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已得出的結論，在戰後繼承先烈抗日精神，宣講英雄故事的教育中被再次推翻。已被擯棄的糟粕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作者從歷史的塵芥箱中翻檢出來，借題又開始了新時代的抗戰神劇創作。其結果，不僅小雪伏擊戰中的被擊斃者從事實上的翻譯變身為虛構的少將旅團長田島榮次郎本人，還節外生枝出“金馬刺”的故事為理，為據。使“劇本”情節變得更加動人。下邊是筆者按時間順序整理出的事件記錄在戰後“口述歷史”中的演變過程。

1.潘近仁的回憶

1985年10月，潘近仁（當時自稱為川軍排長）回憶《設伏擊斃日軍佐藤少將前後》[1]：（簡要）

一天，我連的諜報班長馮玉森…刺探到:駐曲阜酋將於某日要往鄒縣縣城召開“皇軍良民聯歡大會”。營長陳九章佈置在小薛村截擊作戰。三天後，部署了兩個連兵力隱蔽在小薛村附近。“記得那天早晨大霧盲目，所幸九點過後，陽光驅散了濃霧。約莫十點左右…發現有汽車從曲阜方向駛來。…前行的是一輛大卡車，…有十幾個日本兵…車頭上駕起一挺輕機槍…相距不遠的後方，又看到一輛防空色小包車尾隨而來。”戰鬥開始後，小包車裡持“駁殼槍”的一名，卡車的七名被打死，剩餘者“一槍未還，便就近破門而闖入民房逃命去了”。“清掃戰場時，…突然車底盤下趴出一個衣冠豪華的中國少年，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我們從包車部“發現一個…身著黃呢軍裝，腰佩戰刀，腳穿長桶馬靴，為步槍命中頭部，滿臉血糊糊的傢夥迂躺在車廂裡。因我們急急忙忙地只把死屍的戰刀取走，竟至忽略了…應挎下馬靴上的金馬刺” …呈報《戰鬥詳報》時，雖有“斃敵十一名，繳獲步，手槍十一支，輕機槍一挺和特別俘虜一名…我人員無傷亡…的勝利成果…但終因無法繳呈被擊斃的日酋馬靴上的金馬刺作證，…卻也挨了批評” 那位“中國少年娃兒，名叫遊倫，年方十二歲，住曲阜城裡，家境富裕，…被擊斃在小車裡的日本人名叫佐藤，是個旅團長。住在他家前院。因那天是禮拜日，他在家閑玩，旅團長臨到上車時，才叫他同去鄒縣玩玩…。

圖表2-14 乘車的少年尤祥，尤澍岑之孫

潘近仁在其模糊的回憶中，雖把中心人物中島榮吉誤記為“佐藤旅團長”，但經過筆者的核實，記錄中的其他數據情報還比較接近事實。比如車輛為一大一小，大車前行，載兵士十幾名，斃敵共11名，還俘虜了一名富家少年名“游倫”。少年供出乘車者是住自家前院的旅團長，等等。

回憶中也出現了“金馬刺”故事的原型。但不應是潘近仁等兵士在現場的經驗，而應是事後彙報戰果時在上級首長詢問，提醒下留下的記憶。當然，從被擊斃的中島翻譯的身份看，潘近仁等在現場並沒有看到什麼長靴馬刺。繳獲的所謂死屍的佩刀，也不會是指揮官的軍刀，而應是人所必備的“30年式槍用刺刀”。另外關於被擊斃者是少將旅團長的記憶，筆者認為並不是潘近仁在故意炫弄吹噓，起源於對少年“游倫”供述的記憶。對於潘近仁之類的下級官兵講，即使事後錯誤的記憶被事實訂正，在當事者自己的心目中，曾擊斃敵少將旅團長的自豪感永遠也不會改變。

與潘近仁的回憶近似的記錄還有在孔子衍聖公府六廳任職的曹海源老人1984年的口述，稱車隊遭“李太珍”部伏擊，“汽車炸毀，田島和中島翻譯雖都受傷，但日軍卻全部逃回。是役僅擄去尤樹（澍）岑的小孩（該孩是與田島同車出城的）”[2]。

