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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王銘章之死的傳言 2025-04-15 00:14:57



關於滕縣保衛戰的指揮官,川軍第一二二師長(兼四一軍代軍長)王銘章的死亡地點,現在大致有兩說。

一是王銘章在滕縣城陷落後於城內十字街指揮戰鬥中陣亡說。細分中彈死亡,和中彈後“自戕”兩類。也有以此發揮的登城督戰中死亡說。可認為是戰前各種記錄的通說,亦被台灣國民政府方面的正統戰史叢書《抗日戰史/徐州會戰2》所採用。

二是王銘章在突圍出城後,於西門外城濠附近被日軍城防火力擊斃說。此說的最初主張者是張宣武,起源於文革後的口述歷史,文史資料(回憶錄)泛濫的時代,現在已成為大陸戰史中記錄王銘章之死的主流。張宣武是當時的一二二師七二七團團長,滕縣保衛戰中3月16日,自稱被任命為“城防司令”[1](無證據)。按其自述,是滕縣東關保衛戰的指揮者,戰後又做了共產黨統戰部門的高官,有關滕縣保衛戰,其文章頗有權威性。

兩者比較,因前者的戰死說“光榮,壯烈”,而後者證實其在逃脫時死亡。所以劇本(如《血戰台兒莊》,廣西電影製片廠,1986年),小說等有宣傳色彩的作品多採取前說,但並不會是事實。下面分別考證一下兩種說法的起源,發展和變化。

1. 戰前的記錄——城內戰死說

在各種記錄中流傳最廣,對其他記錄影響最大的是戰鬥結束後第四天,1938年3月21日國民政府中央社電訊稿件《滕縣戰役經過》。有關王銘章殉國部分內容如下:

17日敵攻城之際,“王銘章師長以局勢危急,當率團長王麟,縣長周同等,登城督戰。我生存健兒,經王激勵,仍奮勇殺敵,有死無退,無如敵眾我寡,卒於十七日下午三時被其由東南城兩缺口登城,竄至西城,我趙參謀長渭濱,王團長麟陣亡,王銘章師長亦腹部中彈,旋以大勢已去,危城難守,即以手槍自戕,臨死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周縣長同越城逃出,當亦跌死”(《新華日報》1938年3月22日)

圖表5-1 《新華日報》1938年3月22日

此文章在戰前,曾被各種書籍,宣傳品轉引,期間也有一些小創新(如死亡前欲介護負傷的趙渭濱參謀長時中彈),但大體內容一致。特徵是滕縣城陷落後王銘章在城內指揮抵抗時壯烈犧牲。戰爭年代,國難臨頭,一般人對王銘章的抵抗行為多有讚嘆,少有人對細節挑剔,不像現代人那樣對英雄事跡情節執著。所以最初報道中雖存在許多錯誤和過度的渲染,如周同縣長墜城而死的誤報,滕縣守軍三千將士寧死不屈的描繪等,雖然不實,竟成為當時的通說。

下面另一個史料也是當時的記錄,為1938年5月發行的《津浦戰績》中一節。中雖然文字不同,但王銘章於城內巷戰中身亡的記載相同,稱:

敵兵進城後“我王師長,程副師長,王旅長,曾旅長等官員,正在師部磋商機宜,突然,守東門之張團長報告敵已進城,王師長即令張團長率殘部死力肉搏,其本人與師部所有官員,亦親出指揮,…演出了空前激烈的巷戰!結果,因敵人的自動火器已據臨城頭…王師長因傷重殞命”[2] 。

還有一個史料是1938年11月建立的王銘章墓誌,屬蓋棺定論篇,內容同斷:

…至十七日,攻尤烈,君知不可守,電孫軍長曰,“…職憶委座成仁之訓,及開封嘉勉之詞,決以死拼,以報國家,以報知遇,即率參謀長趙渭濱等,登陴〈牆>督戰,趙被彈洞胸,跪而泣,慰之,旋中彈,猶負創〈創〉指揮殺敵,續中數彈,乃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以踣”[3] 。

採用的也基本是中央社報道的城內督戰說。只不過“自戕”改為“猶負創指揮殺敵,續中數彈”。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出現了最初的王銘章“登城”督戰和死前介護趙渭濱參謀長的內容。此登城督戰,在城牆頂戰死說,之後也發生了不少影響。大陸方面1986年拍攝的《血戰台兒莊》影片,採用的即是城頭督戰時自戕說。其中的 “…職憶委座成仁之訓,及開封嘉勉之詞…”一節,應是配合軍委會公開的三封電報(參考前章)後加入的內容,以宣揚王銘章對黨國的忠誠。此後三封電報內容,一直伴隨著王銘章之死的傳說,成為記錄其為國捐軀事跡的不可缺內容。但是否是“砸毀電台”前的最終電報,見筆者前章考證(盡數被日軍繳獲)。

