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当我们说起苏格拉底，米开朗基罗以及孟德斯鸠，自然地会联想起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导致今天西方文明的三部曲。而日本作为纯东方有色民族，实在与那些洋祖宗攀不上亲，却依然能沐浴在自由和民主的阳光之下。如我前文所述，“故夫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日本的今天乃是他们几千年对民族素质和其统治者的良性磨合结果。

2018年去日本的大陆游客已超过3千万之众，占出国游客人数总量的一半。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城市。我一个侨居日本朋友感叹地说，穿过大灯笼雷门直往浅草寺的仲见世大街上，几乎都塞满了大声操着大陆各地方言的中国游客，其拥挤程度真可谓踵接肩摩。如果继续往南，横滨的中国街，日本中世纪古都镰仓市里千年历史的大佛，和动画片《灌篮高手》有名取景地镰仓“湘南海岸”依然是大陆人成群结队的观光热点。如此景象让我想起文革大串联中的红卫兵，红头苍蝇似的拥来拥去，可谓人满为患。可惜對他们来说，日本仅仅是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代名词。

2020年夏季奥运会将在东京拉开帷幕，据日本观光厅估计，来自红色中国的游客可能突破4千万，占日本总人口的1/3。可能是中国游客不善于理性思维，旅游的兴趣仅局限于感官能触摸的物质，因此各类博物馆或其他著名的历史古迹前的解说词大多采用日文，偶然也有英文，就是独缺中文！大概也是这个缘故，从镰仓再往南仅25公里不到的横须贺市的久里浜，中国的游客几乎成了稀有动物，然而就在久里浜让我们看到中日两个民族在探索文明的进程中无法衔接的巨大裂口。

久里浜仅仅是个人口5万，位于东京湾南端的天然小海港。据我所知，久里浜不属于大陆所有旅游社的游程之内，但在100多年前尚在闭关锁国的日本却发生过一起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

18世纪西方兴起工业革命和民族主义，欧洲列强开始逐步贪婪地向外扩张，竞相蚕食东方的市场。 与亚洲各国一样，从不见世面的，早在三国时期被魏国皇帝曹睿御封矮国的日本也面临近代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1805年俄国贵族雷扎诺夫（Nikolai Rezanov， 1764-1807）携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亲笔谋求日俄通商的御函前往长崎，结果不但没有呈上国书，反而被关了半年后驱逐出境。事后雷扎诺夫下令报复，骚扰日本北部定居民。接着1811年日本人在千岛列岛扣留俄国考察船，并将其船长在拘禁在北海道长达两年之久。从此俄国和日本结下不解之宿冤。1904-05年的俄日之战，日本人总算扬眉吐气，然而到了1945年，因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讨好斯大林，无耻地出卖了中华民国政府，苏联在满洲捡了大便宜，不但彻底染红了中国并至今还占据了日本北方四岛。

葡萄牙可能是与亚洲建立贸易关系最早的欧洲国家。葡萄牙在1557年（明朝）通过贿赂当地官员租借了澳门，几乎也在同时（战国时代），成功地劝说大名（封建领主的称号） 大村纯忠改信基督教而获得了在长崎进行贸易的特许。

1603年战国时代结束，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即国家最高领导人，成立了日本历史上最强势的德川幕府。德川幕府自建立直至1867年还政与明治天皇的200多年中执行了极端排外的闭关锁国政策，并取缔基督教，为此葡萄牙的传教士和商人被彻底撵出长崎。由于葡萄牙的出走给当地的经济造成一定的萧条，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允许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的出岛建立通商船舶停泊点。出岛实际是个人工岛，便于对外国人的监视和管理。后来中国商人也被允许进驻出岛，但始终是处于有限的，与日本社会完全隔离的纯商业交往。