雖情報多不正確，但田島，中島之名和“尤澍岑”家孩兒的記錄沒錯。可見並不是一個人的記憶，此類話題在民間早有過大同小異的傳說。從內容講，潘近仁等的記憶雖有疵瑕，但還是一個進步，至少提供了一個富家少年出現在戰鬥現場的情報。問題發生在之後川軍抗戰史的傳承人熊順義等人的“口述歷史”的創意中。

2.熊順義的創意

熊順義是當時川軍第四十一軍一二四師三七二旅七四三團第三營營長（自稱，實際未見證據）。該部隊並不是小雪事件當事者第一二七師的部隊。也不是堅守滕縣的王銘章第一二二師部下，但的確協同王銘章部隊參加了滕縣保衛戰。戰後，熊順義留在山東省生活，1985-1988年任濟南市政協常委，成為口述歷史（編寫文史資料）的傳承人。充滿著配合愛國主義教育，努力為川軍在山東的抗戰事蹟樹碑立傳之抱負。有關滕縣保衛戰最詳細，但最不確實的回憶記錄，均出自於熊順義之筆。

問題在熊本人並沒有親身經歷小雪伏擊戰，所以熊寫作的《文史資料》記錄不會是“回憶”，應是參考了戰前報刊或他人的回憶錄等再次構成的內容。從當時的身份（市政協委員）看，熊也具有這種調查考實的條件。由於曾是川軍指揮官，地方統戰名人，又出過幾種不同版本的“文史資料回憶錄”，熊的文章在戰後（文革後）的流傳影響也比其他記錄大得多。和另一位川軍將領張宣武（七二七團長）一起，儼然成為川軍在山東抗戰的記錄者，頌德者的鼻祖。熊文中提供的作戰過程，殲敵數字，繳獲品種類，數量等之後都成為原典，被複數“小雪、鳧村伏擊戰”記錄所沿襲、引用。流布、影響極廣。以下僅介紹熊順義記錄中有關小雪事件的基本情報部分。

1985年12月，熊順義在《徐州會戰》[3]一書的署名文章中稱小雪截擊戰“激戰半小時，將日本侵略軍磯谷師團的少將中島榮吉以下15人全部打死，並繳獲輕機槍二挺，步槍三支，手槍三支，小轎車三輛，軍用地圖，文件，作戰資料幾束，我軍亦傷亡三人”。之後1988年12月《保衛滕縣血戰記》[4]一書中，也重複了同一內容。

文中出現的“繳獲兩挺輕機槍，三支步槍，二支手槍”之數據，若和戰前的記錄核對，可發現來源於陸詒記者1938年3月25日對一二七師師長陳離的採訪報導。問題在熊並沒有忠實於老前輩的報導，引據時故意把陳離敘述的“擊斃了敵北支派遣磯谷部隊田島部隊的本部通譯官中島榮吉”的一句，改寫為“磯谷師團的少將中島榮吉以下15人”。

歷史事實真相早已被澄清之後，此種對同一史料記錄的篡改，只能稱為是一種明知故犯的歷史捏造。遺憾的是熊順義的文章內容，在文史資料類“口述歷史”氾濫盛行的時代，不久便引起了教育後代，繼承抗戰精神之“正能量”面的鏈鎖性反應。首先是1987年12月，原川軍第一二五師七四九團，事件時任排長的楊禹文，在《轉戰晉魯皖鄂記錄》的文史資料中，也出來“回憶”自己未曾經歷過的事件，稱“打掃戰場時，在汽車下面的小溝裡，發現被我部擊斃的有一日軍少將軍官，名叫中島榮吉（胸章上有軍銜，姓名）”[5]。楊也不是作戰當事者，稱中島榮吉為少將的“證言”據筆者核對應出於1938年2月15日國民黨中央通信社配信的“斃帶敵少將符號中島榮吉一員”的報導（《新華日報》1938年2月15日），有證據不假，只不過這兩天後最初報導中的錯誤，早在半世紀前已被陸詒文章澄清。

