒產生羞恥感，反而因隨入侵者而來的疆土廣大感到自豪。更在人類行爲學上罕見的是，該民族的子孫後代還把征服者，如成吉思漢，滿洲的系列皇帝當作自己的列祖列宗來祭拜。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雖是戰勝囯，卻被西方列强出賣，還眼睜睜地看著山東的一切被割讓給剛崛起但對西方領土欲望不強的日本。好似中國歷史的任何一次惡性循環一樣，屈辱通常是革命黨進行同胞間彼此殘殺的藉口，造反和爭奪帝位的良機。有的歷史學家把一戰結束后，西方對中國政府的背叛看作1949年那場共產革命的觸發因子。這或許也是爲什麽大陸政府，每年都會隆重紀念五四運動！

日爾曼民族可沒有東方的那個民族認入侵外族為祖宗的“寬宏大量”，一旦受到其他民族的羞辱，必然會以牙還牙直到雪恥爲止。凡爾賽條約中的種種苛刻條款觸犯了德國人的忍耐底綫，憤怒的民意最終把誓言報復英法的希特勒選上了德國總理。在美國政壇舉足輕重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爱丽丝(Alice Lee Roosevelt Longworth，1884-1980)，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長女，她曾說過，“如果日爾曼民族的（即沒有遇到凡爾賽條約的那種屈辱）不幸少一點，我常想起它（剛烈的）性格又會是如何？”同時，東方的日本也崛起和强大，不甘心西方列强霸占整個世界殖民地和地球資源，它提出 “大東亞共榮圈” 就是爲了謀取亞洲人自主。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是第一次大戰的延續，弱國繼續受欺，强國從新分割世界，同樣沒有任何正義的一方可言。

根據凡爾賽條約，奧匈帝國解體，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獲得獨立，並獲取所有與德國曾有爭議的領土（不要以為這是英法主持正義，兩國依然在亞非保持它們所有的殖民地）。然而1938年的3月，奧地利與德囯合并，凡爾賽條約的後患在20年后終於爆發。如德裔在捷克有300多萬，大部居住在蘇台德地區，因此希特勒要求蘇台德脫離捷克自治。1938年9月30日英法德意在慕尼黑開會，英法認同德國的要求，并讓其吞了捷克的蘇台德地區。慕尼黑會議結束后，英國首相張伯倫凱旋式地囘到倫敦，在機場上他對熱烈歡迎的群衆說，“我們將迎來新一代的和平。”

英法還以爲犧牲一個捷克的領土就可以彌補凡爾賽條約產生的惡果而謀得和平，哪知德國人的雪恥才剛剛開始呢，波蘭是下個目標。波蘭的但澤（Danzig），今天的格丹斯克(Gdansk)曾是歐洲僅次於阿姆斯特丹的繁榮港口，歷史上層數次被德國占領，後來又被立爲自由港。然而凡爾賽會議爲了懲罰德國，把但澤的管轄權交付給波蘭政府。

納粹德國準備把戰火繼續東移，一方面爲了安撫斯大林，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委派外長里賓特洛甫赴莫斯科，並允許他在談判桌上接受蘇方的任何領土要求，地球上兩個邪惡為分享世界的“互不侵犯”條約當天就順利簽署。

這裏還必須提一下，條約簽署的雙方，雖均嗜血成性的獨裁者，但斯大林和希特勒卻持有絕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前者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赤化全人類的共產主義者；後者是共產黨的天敵，宣揚日爾曼民族至高無上的極端種族主義者。對斯大林來説，英法，德國，包括美國在内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最終要消滅的敵人，他的戰略目標就是，盡一切可能挑起資本主義國家間因利益糾紛的戰爭和殺戮；而希特勒最終是要在東方，即俄國的廣袤土地，為日爾曼民族擴展生存空間，對抗英法的初衷只是為了報凡爾賽條約一箭之仇。遺憾的是，當時西方掌權的政客大多屬於著眼于短暫利益的，鼠目寸光，因此無法意識到，斯大林的存在才是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真正威脅。