图1， 佩里海军准将的照片(左)，大约摄于1857年。佩里是美国海军中饶勇善战的将军，曾参加与墨西哥和其他的海战。1852受命前往日本时已是从戎近40年的老将。为纪念佩里登录，日本人在久里滨码头旁树立起一座高大的佩里半身雕像（右）。在雕塑的底座用英日双语刻有【佩里舰队来港纪念】的字样。（照片取自谷歌）

树欲静而风不止，19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得国际政治在东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个人口为3亿的腐朽东方大国所披的一件神秘面纱被一支来自遥遥万里的小舰队和数千人的军队无情地揭开，暴露在世人面前。1842年8月29日，由清朝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南京条约”。史无前例，极为荒谬战争的结果让整个西方，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沉思。19世纪以来，商人的利益可以驱动整个国家机器，英国在“南京条约”中，不但要求满清政府2100万银元的赔偿金，还占据了香港，并获得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通商口岸。位于长江口的上海已离日本长崎不到500英里，地面距离的靠近，大大增加了英国人在日本开埠的物质和人员能力。

英国朝野同样倾向于采用武力逼迫日本打开国门。英国报刊【爱丁堡评论】有如下一段评论,“日本采取强制性锁国，不仅是损己，也不利于整个文明世界。日本人虽有绝对的权利保持自己领土的完整，却不可滥用这种权利到阻止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富裕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图2，佩里的登录没有写真可录，但日本的民间却流传着不少描述当时情景的绘画。尽管佩里是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他舰队的炮口对准日本。但从画面上看，日本人却把佩里当作天使，带领他们进入文明世界。（两幅画均取自谷歌）

1845年在江户的德川幕府重申其“按既定方针”，有限的外贸依然仅适合荷兰与中国，绝对不扩展到其他国家！英国当然不罢休，一面派考察船测绘日本海岸的地形，同时规划武装入侵。但由于英国海军忙于中国事务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军舰，另外鸦片战争也遭到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舆论的谴责，这是一场因贩毒而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完全失去了道德的支撑点，英国只能隔海窥视，蛰居待时。

英国人坐享现成的机会来了。1846至1848年美国在与墨西哥发生战争，并吞了德克萨斯州，随后又占领加利福尼亚州。位于加州的港口旧金山为美国开敞了一扇通向太平洋国家的大门。随着英,法在日本海海域的势力逐步处于垄断地位，另外还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即把西方文明传播到野蛮和落后的亚洲国家，美国决心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自己的国门。1852年美国第十三任总统菲尔莫尔任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 – 1858)前往日本，敦促德川幕府开放国门。1852年的11月佩里率领的4艘军舰从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启程，经过8个月的航程，于次年的7月直驱江户湾（今东京湾）入口处,防御森严的浦贺市港外。洋人的军舰如此接近幕府的首都，在日本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图3，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市 ，于1911年在美国海军登陆的地方 ，专门建造一座大型纪念碑 ，上面刻有伊藤博文（日本首相，明治维新的功臣）的亲笔手书 ： “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 ” 。尽管100多年来，日美曾彼此视为死敌，纪念碑依然未损丝毫。二战后又在纪念碑的一旁建造了一个佩里博物馆。以后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 ——“黑船祭 ” 。据说，在“黑船祭 ”中，佩里是个英雄，而日本人却是一群正在接受开化的蛮人。（照片来自谷歌）

作为武将的佩里，启程前曾深入研究了西方与日本接触的先例，以及日本的等级文化。他拒绝日本政府前往长崎的要求（长崎是当时唯一开放的日本港口），并把舰队停留在距江户不远的浦贺市附近，并把所有73门大炮对准市中心。同时把总统的信函与一面白旗一并交给日本官员，意味着除了战争或接受条件，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佩里在离开日本之前，给予他们最后通牒，“一年之内我将前来听取回应”。

不速之客佩里将军的来访，在日本上层产生了骚动，虽然没有人赞成结束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但他们认识到，幕府实力建筑在武士的基础上，缺乏欧美式的军事训练，一旦开战，几乎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日本决不能步鸦片战争的后尘。