熊的文章之後不斷擴大影響。 1991年，高洪富作「小雪、鳧村伏擊日軍紀實」[6]一文（曾在複數刊物發表），引用了熊說稱：“14日上午10時，日軍三輛小汽車由曲阜向小雪方向駛進…經30分鐘激戰，將日軍磯谷廉介第十師團少將中島榮吉以下15人全部擊斃，繳獲輕機槍2挺，步槍3支，手槍3支，小汽車3輛…”。1993年，熊說又被公式《曲阜市志》大事年表的記錄採用，記載：2月12日，國民黨第二十二集團軍一二七師七五七團兩個營，在團長王文拔率領下，於曲（阜）鄒（縣）要道上的小雪、鳧村兩地設伏。14日上午，在小雪村擊毀南駛的日軍小汽車3輛，擊斃日軍第十師團少將中島榮吉以下15人[7]。

3.擊斃少將田島榮次郎說的新說誕生

此口述歷史的年代，抄襲熊順義創作的“擊斃少將中島榮次郎”說的文章還有多種，在此不一一提起。特徵是對歷史上“錯誤記錄”的人為回生，普及。傳播媒介即是文革後大量氾濫的《文史資料》。在此糟粕的海洋中，已被澄清的歷史事實，再度被 請功者的“回憶錄”取代，使少將旅團長田島的負傷，翻譯官中島的死亡，又回變為少將旅團長被擊斃。只是死者姓名，還未脫離戰前的記錄，被稱為是“少將中島榮吉”。

熊順義的創意，並沒有在取得彰顯川軍抗戰事跡的教育效果後適可而止。因為“少將中島榮吉”之說，很輕易會露出馬腳。若能閱讀史料，或調查戰前記錄的人，會馬上發現這位“中島榮吉”並不是什麼少將旅團長，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翻譯。為了確實地把歷史上真出現過的負傷者田島榮次郎少將“置於死地”，為川軍抗戰故事在歷史記錄中添彩，在其他人還在繼承，抄襲熊順義“擊斃少將中島榮吉”說時，熊本人卻於1992年的《悲壯之役》一書中將文章內容悄悄地修改為擊斃“日本侵略軍磯谷師團的少將田島榮次郎”。之後，被擊斃的不是中島榮吉，而是少將旅團長田島榮次郎之說在熊順義先導下再次得到飛躍性普及，至今已取代了中島榮吉說成為21世紀後川軍抗戰故事的主流。在歷史被曲解的過程中，還必須提到的是另一位以研究台兒莊抗戰著名的史學家韓信夫的存在，其也在宣講抗戰事跡的學術立場，專門收集，立證民間傳說的逸聞。2008年11月 韓信夫等人發表了《鏖兵台兒莊》，其中也對川軍小雪伏擊戰的內容進行了如下描寫：

第一二七師之第七五七團，在團長王文拔的率領下，奉命由禹城向曲阜、鄒縣之間挺進，到曲阜、鄒縣之間的敵後山區開展遊擊戰。2月12日，第七五七團兩個營，配合部分地方武裝分赴曲、鄒公路旁之小雪村、鳧村附近，秘密埋伏，…14日上午10時許，磯谷師團的一名少將田島榮次郎乘坐一輛1937年出產的新式轎車，另有一輛裝甲車帶著40多人的衛隊，…在九龍山下的小雪村，同早已埋伏在那裡的我軍部隊遭遇。…激戰半小時後，敵人的槍聲逐漸稀疏…經清點，我軍擊斃日軍15人，繳獲輕機槍二挺，步槍40余支，汽車二輛。在檢視敵人屍身時，意外地發現了敵少將田島榮次郎，他渾身是血，臉色蒼白，…睜開眼睛，無力地看了我軍戰士一眼，便合上了眼皮。在將他用擔架抬往後方的路上，這位少將便靈魂出殼，一命嗚呼了[8]。

韓信夫主編《鏖兵台兒莊》的執筆者（複數），並不都像信口開河的文史資料中出現的口述者，至少是專職的歷史研究人員。但在有爭議的問題上，並沒有按學術規範出示任何自說的根據和資料來源。從其文章的內容和數據看，很容易發現執筆者參考了前出記者劍心於1938年2月19日寫作的綜合報導《魯南喋血記》。只是在最關鍵的部分，將被擊斃敵酋的姓名從“中島少將”肆意改為“敵少將田島榮次郎”。

