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袁世凱稱帝和孫中山信譽的喪失已盡

美國教育家及法學家，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博士（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在1915年的8月3日發表的《共和與君主論》稱：“......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將來必因總統繼承問題‘釀成禍亂’......如一時不即撲滅，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 古德諾博士是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校長，當時在美國的聲望與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國民主黨第28任總統）旗鼓相當，共和黨曾考慮把他提名總統候選人。因此袁世凱對學才出眾，德高望重的古德諾博士可謂紆尊降貴，計聽言從。

次日，當時最著名的憲政專家和學者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和嚴復等6君子成立籌安會，聲言“共和不適用於中國”。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會團體進京商討國體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數表示擁護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須改變國體。

袁世凱最擔憂的還是列強，特別是日英的態度。他以對德參戰為條件，以求兩國德支持。日本始終是矛盾重重，猶豫不決，它害怕袁世凱參戰後，國際地位攀升，對日本控制中國不利。英國與日本當時是聯盟，歐戰正打得焦頭爛額，相當遷就日本的態度。

畢竟帝制問題本是中國內政，基於中國的現狀，不排除袁世凱本人的野心，於1915年12月12日成立中華帝國，即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主立憲的洪憲帝制，同樣也是歷史上最短命，危害最淺的皇朝，自建立到收場，僅102天。雖然如今無論是民間還是學術界對袁世凱的評價漸趨客觀和理性，但恢復帝制依然被認為是袁世凱最愚蠢之舉。歷史無法倒回，但近百年來中，中國百姓因圍繞權力的政治動亂而釀成的禍亂和受盡的苦難，無疑是遠甚於袁世凱的稱帝。正如民間歷史學家袁騰飛所說，變得絕對聰明的政治流氓都“以共和的名義走獨裁之路”。人們無需思維齊全，也會懷疑，中國共產黨政權至少是史書上，任何有記載的最殘暴，最專制的皇權所無法比擬的。自袁世凱帝制失敗後，中國始終處於不掛牌的寡頭制，如蔣介石，毛澤東等。袁世凱也是主張寡頭制，兩者的區別，前者是非繼承制，後者只不過是繼承制。繼承寡頭制屬於政治不正確，但非繼承寡頭制導致百年動亂，給國家和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看一下亞非拉的專制國家，大多國名被換為“人民共和國”。但“共和”只是政治正確而已，實質上依然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寡頭制，“人民”依然是無法享受民主和自由。

袁世凱的帝制迎來狂風暴雨。全國反帝制文章雪片橫飛，最舉足輕重的是曾發動戊戌變法，推崇君主立憲的梁啓超的【異哉， 所謂國體問題者】。梁啓超的主要論點是，當年君主立憲是因為國體不能輕變，今天反對帝制也是為了共和體制不得更改。中國歷來是“槍桿子裡出政權”，起初表示支持君主立憲制的蔡鍔，唐繼堯在雲南宣布獨立，並組織軍隊討袁，即所謂的【護國運動】。最關鍵的還是北洋軍袁家班的北洋三龍，除王世傑已告老還鄉，其他兩位，段祺瑞和馮國璋與袁已同床異夢。列強中的日本發出嚴重警告，要求袁世凱延緩帝制。內外交困，1916年的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

孫中山，無論在民間或軍隊的影響力已遠遠不如數年前，儘管所謂【護國運動】三軍無主。蔡鍔雖是孫中山的學生，但此刻也沒有提出孫來領導護國。對護國運動孫中山純粹是個局外人，但他對權力的慾火從未衰竭過一刻。1916年的春天，經過1年多來的搖擺不定，日本決定放棄袁世凱，扶植其他親日勢力。孫中山終於拿到了日本政府的7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除此之外還有力圖復辟，清朝最後一位（第十代）的肅親王，善耆。當然接受援助的一方必須有所回報，即軍事上的建樹，否則財援不再延續。

拿到日本經援後，孫中山的主要的目標是上海和山東，也是日本人最唾液直流的地方。孫中山知道，一旦控制上海和山東，成百萬的日元將源源不斷輸入他的口袋。1905年俄國水兵在波將金號戰列艦上起義，被認為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第一步。此歷史事件激發了孫中山對依賴海軍的幻想，因此孫中山曾想通過水路奪取上海。1915年12月，陳其美（陸上配合）和革命黨人楊虎（艦上的指揮軍官），在上海發動"肇和"兵艦起義。儘管還有日本人的暗中幫助，以慘敗而告終。據當時上海租界的報紙描述，“事件除了對百姓有恐嚇作用，完全是一場滑稽的醜劇。人們見到的只是艦上大炮向天空開炮，以及叛軍爭相跳水逃生。”如此徒勞的恐怖主義的唯一“成果”是，孫中山在公眾輿論中的信譽完全跌入谷底。不過根據國共兩黨的歷史，無疑又給肇和艦起義戴上桂冠“雖敗猶榮，…….在當時影響深遠”。

