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

儒學在日本近世以來屬漢學的中心學問，不僅受到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的特別尊崇，也是近代宣揚忠君愛國的日本道德（教育敕語）的中心組成部分。田島榮次郎旅團長與福榮真平聯隊長都是明治時代出生的有舊教養的軍人，從小就受到過江戶以來盛行的漢學（四書五經等）薰陶，有一種對孔子，孟子之道自然的親近感和尊崇心。這種經歷，也是他們能嚴格遵守上級指示，對孔子、孟子的廟堂聖地嚴加保護的原因之一。

日軍對古跡的保護，不只是靠現地將校的注意，努力，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來自上級指示。據梁容若《 中日文化交流史論》“中日戰爭期間東京大學一位哲學教授高田真治博士曾上書建議日本軍部說，山東戰爭，如破壞到曲阜古跡，日本將負破壞世界文化遺產的責任”，為此日軍才避開在曲阜作戰。該話是否為真，現在很難判明[1]。但可知道這位東京帝大教授高田真治（1893-1975，支那學）確有其人。盧溝橋事變前1937年4月底曾以“學術研究目的”從文部省獲得600圓補助金視察大陸各地古跡，4月9日到達曲阜，受到2年前“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時在東京結識的曲阜中學校長孔昭潤的盛情接待，10日視察了孔廟，孔靈，11日赴鄒縣視察孟廟。後留詩一首，云：

“萬里特來謁文廟，夕陽下馬奠祭頻。嗟吾生晚三十載，不作閒居侍坐人。薄采芹蘩洙水濱，趨階瞻廟感懷頻。庭連古柏靜棲羽，楹刻盤龍欲起鱗。家國盛衰開用舍，古今君相待經綸。真成王道方為急，其奈送津億兆人 ”[2]。

高田5月5日抵達新京（長春），參觀了滿洲國博物館和圖書館，歸國後向文部省敦促保護古跡，古籍。從此事蹟看，戰爭中在漢學者的立場上對國家，軍部進行告誡之事是一個事實。在軍上層的督促下，下級部隊不得不注意整肅軍紀，促進了古跡保護的實現。

近代以來，通過促進“文化事業”協助推進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戰略，也是日本政府外務省的一貫做法。日本民間的儒學者，教育者與中國的儒者和居住曲阜、鄒縣的孔、孟後裔間的文化交流，古跡保護運動等早在日中開戰前就已經開始。1935年4月，日本的孔子廟，東京湯島聖堂的復興工事完成時，作為記念事業之一，民間組織斯文會籌劃舉行了“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4月28日-5月1日）。日本政府外務省以“復興，推進滿洲及支那地區尊孔論”的“文化事業”為宗旨，交付了補助金一萬圓。用途包括負擔從中國的曲阜、鄒縣邀請孔子、孟子後裔與會的預算。

日本方面希望利用政府資金將孔子的嫡孫孔德成，孟子的嫡孫孟慶棠，顏子的嫡孫顏世鏞三人邀請來日。 但?由於“促進日滿支三國民間同文同種之親善”的日本政府的文化事業宗旨，和邀請名單中包括傀儡政權滿洲國代表，其政治意圖受到國內孔孟後裔的警惕，抵制。1934年9月27日，當日政府將邀請孔德成參加大會的傳聞到達曲阜時，孔德成登報聲明“德成及敝族人絕不參加”。並拒絕會見赴曲阜聯絡的日人代表，東魯學校董事兼學監豐田神尚[3]，結果邀請名單中的孔孟後裔未有一名到會[4]。作為代理前行赴日的是孔子傍系後裔，曲阜中學校長孔昭潤，顏子傍系後裔，曲阜縣財政部長顏振鴻二人。