劍心於戰鬥後一周作成的《魯南喋血記》，本來就屬情報錯綜階段的中間報導，其中的錯誤，之後曾出現過很明確的結論。能上溯搜集到《魯南喋血記》的歷史學者，難道不知道更重要，更明確的《新華日報》陸詒記者的採訪記錄的存在？不知道將文集錄成書籍出版的《川軍抗戰集》[9]存在？主編者韓信夫在此書出版之前1997年，曾與薑克夫主編過《中華民國大事記》，其中有關1938年記錄的第28卷執筆者，即是陳道真和韓信夫兩人。有關小雪伏擊戰，該書記錄為“日軍第十師團少將中島榮吉偕衛隊40餘人…被我遊擊隊伏擊…中島少將受傷被俘，在押送路上把槍自斃”[10]。雖內容不準確，但說明至少韓信夫已知道死者姓名為“中島榮吉”（翻譯官），為何之後於2008年版《鏖兵台兒莊》中不訂正此錯，反而將死者姓名改為旅團長田島榮次郎？其根據，意圖到底在何處？《鏖兵台兒莊》之書，到底是為了追求事實，還是為了嘩眾取寵，宣講抗戰英雄故事？

4.金馬刺的故事

如此，戰前已被事實澄清的歷史，半世紀後又人為地再次化作歷史謎團，不僅被利用於抗日教育，更作為抗戰史劇本被搬上舞臺，成為大眾娛樂的素材。2012年5月25日，新疆衛視播放了一集《劇劇有戲：川軍擊斃日將之謎》（節目主持人石涼，執行導演趙玉琦）的影視解說，再次“考證”了這一事件,內容簡要如下：

1938年2月某日，川軍第一二七師偵查員馮玉森，得到三日後日軍將於鄒縣舉行“皇軍，良民懇親會”，屆時從曲阜有重要人物參加的情報。按情報，營長陳九章在鄒縣、曲阜之間道路佈置了伏擊戰計劃。當日，日軍的一台卡車載輕機槍一挺和20餘名衛兵先行，與田島的小汽車一起進入了川軍的伏擊圈。經激戰，日軍部隊全部被殲，川軍士兵在清掃戰場時，於小汽車內發現了一具高官的死屍。長馬靴上佩帶金色馬刺。戰士僅繳獲了其佩刀，但沒有注意到馬刺的價值。向上級報告說死亡者是日軍軍曹。可是三天後得到日軍在曲阜，鄒縣兩地為第三十三旅團長田島榮次郎開“追悼會” 〈實際為升遷的歡送會〉的消息，陳九章營長才恍然大悟，得知被擊斃的竟是日軍高官田島榮次郎少將。

主持人石涼在此舉出了幾個證據，一，死亡者軍靴上著用的是代表將官等級的金馬刺，二，三日後日軍在曲阜，鄒縣曾為死者舉行了“追悼會”，三，日本戰後出版的戰史叢書中，出現過田島支隊長於3月後被瀨谷啟少將取代的記述。由此判斷，“田島榮次郎確實在小薛村（小雪）戰鬥中被川軍擊斃”。一方面，又沒有最後拍板定論，而是介紹了當時“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正確為新華日報記者陸詒）的報導（前述訂正歷史錯誤的文章），說不排除穿著佩帶金馬刺的死者可能是田島的翻譯官中島榮吉。結果，這個為了吸引觀眾的 “考證”不了了之，懸案最終也沒得到解決。

名為“懸案解謎”，內容不過是避開自明的歷史結論，攤出一筆戰後被人為混淆的歷史糊塗賬來嘩眾取寵，自作自演。若石涼（或編劇者）真看了陸詒的採訪報導，難道不明事實真相？

從節目內容判斷，金馬刺的故事和最後的“考證”，並不是節目主持人石涼的作為。而來自於何允中著《抗日戰爭中的川軍》（當時為網絡文學，2016年出版）的有關章節。何是參加過滕縣保衛戰的川軍將領，第一二二師副團長何煋榮之子，退休後為繼承光大先輩志士的抗戰事蹟，多年來四處走訪抗戰的川軍先輩，搜集了不少回憶資料。有關小雪，鳧村的伏擊戰內容，從內容看主要取的是川軍排長潘近仁1985年為《樂至文史資料》提供的證言（前出）。何的文章內容簡要如下：

