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临时大总统和铁路孙大炮 从就职到辞职孙中山仅当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虽然可谓昙花一现，但也留下不少痕迹。如中国正式启用阳历，青龙旗被新的五色条子旗所取代。日本明治初的1872年就改为西元历，并在传统的皇旗下推行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内使得国民素质和国家体制迈入文明世界的行列。显然，换国名，换国旗并非是社会进步和百姓文明的必须！ 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人们也开始逐步感觉到孙中山革命的初衷。尽管才在位45天，过高的自我，贱民的精神素质，狭义的“驱除鞑虏”心态，实在是担当不起百姓赋予他时代变迁的重任。 孙中山的第一个临时内阁可谓人才济济，如教育部长蔡元培，工业部长张蹇，司法部长吴廷芳等等。精英成堆并非证明就是一个优良的团队。他们从未合作共事，有的仅仅是挂名而已。孙中山更是独断独行，对临时议会也是置若罔闻。不少议员对他私自发行30万银元的军事债券极为不满。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谓混乱不堪。特别是海外的广东帮华侨，当时曾拿到孙中山的空头支票，前来兑现。他们年轻，没有约束，又热衷于抱团,故特别令人讨厌。更令人吃惊的是外国顾问的势力，整天穿梭于政府楼内，特别是一群日本人。据孙中山的顾问唐纳德（William H.Donald, 1875-1946）回忆，日本人把铺盖，厨房器具都搬来了，整天像一群无序的羊群跑来跑去。 唐纳德的观察没错，孙中山掌权后，日本顾问立即也多了起来，除了结识10多年的宫崎滔天（1871-1922），又新增一些了日本企业家，其中最主要的是森角（1883-1932），他是在中国积极推行经济扩长的日本大公司三井物産的主要战略企划核心人员。森角的目标是并吞成立不久的汉冶萍公司。 汉冶萍公司于1908年由汉阳兵工厂，湖北的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日本九州的历史最悠久，最大的钢铁厂之一的八幡制铁所，早就对大冶铁矿的优质铁矿垂涎三尺。三井物産就积极充当中介的角色。急缺资金的孙中山当政后，三井物産觉得机不可失。 图6，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又干了一件令人费解的动作，即率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拜谒明孝陵，即朱元璋和皇后馬氏的合葬陵墓。照片的中央悬挂的是朱元璋的标准像。无法理解满清皇朝与朱元璋造反所建的明朝有何本质的不同？被孙中山誉为“反清第一人”的洪秀全，与朱元璋一样，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名义行夺取皇位之实。农民起义给民众带来的惊惶远甚于旧统治者们。拜祭明孝陵对孙中山极为低庸的思想境界可见一斑。 
不经内阁讨论，临时议会的首肯，孙中山和陆军总长黄兴秘密与日本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出资1200万日元就可以独家管理汉冶萍公司，但其中的300万日元作为回扣，归南京政府享用。由于铁矿属于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绝对不能旁落外人，尤其是对中国有野心的日本人。临时议会议员对出卖国家利益的协议表示义愤。工业部长张蹇则提出辞呈以示抗议，他在给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中写道：“铁矿不应与外国人共同开采，即使万不得已，也不容许日本人,……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至发动二次革命的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几乎是游离政治，无视国家的工业基础，经济来源，却心血来潮热衷于，在短短10年内修建铁路10万公里的举世伟业，尽管他没有丝毫有关铁路的背景知识。袁世凯或许是为了摆脱孙中山在政治上的麻烦，立即成全并委任他负责督办全国铁路。不久孙中山带着年轻的英文秘书宋爱玲，以及随同人员和他们年轻美貌的女待，坐上袁世凯拨给的，曾经是慈禧太后的豪华专列，开始他的“闭门造车”。 图6，孙中山考察北京与张家口两地的铁路 
有一位《纽约先驱报》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曾在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时采访过他，孙中山拿出的是一张大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地区，里面布满横七竖八连接各地的（臆想）铁路线条。端纳事后回忆道：“（孙中山）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对他自己目前所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勿怪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梦呓后，给他一个延续至今的响当当的外号：孙大炮。 数年后的1921年，孙中山又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一个更宏伟，更浮夸的蓝图：10年内给中国修建铁路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然而过了90年，直至2013年中国的铁路总长才达到10万公里。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15年赶英国的“豪言壮语”。