圖表3-7 孔德成為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題贈

一方，15歲的孔德成也未失禮，為了對文化交流表達“祝賀”之意，代表孔子家向大會贈送了“聖堂復興，光耀東瀛。宮牆美富，禮樂休明。乃饗乃祀，既落既成，斯文丕煥，樹之風聲”的祝辭，並寄贈了如下「綏來動和」一書。著名的漢學者羅振玉也為大會捐贈了商代青銅器五件[5]。

據《儒道大會開催過程經過概要》一文，此會議為“昭和六、七年之交，財團法人斯文會副會長阪谷芳郎男爵洞察時勢所趨”，為了以東亞諸國共有的儒學思想為中心，推進“同文同種的東亞民族之結合”而發案的大會，明顯具有迎合偽滿洲國“五族協和”〔日/漢/鮮/滿/蒙〕建國理念的政治意圖[6]。

大會的邀請者名單中多數是親日派人士，有孔孟家後裔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要人，滿洲國代表，朝鮮代表，台灣代表和學界，儒教界代表等共46人[7]。借大會開會之機，也同時開始了曲阜孔子廟修繕募金活動。由中國方面的康有為等立案、受日本方面市村瓚次郎（國學院大學學長）等的贊助[8]。

3.參拜孔廟和文字往來 ?

圖表3-8 步兵第六十三聯隊赴曲阜參拜孔廟

圖表3-9 第八旅團長瀨武平少將的參拜孔廟

在尊孔活動中，日軍不僅張貼告示督促士兵參拜孔孟，還經常組織部隊的集體參拜（圖，第六十三聯隊參拜孔廟[9]）。軍隊的參拜活動並且不局限於曲阜、鄒縣的駐軍，駐兗州（曲阜西20公里）、濟寧（西南50公里）的長瀨支隊（第八旅團）的將校，士兵，也經常專程趕到曲阜參拜（圖為長瀨武平少將參拜孔子廟[10]）。

圖表3-10 孔令煜為長瀨武平少將題字

?

圖表3-11 攝影留念的日軍士兵

來到孔府，孟府的拜訪的日軍還有另一個目的是在聖地觀光，撮影留念，或乞獲聖人後裔的字跡，簽名。像前述孔令墉回憶的一樣，來訪的將校等多手提禮品，自帶宣紙，恭恭敬敬地來到孔府，孟府。捐款，獻禮後，請孔令煜（至聖奉祀官代理），孟慶棠（亞聖奉祀官）等賜書，賜字。 田島榮次郎中將從曲阜、鄒縣帶回日本的傳家寶中，有從孔孟兩府求得的兩幅字，至今仍被後人珍藏。其中一幅孟慶棠贈的詩書為以下內容：

圖表3-12 孟慶棠贈田島司令官詩

73歲時的孟慶棠

嶧山連泗水， 吾道更誠豪。

五夜神來夢， 三遷母訓勞。

春秋歸嫡派， 仁義破群囂。

氣象知何似， 嚴嚴東嶽高。

田嶋司令雅囑　孟子七十三代孫孟慶棠 [11]

詩的內容，若有識者都可以理解，是以委婉之語句對日本侵略的批判，和對中國文化(孔孟之道)的禮贊。以吾道（孟子）之“仁義”，破侵略軍之“群囂”，並暗示主宰歷史（春秋）的，最終將是嫡派（孔子，孟子）之學和東嶽泰山（中國）。與日本人周旋，表示恭順的孟慶棠，在共產黨的眼中是被稱為“漢奸”的人物，但從文字中見到的卻是一副對侵略者進行文化抵抗的錚錚鐵骨。被譽為“精通漢學”的田島榮次郎少將，到底是否理解了此詩文之真意？

據田島榮次郎的子孫之言，田島帶回國的還有一副是孔子後裔的字。田島歸國後，將兩張字書裱裝到一個兩頁的屏風上，置於家中欣賞。本人去世後，後繼者兄弟二人在遺產繼承時，又將其分割單裱，各保管一張。“孔子後裔”之書，到底出於何人之筆，筆者未見，推測是孔令煜。