“…排長長潘近仁（四川內江人）帶隊，…九時後，…一輛卡車出現在視野中，二十多個鬼子靠在車箱兩旁，…卡車的後面，一輛塗著防空色的小轎車出現了。…兩車完全進入伏擊圈的時候，突然幾顆手榴彈從東頭碉堡內飛出，…十多枝步槍在碉堡內一齊開火…三個鬼子無法躲避，統統被打倒在地。…兩碉堡內和村外埋伏的部隊一齊開火，一陣交叉火網，七個鬼子頓成槍下死鬼。剩下一些鬼子破開一間民房，連翻幾道院牆，竄出村外…接近轎車時，突然從車下爬出一個穿著如富家子弟的中國少年，…戰戰兢兢大哭起來。莫明其妙的士兵…又向車內搜索。這才發現車內還有一個濃眉大嘴，留著八字鬍，身穿黃呢軍服，腰裡掛著戰刀，滿臉流血的老鬼子倒在後座位上…早己氣絕身亡了。搜索的兵士迅速取下鬼子的戰刀後轉移，卻不知道還應取下這個鬼子馬靴上的金馬刺。後來因無鬼子馬靴上的金馬刺證明其身分，在《戰鬥詳報》中只能寫“擊斃鬼子十一名”，既得表揚，又受批評。這時才知道只有鬼子將官級的軍靴馬刺才為金色…。此次伏擊大獲全勝，擊斃鬼子十一名，繳獲步槍、手槍十餘枝，歪把子機槍一挺，另有特別俘虜一名，我方無一傷亡。…這個少年娃娃叫游倫，年僅十二歲，在曲阜念高小一年級，家住曲阜縣城，家有父母，家境富裕。被擊斃在車內的鬼子是曲阜的少將旅團長田島榮次郎，住在遊家前院”。

中的描寫，可是說是對潘近仁1984年回憶的文學塑造。繳獲，殲敵數據基本一致，也提到了“特別俘虜”，富家少年“游倫”和金馬刺的故事。不僅描寫生動，最後還有日軍為旅團長田島開“悼亡大會”，後任瀬谷少將走馬上任的“考證”部分，稱：

…三天後，當地老鄉報告，日寇在曲阜和鄒縣同時舉行了“悼亡大會”，為旅團長田島送行。又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著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第一分冊中載…“支隊長瀨谷少將於三月一日定期調動，繼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團長田島少將遺缺，三月八日到達兗州”。這分材料說明，二月中旬田島少將還在編，三月一日己經只有遺缺了，足以證明田島少將已經“下崗”。

何允中的作品，可以說是有關小雪村戰鬥的集大成，有扣人心弦的一面。但最大的缺陷，也是為了追求情節，故意隱瞞了擊斃者為中島榮吉翻譯的歷史事實，把主人公改寫為旅團長田島榮次郎。為了寫作《抗日戰爭中的川軍》，進行過多年調查，翻閱過大量文史資料，回憶錄等的小說家何允中，並不會不知道事件的經緯，也不會沒有讀過陸詒對陳離的採訪報導。搬出金馬刺的故事，將翻譯中島榮吉改寫為田島榮次郎旅團長的手法，或是受到先行者熊順義，韓信夫等行為的“激勵”，出於一種對文學創造效果的期待。作為一位紀實文學作者，筆者認為行為性質不同於熊順義，韓信夫的歷史改寫，屬文藝作品的情節操作，且曾提及過“疑點”的存在[11]。

5. 金馬刺制度的考證

圖表2-15　大沽口登陸的田嶋，此時長靴上未系結馬刺

可以說何允中作品中出現的有關“金馬刺”故事情節的一段，引起了多數讀者的興趣。前述新疆衛視的節目，即是以該話題為中心展開的。情節雖有趣動人，但若用史料核實，可知道其內容僅是一種假像，虛構。

金屬制的馬刺，是乘馬時催馬前進用的工具，固定在乘馬用長靴的腳跟後。確實也屬日軍軍官的軍裝品之一，日文名稱“拍車”。但首先要瞭解，馬刺並不是日常著用的裝備，也不和長靴合成為一體。乗馬時才像下圖一樣用皮帶系結到軍靴上使用。不騎馬的平時，並沒有著用的必要。在小雪伏擊戰時，田島旅團長是乘車出行，所以沒有在軍靴上系結馬刺的必要，最重要的是田島並沒有死亡，也沒有被俘虜，所以乘汽車時系金馬刺，或發現死者身上有金馬刺的故事從開始就十分離奇。