图4，中国， 一块（列强）帝皇们的蛋糕。日本人作为黄种人第一次坐在瓜分桌上。（照片来自1898年出版的杂志Le Petit Journal）。

1854年二月十三日，久里滨的渔民和海防守兵突然发现海面上黑压压的一片，惊恐万状。原来是佩里将军率领10艏军舰，1600士兵浩浩荡荡前来“约会”了。另外随同的还有几位战功显赫的海军虎将布坎南，阿博特和泽林。在美国海军的炮口下，日本与美国签署了城下之盟，日米和亲条约或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历史上签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与中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日本的门户终于被打开，不久，欧洲列强都蜂拥跳上了欺负日本的大篷车：次年日本被迫与俄国“亲善”，签署了“俄日和亲通好条约”；1858年又进一步与英国，法国，荷兰，美国更为丧权辱国的所谓安政五国条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国家的羞辱使得这个被西方看作野蛮和愚昧的封闭民族获得了彻底的振兴！

中国人对不平等条约内容和性质的理解可能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清楚，因此不必在此多费笔墨。我要与读者探讨的是（两岸）政府在其教科书中尽量回避的一个问题，即日本人是什么态度去对待民族的屈辱? 又怎么能在短短几十年（1911年）不仅完全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反而作为东方唯一的黄色人种挤入西方白人的列强俱乐部，并积极参与分割中国这块肥肉？在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迫使清朝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清朝的第二大岛台湾被割，并赔款3亿日元，相当于甲午海战前日本每年军费的四倍半。1905年，通过日俄战争，日本人又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中国的第一大岛，库页岛（面积是台湾的一倍），和满洲。

19世纪世界各民族的关系纯粹是处于一种丛林规则，野蛮的文化习惯受欺是不可避免的。对旨在摆脱文明进程中滞后的民族来说，仅取决于一个的条件，百姓和统治阶级的素质。日本具有类似神化的，长达2600年的万世一系天皇制，也就是说王室的贵族血统从未间断过，因此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刻，天皇给予整个民族最最迫切的凝固力。而对同种，同文化的中国来说，在过去2000年来，任何出身低微的人，哪怕是游牧蛮族，只要有能力，能打仗杀人都能当皇帝。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政权或朝代具有合法性，因此在国家危及之际，贱民乘火打劫，造反，革命等民族“优秀传统”就会发扬光大，风云四起。鸦片战争后，中国又为洪秀全的革命直接或间接付出了2亿条生命，超过了整个二战的遇难者。无疑随后的整个北洋舰队被消灭，满清的覆灭当然也顺理成章。

被迫打开国门的日本德川幕府，面临欧美列强的凌辱，民心激怒显得束手无策，软硬无奈。为此日本举国上下呼出王政复古的口号，第122代天皇明治就是在民族危机时走上历史舞台，并通过维新在短短45年内将“日本民众从长久的沉睡中唤醒”。

明治天皇主政后，立即颁布【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4，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贵族和王亲都签上了名，决心学不仅要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更是要立宪，还政与民，推行民主的议会制度。

次日，明治又公布了【五条禁令】，第一条禁令重申传统儒家礼教：“遵守五伦之道；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最令人惊叹的是，是第四条禁令，“兹王政一新，乃循朝廷条理，交际外国，依万国公法履行条约，不可加害外国人。背此者有悖朝命，酿成国难，乃至失国际信义，信义，伤皇国威信，故应处至当之刑。”它告诉仇外情绪高涨的民众，学夷是受鼓励的，排夷却是犯法的，严惩不贷。

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中最羞辱的一款。外国人的生命在日本获得保障仅是漫向取消治外法权的第一步，最关键的乃是不受皇室干涉的司法公正与独立。