圖表3-13 駐鄒縣的福榮聯隊向孟廟的捐贈日本香爐

一方，駐在鄒縣的福榮真平聯隊長，也從孟府的主事者孟慶棠得到了如下題字。從內容看，文字是對福榮部隊（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向孟廟捐贈香鼎的回禮。以孟子廟職員全體的名義，附帶贈呈儀式的照片，被轉交給福榮真平聯隊長。福榮真平之後晉升中將，戰後因涉嫌虐殺俘虜，被軍事法庭作為戰犯處刑，現該書流落於大陸。內容是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曰“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 ，弗思之耳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12]。

圖表3-14 孟慶棠對福榮真平部隊的回禮

內容是提倡孟子“仁義禮智”的修養。對征服者的日軍，也可以理解是一種委婉的道德面的啟示、教誨。當然也屬一種變相的抵抗。

?第三節 登中尉與尤祥少年的友情

田島旅團司令部通信班長登東洋夫中尉的回憶中，還記錄了以下個人友情的美談 ：

?我所在的部隊從1938年1月開始，至同年3月末約三個月間，在孔廟所在的聖地曲阜駐留。駐地司令官為田島旅團長，我的任務除作為旅團通信班長的本務外，還負責擔當住民對策。其基本方針，忠實於田島閣下作出的以下訓示：“中國民眾並無罪過，我軍不僅要保證他們的生活安全，還要尊重他們的信仰，竭盡全力保護好孔廟的古跡”。 我們的司令部設營在孔廟附近前縣長的宅邸中，司令部借用了邸宅的東側一半，隔著中庭，有回廊與西側相連。這裡居住著一對老夫妻，其兒子夫妻，孫兒兩人和使役人等，與我們和睦相處。年歲最小的孫兒名叫尤祥，是一位伶俐可愛的，年齡八歲的少年。他教我學中國語，我也指導他學日語。他把我稱“哥哥”，沒事總是跟著我轉，和我在一起玩耍。 旅團長視察前線時，我調來半小隊護衛兵乘卡車同行，小型乘用車中有旅團長，次級副官和我同乘，也帶上了一直鬧著要同行的尤祥少年。視察目的是南方16公里遠的前線。約行走了一半，到達小雪村時突然遭到敵軍的奇襲，一行完全被敵包圍。在戰鬥中我負重傷，尤祥少年也行跡不明。得悉後，聽說其祖父母、父母的悲傷用話語難盡，也牽動，紛擾著在野戰病院床位中呻吟的我的心。不久，我被送回國內療養，之後再也沒能和少年相會，但一直惦念著在戰亂，內亂的大陸生活的尤祥和其一家的安否。

图表3-15 登中尉と尤祥少年

十幾年前的一個夏天夜晚，11時頃，突然響起了電話鈴，此時間來電話者，定有急事。我急忙抓起話筒，電話對方傳來的是生硬的日語，夾雜著中文，問“登哥哥在不在？”從話聲中我立即判明對方就是尤祥少年。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其下榻的飯店。尤祥正站在大堂入口急切地等待著我的到來。不用說，少年早已成長為巍然的五尺男子，但幼年時代的面容還可一眼辨別。二人感泣淚橫，相擁至久。我與他之間，此時並沒有任何異國人的意識，感覺。真像見到的是生死離別的親弟弟。聽說分手後，少年在戰亂中一家離散，最後兄弟二人離開大陸逃脫到台灣，今天在台灣過著安穩，幸福的生活。與少年在戰鬥中離別後多年一直埋在心底的悔過，因此突然的再會，頓時煙消雲散[13]。（圖為登中尉與尤祥少年[14]）

