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面面观  日本随想之五

前言：现代医学有个新的概念，所谓个体化医疗：即使同一种疾病，对各种药物的反应，治疗的预后都会因人而异，必须区别对待。人间的智力和文明也不同，翻开世界地图即可一目了然，各民族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是如此参差不齐。可悲的是，人类并非励志去消除，反而以各种借口从差异中牟利，如古希腊的天然奴隶，殖民时代的种族主义等。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些落后或并不文明的群体或民族，也利用“种族主义”作为自己劣性的遮羞布，他们痛恨一切批评，拒绝面对自身，改造自身和脱胎换骨！而曾被西方视作劣等民族的日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证明，民族的文明或野蛮并非一成不变的，而完全是自我修养的一种动态表征。

              古希腊的自然奴隶

现代文明的雏形发生在古希腊的城邦雅典，这也是历史学家的共识。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和行政议案，大约维持了200余年，但已暴露出至今都难以克服的民主弊病。被罗马帝国哲学家和政治家西塞罗称为“把智慧的追求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古希腊伟大先哲苏格拉底就是这种民主弊病的最著名牺牲品。”

自阿波罗神庙门口“认识自己”的启示开始，苏格拉底就致力于传授，“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愚昧，才是真正走向智慧的第一步”。  有人把苏格拉底誉为古希腊最智慧， 最正义和最优秀的。他善于洞察社会弊病，热衷于在大街小巷与各种层次的人提出问题并激起辩论，这就是哲学史上闻名的“苏格拉底问答”。他厌恶并空开抨击夸夸其谈却很无知的政客，同时也不满平民政治，提出，对国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暴民为基础民主政治更危险的呢？

显然苏格拉底的直言既得罪了雅典上层，又冒犯了普通的民众。在当时的雅典，任何公民都可以写诉讼状，并开启法律程序。第一封诉讼状是由希腊诗人美勒托斯（Meletus）口头递送的，控告苏格拉底两条大罪，其一是亵渎神灵，其二是腐蚀年轻人。 公元前399 年的一天，雅典市中心一场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的公审鸣锣开场。古稀之年的苏格拉底站在500名雅典市民组成的大型陪审团前，在限定的三小时内为自己作了极为精彩，天衣无缝的辩护。接下来是陪审员的表决，把刻上“有罪“或”无罪“的小木片投入一个罐子内。经清点，有罪票是280，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刑罚是饮毒鸩自己了断。

 图1，这幅描述苏格拉底饮毒鸩之死的名画，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戴维（Jacques-Louis David）于1787年创作的。画中，苏格拉底视死如归，一只手伸向装有毒鸩的杯子，另一只手在比划着加重语气。他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消极或忧愁的情绪，一如既往地坦然与自己的弟子在探讨哲学，而这次的主题是死亡与归宿。苏格拉底最杰出的学生柏拉图也在场，在其【斐多篇】详尽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取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苏格拉底生前没有留下一个字，柏拉图通过自己的许多著作把恩师的故事和哲学思想流传于世。在柏拉图的眼里，恩师是人类中最有智慧和最有正义感的学者，他的无端被处决，使得当时仅28岁的柏拉图看清民主制度中依多数进行裁决的缺陷。柏拉图在其最广为人知的【国家篇】中有这样一段精辟，极有远见地指明：“民族主义有其脆弱性，因为它会时时陷入愚众政治。同时独裁者也往往会产生于民主的选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人把希特勒选上台就证实了柏拉图的预言。”

图2，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画家拉斐尔创造的一幅巨型湿壁画《雅典学派》中的最主要两个古希腊哲学家，左侧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右边的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他们两侧（原画中）展开的是古希腊、古罗马和意大利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荟萃一堂，象征着西方文明的智慧结晶。作者摄于梵蒂冈博物馆，拉斐尔厅。

被称为古希腊三大圣贤之一，同时也是柏拉图的学生，曾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多年帝师，亚里士多德，虽与老师哲学观点有许多冲突之处，但可能是对祖师的冤死耿耿于怀，进一步对老师愚众的观念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加以发挥，推出了因智慧差异而至的“自然奴隶”论。

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希腊，实际是处于一种亚民主体制，唯男公民才享有真正的平等，而女人或非公民的男人虽被善待，却是被完全剥夺政治权利的奴隶。换句话说，古希腊是民主制和奴隶制共存的一种奇异社会。但亚里士多德不仅拥护奴隶制度，还为其的合法性辩护。