在德俄“互不侵犯”條約后的第三天，張伯倫為安撫波蘭政府，簽訂了模棱兩可的英波“互助條約”。英國的綏靖和三心二意也是希特勒急於在波蘭進行軍事冒險的催化劑。同時處於生死關頭的波蘭政府理應把備戰提升到最緊急狀態，卻一味說大話，把納粹比作19年前波蘇戰爭中被擊敗的蘇維埃政府。就在德國進攻的前一天，波蘭駐柏林大使利普斯基（Józef Lipski，1894-1958）還在白日做夢，他說，一旦德國入侵波蘭，其國内會發生暴亂，波蘭軍隊就可以直搗柏林。僅在英波“互助條約”簽署后的一星期,即1939年7月1日德國藉口歸還被凡爾賽和約非法割讓的領土入侵波蘭。英法在接到波蘭被入侵后的48小時才慢條斯理地向德國宣戰。

波蘭軍隊奮起反抗，英法雖沒有如希特勒期待的那樣袖手旁觀，但並沒有出現決定性的軍事介入。英囯皇家空軍在德國波羅的海岸區作斷斷續續的轟炸，而從飛機上掉下來的大多是傳單，而非炸彈。另外在英吉利海峽歐洲大陸的軍事部署也僅僅是象徵性的。稍有常識者，會不難預測波蘭的亡國，以及希特勒將會挑起更大的軍事冒險。

此刻唯一欣喜若狂的是斯大林。9月7日他對當時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書記季[JC1] 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1882-1949，二戰結束后囘保加利亞當共產黨總書記。他死於1949年，埋在索菲亞市中心的鋼筋混凝土的陵墓内。保加利亞恢復自由后該陵墓也隨之被炸毀）毫不掩飾地說，“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個陣營中爆發了戰爭，（對我們來説）是好事，因它們的惡戰必遭兩敗俱傷。”與斯大林相比，西方的那些政治領袖(包括希特勒在内)智障嚴重。

“互不侵犯”條約為斯大林保證了他獵取波蘭領土。出乎波蘭和德國的意料，1939年9月17日蘇聯軍隊突然入侵波蘭。英法對波蘭的緊急救援呼籲更是無動於衷，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命或放下武器。由於紅軍從東南包抄，從波蘭西部被德軍擊退的幾十萬波蘭軍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都成了俘虜,他們中的22000名將被埋葬在卡廷森林的萬人坑内。

斯大林進入已無力招架的波蘭后，幹盡掠奪和屠殺。1939年10月莫洛托夫在一次會議上大言不慚地說，蘇軍繳獲900門火炮，1百萬炮彈，1萬架機槍，30萬支步槍，1億5千萬發子彈和300架軍用飛機。除此之外，好似當年紅軍從井岡山向北逃竄時一路對民間的錢財掃蕩一樣，蘇軍也是如此。据一個當時現場目睹的德軍聯絡官10月28日的報告，他感到驚奇的並非是蘇軍士兵迷戀和擄奪貴重財物，而是在德國人眼裏非常普通的日用品，如手錶，香烟，被單，家用工具，甚至連針綫和紙張等都不放過。可見蘇聯國内物質貧乏到何種地步。

當然最駭人聽聞的還是在波蘭蘇軍占領區的因“共產”而起的殺戮。有人說這是十月革命在波蘭的重演。監獄的刑事犯被釋放，並號召他們去搶劫富人的財產，反而把那些不服和反抗的資產階級分子送進監獄。在農村，農民被鼓動殺地主，雇工去害雇主。据在場的人回憶，當時斧頭成了最常用殺戮工具。更殘忍的是受害者被殺之前還强迫觀看自己的親友被処決。所有這些對熟悉土改和文革的中國人來説絲毫不會陌生和驚訝。反之在我閲讀過的許多第三帝國歷史的學術著作中，在希特勒當選后的十年中，沒有發現一起諸如中共和蘇聯對自己百姓掠財殺富的劫難。

從政治上，斯大林要在波蘭占領區消滅一切“階級敵人”。9月30日，入侵波蘭才半個月就蘇聯内務部發出第一輛列車，開始把階級敵人連同他們的家屬送往西伯利亞做苦工。1939年的12月蘇聯政治局下達送往西伯利亞的苦工比列，根據鄉村住戶的多少，每個村莊遣送100至500戶。在押送的路上可謂人間地獄。据一位幸存波蘭人回憶，麵包和水只是不定時供應。每星期車廂門僅開啓一次，就是爲了丟棄途中死亡的尸體。在途中見到凍僵的孩子尸體和旁邊無助和血跡斑斑，奄奄一息的母親。6星期后36名囚犯，除了3個全部死於途中。