不到一年，孙与袁闹翻，北洋政府开始清查孙中山修建铁路得账目，结果发现铁路虽一寸未建，变相的游山玩水耗去民脂民膏十万两银子。（注1）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辛亥革命的另一个元勋宋教仁。他自幼家庭人文教育环境远远优于孙中山，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的一户书香门第。当孙中山热衷于修铁路，宋教仁却致力于完善宪政。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并任代理理事长。不久，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宋教仁在全国的名望也与日俱增。宋教仁主张英国式的宪政，国会应有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再由总理组成的内阁操持国家的内政外交。而孙中山对宋教仁的活动几乎不闻不问。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应袁世凯电邀北上，不幸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三天后不治去世。此刻孙中山正沉醉在日本朝野为他举办的国宾级别的接待中。日本人真的如此赞赏孙中山吗，不然。当时袁世凯秘密得到英、法、德、俄、日等五国财团一次性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贷款”。有相当部分的日本政界人士胆心日本在华的利益，愿意扶植任何袁世凯的反对势力。日本总理大隈重信（1838 – 1922)和重量级政界人物犬養毅（1855 – 1932）也公开攻击袁世凯中央集权。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出发，孙中山正是难得的人选，宋教仁被暗杀，凶手到底是谁？由于宋教仁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消失对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是有利的，因此案情扑朔迷离，即使到了今天乃无定论。但对孙中山来说也是重返政界不可缺失的良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他把宋的被刺推诿给袁世凯，同时藉口发动武装暴动讨袁，甚至还不惜整个满洲的利益来换取日本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其中包括2千万日元的经济援助以及两个师的装备。这就是民国史上所谓的二次革命。 暴力讨袁遭到黄兴的竭力反对。他的理由是，其一，宋教仁案件的解决必须求助正常的司法途径。当时，“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注2）其二，南方的革命军与袁世凯的实力相差悬殊，战争是不可取的。但孙中山还是一意孤行，第二次革命在历史好似一场闹剧，始于1913年的7月12日，南方军队不堪一击，不到20天就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孙中山不得不再一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虽草草收场，但性质是极其恶劣的，它是刚成立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内战，所谓辛亥革命后，连绵不断的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中开的第一枪。 藐视或缺乏最起码的法制观念和司法程序，继续滥用暴力解决政治纠纷。不管革命的口号如何时髦，无论国号如何新颖，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那场革命实质如出一辙，不但毫无新意，而且乃是摆脱不了中国数千年来延续不止的恶性循环。 （八）国父的私德 大都处于落难时，孙中山流亡日本。在那里他大致干两件事，即为了东山再起，寻求日本人的支持，还有就是找女人发泄。不少国共中文传纪很少提及孙中山的私生活，我实际上也不感兴趣。但因孙中山出身低微，从其低下的私德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他同时也缺乏公德。 孙中山除了二妾陳粹芬外，据日本外务省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孙中山还有一日本妾浅田春，她曾是日本朋友为他提供的翻译，当时年仅15岁。另外一个是广为知晓的大月薰，孙中山的三妾还为他生育一个名叫富美子的女儿，他们结婚时大月薰才14岁。 自1894年孙中山投奔李鸿章不成，决心武装造反时结识了一位广东同乡，不会讲中文，仅能用英语交流的华侨传教士兼富商，宋嘉澍。从此他们成了挚友，宋嘉澍始终慷慨解囊支持孙中山的反满革命事业。宋嘉澍有三个女儿，都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1912年老大宋霭龄被父亲推荐当上孙中山的秘书。聪颖，洋派时尚的宋霭龄立即受到孙中山的青睐。但举止保守和恪守个人尊严的宋霭龄却讨厌孙中山不体面的殷勤，不久就摆脱纠缠，嫁给年轻的银行家孔祥熙。接踵而至的秘书就是宋嘉澍的次女儿，宋庆龄。宋庆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年轻活泼，聪明伶俐。孙中山也箭速地从宋霭龄移情到宋庆龄。不像她姐姐，宋庆龄的个性则崇仰地位和名誉，不久竟与年孙中山堕入爱河。当宋嘉澍获悉孙中山有娶他二女儿的意愿后，十分生气，并对孙严肃的说，这不仅违背最基本的一夫一妻的基督信仰，同时也无视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即是男女结合的神圣纽带和责任感。乘宋庆龄暂回上海探亲，宋嘉澍把她锁在家里。宋庆龄还是一意孤行，在朋友帮助下破门而逃，回到孙中山的身边。等到宋嘉澍发现，一路追到日本神户，但为时已晚，孙中山与宋美龄已于1915年10月25日成婚。 图7 左，孙中山三妾大月薰。15岁发育未成熟的大月薰在1906已为他产一女，取名冨美子。冨美子即从此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被他人怜悯而收养。图7右，另一个少女，浅田春。浅田春是日本静冈县人，懂中文及英文，相貌甜美可爱。开始，1897年，只是孙中山的助手，后来又被他糟蹋而变成“国父”的泄欲工具。 