他有其三大理由：第一是社会的秩序性的理由，稳定的社会必须存在主治和受命各一方，秩序性颠倒则是社会混乱的原因；第二是天赋性的理由，人的天赋生来就有差异，智慧低的人被人管治也是天经地义，这就是所谓“天然奴隶“论。亚里士多德赞同战争中的俘虏应该是胜利者的奴隶，因为战争的胜负本身就取决于双方智能的优劣；第三是工具性的理由，社会上任何活动的过程中都会有主导者和从属者的分工，无论在社会或家庭中总需要附属的工具，即奴隶。虽然同属奴隶，古希腊时代的奴隶是受到主人尊重，也不遭遇孽待。

异曲同工，几乎与比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老子似乎不但有类似的看法更有相同的措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想，大概是人品，智慧和教养等优劣的客观存在，这种现象同样困扰古代的哲人。尽管他们都赞成，甚至拥护奴隶制度或奴隶的存在，但仅仅在于社会分工的层面，如亚里士多德主张不能削弱奴隶和主人在伦理地位上的平等和尊重。但大约在1500年以后，当人们，特别是欧洲白人的活动经纬向全球扩张时，经济利益使得因智慧优劣的“天然奴隶”，演化成肤色和宗教不同的“种族主义”，翻开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目睹一场古希腊的理性向兽性转变的过程。

                      西班牙对拉美的殖民

拉丁美洲曾有个称印加的帝国，在15世纪印加文明达到最鼎盛期，在天文、建筑，医学，历法和数学领域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相比西方的文明，没有文字使得印加属于相当滞后的民族。1532年西班牙早期殖民者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541）率领168名士兵潜入印加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卡哈马卡，通过计谋绑架并杀害了拥有8万军队的皇帝阿塔瓦尔珀，2000千印加人丧生，而皮萨罗仅损失五人。

1571年印加帝国皇室的最后一股抵抗西班牙殖民的领袖阿马鲁被杀，印加人彻底被征服。在短短几十年间，（殖民者带来的）天花，麻疹，加上西班牙人的杀戮，人口从鼎盛期的1000万剧减至20余万。随之印加人的文化和宗教也彻底被西班牙人所灭绝。

在加勒比海域上分布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原住民是阿拉瓦克人(Arawak)。其中泰诺人(Taíno) 是阿拉瓦克人中的主要部落，他们居住在古巴、牙买加、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和巴哈马等地，人口大约30至800万。泰诺人没有战争，也没有疾病，生活得相当快乐；他们从不使用武器进行杀戮，一旦遇到争端，智能地通过游戏去解决。然而所有这一切终止在1492年的10月12日。

图3，新世界7大奇迹之一，印加帝国的马丘比丘，美国历史学家宾厄姆在1911年发现了安第斯山峰上印加古城。尽管秘鲁政府一再要求，但耶鲁大学至今还保留着4000件，宾厄姆当年以租借为名古城文物。

故事发生在15世纪末，意大利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近百人，乘坐三艏舰船，在西班牙皇室的资助下跨洋远航，寻求新的物质资源。1492年10月12日，他们终于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登陆。哥伦布在日记上记载了泰诺人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他们与我们进行了物物交换，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取悦我们...非常温和；既不杀戮也不偷盗...殿下可以相信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他们视邻居如亲人，言辞也是世界上最甜美的，他们都很温顺、很开朗。”

哥伦布与他的随从们总共四次远涉重洋，来到加勒比海域，当然绝非是来攀亲访友的，而是为了扩展西班牙的版图，掠夺财富和奴隶。首先哥伦布谋杀当地的酋长，然后他规定14岁以上的成年人必须在3个月内上缴规定份量的黄金，否则将被斩去双手，流血致死；同时，女人被任意强奸，年轻力壮的男子作为奴隶被送往西班牙。由于当地土著对欧洲大陆的疾病缺乏任何免疫能力，大量死于瘟疫；再加上农地缺少劳动力而大量荒芜，造成饥荒，泰诺人无法忍受如此劫难而多次出现集体自杀。到了1548年，即哥伦布登陆后的短短56年，泰诺人仅剩下500人。因此历史学家把哥伦布成为劣等种族灭绝和奴隶越洋贩卖的第一人。

图4，随着西方的文明，奴隶的性质也随之变化，成了牟利的工具，被当作牲口一样孽待。照片时间不详，是19世纪末期，被铁链条栓在一起，正处在运输中的非洲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