【五条禁令】发布不久，日本政府遇上了考验。法国商船“杜布雷”号（ Dupleix）上的十一名法国水手被土佐藩的武士杀害。法国公使莱昂·罗斯立即写信，要求处死造成此次事件的土佐藩武士、赔偿被杀害的水手家人的抚恤金十五万美元、外国事务长官山阶宫亲王亲自道歉、并禁止带刀的土佐武士进入开放的商埠。数日后杀害法国水手的二十名土佐武士被抓获后，被勒令切腹自杀。无辜杀人必须抵命保证法律的公正性。

1891年发生一件更棘手的案件。俄罗斯帝国皇太子尼古拉正在日本访问，发生了滋贺县大津市警备巡查津田三藏突然冒出，企图刺杀皇太子的杀人未遂事件。天皇闻讯大惊，除了派御医立刻赶往救治受伤王子，自己也将亲自立即赴京都探望皇太子。同时明治和皇后分别向沙皇尼古拉和皇后发送电报，深表痛惜和愤怒。一反往日的仇俄心态，此刻整个日本民族陷于内疚和苦恼之中，有个叫勇子的年轻女子竟在京都府厅前抹喉自杀（后来日本人为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此表示缅怀）。

案件交由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亲自审理，根据日本的法律，谋杀普通人（除了天皇）未遂罪，对刺客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总理大臣松方和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闻之极为愤怒，亲自出面要求大审院改判为绞刑，否则将严重损害日本在国际上的声誉，还会对俄国民众的感情造成难以弥补的大患。大审院院长儿岛坚定维持原判并反驳说，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仅适用天皇，而非俄国的王子。 但总理大臣却危言耸听地说，“有国才能有法，坚持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而忽视国家的生死存亡实乃愚蠢之举。”司法大臣也威胁要颁布地位高于刑法的戒严令。但没有力量能动摇儿岛惟谦维持原判的决心。此刻的明治天皇，虽然依旧有绝对的权威，但他却是一个明智的君王，绝不干预司法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遇刺的俄国的王太子却把日本人称为“狒狒，让人讨厌，卑劣可鄙，软弱无能的民族”。历史作出了见证，此刻起俄国已开始在文明线上落后于日本，作为国家，在1905年俄国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王子后来成了尼古拉二世，不仅丢了皇位还全家命入黄泉；作为俄国人民也从1917年开始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暴政。

由于日本长久处于封闭的状态，为了能适应西方文明，明治的帝师，学者元田永孚提出在致力于维持日本传统的儒家道德传统，还必须将东方的道德观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接轨。随之宫廷服饰以及外交礼仪作了相当幅度的改革。天皇曾与大臣们分享自己的一段趣闻，有一次他随意地去一个外国人家里做客，好客的老妇人作出一手好菜款待他和自己的随从，但这家人却自始至终不知是日本当今皇上的驾临。这段佳话在当时广泛流传在民间。

那还是1873年日本外相副岛种臣因台湾土著杀死54个日本船员的事出使中国。一年前，副岛种臣曾亲自搭救停泊在横滨的秘鲁船玛利亚.路斯上被孽待的232名中国船工，再加上副岛是日本政府中不仅精通中国历史和风俗，而且书法也是最好的，因此他最适合担当此任，而且对付清朝官员也是游刃有余。

副岛离开天津，两天后抵达北京。他到达后发现，清朝宫廷依然要求贵宾遵照中国的传统，在坐着的皇帝面前下跪。令副岛愤怒地引用了中国典籍来痛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鄙夷态度时，他说：“夫夷亦人国也，以君子待，即君子之为，以蛮夷待，即蛮夷之为。”副岛表示在清朝皇帝面前下跪有损自己的尊严。清廷让步，以五鞠躬代替传统的叩头仪式。副岛写信回复道，自己无意遵守这项新规。副岛始终坚持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国际外交惯例行事。最终，副岛先于世界上任何一名外交官，得到了皇帝的私下接见。