1916年的5月18日，孫中山在浙江和上海的幹將，也是最擅長恐怖暗殺孫中山政敵的陳其美遭袁世凱暗殺（1912年陳曾指使其徒弟蔣介石刺殺辛亥革命先驅陶成章），占領上海的計劃徹底流產。孫中山如想繼續從日本人討到錢，必須在山東活動有些進展。他希望軍隊從青島沿鐵路前往濟南，然後再直取北京。一路上軍隊的駐紮，給養和經費全由沿途的日本管轄區供養。孫中山竟然還無恥地授意他的日本密友萱野長知設法除掉（暗殺未琢）不服從其權威的前國民黨省長，柏文蔚。

儘管孫中山一再告誡北征的將士，不准張揚他與日本人之間的合作，袁世凱還是獲悉孫中山與日本人的交易，乘勢二十一條後國內反日情緒的高漲，授意發表兩本小冊子，以揭露孫中山不堪入目的行徑，一本是楊度撰寫的【國賊孫中山】，另一本（作者不明）是【孫中山小史】。孫中山是個實用主義者，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但因北上進展不順利，也為了挽回自己的名聲，突然宣布與討袁主流合作。

1916年6月6日辛亥革命來最有實力，國家的棟梁袁世凱去世。中國即此在政壇上開始展開一場邪惡的角逐，直至最邪惡的在1949年獲得全勝。

雖然按憲法，副總統黎元洪接替袁世凱當總統，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孫中山深知“德高才疏”（嚴復語）的黎元洪沒有權力欲，立即向黎發出親善的信號，以謀取政府中的最高職位。結果孫中山大為失望，黎元洪僅給予資深政府參議，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孫中山感到憤怒並立即予以拒絕。因為對孫中山來說，當總統是缺乏法律依據。有人建議副總統的位置，但孫中山不感興趣，他已準備採取武裝謀取。

對孫中山來說經費始終是個問題。當時正值列強戰爭打得火熱，況且就中國是否參戰，黎，段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故伎重演，孫中山試圖在列強中尋求契機搞到經援，繼續他的內戰或造反。1917年初美國與德國斷交並開戰，同時也希望中國也加入協約國與德國作戰。但德國卻竭力遊說中國政府保持中立，據二戰後，德國總領事的秘密檔案，德國公使辛策（Paul von Hintze (1864 – 1941,年)曾企圖用100萬美元收買段祺瑞，卻遭拒絕。

當時孫中山曾對是否加入協約國與德作戰曾有如下看法：“以土地論，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和現在，實可謂之侵犯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因此以“公德”而言，中國不應對德國宣戰”。 由於收買段祺瑞不成，德國政府就開始在南方另找代言人。孫中山藉此機會，立即派親信曹亞培（Abel Tsao的譯音，孫中山的好些助手是漢字文盲）全權處置聯德之事。曹亞培通過德國住上海領事克尼平向德國政府轉達孫中山與德國合作的意願。德國在中國處於孤立狀態，因此很快就給與孫中山150萬墨西哥銀幣（當時國內流行的貨幣，德國政府通過荷蘭和台灣的銀行轉賬給孫中山）的現款，這是孫中山從洋人那裡獲取的第一筆巨額的經濟援助。

然而協議墨跡未乾，1917年9月13日，孫中山的廣州政府突然宣布對德宣戰，德國外交官和政府大為吃驚。根據國際慣例，儘管兩國合作出於彼此的利益，但出於信譽也應堅持承諾。德國人發現作為中國革命黨的領袖孫中山，為了撈錢而信口開河，夸下大口，竟然不在乎最起碼的信譽，實用到可以把說謊看作成一種政治技巧。今天大陸的孫中山的繼承者已把這種技巧玩得爐火純青。雖然一時輕易地騙到了錢，但孫中山在西方卻永遠失去了自己最起碼的信譽，導致他最終走投無路，陷入蘇維埃政權未其設置的圈套。