孙中山娶宋庆龄成了当时海内外一大丑闻。为此孙中山受到教会的惩罚，再也不允许他在教堂进行演说。为舆论所迫，他对为他生育三个孩子的原配夫人元配盧慕貞提出离婚。孙中山不仅对原配冷酷无情（注2）从来就不尽对妻儿和生母赡养的义务，近20年来全靠其哥哥孙眉来担当。当盧慕貞接到被孙中山抛弃的消息，正逢对她无微不至照顾的孙眉的离世，可以想象如此弱小女子心灵的摧残和打击。历史学家沙曼(Lyon Sharman, 1872-1957) 发出内心的不平：“如果伦勃朗现身中国，他一定会给盧慕貞画像，她那满脸皱纹，表现出旧中国女性赖于生存的，那种抵御悲剧的力量。” 我不知所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父定义是什么，但摧残女性，不尽父责和夫道的帽子，可以恰如其分的给孙中山戴上。 图7，国共媒体上极少露面照片，孙中山的原配盧慕貞。中国妇女被肆意欺凌的惨状从未因辛亥革命而改善，在世人面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女人，即使其丈夫是“国父”，也摆脱不了屈辱！ 
爱虚荣的宋庆龄后来年轻守寡，悲切一生，为“国母”这个桂冠，不惜彻底投共，成为中共统战的马前卒，忍气吞声丢失了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特别是在1949年后，担心国母的头衔随时被共产党剥夺，只得忍辱负重，甚至屈辱到连纪念孙中山的文字也必须接受低级共产党宣传官员的首肯。宋庆龄临终前或许对自己的作为有所忏悔，导致到她拒绝与孙中山合葬，深知自己是大逆不道的不孝之女，决定埋葬在父母的陵墓旁，在另外一个世界再尽孝道。 （九）国父的公德
1914年还是一个相当不平常的年代，欧洲列强为争夺自己势力范围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和国内的非常舞台上，政治家的操守表演得淋漓尽致。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被国共两党袁世凯在被国共贬为“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来龙去脉。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外强中干的国情暴露无遗。10年后，在日露战争中大胜北极熊的沙俄帝国，作为最新崛起的世界强国日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分割中国这块肥肉的列强俱乐部。近百年来，出于国共在政治的需要，中国人往往被要求对实质豪无任何差异的，为争夺中国利益的列强中厚此薄彼。 图8，中国， 一块（列强）帝皇们的蛋糕。日本人作为黄种人第一次坐在瓜分桌上。（照片来自1898年出版的杂志Le Petit Journal）。 
义和团最早在山东兴起，1897年11月，发生“曹州教案”，2名德国神父被无辜杀害，为此清廷被迫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获得胶州湾99年的租期、拥有铁路修筑权以及采矿权等。日本早就看中胶东，因此在一战爆发之际加就迫不及待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但日本并非前往欧洲作战，却以帮助把胶州湾德国租借地交还给中国为由，派军队在山东龙口登录。当时中华民国是中立国，理应阻止外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作为彼此交战的战场，但基于薄弱的军事实力，无法抵御日本的情景下，只得划定潍坊县以西是中立区，禁止日军进入。然而日本根本不予置理，占领潍坊县后，再攻占青岛并继续南下直奔济南。与日本交涉多次无果，中国政府直接照会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不但没有收敛半点，反而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即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直接当面向袁世凯本人提交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主要分五部分，前四部分是中华民国必须承认日本对山东， 南满洲和东内蒙的领土特许权； 第五部分是最恶劣的，必须同意在政府各个部门安插日本的军事和政治顾问，使得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 在接到日方“二十一条”后，袁世凯作为一国总统，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是很激愤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见其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时说：“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 但实在因国力不济，弱国无外交，对袁世凯只有两种选择：亡国和羞辱。因此只能采取非军事的一切抵抗措施，1，拖延时间（启用善于应对困境的谈判高手陆徵祥）；2，泄露交涉（施展“以夷制夷”挑起列强间的矛盾）；3，外力和外交助力（挑起民愤和国外舆论的同情）；4，消极抵制和破坏（袁世凯早知签字是必然得结果，但令其下属尽可能逐条破坏。