自斯大林入侵波蘭至1941年的6月這兩年中，多達150萬波蘭人和猶太人送往西伯利亞當奴工。此間，還有50萬無辜被斯大林屠殺，是希特勒在統一時間内殺人總數的3倍。但更令人震驚的是，西方世界，如英，法和美對斯大林濫殺無辜的罪行盡然一聲不吭。或許這些西方國家早已各有所圖，作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兩個人間魔鬼之間選擇斯大林的準備。

斯大林是二戰唯一的操手

1939年的10月，作爲張伯倫内閣的海軍部長，丘吉爾在一次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次演播中為斯大林辯護，說蘇聯入侵波蘭是爲了自身的安全，而且還有效阻止了德國的擴張。蘇聯住倫敦大使麥斯基（Ivan Maisky）對丘吉爾的此番親蘇言論極爲贊賞，特地打電話給英國海軍部表示感謝。接著丘吉爾又向麥斯基保證，蘇聯對波羅的海的領土擴展也是起到制衡德國的作用。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中已有蘇聯控制波羅的海國的默契，再加上丘吉爾的鼓勵，斯大林地毫無顧忌地并吞了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國。但讓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吃驚的是，芬蘭幾次三番拒絕在蘇聯强制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即使在斯大林的最後通牒之下，芬蘭的回答依然是“不”。1939年11月4日，列寧格勒軍區司令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1897-1968）出動近百萬大軍進犯芬蘭。

芬蘭的統帥是曼纳海姆Gustaf Mannerheim，1867-1951），經動員，芬蘭也僅15000個可以拿槍作戰的士兵，而在武器裝備上也只能用“原始”來形容。但盤根錯節的河道，湖泊，沼澤，密佈的森林和極其寒冷的自然環境使得蘇聯的機械化裝備成廢鐵，失去了作戰功能；再加上熟悉地形，擅長滑雪的芬蘭士兵行動神速，來去無蹤，紅軍遭到兵家俗語所難以形容的慘敗。蘇軍的傷亡率達70%。有個傳奇的滑雪阻擊手，名叫海哈的芬蘭農民，光憑自己的一杆槍就殺死了500多個俄國入侵者。

蘇軍的士氣之低落也是可想而知。据一位瑞士志願者對英國記者說，“紅軍戰士在背後機槍的威脅下像趕牛一樣，用手遮住臉跌跌撞撞往前。有的芬蘭戰士不得不邊流淚邊用機槍撩到這些可憐蟲。”大多數芬蘭戰士可憐那些被政委壓上前綫送死的俄國士兵。“他們沒有護士，沒有醫生及紅十字應急裝備，尸體被澆上汽油就地焚燒。”

在蘇聯蠶食波羅的海三囯以後，即在蘇聯與芬蘭談判期間，英國防長就認爲，“（對人類來説）共產主義的擴散遠比納粹主義危險。如果我們不能面對俄國，將在世人面前丟盡臉面。” 當蘇聯無端入侵芬蘭的消息傳來后，立即引起文明世界的暴怒。直至1940年2月匈牙利，意大利繞道法國將數千頓的物質和支援人員送往芬蘭。儘管自己防空吃緊的英國還是派出戰鬥機和滑翔機支援芬蘭。1940年1月16日，法國秘密策劃在芬蘭的佩特萨莫省（Petsamo）作兩栖登錄。

當時羅斯福在美國唯一的强勁政敵，前總統胡佛在全國1400份報紙的支持下，為奮戰中的芬蘭人緊急籌款達4百萬美元。在西方世界，羅斯福始終是斯大林的粉絲，如前文所敘述，1937年他清洗了國務院所有敢於直言的反共外交官。當時美國眾議院發起一項動議，美國與蘇聯斷交並從莫斯科撤走所有外交人員。表決時雖然僅差3票（108-105）沒有通過，但迫使羅斯福不得不指責“蘇聯是獨裁體制，侵犯小國”的聲明，並呼籲對蘇聯“道德制裁”，與今天拜登政府對在新疆執行種族滅絕的北京冬季奧運會作出的“外交抵制”可謂異曲同工。