以上記錄為基礎,1966台灣出版的國軍戰史叢書《抗日戰史/徐州會戰2》中也如下記錄:

是時<王銘章發完最後電報後>,敵機及炮聯合轟炸,城內,火光沖天,槍聲四起,我軍仍繼續肉薄,死傷塞途,陣線交措混亂,王師長率參謀長趙渭濱等轉趨西城督隊力戰,旅長王志遠、呂康,副旅長汪朝濂,團長張宣武先後負傷,左右倖存無幾,王師長仍繼續前進,趙渭濱參謀長為敵彈穿腹,屢仆屢起,王師長趨前救護,慰問未竟,一彈直中腰部,乃仆地猶振臂狂呼殺敵不已,終以傷在要害,卒告殉國,臨危時,有敵兵數人慾趨前加辱,經王師長連斃其三…同時殉國者,計有副參謀長鄒紹孟,副官長羅辛申,副官謝哲明,參謀謝天塤,及官兵敵百員名,僅第一二四師稅副師長以身免[4]。

文章包羅了媒體記錄的精華,可以說是戰前 “城內督戰時戰死說”的一個集大成總結。

2. 戰後的修正—— 突圍時被敵擊斃說

問題在王銘章師長若真死在城裡的戰鬥指揮中,其屍體應被打掃戰場的敵軍(日軍)收容,可結果不然。滕縣戰後,打掃完戰場的日軍,在接收到中國國內的戰況報道前,一直不知道王銘章師長在戰鬥中身亡的消息。即至少在城內的戰鬥地域中,日軍並未發現王銘章的屍體。

相反,王銘章在城外中彈死亡的證言存在多種。不僅王銘章,其他各師的重要高官,存活者如稅梯青,王志遠,呂康等都是從城門脫走後才得以倖免。死者如趙渭濱,鄒紹孟等也被證實屍體所在地都在城門外。即川軍將領落城後在城內抵抗,集體殉國的說法並不是事實。下述王銘章屍體的搜尋經過,也核實了此點。

若仔細調查國軍內部的檔案記錄,不難發現王銘章等在撤退途中死亡的線索。最早有第一二二師《關於滕縣戰役的戰鬥詳報》,由代師長王志遠於1938年8月,按各種他人記憶作成。內容並不詳細,可靠,但記錄了午後3時滕縣落城之後,王銘章等多數川軍將兵從城內“西撤”途中,被西、南兩面城牆上“憑高四射”的敵火力殲滅致死的情景,稱:

…敵乘煙焰迷目,攫城甚多,占領西、南兩面,憑高四射。守軍終以彈盡援絕,傷亡甚重,被迫西撤。混戰之慘烈,師長之陣亡,殘局之危殆,部下之負傷,皆在此時間也[5]。

城內城外,雖地點不甚明確,但觸及到了部隊重要的“西撤”行動。即從唯一開口的西城門向城外突圍脫走的舉動。從日中兩方戰報分析,應有千名以上川軍將兵,前後以此方法逃生。此“西撤時犧牲”說的戰報內容雖屬補做,但時隔不遠,亦有許多佐證。由於和“城內堅持抗戰致死”說相互矛盾,出城脫走記錄當時又未公開,之後也沒有引起普通人注意。文革後,在文史記錄資料(回憶錄)創作盛行的1980年代,被壓迫多年重見天日的當事人國軍將領,通過文史資料的舞台紛紛出場作證,使王銘章之屍體在西門外城濠附近被發現的事實逐漸明了,迄今城內抗戰犧牲的定說亦開始動搖。主張和推進此新說的代表人物,即當時的山東省政協常委張宣武。

張宣武是王銘章師的團長,戰後沒有去台灣,受共產黨寬大留在川軍曾血戰過的山東省政協任職,文革後擔任文史資料編輯任務,成為最有權威的滕縣保衛戰的口述者和見證人。這也是張宣武說能成為新說代表,並被史書廣泛採錄的理由。先看一下1983年10月,張宣武回憶中的有關部分:

敵占領南城牆和突入東關之後,王銘章師長親臨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揮、督戰。南城牆上之敵,以熾盛的機關槍火力掩護其步兵從西南城角向我西城牆上守兵壓迫,同時敵炮兵又集中火力猛轟西城門樓,…以致西門和西門以南的城垣在下午五時頃落於敵手。南、西城牆兩面之敵,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擊,王銘章師長和他的幕僚,隨從無法在市街內存身,乃從西北角登上城牆,繼續與敵周旋。王命令在他身邊的師部特務連僅有的一個排,從西北城角向西城門樓之敵猛撲,企圖奪回我唯一的後方交通路的西城門,但,這一個排尚未接近西城門樓,即被敵之機關槍全數打倒。西城門樓之敵繼續向北壓迫,王師長此時不僅沒有還手之力,甚至沒有招架之功了。在此萬分危急的情況下,王師長迫不得已縋城出去,準備到火車站指揮一二四師三七二旅繼續與敵搏鬥。誰知他剛走到西關電燈廠附近,即被西城門樓之敵發現目標,一陣密集的機關槍聲,王師長和他的參謀長趙渭賓,副官長羅甲辛,少校參謀謝大塤,一二四師師參謀鄒慕陶以及隨從十餘人,同時為國捐軀,只有王師長的一個親信上士(忘其姓名)倖免於死[6]。

王銘章從西北城牆縋城而出,死在城外電燈廠附近,是張宣武說的主旨。起源應是多有證據的城外死亡說。但為了粉化不甚名譽的逃脫(撤退)行為,張宣武自己創造出了這個王銘章登城指揮反擊戰後縋出說。把從前已有的登城督戰說,和城外死亡兩說巧妙地摻和到一起,起到了即解明事實真相,又不損英雄光輝的一箭雙鵰的創作結果。只不過張宣武說雖完美,但並不可信。因為此僅為獨家口碑,不見縋城說的證據。難道是張宣武的自己的見聞?否。

張團(727R)在戰鬥中與王志遠旅長一同,擔任的是東門防守,方向相反,並沒有和從西門脫出的王銘章師長同行。其本人脫出城的時間自稱在滕縣落城之前21時(日軍記錄東門陷落時間為21時40分),地點是北城牆[7]。所以張本人並不可能知道有關在城西門外死亡的王銘章的任何舉動。

且城頭反擊後縋西城牆而出說,也頗為新穎,除張宣武外,之前四十餘年間並無任何人主張。所以諸如王銘章登上西北城牆組織警衛排反擊,企圖奪回西門,或之後縋城而出,到達西關電燈廠等內容,筆者考慮,應是張宣武為圓其王銘章於“西門外”死亡說,進行的一種想像性,創作性還原,編造,於1983年首創。並不存在任何證據,當然也不會是自己的見聞。儘管如此,其當時的地位,官銜和當事人之一的經歷,給予了此新說流傳的正統性,不久產生了一呼百應的效果,被抗戰故事引用。

張宣武回憶錄之外,同時期還有一篇重要文章,是1983年12月成都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的《抗日殉國的民族英雄王銘章將軍》(萬金裕執筆),資料來源於胡臨聰(第二十二集團軍參謀長),張宣武,翟紹先,萬培堂,徐誠,邱達壽等川軍及第一二二師多數當事者證言。可認為是各種有關王銘章師長殉國事件的集大成。有關王銘章之死的記錄內容如下:

當敵人突入東關之後, 王銘章將軍雄立滕縣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揮督戰。同時,西城南半部守兵死傷殆盡,占領西城門樓之敵繼續向北壓迫,將軍準備移至西關火車站一二四師之三七二旅繼續與敵搏鬥。至下午五時,西城南半部終陷敵手。占領西關城樓之敵,居高臨下,向剛行至西關電燈廠附近之王銘章將軍及趙渭濱參謀長,以密集火力射擊。使王銘章將軍身中數彈,立即倒地犧牲。隨同殉難者有參謀長趙渭濱及一二四師參謀長鄒慕陶,副官長傅哲民,中校參謀羅毅咸和謝世文,少校參謀張重和謝大薰,滕縣縣長周同等[8]。

此重量級資料佐證了王銘章於城外“西關電燈廠附近”犧牲說,但沒有符合一年前出現的張宣武 “縋城”而出說。不取張說的理由,考慮是其他複數當事者都從未提到過縋城而出,且僅以一個警衛排在城頭反擊日軍主力的說法也太離奇。且張宣武又不是王銘章師長的同行者和死亡見證人。即大V級的當事者,都對後輩的張宣武說不屑一顧。

3.張宣武說的流傳

首先呼應張宣武說的,是當時為七四〇團副團長的何煋榮,本人稱此時,被師長命令控制,奪取西門。何煋榮證言的根據性,在其和王銘章隨員李少昆的關係中。李少昆是王銘章貼身勤務,被認為是王銘章之死的唯一見證人。何煋榮雖未與王銘章同行,但稱自己曾接到過李少昆報告。