袁世凯秘书曾叔度回忆道：“消极抵制固然不会真正使“二十一条”形同废纸，但在抵制日本对华侵略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敌强我弱的悬殊力量对比，中华民国还是签署了二十一条。虽然经过努力，原本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被删除了一条。但签注如此不平等条约，对任何主权国家来说，都是奇耻大辱。为了警醒后人的目的，袁世凯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 此时此刻再来看一下孙中山得所作所为，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利益和个人权力在国共两党之父心目中的是如何平衡的。 辛亥革命以后，日本政界对华政策始终不是铁板一块的。从历史来看，自晚清起袁世凯就是日本的宿敌。因得到李鸿章的赏识，23岁的袁世凯以“通商大臣”身份派往藩属国朝鲜。不久朝鲜亲日势力 发动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带兵击退日本军并救出国王。为此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 图9，孙中山的这封丢尽国格和人格的书信，始终作为日本外交部的绝密档案被长期封存，直至二战结束后在美军的逼迫下才不得不问世。现存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归“大隈重信文书”类收藏。图9上，给大隈首相信的首页，图9下，信末落款。袁世凯真有卖国意愿，绝不会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反之如果孙中山没有卖国之图，此信为何被国共隐瞒如此之久，人们只能从日本人的档案中才能知晓！ 
日本尽管是给与袁世凯政府“善后大贷款”的五大列强财团之一，因与袁世凯的宿怨，并非诚心诚意。1914年日本颇有影响力，与孙中山关系融洽的右派组织，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1874-1937）给日本政府一份备忘录中，企划出在后袁世凯的中国，寻找联盟的方案。北方的理想人物是满清第十代，肃亲王善耆（1866-1922）的复辟势力，以在满洲和蒙古建立与日本亲善的政府；而南方最理想的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为救国疲命与日本官方谈判的除了袁世凯，还有为推翻袁世凯热衷内战的孙中山。前者为了减少一点一滴的耻辱而废寝忘食，而后者为了谋求日本的支持，任何让步在所不惜！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内阁外交部的文件被迫公开，里面就存档一份孙中山在1914年5月21日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密信。开始，孙中山从文化，种族和地域的原因解释为何中日同盟的必要性；接着说他，孙中山自己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人物。因为他能使日本独享中国市场的权力，一旦控制中国市场，日本就会像英国殖民印度一样，获得自己向世界扩张的物质来源。当然，如果 袁世凯继续当权，而非（南方的）革命者，日本就不可能得到这些权益。 袁世凯故意透露与日本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日本过分不合理的要求引激起朝野爱国情绪。国难当头使得一些反袁世凯的政治派别，放弃前嫌，团结在他的周围。但南方革命派中，除了孙中山，他的贴心追随者，如青帮代表人物陈其美（1878－1916），依然坚持谋求与日本的合作。1915年的3月14日，也就是日本向袁世凯提交二十一条的第64天后，孙中山再次在中华民国的背后捅了恨恨重重一刀，他给日本外交部发函愿意提供比二十一条更为优厚的辱国条件。（注3） 孙中山担心袁世凯与日本政府就二十一条达成协议，而丧失日本的援助，他决定给日本人加码。孙中山在信函中提议，为加强日中军事上的全面合作，中国军队将采用日本的军事装备；中央和地方政府将优先安置日本的顾问；建立中日合资银行，在铁路，矿产和沿海贸易等领域将优先使用日资。而日本也需承诺，帮助孙中山推翻现在的“坏政府”，即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 尽管日本首相和外交部没有搭理既无信誉又无实力的孙中山，据一些史学家的观点，孙中山的信件也确实加强了日本与袁世凯有关二十一条谈判的出价筹码。孙中山为谋权政治利益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日本舆论眼里，这确实是比中国人贫穷，愚昧更大的一种人格耻辱。 以夷制夷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邓训传》：“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通常是朝廷利用外力抵御侵略，安邦救国的策略，而孙中山不惜利用外力打击自己的政府，却是一大发明，也算是中国所有革命者，包括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吧！ 为什么中国百姓一面控诉袁世凯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却同时，对几乎把中国的一切都拱手送给日本的孙中山，那个所谓的“国父”如此顶礼膜拜呢？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后就就设立了宣传部，同年毛泽东担任代理宣传部长。中共就更离不开宣传部了。国共两党虽曾兵戎相见，但宣传部实质是一样的，颠倒是非的洗脑部。他们不但对历史的肆意篡改，还把民族的罪人，如洪秀全和孙中山包装和美化得面目全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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