1940年2月英國作戰辦公室（War Office）派出兩位精通俄語的軍官，Gatehouse和Tamplin,前往芬蘭的戰俘營，采訪了2千多紅軍俘虜后得出如下結論：“他們歷盡艱險和困苦，也在芬蘭的見聞和經歷完全不是蘇聯所宣傳的。但那些俘虜對共產主義的困惑並不等於是一種政治上的覺醒，因此除了外界軍事的介入，蘇聯決不會發生内亂。”1940年3月5日，皇家總參謀長艾恩賽德（Edmond Ironside,1880-1959）在他的一次演説中稱，“雖然英國至今還沒有完成對蘇聯開戰的準備，但整個戰爭内閣裏，除了丘吉爾，對蘇聯的情緒變得越來越好戰。”

當芬蘭與蘇聯正在激戰中，英法秘密計劃對付蘇聯的軍事行動。當時位於阿塞拜疆的巴庫為德蘇戰爭所需提供了75%的石油（“互不侵犯”條約中，蘇聯為德國供應軍需和石油），根據英國空軍的間諜飛行考察，巴庫地面上的儲油罐彼此貼得很近，因此一旦遭到轟炸，其參天大火可達數星期，沒有數年是無法復原其原功能的。在英國接受訓練的波蘭飛行員盼望報仇雪恥的一天，伊朗也願意提供機場直接配合英法，對巴庫的轟炸。同時，1940年2月底，英國準備向芬蘭派出6個師，外加15000名法囯和波蘭的聯軍，先遣部隊原定在3月12日或13日抵達芬蘭。

由於西方對俄共的多年姑息，英美等情報部門都潛伏了不少蘇聯間諜。据蘇聯1991年解密的檔案，有個直接為内務部提供情報的，編號為59的間諜,經常會晤英法和波蘭的官員，並直接向内外部頭子貝利亞匯報。爲此斯大林瞭解到英法可能對蘇聯發動軍事行動，加之西方媒體時而有類似的捕風捉影報道，蘇聯決定對芬蘭作出妥協，並達成和平協議。隨著芬蘭戰事的平息，斯大林轉移了視綫，繼續享受西方國家的自相殘殺。

卡廷事件，丘吉爾一生英名中難以抹去的污點

1940年5月，因挪威和法國戰事的失利，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兩個邪惡間堅定為後者站臺的丘吉爾接替張伯倫成為首相，領導了英國對軸心國之間的戰爭。這樣經過了20年，丘吉爾與希特勒又重新在戰場上依然作爲敵對的雙方兵戈相見，浴血奮戰。

圖4，1943年11月,三巨頭在伊朗的德黑蘭會議上，丘吉爾和羅斯福背著波蘭臨時政府及其人民無恥出賣他們的領土給斯大林。在前夕羅斯福曾打算犧牲法國把整個歐洲出賣給斯大林（注3，65頁）。丘吉爾的表現也同樣低賤，他在會後甚至向斯大林元帅赠送了一把基督教十字军的剑，保守派政客爲了眼前利益竟然完全丟失了羞恥心。

無疑，對待希特勒丘吉爾比他的前任，張伯倫强硬了不少，但對斯大林則軟之又軟。英國的“進步”媒體，如【工人日報】和其他親蘇政治組織不僅對新首相大爲歡迎而且還寄予厚望。果然如此，上任伊始的丘吉爾立即清洗了原恐蘇，反蘇的内閣成員。丘吉爾不但恭恭敬敬聘請左翼的工黨領袖奧特萊（Clement Attlee,1883-1967）入閣，還對奧特萊言聼計從。在奧特萊的推薦下,委任在斯大林面前只會搖橄欖枝,曲膝求全的克裏普斯（Stafford Cripps,1889-1952）擔任駐莫斯科大使。從此，因芬蘭事件，主張對蘇聯開戰的斯密得爵士（William Seeds, 1882-1973）為莫斯科大使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

斯大林雖然在芬蘭事件上作了退讓，在世人面前丟了臉面，但絲毫不會收回他的嗜血的本性。就在芬蘭和平協議簽署不久，即1940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貝利亞開始把數千波蘭俘虜集中起來，假稱釋放他們回家，然後再送上專列。在奧斯塔什科夫甚至還有樂隊奏著小夜曲歡送（猶太人有時也是在樂隊的圓舞曲下被納粹送進焚尸爐的。）。這些興高采烈，急於回家的戰俘根本不知到，他們即將離開人世，走上不歸之路。据目擊者回憶，這些戰俘到目的地以後，一個個被押往封閉，完全隔音的地下室，在腦後被槍殺。然而他們的尸體就被埋葬在几十公里外的森林裏的萬人坑裏。其中之一，就是在1943年被德軍發現的卡廷大屠殺。