即縋城而出說來自李少昆報告。由於王銘章死亡的見證人只有李少昆一位,所以當事者李少昆的證言,在研究王銘章之死面頗受重視,也流傳較廣。問題在此前李初期的多次證言中,並沒有提到過王銘章在城頂指揮抵抗後縋城而出這一段子,比如1980年7月的口述中,只稱王銘章“出城行至西門外城濠附近,敵在城樓居高臨下,王師長身中兩彈”[9]

即可判斷,在張宣武縋城說未出籠時的初期證言中,李少昆並未提到過王銘章縋城而出。而之後1883年10月,已成為大人物,山東省政協常委張宣武說出籠後,何煋榮和李少昆等川軍關係者隨風轉舵,相繼變節。

李少昆在張宣武說出現後不久,開始向張說靠攏。1985年新都縣誌委的採訪中,李照葫蘆畫瓢,將張宣武的王銘章登城,縋城說添加到自已的新證言中,云: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且午後五時三十分,王師長在滕縣陷落後,與參謀長趙渭濱,副官長羅甲辛等十餘人登上西城牆指揮三六四旅旅部警衛排,向盤踞西城樓的日軍反攻,意在奪回西城門通往後方的交通要道,警衛排尚未接近西城樓,就全部壯烈犧牲。王師長決定縋出城去,到火車站指揮一二四師餘部與日軍繼續戰鬥…[10](下略)。

只不過此時還沒有張宣武說中的戰鬥細節。一面,由於李少昆的早期證言已被紙質化,流傳至廣,所以雖一處改口,但至今文史資料中留下的,多是已紙質化的初期證言。即脫出城說,而不是抵抗後的縋城說。

此時,巧妙地利用李少昆“新”證言推廣張宣武說的,是何煋榮。何由於是最初,也是唯一在當時接到過李少昆報告(自稱)的副團長,所以亦成為李說的代言人。1985年何煋榮等在《王銘章師長血戰滕縣壯烈犧牲的經過》[11]的一文中,開始迎合,主張張宣武的王銘章“登城,縋城”說,證據還是李少昆證言。但這次出示的是卻是“新證言”。稱“李少昆向我們報告”:

他〈指王師長〉因只有少數士兵,不能支援,乃率同師部參謀長趙渭濱,副官長羅辛甲及衛士等轉赴西門,企圖在那裡掌握到一些部隊後,繼續指揮作戰,殊知還未接近西門時,敵人巳完全將西門占領,正據城樓向我官兵四面掃射,他們不得巳又轉向西北門之間登上城牆,判斷形勢,正遇敵人側射炮彈飛來,王師長腹部中彈,幾名衛士用綁腿把他系住,縋下城來。這時,城外之敵,又向他們掃射,王師長繼續中彈,身邊參附人員和衛士除我一人外,全部陣亡。我眼見師長陣亡,立即把他的私章摸出,脫下他的大衣,掩蓋戶體後突圍出來[12]。

可見李的“新報告”(口述證言)與5年前所述的舊報告內容已面目全非。筆者認為,絕不會是李當時的報告,否則內容不會有兩種。是否此內容真來自李少昆之口也不明。李本身不識字,又隨風轉舵,不求節操,所以對“口述證言”也不難操作。此何煋榮的,所謂來自唯一見證人李少昆的“新報告”,遂為張宣武的縋城說充實了無中生有的“證據”,不久張宣武說開始流傳開來,並逐漸占據了上風。

張宣武的新說得勢後,又被其部下,勵志口述川軍抗戰史的濟南政協委員熊順義(一二四師的一個營長)的回憶錄(熊文對各種口述資料旁證博引,東拼西湊,又加入主觀見解,是現存有關滕縣戰役篇幅最長,內容最詳細,最不真實,也最具渲染性的文章,宛如滕縣保衛戰的活證人)等繼承光大(《悲壯之役》,92頁),現在已普遍被學界所承認,採用。比如最新2015年王貞勤《浴血滕縣:台兒莊大捷的序幕戰》[13],2016年林治波等《台兒莊大戰》中,照葫蘆畫瓢,採用的都是張宣武說。

筆者並不完全否定張宣武說,認為其中的王銘章城外死亡是正確的,只不過在導出其說時,為了維持王銘章的形象,進行過一些不必要的人為操作。也難怪,對於這種無節操的歷史敘述者來說,事實真相併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上級需要的宣傳效果。

4. 林治波,趙國章等著《台兒莊大戰》

上述林治波《台兒莊大戰》,形式不同於回憶錄,被稱是學術面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也使用了張宣武縋城說,文稱:

“王銘章決定縋城而出,到西關火車站指揮第一二四師第三七二旅繼續與敵戰鬥,誰知,剛行至西關電燈廠附近,遭到西門城樓之敵密集火力射擊”而身亡,後周同縣長也從城北趕來進行悼念演說後“擦乾眼淚,整好衣襟,然後轉身緩步登上城牆,長嘆一聲,墜城而亡”[14]。

圖表5-2 電燈廠(電燈公司)在西城外偏北城濠邊

林治波等的 “研究”,一面借用、沿襲張宣武說,另一面卻連“電燈廠”到底在何處的地理位置似乎都未搞清。電燈廠到底在城內還是城外?文意不明。從王銘章決定縋城而出後,途中在電燈廠附近中彈身亡,周同縣長也從北城先到王銘章死地(電燈廠)悼念後,始登城墜亡的文意判斷,林似乎以為電燈廠設在城內(從城中心十字街,或北城的順路)。可實際上電燈廠在西城外,緊靠護城河下。那麼此周同縣長到達現場後先悼念英烈,後登城自殉的順序應如何解釋?是在城內悼念後登城自殉?還是先出城悼念,後返回敵占區(城壁)自盡?

所謂的林治波“最新研究成果”,在此處還繼承了一個“周同墜城而亡”的最古老的錯誤。“周同縣長墜城而亡”的故事,第一報起源於前述戰鬥後四日(22日),中央社《滕縣戰役經過》的記者“周縣長同越城逃出,當亦跌死”的推測,為此蔣中正也有過對其殉國行為的表彰。但事後不到一個月,周同並未死之事實即被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等所掌握,澄清,並向蔣中正致電,“飭將該請恤案註銷”[15]。

即由於發現事實真相,周同縣長墜城殉國說不久即被軍委會“註銷”。此為戰鬥後不久,1938年4月12日發生的老事件。不到1個月誤傳即被訂正。但因為此事件情節頗有“愛國,殉國”情操,對為政者來說宣傳價值頗高,所以半個世紀後,又被部分御用“史家”,和只求譁眾取寵的賣文者從歷史的塵芥箱中翻檢出來再次加工,在今日的史書和抗戰神劇中復活。矇騙著億萬後人。

以上考證的要點,並不在王銘章之死地如何,而在欲說明一個研究歷史的方法。可見在此類被稱為“文史資料”的回憶錄中,當事者們不僅多憑空想像還原歷史,按英雄形象捏造歷史,而且還以口述來不斷地修正歷史,互相之間還互相抄襲,共享“成果”。最終的所謂“事實真相”也不是按可靠史料,而總是由權威者來拍板決定。王銘章到底死於何時何處?請看下節筆者的考證結果。


[1] 張宣武被任命“城防司令”一說,據筆者調查,無有任何當時資料的佐證。如集團軍戰鬥詳報,第一二二師戰鬥詳報等都無此記錄,僅出現在戰後張宣武回憶錄,或之後隨聲附和者熊順義等人的回憶錄中(《悲壯之役/記1938年滕縣抗日保衛戰》61頁,83頁)。從有兩個師部設在城內一點看,令一位團長擔任司令說也十分可疑。可能被臨時指名城東關防禦責任者,但不會是需要任命的“城防司令”。


[2] 《津浦戰績》,珠江日報社,1938年5月,55頁。


[3] 《王上將墓表》,傅雙無編《民族戰爭川軍戰績史料存要》,成都民族學會,1941年,50頁。


[4] 《抗日戰史/卷21/徐州會戰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6年,107頁。


[5] 前出《悲壯之役/記1938年滕縣抗日保衛戰》,24頁。


[6] 《滕縣戰役親歷記》《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169-170頁。


[7] 《滕縣戰役親歷記》《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171頁。


[8] 《抗日殉國的民族英雄王銘章將軍》《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成都市委文史資料研究會,1984年6月,11頁。


[9] 前出《悲壯之役/記1938年滕縣抗日保衛戰》,161頁


[10] 《忠骸歸故里——王銘章烈士衛士李少坤口述》《新都文史》第二期,1985年8月,14頁。


[11] 《川軍抗戰親歷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8頁。


[12] 何煋榮等《記王銘章師長血戰滕縣壯烈犧牲的經過》,四川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川軍抗戰親歷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78頁。


[13] 王貞勤《浴血滕縣:台兒莊大捷的序幕戰》,《黨史縱橫》,2014年第6期。


[14] 林治波、趙國章《台兒莊大戰》,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62頁。


[15] 1938年4月12日《李宗仁,李品仙致蔣委員長電報》,台灣國史館,數位典藏號2197A002-090200-000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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