图5，有文献记载，鸦片战争前云南“自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监生，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之五六”。由此可见无论是衣冠楚楚的官人，还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贱民都染上吸鸦片的恶习。为什么东南亚仅在中国，而非日本发生了鸦片战争？为什么中国的教课书把一切责任全推诿在英国人头上？（上下两张照片来自谷歌）

在访清期间副岛深切体会到日本的现代化和中国的愚昧保守，如果日本和中国一旦开战，日本完全有取胜的可能。返程前副岛还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作过一次亲切的捉膝长谈，批评中国人对外国的鄙视和傲慢态度。李鸿章曾对副岛显得非常冷淡，而且还讨厌日本外交使团成员那副西装革履的腔调，此番交谈后，对他下属的信件中说，日本西化后已变得强大，而清朝则相形见绌。同样是那个李鸿章，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后感叹地说，“中国再不强大，下次来割地赔款将是邻国日本。”结果被他言中！

几年后，日本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实行了议会制，即所谓“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但清朝皇帝的头脑还没有开化到李鸿章那么清晰，他们的祖先也非汉人。与黄河流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汉族先民相比，这群生活在东北，西伯利亚或朝鲜高山深林里的野蛮人，不仅在1119年才开始有自己的文字（女真大字），而且在历史上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称呼，如春秋时期的“肃慎”、战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和渤海”、北宋至明代的“女真”（诸申），直到1635所有女真部落被皇太极征服后，改称满族。，汉人就被刚有正式名称的满洲蛮人征服，剃发当奴隶直至1911年。

所谓愚昧的人就是从来不照镜子，对自己的一无所知。愚昧的清政府也是如此，就是在千载一遇历史良机，先天决定其无法像日本那样赶上世界的文明潮流。不是通过谈判，而是用武力解决贸易争端，导致了割地陪款的鸦片战争；面临列强，不是通过彻底改革朝政，而是迷恋和利用“刀枪不入”的拳匪来激发民间仇洋情绪来抵御外敌，却惨遭八国联军报复，而此刻的日本已成为列强的，成为联军的主力。

图6，在涵馆港湾口有个建立在石块镶嵌的突起球形面上青铜雕塑，表现出约瑟夫站立在小船上，正准备出洋追求西方文明的冒险。

在谈鸦片战争时，中国大多知道林则徐的名字，却对战争的原委却一无所知。鸦片在古希腊的欧洲就在医学上用作麻醉剂。到了清朝初期，鸦片就开始流入中国，由于鸦片会给人带来一种虚无缥缈的快感，有人就开始上了毒瘾。鸦片成瘾百害而无一利，在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鸦片。此后的多位皇帝皆有禁鸦片烟命令，但未严格执行，道光帝在任亲王的时候就喜欢抽鸦片，其余亲王、郡王、公主、高级官员、高级文人都吸食鸦片，那就更不用说是底层贱民。雍正时期，每年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大概为200箱，但到了晚清（虎门销烟时），每年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万箱，短短几十年里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量增加了50倍。这里还有大清海关官员的“功劳”，偷偷地接受英国商人的贿赂，非法大量地走私鸦片。这是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层缺德，底层无德。清政府也有类似学雷锋，和五讲四美的口号，管用吗？

1895年大清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在签署下关条约的谈判中，李鸿章对日本首相左藤博文警告说，“福摩萨（台湾）最棘手的行政管理就是那里6%的百姓非常可怕地陷入鸦片瘾”。当时管理民政事务的长官后藤新平首先对福摩萨政府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另外具有医学教育背景的他采用“生物学殖民”，即按照当地人生活，风俗习惯，通过科学人道的方式对吸毒患者进行改造。首先严禁新手上瘾，同时通过鸦片配给的方式对毒患者进行逐步减量；另外还从日本国内调医生，在福摩萨开办解毒医院给患者解除痛苦。后藤是成功的，福摩萨抽鸦片的人数从1890年的165000减到1941年的8000，不到总人口的1%。

