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袁世凯称帝和孙中山信誉的丧失已尽 美国教育家及法学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博士(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在1915年的8月3日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古德诺博士是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当时在美国的声望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民主党第28任总统)旗鼓相当,共和党曾考虑把他提名总统候选人。因此袁世凯对学才出众,德高望重的古德诺博士可谓纡尊降贵,计听言从。 次日,当时最著名的宪政专家和学者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等6君子成立筹安会,声言“共和不适用于中国”。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 袁世凯最担忧的还是列强,特别是日英的态度。他以对德参战为条件,以求两国德支持。日本始终是矛盾重重,犹豫不决,它害怕袁世凯参战后,国际地位攀升,对日本控制中国不利。英国与日本当时是联盟,欧战正打得焦头烂额,相当迁就日本的态度。 毕竟帝制问题本是中国内政,基于中国的现状,不排除袁世凯本人的野心,于1915年12月12日成立中华帝国,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立宪的洪宪帝制,同样也是历史上最短命,危害最浅的皇朝,自建立到收场,仅102天。虽然如今无论是民间还是学术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渐趋客观和理性,但恢复帝制依然被认为是袁世凯最愚蠢之举。历史无法倒回,但近百年来中,中国百姓因围绕权力的政治动乱而酿成的祸乱和受尽的苦难,无疑是远甚于袁世凯的称帝。正如民间历史学家袁腾飞所说,变得绝对聪明的政治流氓都“以共和的名义走独裁之路”。人们无需思维齐全,也会怀疑,中国共产党政权至少是史书上,任何有记载的最残暴,最专制的皇权所无法比拟的。自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中国始终处于不挂牌的寡头制,如蒋介石,毛泽东等。袁世凯也是主张寡头制,两者的区别,前者是非继承制,后者只不过是继承制。继承寡头制属于政治不正确,但非继承寡头制导致百年动乱,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看一下亚非拉的专制国家,大多国名被换为“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只是政治正确而已,实质上依然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寡头制,“人民”依然是无法享受民主和自由。 袁世凯的帝制迎来狂风暴雨。全国反帝制文章雪片横飞,最举足轻重的是曾发动戊戌变法,推崇君主立宪的梁启超的【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的主要论点是,当年君主立宪是因为国体不能轻变,今天反对帝制也是为了共和体制不得更改。中国历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起初表示支持君主立宪制的蔡锷,唐继尧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军队讨袁,即所谓的【护国运动】。最关键的还是北洋军袁家班的北洋三龙,除王世杰已告老还乡,其他两位,段祺瑞和冯国璋与袁已同床异梦。列强中的日本发出严重警告,要求袁世凯延缓帝制。内外交困,1916年的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 孙中山,无论在民间或军队的影响力已远远不如数年前,尽管所谓【护国运动】三军无主。蔡锷虽是孙中山的学生,但此刻也没有提出孙来领导护国。对护国运动孙中山纯粹是个局外人,但他对权力的欲火从未衰竭过一刻。1916年的春天,经过1年多来的摇摆不定,日本决定放弃袁世凯,扶植其他亲日势力。孙中山终于拿到了日本政府的7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除此之外还有力图复辟,清朝最后一位(第十代)的肅親王,善耆。当然接受援助的一方必须有所回报,即军事上的建树,否则财援不再延续。 拿到日本经援后,孙中山的主要的目标是上海和山东,也是日本人最唾液直流的地方。孙中山知道,一旦控制上海和山东,成百万的日元将源源不断输入他的口袋。