卡廷事件對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和美國政客的良知和信仰是一場非常嚴峻的考驗，也是對他們真誠和虛僞的鑒定。1939年7月3日英囯對德宣戰，口口聲聲是為了保衛波蘭領土的完整，隨後無論是丘吉爾還是羅斯福的每一次就參戰發表演説，都會振振有詞，不厭其煩地强調他們是爲了捍衛西方的價值觀而熱血奮戰。丘吉爾和羅斯福心知肚明，一旦站在正義的一方，參與追究卡廷森林事件的元凶，他們無法出賣國格和道義、繼續為斯大林而戰。

在卡廷大屠殺被德國揭露后不久的4月21日，斯大林寫信給丘吉爾和羅斯福稱：“最近以德國爲首，波蘭等敵對勢力共同發起對蘇維埃共和囯的抹黑。事實證明，如此惡意中傷是來自希特勒和西科尔斯基的波蘭（流亡）政府之間的勾結和預謀。西科尔斯基打擊蘇聯的反叛行爲，目的是為了維護希特勒的獨裁。”斯大林竟能如此栽贓和顛倒黑白，共產黨人確實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

丘吉爾接到斯大林的信函時正是復活節，難得在其鄉村別墅放鬆。擺在他面前僅兩條路：與斯大林同流合污，還是堅持弄清事實真相。丘吉爾選擇了前者，歷史將永遠記住他的如此劣跡。僅過了72小時，丘吉爾答復斯大林如下：“英國强烈反對並拒絕參與在德國占領區内，由紅十字會或其他任何（中立）國際組織的調查。”他並向斯大林保證，將派外交部長會晤西科尔斯基，“盡力向他施壓放棄由納粹主持的任何調查。”而羅斯福的回復更乾脆，西科尔斯基“犯了錯誤”。

曾擔任德國法医和社会医学学会會長和海德堡大學兼職的布赫兹（Gerhard Buhtz，1896-1944）醫生被德軍派往廷森林進行詳盡調查。从 1943 年 3 月 29 日到 6 月 30 日，他不僅陸續發現類似的11個波蘭人尸體萬人坑，同時，儘管在蘇聯政府拒絕參加的情況下，還是與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团（4 月 10 日起）以及中立的國際醫療委员会（4 月 29 日起）依次对挖掘出的尸体体进行尸检。三方共同起草和撰写了一份 56 页的法医报告。作为卡廷大屠杀的官方材料，該報告由德國外交部于 1943 年 5 月 4 日向全世界發佈。

英國駐波蘭流亡政府的大使奥马利(Owen O'Malley,1887-1974)經仔細閲讀和研究三方的共同卡廷萬人坑的調查之後，在1943年的5月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無奈地說，“在公衆輿論和媒體更進一步對瞭解（斯大林）的醜聞之前，我們不得不違背良知和正常的道德判斷標準，而必須阻止波蘭人對卡廷事件的調查。……我們雖用了英國的名聲，實際上好比蘇聯人用針葉樹的葉子去遮蓋大屠殺一樣。”丘吉爾就是用了英國，作爲文明世界之首的名譽為魔鬼斯大林的名譽作了可恥的擔保。

英國政府内還是有人為丘吉爾的行爲感到羞恥的，如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卡多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 1884-1968）讀了奥马利的調查后，感覺到自己的良心被痛苦的煎烤：“苏维埃政权屠杀了無數的本国公民。 ……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一面与俄罗斯人密切合作，在宽恕他們的（卡廷大屠殺）暴行的同时，卻继续审判甚至处决轴心国“战犯”。 我承认無法下咽良心的譴責。”

回顧一下，人類平民政治的歷史僅200多年，已被有些民選政客的虛僞，欺騙和政治正確蛀得千瘡百孔。黑箱操作的政治并非是集權國家的專利，民主國家同樣也是如此，或許頻率和惡劣程度有別。今天的人類文明還沒進化到，鄙視民主國家政客為達到目的而不計道德底綫的行爲。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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