再看大陆，鸦片战争后，就地取材，鸦片直接从台湾输入，消耗量继续上升。百姓被世人鄙称为“东亚病夫”。当兵的也离不开烟枪，成双枪兵；有的部队干脆用鸦片来发饷。太平天国开始时所向披靡，要不是洪秀全打下南京等不及享受上百个宫女的糜烂生活，没有洋人的剿匪，历史恐怕要重写。

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历代皇朝，清廷所有皇帝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都是相当出色的。原因很简单，清朝并非建立在汉人的传统手段：造反和革命。尽管口号花样百出，但“造反和革命”的中国式定义都是杀人，抢劫和当帝皇的痴迷。有些造反的头目边杀边抢，政权还没有坐稳，就原形毕露而丢了命，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明末农民起义的李自成等。一些夺得天下平能坐稳的，则是杀与抢分阶段进行。如1949年的新朝建立后，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把所有反对派都赶尽杀绝，然后在所谓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明火执仗地进行抢劫。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革命和造反可谓无数次，特点相同，永远是一（赵）家的天下，历史也是为赵家写的，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就是百姓道德的彻底沦丧。

近百年来，民选政府成了世界潮流，为此杀人起家的贱民政权，除了用最动听迷人的词藻美化自己，就是掩盖自己的罪孽和彻底篡改，诋毁建政前的历史。我这回去日本，特地选择最早被迫开放的港口，如长崎，横滨和函馆等，感受一下文明社会是如何对待曾经屈辱的年代。相对于这些港口，中国也有类似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除了上海外滩“华人与狗莫入”的牌子，我不曾发现任何有洋人百年来留下的任何痕迹。许许多多慈善医院或洋人建造的大学，即使没有被拆除的，也都被铲掉了原来的名字。

我在涵馆市沿海公园的一侧，约瑟夫（Joseph hardy Neesima，1843-1980）的雕塑（见图）面前思索了很久。这个叫约瑟夫，日本人大都忘了他的日本真名新岛襄。在德川幕府或江户时代后期，闭关锁国还没有废除，其中有条隐居的禁令，即未经政府允许任何离开日本前往他国的人，一旦被抓获，将被处于极刑。约瑟夫深受蓝学（荷兰学）的影响，决心偷渡到美国，接受西方的文明。在一位美国船长的帮助下，约瑟夫偷渡到麻省的萨勒姆港。     

约瑟夫到了美国后信了基督教，受了高等教育，1874年曾经的“逃犯”从美国募集了5000美元，不但允许回归，而且还在京都建立了日本第一所全英语教育的教会大学，【同志社大学】。约瑟夫英年早逝，死后就被埋在校园里永远让受益的学生瞻仰。上了年纪的大陆人不会遗忘50年代，无数“叛国投敌”分子被关押或处决，哪有纪念碑？

图7，坐落在涵館市區的【外國人公墓】，那裡的亡靈在那鄰海優雅的環境裡沉睡100多年，沒有任何人打擾。

尊重和保护坟墓，对逝者是种怀念和尊敬，也是表现出这个民族是如何对待自尊的。在世界各国的旅行中，我很在乎参观其他民族的公墓。是否他们也像中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刨祖坟。当然在欧洲，坟地神圣不可侵犯已是传统，布拉格有个老犹太公墓，据说有500年之就，安息的死灵魂上万之众，尽管在二战中捷克被纳粹占领达7年之久，但至今仍然保存良好，还成了世界各国游客的热点。

在日本，历史的任何时刻都不曾没发生盗墓事件，因造反，革命而毁墓的更是闻所未闻。我在涵馆还特意去参观了一个“外国人墓地”。据记载，该墓地是始于1854年美国海军来函馆时在此地埋葬了两名水手。以后墓地根据死者的国籍或宗教信仰划分区域。位于涵馆市区的“外国人墓地”靠海风景秀丽，所占之地可谓寸土如金，尤其是对这个曾经是仇外恨夷的民族来说，至今仍然能被当作历史文物得到良好的保护，实在令人钦佩。

