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歧視面面觀  日本隨想之五

前言：現代醫學有個新的概念，所謂個體化醫療：即使同一種疾病，對各種藥物的反應，治療的預後都會因人而異，必須區別對待。人間的智力和文明也不同，翻開世界地圖即可一目了然，各民族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是如此參差不齊。可悲的是，人類並非勵志去消除，反而以各種藉口從差異中牟利，如古希臘的天然奴隸，殖民時代的種族主義等。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些落後或並不文明的群體或民族，也利用“種族主義”作為自己劣性的遮羞布，他們痛恨一切批評，拒絕面對自身，改造自身和脫胎換骨！而曾被西方視作劣等民族的日本，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證明，民族的文明或野蠻並非一成不變的，而完全是自我修養的一種動態表徵。

              古希臘的自然奴隸

現代文明的雛形發生在古希臘的城邦雅典，這也是歷史學家的共識。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公民直接參與立法和行政議案，大約維持了200餘年，但已暴露出至今都難以克服的民主弊病。被羅馬帝國哲學家和政治家西塞羅稱為“把智慧的追求從天上拉回人間”的古希臘偉大先哲蘇格拉底就是這種民主弊病的最著名犧牲品。”

自阿波羅神廟門口“認識自己”的啟示開始，蘇格拉底就致力於傳授，“人只有認識到自己的無知和愚昧，才是真正走向智慧的第一步”。  有人把蘇格拉底譽為古希臘最智慧， 最正義和最優秀的。他善於洞察社會弊病，熱衷於在大街小巷與各種層次的人提出問題並激起辯論，這就是哲學史上聞名的“蘇格拉底問答”。他厭惡並空開抨擊誇誇其談卻很無知的政客，同時也不滿平民政治，提出，對國家來說，還有什麼比暴民為基礎民主政治更危險的呢？

顯然蘇格拉底的直言既得罪了雅典上層，又冒犯了普通的民眾。在當時的雅典，任何公民都可以寫訴訟狀，並開啟法律程序。第一封訴訟狀是由希臘詩人美勒托斯（Meletus）口頭遞送的，控告蘇格拉底兩條大罪，其一是褻瀆神靈，其二是腐蝕年輕人。 公元前399 年的一天，雅典市中心一場對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哲學家之一蘇格拉底的公審鳴鑼開場。古稀之年的蘇格拉底站在500名雅典市民組成的大型陪審團前，在限定的三小時內為自己作了極為精彩，天衣無縫的辯護。接下來是陪審員的表決，把刻上“有罪“或”無罪“的小木片投入一個罐子內。經清點，有罪票是280，蘇格拉底被判有罪，刑罰是飲毒鴆自己了斷。

 圖1，這幅描述蘇格拉底飲毒鴆之死的名畫，是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雅克-路易·戴維（Jacques-Louis David）於1787年創作的。畫中，蘇格拉底視死如歸，一隻手伸向裝有毒鴆的杯子，另一隻手在比劃着加重語氣。他的臉上並沒有任何消極或憂愁的情緒，一如既往地坦然與自己的弟子在探討哲學，而這次的主題是死亡與歸宿。蘇格拉底最傑出的學生柏拉圖也在場，在其【斐多篇】詳盡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取自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蘇格拉底生前沒有留下一個字，柏拉圖通過自己的許多著作把恩師的故事和哲學思想流傳於世。在柏拉圖的眼裡，恩師是人類中最有智慧和最有正義感的學者，他的無端被處決，使得當時僅28歲的柏拉圖看清民主制度中依多數進行裁決的缺陷。柏拉圖在其最廣為人知的【國家篇】中有這樣一段精闢，極有遠見地指明：“民族主義有其脆弱性，因為它會時時陷入愚眾政治。同時獨裁者也往往會產生於民主的選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人把希特勒選上台就證實了柏拉圖的預言。”

圖2，這是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偉大畫家拉斐爾創造的一幅巨型濕壁畫《雅典學派》中的最主要兩個古希臘哲學家，左側是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右邊的是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在他們兩側（原畫中）展開的是古希臘、古羅馬和意大利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薈萃一堂，象徵着西方文明的智慧結晶。作者攝於梵蒂岡博物館，拉斐爾廳。

被稱為古希臘三大聖賢之一，同時也是柏拉圖的學生，曾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多年帝師，亞里士多德，雖與老師哲學觀點有許多衝突之處，但可能是對祖師的冤死耿耿於懷，進一步對老師愚眾的觀念在他的【政治學】一書中加以發揮，推出了因智慧差異而至的“自然奴隸”論。

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古希臘，實際是處於一種亞民主體制，唯男公民才享有真正的平等，而女人或非公民的男人雖被善待，卻是被完全剝奪政治權利的奴隸。換句話說，古希臘是民主制和奴隸制共存的一種奇異社會。但亞里士多德不僅擁護奴隸制度，還為其的合法性辯護。