1905年俄国水兵在波将金号战列舰上起义,被认为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第一步。此历史事件激发了孙中山对依赖海军的幻想,因此孙中山曾想通过水路夺取上海。1915年12月,陈其美(陆上配合)和革命党人杨虎(舰上的指挥军官),在上海发动"肇和"兵舰起义。尽管还有日本人的暗中帮助,以惨败而告终。据当时上海租界的报纸描述,“事件除了对百姓有恐吓作用,完全是一场滑稽的丑剧。人们见到的只是舰上大炮向天空开炮,以及叛军争相跳水逃生。”如此徒劳的恐怖主义的唯一“成果”是,孙中山在公众舆论中的信誉完全跌入谷底。不过根据国共两党的历史,无疑又给肇和舰起义戴上桂冠“虽败犹荣,…….在当时影响深远”。 1916年的5月18日,孙中山在浙江和上海的干将,也是最擅长恐怖暗杀孙中山政敌的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1912年陈曾指使其徒弟蒋介石刺杀辛亥革命先驱陶成章),占领上海的计划彻底流产。孙中山如想继续从日本人讨到钱,必须在山东活动有些进展。他希望军队从青岛沿铁路前往济南,然后再直取北京。一路上军队的驻扎,给养和经费全由沿途的日本管辖区供养。孙中山竟然还无耻地授意他的日本密友萱野长知设法除掉(暗杀未琢)不服从其权威的前国民党省长,柏文蔚。 尽管孙中山一再告诫北征的将士,不准张扬他与日本人之间的合作,袁世凯还是获悉孙中山与日本人的交易,乘势二十一条后国内反日情绪的高涨,授意发表两本小册子,以揭露孙中山不堪入目的行径,一本是楊度撰寫的【国贼孙中山】,另一本(作者不明)是【孙中山小史】。孙中山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但因北上进展不顺利,也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突然宣布与讨袁主流合作。 1916年6月6日辛亥革命来最有实力,国家的栋梁袁世凯去世。中国即此在政坛上开始展开一场邪恶的角逐,直至最邪恶的在1949年获得全胜。 虽然按宪法,副总统黎元洪接替袁世凯当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孙中山深知“德高才疏”(严复语)的黎元洪没有权力欲,立即向黎发出亲善的信号,以谋取政府中的最高职位。结果孙中山大为失望,黎元洪仅给予资深政府参议,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孙中山感到愤怒并立即予以拒绝。因为对孙中山来说,当总统是缺乏法律依据。有人建议副总统的位置,但孙中山不感兴趣,他已准备采取武装谋取。 对孙中山来说经费始终是个问题。当时正值列强战争打得火热,况且就中国是否参战,黎,段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故伎重演,孙中山试图在列强中寻求契机搞到经援,继续他的内战或造反。1917年初美国与德国断交并开战,同时也希望中国也加入协约国与德国作战。但德国却竭力游说中国政府保持中立,据二战后,德国总领事的秘密档案,德国公使辛策(Paul von Hintze (1864 – 1941,年)曾企图用100万美元收买段祺瑞,却遭拒绝。 当时孙中山曾对是否加入协约国与德作战曾有如下看法:“以土地论,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和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因此以“公德”而言,中国不应对德国宣战”。 由于收买段祺瑞不成,德国政府就开始在南方另找代言人。孙中山借此机会,立即派亲信曹亚培(Abel Tsao的译音,孙中山的好些助手是汉字文盲)全权处置联德之事。曹亚培通过德国住上海领事克尼平向德国政府转达孙中山与德国合作的意愿。德国在中国处于孤立状态,因此很快就给与孙中山150万墨西哥银币(当时国内流行的货币,德国政府通过荷兰和台湾的银行转账给孙中山)的现款,这是孙中山从洋人那里获取的第一笔巨额的经济援助。 然而协议墨迹未干,1917年9月13日,孙中山的广州政府突然宣布对德宣战,德国外交官和政府大为吃惊。根据国际惯例,尽管两国合作出于彼此的利益,但出于信誉也应坚持承诺。德国人发现作为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为了捞钱而信口开河,夸下大口,竟然不在乎最起码的信誉,实用到可以把说谎看作成一种政治技巧。今天大陆的孙中山的继承者已把这种技巧玩得炉火纯青。虽然一时轻易地骗到了钱,但孙中山在西方却永远失去了自己最起码的信誉,导致他最终走投无路,陷入苏维埃政权未其设置的圈套。 (十一)护国和护法中的弃儿 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各地的实力派,包括北洋新军中袁世凯手下的大员,如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等也乘机扩展自己的地盘,因此袁世凯一死,可谓树倒猢狲散。