（十一）護國和護法中的棄兒

袁世凱稱帝時，全國各地的實力派，包括北洋新軍中袁世凱手下的大員，如馮國璋，段祺瑞，張作霖等也乘機擴展自己的地盤，因此袁世凱一死，可謂樹倒猢猻散。作為總理的段祺瑞為了參戰，用軍警要挾親黎元洪德國會議員投贊成票，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內閣總理之職務，並被迫解散國會。不久辮帥張勳赴京城大鬧復辟。接着段祺瑞又擊敗張勳，歷時12天的張勳復辟草草收場。1917年7月14日黎元洪正式辭職，由馮國璋任代總統，段祺瑞恢復總理之職。

不過此刻的北洋政府已非鐵板一塊，軍隊已四分五裂，直（馮國璋），皖（段祺瑞），奉（張作霖）和晉（閻錫山）已各成一系；而在南方，與孫中山即合即離得滇系（唐繼堯），桂系（陸榮廷）和黔系等軍閥借護國為名，均已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獨霸一方。

根據國共兩黨的編著的扭曲歷史，把民國初期得軍閥割據稱為軍閥混戰，軍閥則是窮兵黷武，鎮壓民眾，割據地方，橫征暴等凶神惡煞得魔鬼。實際上絕非如此。我藉此簡略介紹一些孫中山不惜國家利益，民生安樂，除之而快的主要軍閥。他們大多出身清末軍事學堂，接受過良好的中國傳統禮教育， 如馮國璋父親是讀書人，自己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後輔助袁世凱創建（北洋）新軍，並在山東剿滅義和團建立功勳；段祺瑞祖父及叔父皆為淮軍將領，且與李鴻章同鄉。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天津武備學堂後，被選中去德意志帝國柏林陸軍學校深造；閻錫山自小隨父經商，18歲那年入山西武備學堂，畢業後赴東京振武學校和士官學校留學。畢業後回國，並考上舉人，辛亥革命後投奔袁世凱；唐繼堯本人曾考上清朝秀才，後留學日本，就讀東京振武學校，然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袁世凱稱帝時與蔡鍔聯合宣布雲南獨立。軍閥中，也有出身比較低微，自小也無正規的教育和學業，如張作霖，陸榮廷等，但成年後均行伍於國家正規軍隊，在鎮壓民間叛亂和對方外敵中屢建功勳，逐步有了自己的地盤。但張作霖和陸榮廷始終堅守國格和對百姓利益也尊重自己的底線。

基於中華的傳統道德和禮教，軍閥大多遵循古訓，如廉純潔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當機立斷，精明而又不失之於苛求，性情剛直而又不矯枉過正。雖熱衷格鬥，爭奪地盤，但他們之間絕不帶有國共內戰那種你死我活，毫無底線的殘酷殺戮。他們之間的戰爭往往是點到為止，如直、皖之間的戰爭幾乎從不損耗雙方的有生力量，其激烈程度可能還不及文革時在四川出現的武鬥。軍閥無疑權欲薰心，但絕對沒有像國共那樣，用外國人的武器來殘殺自己的百姓！據不完整統計，歷時11年的軍閥“混戰”導致全國不常死亡約65萬人，但紅軍所到之處劫富殺富，毛澤東建政不久，僅（1949-1952）土改和鎮反就造成百姓的不正常死亡人數達930萬。

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百姓所享有的尊嚴，以及言論，組黨和出版的自由

都是國民黨時代所無法比擬的，更不談1949年以後。那個年代，儘管政治落後，百姓愚昧，但依然是各種思想流派百家爭鳴，百廢待興充滿民族希望的年代。

孫中山趁軍閥割據，再加上到手不久的一筆德國巨款，力圖在東山再起。他以護法為名，出資把100多個被解散的國會議員接往廣州。同時孫中山也是用德國的款項說服正處在軍費短缺的海軍上將程璧光，背叛北洋政府率領艦隊前往廣州護法。

孫中山要求被接送到廣州的部分國會議員，再次選他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卻遭到代表們的拒絕。他們認為，根據憲法，沒有足夠的人數選總統，另外赴穗的使命是護法，而非推翻北洋政府！孫中山暴怒，當面羞辱議會議長，後來彼此妥協，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大元帥。

圖10，孫中山用德國人的錢，軟硬兼施讓國會議員給自己授予中華民國大元帥的稱號。照片中，一生中從未打過一場勝仗的“大元帥”，身着金色流蘇和紅色腰帶的制服，頭戴羽毛危冠和禮儀佩劍。