圖表2-16　圖為長靴系結馬刺時的樣子

若查閱日軍檔案，還可以發現“將官”以上軍人裝備金色（鍍金）馬刺，佐官（又稱上長官）級軍人裝備銀色馬（鍍銀）刺是一個明治時代的舊規定，主要適用於有需要區別官階等級的各種典禮，儀式場合，即屬禮服裝備。到大正時期的1921年，因為金色馬刺不實用，又容易損壞，所以規定得到改正，新規定內容為:既使官階為將官“在出征時或日常勤務及演習等中，也應儘量使用普通無色金屬馬刺”[12]。

圖表2-17 將校…拍車及腳絆制式中改正之件(JACAR：C02030983000)

穿長靴，是尉官級以上將校的特權。小雪村的戰鬥中，日軍並沒有一位將校在戰鬥中死亡。所以在襲擊戰中最初死亡，陳屍於被毀車輛附近的六名士兵，一名記者身上，不會見到什麼長靴，更不會有什麼金馬刺。死去的翻譯官中島榮吉身份僅是一名“軍屬”（雇員），沒有軍階，待遇相當下士官，按警衛責任者登東洋夫中尉的記錄，也並沒有得機會乘座小車，而是和衛兵一起乘坐在前方的卡車上。95式小型乘用車僅3.6米長，1.3米寬，最大定員3-4名，除司機今井秀雄上等兵，田島榮次郎旅團長，次級副官來棲武一少佐，警衛班長登東洋夫中尉外，還乘載了一名兒童尤祥，早已超數（參考後述的考證文章），所以卡車車廂裡的中島翻譯，即使穿著長靴，也沒有任何系馬刺的必要。金馬刺的故事，只能說是一個小說家的創作時的遐想。

通過以上從戰前至戰後，有關小雪伏擊戰記錄變化過程的考證，我們可看到一個戰前，事件的謎團怎樣從傳言被糾正，改寫為事實，而戰後通過口述，回憶的文史資料，又怎樣從事實再度被還原成之前的傳言，再經過充滿正能量的媒體加工變為嘩眾取寵的抗戰故事，通過宣傳抗戰事蹟，又變為內容虛假的教育題材的全過程。在將翻譯官“中島榮吉”加工為“少將中島榮吉”，再改正為“田島榮次郎少將旅團長”的歷史捏造過程中，我們的媒體關係者，歷史研究者，抗戰事蹟宣傳機關到底在充當著什麼角色？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抗戰史研究，傳承中令人憂心的大問題。

[1] 潘近仁《設伏擊斃日軍佐藤少將前後》，樂至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樂至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輯》，62-65頁。

[2]《日偽曲阜罪行一斑》，政協曲阜文史資料《曲阜文史》，1984年3月，7頁。

[3] 徐州會戰編審組編《徐州會戰》，中國文史出版社，88頁。

[4] 滕州市委員會史資料研究會編《滕州文史資料》第四輯，《保衛滕縣血戰記》，1988年，12頁。

[5] 《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成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133頁。

[6] 《曲阜文史第》十一輯，曲阜市政協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1年，151頁。同樣內容還可見《微山湖畔的槍聲：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山東省濟寧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5年）高洪富署名文章。

[7] 山東省曲阜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曲阜市志》，齊魯出版社發行，1993年，《大事年表》。

[8] 韓信夫《鏖兵台兒莊》，重慶出版社，2008年11月，第3章《台兒莊序戰之滕縣保衛戰》。

[9] 鶴琴、海燕編，中央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3月。

[10] 《中華民國大事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50頁。

[11] 何允中在本文發表之後的紙質版出版中，接受了任世淦先生意見，進行了部分改稿，將謎底出示於世。承認了田島榮次郎“受重傷”後脫身，並活到了戰後（何允中《抗日戰爭中的川軍》，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190頁，本文引用的是改稿前的網絡文章）。

[12] 「将校同担当官准士官用靴留革拍車及脚絆制式中改正の件」、JACAR：C0203098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