尤祥是如何打聽到登中尉下落的? 回憶文章中沒有解釋，但留下了幾個線索。即1957年時才知道田島榮次郎去世之資訊。看下節可得知，居住台灣的孔子第77代嫡孫孔德成訪問日本，百方打聽曾保護曲阜孔家古跡的田島將軍和登中尉的下落，欲以致謝。此時孔德成才知道，田島已於1952年去世。但有幸在東京與田島夫人和登東洋夫相會。考慮在台灣的尤祥，通過媒體對孔德成訪日的報導，探聽到了“登中尉”的下落。不久，赴日實現了和“登哥哥”的再會。從時間推測應是在孔德成訪日後不久，尤祥30歲前後的事。

以上是前節敘述的田島遭難事件當時，同乗車的少年尤祥的故事。此類奇遇，美談，只有在戰後和解的今天才有公開傳頌的價值。不管戰爭中的敵我，兩個月間結成的人間友情，記憶，能越過戰火和國家間的敵對狀態延續至今。

尤祥為何家子弟？前記孔令煜於2月8日設宴的邀請書中，除七名日軍指揮官（部隊長）外，還有兩位中國客人的氏名，“尤澍岑”和“吳蕰山”[15]。 吳蕰山，字廷玉，是個暴發戶，並不是傳統的名士，曾任曹縣縣長。是佔領下在曲阜的頭面人物，任曲阜縣維持會會長，國內的抗日宣傳中是一位有名的 “漢奸”。此處出現的“尤（尢）澍岑”推測既是尤祥的祖父。 按登東洋夫的記錄，尤祥家人曾當過縣長。但筆者查過地方誌資料，縣長和主要官僚名單中並不見有尤姓人。尤澍岑之名出現在孔家的祭祀關係的場合，可確定為是孔教會的元老。與孔繁裕，孔令熙等被稱為“或盛朝遺老，或當代鴻儒”的“公卿”[16]。應是一位知識人的長者。尤家的住址，在曲阜“三省街（今轆轤把街）”[17]，駐曲阜田島部隊司令部設在尤家東院，尤祥少年推測是主人尤澍岑的孫兒。曲阜地方誌中記載的各時代名人中，還有一位在熱河赤峰等地任官的尤（尢）文田[18]，也是中華孔教總會會員[19]，但是否是尤家人尚不明。

2月13日的事件後不久，田島榮次郎升任中將調離崗位，登中尉也被後送歸國。3月14日，部隊南下作戰離開曲阜，所以當時的步兵第三十三旅團關係者並不知到尤祥的下落。為此，很長時間，登東洋夫一直受到良心譴責，後悔不該將孩子帶上車。按前節敘述的川軍排長潘近仁回憶，戰鬥中出現的這位“特別俘虜”“遊倫”少年，之後被送到川軍司令部保護，在聽取口供之後被安全送回曲阜。

尤祥與登東洋夫在東京再會後，兩人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田島栄治郎傳記》刊行的1990年，在登東洋夫的約稿下，尤祥寄來了如下一節文章。

圖表3-16 尤祥之照，應是後年寄稿時的照片

我家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山東省曲阜縣，此地為孔子的故鄉，保持有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教育水準高，民眾性情純樸。中華民國26年（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日軍進駐曲阜，登東洋夫中尉將我家的東院設為司令官田島先生的駐地。我當時還只是少年，兩人相識後經常被田島先生招待，一起進晚餐。在此我初次品嘗到日本科理的味道，感到十分新鮮。田島先生精通漢學，擅長書法，有一派溫和的儒者風格，可稱文武兼備。這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於民國38年（1949年）遷居台灣，同46年（1957年）接到田島先生去世訃報，不勝惋惜。回首過去，有隔世之感。今接到登東洋夫先生的信件，得知田島先生的後人為其作傳，書籍即將刊行之件，特此將我與田島先生的機遇一筆啟上。往事歷歷，欷泣難耐，致以衷心的敬意。

中華民國79年4月　尤瑞周（祥）。[20]