图8，二個外國人，一個支持叛匪的白求恩（左），另一個是為清政府镇压叛匪，受世人敬仰的伏德（右）。他們倆在1949年後的不同境遇可想而知。

如果说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外国人的坟墓能在1949年后生存下来，似乎是有失偏颇的。白求恩的坟墓就坐落在石家庄的一个烈士陵墓内。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以生命的代价帮助了武装推翻民国政府的共产党叛乱，毛泽东不但亲自为他写了悼念文章，而且还为之树碑立传。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读书人都不知道还有一位真正为中国百姓献出生命的美国人，伏德将军（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 – 1862)。

仅仅是在2000多年里，中国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农民造反数百次。直至1949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对百姓生命财产，国家文物古迹摧残最甚的一次。当年如果没有一支配备世界上最新恩菲尔德P1853步枪，阿姆斯特朗大炮和蒸汽轮船的数千名雇佣军，这段历史可能会重写。那个雇佣军长官就是英雄伏德将军。他曾在美国一所军校接受短暂教育，后来在轮船上当大副，到上海后准备经商，但正值长毛忠王李秀成企图占领上海。当时欧美列强处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朝廷和叛匪之间持骑墙中立，为此伏德改名换姓为华飞烈，娶了中国老婆，并入了中国藉，名正言顺地参加了替清政府镇压叛匪和保卫上海的战斗。

图9, 美國老兵拜謁伏德墓的情景（左上），清朝政府為伏德設立的祠堂（右上）。反政府的叛匪建政後，伏德墓和祠堂均被摧毀，屍骨不存。耗資千萬的白求恩墓（下）。（照片均下載於谷歌）

一方面受到西方军队正统的训练，另外军饷等待遇也很高，军纪严明，还得到受尽了长毛蹂躏的江南百姓拥护，他们纷纷加入了伏德的队伍。雇佣军凭借精良武器和士气，骁勇善战多次以一挡十，保卫了上海，彻底消弱了李秀成的实力。如不是李秀成及时被洪秀全召回摇摇欲坠的南京，可能会陷入全军覆没的惨剧。

朝廷为了表彰伏德，授予他副将军衔，并赏三品顶戴花翎，几千人的雇佣军也被誉称为“常胜军”。伏德也以常胜军统帅（Commander of the Ever Victorious Army）扬名于全世界。短短两年中，伏德在战斗中始终冲锋陷阵在前，多次中弹受伤，最后也是阵亡在慈溪的战场上。不久遗体运往松江，清政府代表国家为他立祠并建墓于城内玉皇阁。在历史上最早把西方现代化军事训练和先进武器引入中国的有两位先驱，一个是李鸿章，另一个就是美国人伏德。

1919美国成立最大的旨在为老兵服务的退伍军人组织，即美国军团，同年建立中国分团，取名为伏德将军中国第一分团（General Fredrick Townsend Ward Post No. 1, China）。中华民国政府曾赋予该分团信托契约，负责松江的伏德墓地和祠庙的日常管理和维修。随后每年都有美国军团的会员都会前往进行各种纪念活动，直至1937年上海沦陷为止。日本投降后，中国分团恢复运作，团长由已经退伍的原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担任，定于1948年对长年失修的伏德进行重新修复。美国退伍军人对伏德墓地的最后一次亲临拜谒是1948年的10月，也可以说是永别。

1949年的红色政权与太平天国具有同样的性质，总觉得伏德将军的阴魂不散，处于恐惧之中，尽管是属于美国军团的财产，在1955年，不顾国际法把墓地铲平，更野蛮地把深受中国百姓和民国政府尊敬的伏德的尸骨碾碎后丢弃在荒野中。但伏德却依然活在松江居民的心里，美国人更忘不了自己的英雄，出版了好几本传记，其中【一个无忌战士】（The devil soldier）最为畅销。如今在伏德的出身地，人们为了纪念还为他重建了一个衣冠冢。