穿上大元帥制服的孫中山立即準備一場對抗北京的戰爭。有槍的士兵每月領餉15元大洋，沒槍的則10元。德國人的錢不是無底洞，很快就枯竭了，大元帥無權向百姓加稅，就向廣州政府要錢，遭拒絕。接着孫中山命令海軍對廣州市政府大樓開炮，士兵反對，他竟然自己上艦，親自動手向廣州市內開炮。海軍司令程璧光激怒了，決定斷絕與孫中山的關係。不久，即1918年 2月26日一代海軍名將，程璧光在海軍碼頭被刺殺。雖然兇手至今還是個迷，但最大的疑點是，此案與孫中山的親信和慣於暗殺的朱執信有關。對程璧光的死訊，孫中山曾說，這是對違抗軍令的處決。

國會議員對孫中山的獨裁萌生恐懼之心，他若大權在握，卻絕非有慈禧太后與袁世凱的那種政治肚量和克制。他們決定取消孫中山大元帥的職務，成立由7人組成的軍事委員會的集體領導。為此孫中山在軍隊中僅能調動陳炯明一人，再加上他厭惡“集體領導”，1918年5月21日，辭去軍事委員職務，離開廣州。當時見到孫中山的人回憶說，身着元帥制服時的神氣已消失已盡，才51歲就變得蒼老，駝起了背。為了總統之位，為了一統天下徹底得累垮了他，百姓中得威信也從此一蹶不振。

                                                     （十一）孫中山和共產主義病毒

                                              處於絕境

                                          反帝一生的孫中山，在中國最喜歡的卻是住進租界。離開廣州後，孫中山與宋慶齡住入上海法租界，位於莫里哀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7號）的歐式花園洋房別墅。來訪的朋友絡繹不絕，宋慶齡溫馨好客，在客廳里孫中山特地懸掛了一幅華盛頓的畫像，言下之意，主人就是當今中國的華盛頓。

孫中山在上海舒適的歐式花園洋房住了兩年的時間，完全游離當時由胡適和陳獨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享受老夫小妻的溫馨 ，修身養性的同時，也反省，寫文著書。在戰場和政壇的風雲中，孫中山始終是失敗的。他也反思，但從未檢討自己的過錯。

他把中華民國的失敗歸咎於沒有用武力徹底摧毀舊的官僚制度， 清廷的殘餘勢力以及舊時代的政客，因此無法實現教育改革，經濟和地方自治。實際上正是孫中山逃不出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思想枷鎖，他的政治謀略僅限於徒勞地尋找軍事聯盟，失去了大多數進步青年的支持，甚至是好奇心。

其次，孫中山在上海期間把他的體驗歸納成一冊，提名為【建國策略】。書的第一部分被他稱之為“心裡建設”。書中孫中山根本沒有提及自己的政治無能與運作上嚴重缺陷，而是怪罪於百姓思想受困於儒家格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尚書•說命中），意思是‘不是知道它艱難，而是實行它很難’。而他認為人群可分三類，創造者（被稱先驅或領袖），思想和發現的傳遞者（信徒），餘下的就是第三種人，義不容辭，免去思索（即無意識的執行者）。很顯然孫中山把自己比作先知先覺的領袖，方向和目標已明，剩下的就是大家該埋頭去實現，即用逆命題“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取而代之。

據最有洞察力的孫中山傳記作者里昂.沙曼，“孫中山僅是個實用主義者，他的想象力不僅無法被自己身邊的人所接受，同樣無法鼓動參與他征討的那股力量。”這也是孫中山的悲劇所在。

1920年年底，孫中山的追隨者陳炯明和親孫中山的許崇智打敗桂系的沈鴻英部隊，重新奪回廣州。雖然陳炯明建議孫中山繼續呆在上海，但在得到親信廖仲愷和汪精衛，以及民國海軍，和一些地方部隊的支持下，孫18日回到廣州。如果孫中山聽從陳炯明的安排，繼續久居上海，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著書列傳，肯定會在中國近代歷史留下正面的痕跡和地位。然而，一味迷戀於統一和總統的夢幻，孫中山的人生出現一個重大轉折，從個人的悲劇演變成至今依然籠罩中國大地的民族災難！

圖10，左，陳炯明曾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民國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右，吳佩孚，晚清秀才，北洋軍閥中曾經為實力最雄厚的軍閥之一性格正直清廉。董必武對他得評價：“吳氏做官幾十年，有過幾省地盤，帶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積蓄，也沒有田產”。

陳炯明自小成長在一個優越的家庭環境，他是個秀才，並以‘最優等生’畢業於廣東法政學堂。1909年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後他曾任廣東代理都督。陳炯明是個有相當影響的民國人物，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相信非暴力無政府主義，希望結合區域主義和社會主義把廣東建設成全國模範省。在他主政期間，有效控制民間的賭博和吸毒，積極辦學發展教育，同時鼓勵出版和言論自由。