據登的記錄，與少年相會的1938年當時，尤祥8歲，在寫信的1990年4月，應已是還曆之年了。以上為逾越侵略和奴役的國家間，政治間對立持續了半世紀的人間友情的一幕。也許經過抗戰教育的國內人會說尤祥是小漢奸，但筆者認為，對8歲的少年來說，這種指責並不妥當。這應是一種區別於國家行為（侵略擴張）的人性美德，禮教美德的隱現。

第四節 孔德成與田島夫人的會見

圖表3-17 15歲時的孔德成 [21]

圖表3-18 到達漢口的孔德成主張 “自強不息，誓死抗日”

山東省淪陷之際，被蔣介石強行帶到武漢避難的孔子第77代嫡孫，18歲的孔德成也同樣，被迫離開故鄉時充滿了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月5日與夫人孫林君一到武漢，立即發表了“抗日聲明”，云：“此次倭寇侵我，摧殘文化，殘暴已極，吾人應自強不息，團結一致，誓死抗敵”[22]。之後孔德成赴重慶，又留學美國，抗戰結束前未能有機會回故居祭祖。一直擔心著故鄉古跡的保存。日本敗戰後1947年，時隔十年返回曲阜時，看到孔廟、孔陵形如原狀，被保護維持得完好無傷時，感慨、感激之情油然而起。日本業已敗戰，成為和平國家。此時的孔德成，相反萌發出一種對日本軍尊孔政策感謝的心情。

從叔父孔令煜等留守人員的話中得知，保護事業是進駐曲阜的田島榮次郎部隊長的政策，同時也打聽到了擔當“宣撫工作”的登中尉的名字。此時孔德成產生的一個意願即“若有機會赴日本，一定向田島將軍道謝”。孔德成和田島榮次郎並沒有過任何面識，但1957年10月，受日本道德科學研究所和廣池學園的邀請初次赴日時[23]，將與田島先生，登中尉見面致謝的內容也列入了行程。田島已於五年前去世，在登東洋夫的斡旋、陪同下，10月30日晚，在東京都內的藤飯店，和田島夫人實現了會見。並通過田島夫人對“細心保護孔家靈廟”的故人致謝（新聞記事）。有關兩者會面，登東洋夫有如下記載。

圖表3-19 1957年10月，孔德成與田島夫人會見

大概是昭和32年秋，舊友的每日新聞記者，向我當時工作的役所打來了一個電話。說“台灣的孔德成台大教授來日訪問，正在打聽你的下落，稱一定要見面問候”。我推測定是有關孔廟之件。田島將軍早已作古，所以和田島夫人聯絡，陪同她到麻布的藤飯店訪問了孔教授。教授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鄭重地對田島將軍保全孔廟的恩德進行了衷心的讚揚，致謝。孔子嫡系第77代孫孔德成氏，（日軍進駐）當時還只是一個18歲的青年，被蔣介石軍強行帶到重慶，一直思念著故鄉。戰後才得返回故鄉曲阜。據孔氏的所言，歸鄉之際最擔心的就是孔廟的保存狀態和損傷程度。見到古跡被保護得完好無缺如同從前狀態時，十分的感激，興奮。向當地的住民打聽，詢問，得知有田島將軍的嚴命，命令全部隊員細心守護廟宇，並且對住民也十分親切友好，住民對當時的日軍政策也十分感謝。從話語中也打聽到了“登中尉”的名字，當時產生的一個願望就是若一朝有機會訪日，一定要對田島將軍等人見面致禮（後略）[24]。

1957年來日時，孔德成37歲。時光流逝，33年後的1990年，《田島榮次郎傳記》刊行之時，70歲的孔德成又寄來如下書信： （日語譯文）

中華民國27年，日中戰爭之際，日本駐中國山東省曲阜司令官田島榮次郎先生作為交戰國的將軍，在中國儒家思想發祥地的孔子故鄉，對孔林、孔廟、孔府努力進行了保全維護。民國46年（1957年），我初次訪日之時，希望能和田島先生見面致謝，不幸得知先生已去世。但能榮幸地與其夫人會面。對半世紀前田島先生的所作所為，我至今仍感謝不盡。在先生後人為其立傳，書籍刊行之際，謹敬數語，以表示由衷的感慨之意[25]。