中国文化中有一条金科玉律即：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以前可能仅适用于权力上，自1949年后，范围扩展到精神领域，新上台的贱民拥有了从精神上奴役百姓的权力。当我去了长崎之后，更是有切骨之感。

长崎是日本开放最早的城市，不久洋人的天主教堂，东正教堂，各式私人住宅和使馆等精细，优雅的欧式建筑就在南山手山冈上雨后春笋般立地而起。如今这块洋人区都保存完好，除了教堂继续让信徒们做礼拜外，不少成了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因此也有人把南山手山冈这块洋人区称作露天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观光热点是，世界遗产哥拉巴庭園（グラバー園），不少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慕名而來。哥拉巴庭院是个建筑群，大都是建于明治时代的外籍私人住宅，其中之一就是哥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 1838-1911)的住宅。哥拉巴從蘇格蘭來長崎創業，成了三菱重工的創始人之一。他娶了日本妻子，最後死於東京。我们抵达的那天，正碰巧雾蒙蒙的，偶尔细雨飘飘，在这座位于南山手山岗上的豪华庭院中，它的鸟语花香中的诗景和眼帘底下的长崎港繁忙海景使人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

今天几乎无人不晓意大利音乐家普悉尼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日本艺伎巧巧桑（蝴蝶）与美国军官平克尔顿的爱情悲劇故事。平克尔顿與巧巧桑成婚後離開日本回國述職，三年后，两人再次在日本相遇，军官卻另有所欢，伤心欲绝的蝴蝶夫人以自杀结束了人生。故事純屬虛構，但人們始終認為哥拉巴的豪宅就是蝴蝶夫人的故居。為此我就蝴蝶夫人的身世特地詢問了哥拉巴庭院的工作人員，得到證實蝴蝶夫人與哥拉巴故居毫無關係。原來是日本歌劇女演員三浦环（1884-1946）从1914年开始，為提高日本婦女的形象，先后在德、英、美、意大利演出了上千場【蝴蝶夫人】，而且還深得普悉尼的讚賞。二戰結束後，美國大兵來到長崎的哥拉巴庭，似乎就覺得哥拉巴故居就是藝伎巧巧桑的。隨後就已誤傳誤，直至今天乾脆弄假成真，在庭院裡建了普悉尼和身著蝴蝶夫人打扮的三浦环雕像。

图10， 建于1896年，专供上岸海员休息的哥拉巴庭院中最大的建筑（上），原英國駐長崎的領事館（下），如今已成為博物館。辦公室裡多了一件雕塑，顯示出領事先生當年酷愛用望遠鏡觀海的情景。

離開哥拉巴庭院時回想起了自己在國內的經驗，除了政治上的需要，絕大多數歷史建築或文物都被毀壞已盡。幾十年後，第二代掌權的畢竟是接觸了世界，擺脫了他們父輩們的匪氣和愚昧，企圖跟上潮流，恢復以往的文物，但為時已晚，即使能發現一些殘留的，但大都已经面目全非。中國的歷史就是處於这样的惡性循環之中。英國17世紀哲學家洛克有句名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中國政府為了自保無惡不作，而百姓除了不敢冒犯政府，同樣也是缺乏道德规范。最近深圳发生一起基因编辑胎儿的恶性事件，再次说明这个民族自上至下的道德底线早已全面失守。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 在她的【菊与刀】中 有如此一段發人深省的話：“无论在家庭生活里还是政治领域中 ，日本人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只有这样 ，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 。所以 ，很大程度上 ，明治维新虽然是反对封建旧制的 ，但它却是利用了日本民众对封建等级制的无条件遵从而得以成功的 。”日本没有希腊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参照，但依然能与西方文明同步，应归咎于其民族特色：百姓的规矩和權貴的修养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