作为总理的段祺瑞为了参战,用军警要挟亲黎元洪德国会议员投赞成票,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内阁总理之职务,并被迫解散国会。不久辫帅张勋赴京城大闹复辟。接着段祺瑞又击败张勋,历时12天的张勋复辟草草收场。1917年7月14日黎元洪正式辞职,由冯国璋任代总统,段祺瑞恢复总理之职。 不过此刻的北洋政府已非铁板一块,军队已四分五裂,直(冯国璋),皖(段祺瑞),奉(张作霖)和晋(阎锡山)已各成一系;而在南方,与孙中山即合即离得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和黔系等军阀借护国为名,均已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独霸一方。 根据国共两党的编著的扭曲历史,把民国初期得军阀割据称为军阀混战,军阀则是穷兵黩武,镇压民众,割据地方,横征暴等凶神恶煞得魔鬼。实际上绝非如此。我借此简略介绍一些孙中山不惜国家利益,民生安乐,除之而快的主要军阀。他们大多出身清末军事学堂,接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礼教育, 如冯国璋父亲是读书人,自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后辅助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并在山东剿灭义和团建立功勋;段祺瑞祖父及叔父皆为淮军将领,且与李鸿章同乡。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天津武备学堂后,被选中去德意志帝国柏林陆军学校深造;阎锡山自小随父经商,18岁那年入山西武备学堂,毕业后赴东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回国,并考上举人,辛亥革命后投奔袁世凯;唐继尧本人曾考上清朝秀才,后留学日本,就读东京振武学校,然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袁世凯称帝时与蔡锷联合宣布云南独立。军阀中,也有出身比较低微,自小也无正规的教育和学业,如张作霖,陆荣廷等,但成年后均行伍于国家正规军队,在镇压民间叛乱和对方外敌中屡建功勋,逐步有了自己的地盘。但张作霖和陆荣廷始终坚守国格和对百姓利益也尊重自己的底线。 基于中华的传统道德和礼教,军阀大多遵循古训,如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虽热衷格斗,争夺地盘,但他们之间绝不带有国共内战那种你死我活,毫无底线的残酷杀戮。他们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点到为止,如直、皖之间的战争几乎从不损耗双方的有生力量,其激烈程度可能还不及文革时在四川出现的武斗。军阀无疑权欲熏心,但绝对没有像国共那样,用外国人的武器来残杀自己的百姓!据不完整统计,历时11年的军阀“混战”导致全国不常死亡约65万人,但红军所到之处劫富杀富,毛泽东建政不久,仅(1949-1952)土改和镇反就造成百姓的不正常死亡人数达930万。 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百姓所享有的尊严,以及言论,组党和出版的自由 都是国民党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更不谈1949年以后。那个年代,尽管政治落后,百姓愚昧,但依然是各种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百废待兴充满民族希望的年代。 孙中山趁军阀割据,再加上到手不久的一笔德国巨款,力图在东山再起。他以护法为名,出资把100多个被解散的国会议员接往广州。同时孙中山也是用德国的款项说服正处在军费短缺的海军上将程璧光,背叛北洋政府率领舰队前往广州护法。 孙中山要求被接送到广州的部分国会议员,再次选他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却遭到代表们的拒绝。他们认为,根据宪法,没有足够的人数选总统,另外赴穗的使命是护法,而非推翻北洋政府!孙中山暴怒,当面羞辱议会议长,后来彼此妥协,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大元帅。 图10,孙中山用德国人的钱,软硬兼施让国会议员给自己授予中华民国大元帅的称号。照片中,一生中从未打过一场胜仗的“大元帅”,身着金色流苏和红色腰带的制服,头戴羽毛危冠和礼仪佩剑。