以上的幾個美談，與國內的抗日，愛國主義宣傳，民族仇恨教育的內容有隔世之感。筆者提起此佳話的目的也絕不是為了美化日軍佔領，更不認為此種美談能取代其侵略的罪惡。只是作為曾經也存在過的歷史的一個斷片揭示於世。遮掩揚棄的宣傳，並不能代表真實的歷史。借此，筆者還意在啟發一個將國家，個人區分而論的道理。即戰爭是國家間的行為，個人的戰爭犯罪，也應先追究發動戰爭的國家的責任，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作為一個人間，不管在哪一種國度都同樣，有血有淚，有同情和憐憫之情，標誌著人之本性的善良。文化也同樣沒有國境，優秀的文化有傳播於世界的普遍性。這種善良的人間，只有在國家的軍國主義思想教唆下，才會變為兇殘的戰爭機器。把普通的人間改造為軍國主義的“國民，皇軍”，驅使其在戰場為侵略賣命。使其變為殺人“鬼子”的責任，絕不在個人，民族性[26]，而在以“靖國”，“忠君愛國”為幌子進行思想教化的國家的貪欲中。戰爭起源於專制獨裁國家的貪欲，這是一個絕不能忘卻的歷史教訓。

[1] 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商務印書館，1985年，95頁。關於此論，大陸流傳很廣，互相傳抄，皆未出示過根據。筆者在日本也未查到高田建言的出典。筆者管見，梁容若之說出現最早。

[2] 「本邦人満支視察旅行関係雑件」、JACAR：B05015687900。

[3] 上海《申報》，1934年9月25日，9月27日。

[4] 據說孔德成藉故有病，避開了日人邀請（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傳》，115頁）。

[5]『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斯文會編、非売品、1936年、巻頭寫真。「綏來動和」之語，來自論語中「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一節。以孔子的仁義道德統治天下之意。

[6] 前出『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會』、1頁。

[7]「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開催ニ付助成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年四月JACAR：B05015962500。

[8]「山東省曲阜聖堂重修関係」、JACAR：B05015962600。　

[9]「孔子廟へ参拝する聯隊将兵」、前出『歩兵第六十三聯隊史』、313頁。

[10]《日軍歩兵攻佔山東曲阜》，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記念館蔵。

[11]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05頁。

[12]《孟慶棠書法 水墨紙本》，株式會社東京中央拍売展示品。

[13]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56-157頁、照片也來自同書插圖。

[14] 田嶋茂編『田嶋栄次郎追悼録』、私家版、156頁。

[15] 前出「曲阜淪陥後代理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取悅日冦邀宴名単」，孔府檔案8914、曲阜、孔子府檔案館。

[16] 陳梅湖《詩集》，非賣品，2014年，215頁。

[17] 《曲阜文史》第三輯，1984年8月，6頁。

[18] 李經野等篡修《山東省曲阜縣誌一》，民國23年，580頁。

[19] 第二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江蘇古籍出版，568頁。

[20]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63頁。

[21] 1935年，孔德成15歲時被中華民國政府賦予“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世襲職。此為奉職時照片。引用於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傳》一書。

[22] 《武漢日報》，1938年1月6日。

[23] 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傳》，162頁。

[24]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58頁。

[25]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61頁。

[26] 在中國國內，由於長期間對侵略者的仇恨教育，和抗戰小說，電影，劇本，文學作品大量氾濫的結果，出現了將侵略戰爭的責任推諉於日本人（鬼子）的好戰、殘忍本性的傾向。侵略來自“民族性”的認識最近在國內廣泛流行。批判，仇恨的對象也從侵略國家轉為個人（日本鬼子），民族性。此種偏頗的歷史認識掩蓋了國家的戰爭責任，成為今日民族和解的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