而孫中山到了廣州後，為了得到地方各省的擁護，口是心非地打出地方自治的聯邦制旗幟，但實際上不僅對陳炯明的廣東自治不聞不問，而且還極力反對，因此與陳炯明的隔閡日趨嚴重。1922年吳佩孚在直奉戰爭中獲勝，控制了北洋政府，為了結束國家分裂狀態，他提出徐世昌和孫中山必須提出辭呈，並邀請黎元洪出任代總統。徐世昌，在1918年起就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國會選上北洋政府的總統，他為顧全大局，立即同意下野。然而孫中山始終處心積慮北上武力推翻北洋政府，與北洋政府談判中提出一個吳佩孚所無法接受的條件，即民國政府總統的位置應屬於他的。

吳佩孚出身商家，本人也是秀才，後來投筆從軍。吳佩孚屢次立戰功，並在曹錕的提攜下，從營長一直成為北洋軍閥中實力最濃厚的首要人物。 1922年夏天，蘇聯派出蘇共中央委員，猶太人越飛（Adolf A. Joffe, 1883－1927）前往北平，企圖在北洋軍閥中尋找其代理人。越飛第一個感興趣的入選就是吳佩孚。

吳佩孚不光是生活清廉，沒有三妻四妾，更具有民族的高亮節氣。儘管當時的北洋政府財政拮据，吳佩孚非常鄙視拿蘇聯的槍炮打內戰的劣行，更不用說必須承諾條約中那些有利於蘇聯霸占蒙古的條款，他斷然拒絕與蘇聯的任何合作關係。因吳佩孚反對把膠濟鐵路的權益出賣給日本，而成了直奉戰爭的導火線;同時中俄談判破裂也是因他不接受割讓蒙古。

除了民族大義，從人格而言，吳佩孚也何止高孫中山一籌。他做人的原則有：不納妾，為官清廉，他痛恨喪權辱國的租界，因此拒絕走進洋人的非法租界，更不用說入住。特別是華北淪陷日偽後，寧為一介平民，也拒絕為日本人合作，愈現其晚節彌堅。西方列強始終把孫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視作非法的叛亂集團，與此絕然相反，吳佩孚在西方享有很好的聲譽，其北洋政府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和支持。為此，1924年4月22日吳佩孚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封面人物，對中國人來說還是首次。

儘管孫中山始終不遺餘力地謀求歐美政府的援助，但他在那裡已失去信譽，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馬格魯德准將（John Magruder，1887-1958）路過廣東時，觀察到孫中山的人生中只有一個動機，為達到自我，沒有約束，沒有他人的利益是不可犧牲的。接替馬格魯德准將的美國新任武官也有類似的見解，“孫中山的目光只盯着北京，他深信整個中國將在他的腳下，整個民族都將服從他。美國住北京大使，科瑞（Charles Crane，1858-1939）雖然作為外交家，出言比較克制，但還是把孫中山形容為虛偽，好高騖遠，脫離實際的政客。幾乎所有在華的西方外交界人士把孫中山貶作“毫無道德底線的冒險家，為達到目的可以完全不惜犧牲民族的利益。”同時美國的輿論對孫中山的評價更是極為負面和刻薄。紐約時報簡單地把他描述為“那個南方政府中完全不可信賴的，朝三暮四，毫無廉恥的代言人”。

即使天下真有奇蹟，孫中山也已失去了從西方政府拿到分文的可能性。他企圖動用廣東政府的稅收作為北伐的經濟來源，遭到陳炯明斷然拒絕，由此兩人發生無法調和的衝突。孫中山對自己的內外孤立毫無自知之明，竟免去陳炯明廣東省主席之職，並下令陳炯明下屬葉舉的部隊撤離廣州。事與願反，1922年6月16日孫中山事先獲知葉舉兵變，孫中山認為他應獨自活命出逃官邸，而讓自己妻子宋慶齡的生命為他作極為冒險的掩護，繼續留在住宅。第二天早上葉舉還以為孫中山被困，先開炮，士兵再在一片捉拿孫文的叫喊中沖入住宅。幸好宋慶齡在貼身侍衛的保護下突破重圍，但已有生孕的她在慌亂，荊棘叢生的逃生中不幸流產，並被醫生告知永遠失去生育的機會。據宋慶齡對摯友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她對不義丈夫的不滿。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