穿上大元帅制服的孙中山立即准备一场对抗北京的战争。有枪的士兵每月领饷15元大洋,没枪的则10元。德国人的钱不是无底洞,很快就枯竭了,大元帅无权向百姓加税,就向广州政府要钱,遭拒绝。接着孙中山命令海军对广州市政府大楼开炮,士兵反对,他竟然自己上舰,亲自动手向广州市内开炮。海军司令程璧光激怒了,决定断绝与孙中山的关系。不久,即1918年 2月26日一代海军名将,程璧光在海军码头被刺杀。虽然凶手至今还是个迷,但最大的疑点是,此案与孙中山的亲信和惯于暗杀的朱执信有关。对程璧光的死讯,孙中山曾说,这是对违抗军令的处决。
国会议员对孙中山的独裁萌生恐惧之心,他若大权在握,却绝非有慈禧太后与袁世凯的那种政治肚量和克制。他们决定取消孙中山大元帅的职务,成立由7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为此孙中山在军队中仅能调动陈炯明一人,再加上他厌恶“集体领导”,1918年5月21日,辞去军事委员职务,离开广州。当时见到孙中山的人回忆说,身着元帅制服时的神气已消失已尽,才51岁就变得苍老,驼起了背。为了总统之位,为了一统天下彻底得累垮了他,百姓中得威信也从此一蹶不振。 (十一)孙中山和共产主义病毒 处于绝境 反帝一生的孙中山,在中国最喜欢的却是住进租界。离开广州后,孙中山与宋庆龄住入上海法租界,位于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7号)的欧式花園洋房別墅。来访的朋友络绎不绝,宋庆龄温馨好客,在客厅里孙中山特地悬挂了一幅华盛顿的画像,言下之意,主人就是当今中国的华盛顿。 孙中山在上海舒适的欧式花园洋房住了两年的时间,完全游离当时由胡适和陈独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享受老夫小妻的温馨 ,修身养性的同时,也反省,写文著书。在战场和政坛的风云中,孙中山始终是失败的。他也反思,但从未检讨自己的过错。 他把中华民国的失败归咎于没有用武力彻底摧毁旧的官僚制度, 清廷的残余势力以及旧时代的政客,因此无法实现教育改革,经济和地方自治。实际上正是孙中山逃不出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思想枷锁,他的政治谋略仅限于徒劳地寻找军事联盟,失去了大多数进步青年的支持,甚至是好奇心。 其次,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把他的体验归纳成一册,提名为【建国策略】。书的第一部分被他称之为“心里建设”。书中孙中山根本没有提及自己的政治无能与运作上严重缺陷,而是怪罪于百姓思想受困于儒家格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尚书•说命中),意思是‘不是知道它艰难,而是实行它很难’。而他认为人群可分三类,创造者(被称先驱或领袖),思想和发现的传递者(信徒),余下的就是第三种人,义不容辞,免去思索(即无意识的执行者)。很显然孙中山把自己比作先知先觉的领袖,方向和目标已明,剩下的就是大家该埋头去实现,即用逆命题“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取而代之。 据最有洞察力的孙中山传记作者里昂.沙曼,“孙中山仅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想象力不仅无法被自己身边的人所接受,同样无法鼓动参与他征讨的那股力量。”这也是孙中山的悲剧所在。 1920年年底,孙中山的追随者陈炯明和亲孙中山的许崇智打败桂系的沈鸿英部队,重新夺回广州。虽然陈炯明建议孙中山继续呆在上海,但在得到亲信廖仲恺和汪精卫,以及民国海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的支持下,孙18日回到广州。如果孙中山听从陈炯明的安排,继续久居上海,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著书列传,肯定会在中国近代历史留下正面的痕迹和地位。然而,一味迷恋于统一和总统的梦幻,孙中山的人生出现一个重大转折,从个人的悲剧演变成至今依然笼罩中国大地的民族灾难! 图10,左,陈炯明曾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民國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右,吴佩孚,晚清秀才,北洋军阀中曾经为实力最雄厚的军阀之一性格正直清廉。董必武对他得评价:“吴氏做官几十年,有过几省地盘,带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积蓄,也没有田产”。