他有其三大理由：第一是社會的秩序性的理由，穩定的社會必須存在主治和受命各一方，秩序性顛倒則是社會混亂的原因；第二是天賦性的理由，人的天賦生來就有差異，智慧低的人被人管治也是天經地義，這就是所謂“天然奴隸“論。亞里士多德贊同戰爭中的俘虜應該是勝利者的奴隸，因為戰爭的勝負本身就取決於雙方智能的優劣；第三是工具性的理由，社會上任何活動的過程中都會有主導者和從屬者的分工，無論在社會或家庭中總需要附屬的工具，即奴隸。雖然同屬奴隸，古希臘時代的奴隸是受到主人尊重，也不遭遇孽待。

異曲同工，幾乎與比亞里士多德同時代的中國哲學家老子似乎不但有類似的看法更有相同的措施，“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我想，大概是人品，智慧和教養等優劣的客觀存在，這種現象同樣困擾古代的哲人。儘管他們都贊成，甚至擁護奴隸制度或奴隸的存在，但僅僅在於社會分工的層面，如亞里士多德主張不能削弱奴隸和主人在倫理地位上的平等和尊重。但大約在1500年以後，當人們，特別是歐洲白人的活動經緯向全球擴張時，經濟利益使得因智慧優劣的“天然奴隸”，演化成膚色和宗教不同的“種族主義”，翻開這段歷史我們就可以目睹一場古希臘的理性向獸性轉變的過程。

                      西班牙對拉美的殖民

拉丁美洲曾有個稱印加的帝國，在15世紀印加文明達到最鼎盛期，在天文、建築，醫學，曆法和數學領域內，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相比西方的文明，沒有文字使得印加屬於相當滯後的民族。1532年西班牙早期殖民者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1471－1541）率領168名士兵潛入印加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卡哈馬卡，通過計謀綁架並殺害了擁有8萬軍隊的皇帝阿塔瓦爾珀，2000千印加人喪生，而皮薩羅僅損失五人。

1571年印加帝國皇室的最後一股抵抗西班牙殖民的領袖阿馬魯被殺，印加人徹底被征服。在短短幾十年間，（殖民者帶來的）天花，麻疹，加上西班牙人的殺戮，人口從鼎盛期的1000萬劇減至20余萬。隨之印加人的文化和宗教也徹底被西班牙人所滅絕。

在加勒比海域上分布大大小小几十個國家，原住民是阿拉瓦克人(Arawak)。其中泰諾人(Taíno) 是阿拉瓦克人中的主要部落，他們居住在古巴、牙買加、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波多黎各和巴哈馬等地，人口大約30至800萬。泰諾人沒有戰爭，也沒有疾病，生活得相當快樂；他們從不使用武器進行殺戮，一旦遇到爭端，智能地通過遊戲去解決。然而所有這一切終止在1492年的10月12日。

圖3，新世界7大奇蹟之一，印加帝國的馬丘比丘，美國歷史學家賓厄姆在1911年發現了安第斯山峰上印加古城。儘管秘魯政府一再要求，但耶魯大學至今還保留着4000件，賓厄姆當年以租借為名古城文物。

故事發生在15世紀末，意大利探險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率領近百人，乘坐三艏艦船，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跨洋遠航，尋求新的物質資源。1492年10月12日，他們終於在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島登陸。哥倫布在日記上記載了泰諾人當時給他留下的印象：“他們與我們進行了物物交換，把最好的東西給了我們，...取悅我們...非常溫和；既不殺戮也不偷盜...殿下可以相信他們是這個世界上善良的人...他們視鄰居如親人，言辭也是世界上最甜美的，他們都很溫順、很開朗。”

哥倫布與他的隨從們總共四次遠涉重洋，來到加勒比海域，當然絕非是來攀親訪友的，而是為了擴展西班牙的版圖，掠奪財富和奴隸。首先哥倫布謀殺當地的酋長，然後他規定14歲以上的成年人必須在3個月內上繳規定份量的黃金，否則將被斬去雙手，流血致死；同時，女人被任意強姦，年輕力壯的男子作為奴隸被送往西班牙。由於當地土著對歐洲大陸的疾病缺乏任何免疫能力，大量死於瘟疫；再加上農地缺少勞動力而大量荒蕪，造成饑荒，泰諾人無法忍受如此劫難而多次出現集體自殺。到了1548年，即哥倫布登陸後的短短56年，泰諾人僅剩下500人。因此歷史學家把哥倫布成為劣等種族滅絕和奴隸越洋販賣的第一人。

圖4，隨着西方的文明，奴隸的性質也隨之變化，成了牟利的工具，被當作牲口一樣孽待。照片時間不詳，是19世紀末期，被鐵鏈條栓在一起，正處在運輸中的非洲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