陈炯明自小成长在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他是个秀才,并以‘最优等生’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是个有相当影响的民国人物,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非暴力无政府主义,希望结合区域主义和社会主义把广东建设成全国模范省。在他主政期间,有效控制民间的赌博和吸毒,积极办学发展教育,同时鼓励出版和言论自由。 而孙中山到了广州后,为了得到地方各省的拥护,口是心非地打出地方自治的联邦制旗帜,但实际上不仅对陈炯明的广东自治不闻不问,而且还极力反对,因此与陈炯明的隔阂日趋严重。1922年吴佩孚在直奉战争中获胜,控制了北洋政府,为了结束国家分裂状态,他提出徐世昌和孙中山必须提出辞呈,并邀请黎元洪出任代总统。徐世昌,在1918年起就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上北洋政府的总统,他为顾全大局,立即同意下野。然而孙中山始终处心积虑北上武力推翻北洋政府,与北洋政府谈判中提出一个吴佩孚所无法接受的条件,即民国政府总统的位置应属于他的。 吴佩孚出身商家,本人也是秀才,后来投笔从军。吴佩孚屡次立战功,并在曹锟的提携下,从营长一直成为北洋军阀中实力最浓厚的首要人物。 1922年夏天,苏联派出苏共中央委员,犹太人越飞(Adolf A. Joffe, 1883-1927)前往北平,企图在北洋军阀中寻找其代理人。越飞第一个感兴趣的入选就是吴佩孚。 吴佩孚不光是生活清廉,没有三妻四妾,更具有民族的高亮节气。尽管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拮据,吴佩孚非常鄙视拿苏联的枪炮打内战的劣行,更不用说必须承诺条约中那些有利于苏联霸占蒙古的条款,他断然拒绝与苏联的任何合作关系。因吴佩孚反对把胶济铁路的权益出卖给日本,而成了直奉战争的导火线;同时中俄谈判破裂也是因他不接受割让蒙古。 除了民族大义,从人格而言,吴佩孚也何止高孙中山一筹。他做人的原则有:不纳妾,为官清廉,他痛恨丧权辱国的租界,因此拒绝走进洋人的非法租界,更不用说入住。特别是华北沦陷日伪后,宁为一介平民,也拒绝为日本人合作,愈现其晚节弥坚。西方列强始终把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视作非法的叛乱集团,与此绝然相反,吴佩孚在西方享有很好的声誉,其北洋政府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为此,1924年4月22日吴佩孚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对中国人来说还是首次。 尽管孙中山始终不遗余力地谋求欧美政府的援助,但他在那里已失去信誉,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马格鲁德准将(John Magruder,1887-1958)路过广东时,观察到孙中山的人生中只有一个动机,为达到自我,没有约束,没有他人的利益是不可牺牲的。接替马格鲁德准将的美国新任武官也有类似的见解,“孙中山的目光只盯着北京,他深信整个中国将在他的脚下,整个民族都将服从他。美国住北京大使,科瑞(Charles Crane,1858-1939)虽然作为外交家,出言比较克制,但还是把孙中山形容为虚伪,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政客。几乎所有在华的西方外交界人士把孙中山贬作“毫无道德底线的冒险家,为达到目的可以完全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同时美国的舆论对孙中山的评价更是极为负面和刻薄。纽约时报简单地把他描述为“那个南方政府中完全不可信赖的,朝三暮四,毫无廉耻的代言人”。 即使天下真有奇迹,孙中山也已失去了从西方政府拿到分文的可能性。他企图动用广东政府的税收作为北伐的经济来源,遭到陈炯明断然拒绝,由此两人发生无法调和的冲突。孙中山对自己的内外孤立毫无自知之明,竟免去陈炯明广东省主席之职,并下令陈炯明下属叶举的部队撤离广州。事与愿反,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事先获知叶举兵变,孙中山认为他应独自活命出逃官邸,而让自己妻子宋庆龄的生命为他作极为冒险的掩护,继续留在住宅。第二天早上叶举还以为孙中山被困,先开炮,士兵再在一片捉拿孙文的叫喊中冲入住宅。幸好宋庆龄在贴身侍卫的保护下突破重围,但已有生孕的她在慌乱,荆棘丛生的逃生中不幸流产,并被医生告知永远失去生育的机会。据宋庆龄对挚友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她对不义丈夫的不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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