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自筆者《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新版》羅文峪戰鬥一章】

羅文峪之戰，戰略面結果是二十九軍勝利，但戰鬥中二十九軍各部仍付出了慘重代價。據北平軍分會統計，宋哲元部死傷如下：

暫編第二師亡469名，傷537名，死傷共1006名。

第三十八師二二八團亡70名，傷130名，死傷共298名。

第三十七師（二一九,二二〇團 ）亡37名，傷105名，死傷142名。

合計亡576名，傷772名 。死傷數共1348名[1]

對比下，日軍方面記錄為 亡6名， 傷39名，死傷合計45名。死亡率比1/96 ，負傷率比 1/17。是整個長城各口戰鬥中，國軍損失最慘重的一次戰鬥。稱大捷僅僅是戰局方面的推移結果，從傷亡數字對比看，實為勉強。

第五節 日軍失敗原因及國軍的大捷宣傳

日軍的羅文峪作戰失敗原因，考慮有如下幾個要素。

1. 中國軍在數量，武器面的優勢。總兵員6000餘名[1]，4個團以上，約等於日軍4倍。

2. 後方補給面的優勢。羅文峪離遵化縣（兵營及兵站補給地）僅9公里。有公路運輸線，僅一小時既能將援兵派到前線。而日軍離出發地承德有120公里，沒有通車道路，山地道路火炮也必須馱載，為趕到羅文峪作戰，早川支隊在途中即花費了近4整天。當然，幾乎無法補充糧秣，彈藥（有運輸機一架在佛爺來附近補充的記錄，卻迫降，機體大破）。此點，和有後方道路的古北口，喜峰口戰場完全不同。發揮不出關東軍機械化作戰優勢。

3. 地形面優的勢。尤其是羅文峪，大毛山方面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所以日軍只能選擇山楂峪口兩側為主攻目標。地形不利，兵力，彈藥絕對不足，是早川支隊放棄戰鬥的理由。可認為也是關東軍和第八師團的戰略部署錯誤。接此教訓後，第八師團主動放棄了對條件類似的馬蘭關的攻擊。

4. 國軍的士氣。喜峰口戰鬥後，經軍內部表彰，媒體外部報導，第二十九軍大刀隊名聲大噪，被視為抗日英雄部隊。精神上和物質面的聲援，支持，捐助來自全國各地。羅文峪戰鬥正好發生在宣傳期間的高潮。宋哲元也有意利用喜峰口方面的大捷宣傳效果，來鼓舞羅文峪方面的戰鬥的士氣。雖宣傳內容不實，但效果確實對羅文峪官兵的士氣發生了一定有利影響。

宋哲元的對外宣傳

和喜峰口大刀隊夜襲戰同樣，羅文峪戰鬥的殲敵報告，也同樣是一場出色的宣傳戰。特別是此戰鬥中，第二十九軍第一次取得了戰略面勝利的結果。

有關二十九軍的戰鬥報告（包括喜峰口戰役），可稱存在兩個顏面。一個是軍內，作戰記錄的內部資料，另一個是對外宣傳的內容。前者目的是為了掌握戰局實況，運籌兵力，武器配置，或提取經驗教訓為將來參考，所以有務實嚴謹之必要。而後者目的僅僅是為了鼓舞軍民全體的抗戰士氣，所以不管事實如何，勝利報導中殲敵戰果越多越好，所以兩者間出現巨大差距。下面比較一下有關羅文峪戰鬥的兩種數據。

先看一下軍內記錄。有關日軍部隊的人員，武器裝備，北平軍分會《長城各口戰鬥》中稱：

據興隆縣坐探報稱，雙廟之敵系日本第三十一聯隊早川部，約步兵十二連，騎兵二連，炮兵一連，炮四門。平射炮一連，機關槍二十餘挺云云。[2]

17日午前0630“據偵探報告，快活林，前丈子一帶已發現敵步騎炮聯合之部隊約兩千餘人有向我羅文峪山楂峪前進之樣”（同36頁）。

“敵與我此方面作戰之部隊為早川大佐所指揮第八師團第三十一聯隊為基幹並附山炮二十餘門飛機一隊（約戰鬥機及偵察機十二架）”。（同39頁）

即早川支隊是步騎炮聯合的一個聯隊，約2000名。此數和實際（約1600名）並無大差。武器方面掌握的也較準確。下面再看一下宋哲元對南京軍委會的戰地報告，雖最初情報不明時有誇張，但隨着情報的增多，準確性提高，錯誤數字被修正。

3月19日，宋哲元曾報告 “據俘虜供稱該敵系卅一聯隊及第八聯隊之一部加以蒙韓偽軍共計八九千人並附汽車五十輛裝甲車三輛飛機五架…”[3]

3月24日， 宋哲元在南京呈報羅文峪連日戰鬥經過情形時，再稱“敵以早川大佐率第八師團之卅一聯隊及炮兵第八聯隊之一部約千餘人附汽車飛機”。

兩則都是對南京軍委會的內部報告。前者是引用俘虜口供，敵情被誇大是有情可原的，反正未出自家之口。後者（5天后）是敵情偵察報告，可見已經掌握到較準確程度。來犯羅文峪敵部隊人數被修正為“千餘人”。且其中也不像對外的宣傳內容那樣，隻字未提殲敵戰果數字。僅稱 “敵因傷亡不支，於皓辰向半壁山潰退，獲得日本旗子偽國地圖支隊命令等物甚多”[4]。

再看一下軍內部的基礎史料，北平軍分會1933年製作的《長城各口之戰鬥》。有關戰果，統計表中除了第二二八團記錄俘虜敵官佐1，士兵22名的數字外，並沒有記錄殲敵數據存在。只在戰鬥過程敘述中散見 “死敵一二百人”，“此役斃敵三百餘人”（36,37頁）等零星的，不確實描繪，應來自下級部隊的戰場報告，屬於非正式數據。不統計敵傷亡數的理由也很簡單，即無證據。由於日軍自主撤退，第二十九軍未能打掃戰場，所以也不可能有敵軍的死傷統計。

以上是內部的戰史檔案內容。可稱都比較嚴謹。下面再看一下對外宣傳內容。同為宋哲元本人還有另一個對外的顏面。

羅文峪戰鬥剛剛結束，3月20日，宋哲元回到第二十九軍駐北平辦事處，午後2時，在各界眾多的記者面前，發表了《宋總指揮招待報界報告克敵詳情演詞》（講演）。當然要提起剛剛全面獲勝的羅文峪大捷，宋云：

（喜峰口）敵人進攻即不得逞。十六日晨。以五千人之眾。偷擊羅文峪。其中正式日軍約有兩千。其他為朝鮮蒙古熱河各雜色部隊。第一日晚攻擊未能成功。第二日自清晨六時起。至晚六時止。敵人完全用重炮轟擊。占領一高山頭。夜間我方派兵一營。抄襲敵人後方。敵不支退去。我軍遂又將山頭奪回。 白天敵人又想來奪。我軍奮勇死守。雙方刺刀肉搏數十次之多。我方又加上劉汝明師生力軍一部作戰。至十九日為止。敵人傷亡。又有二千名左右。已自動向後撤退十數里。[5]。

在此出現的羅文峪之戰，開始時間變為錯誤的16日，敵軍為五千人之眾，結果殲敵二干余名。此對媒體公開的3日間激戰，殲敵2000餘名，後成為一個羅文峪大捷定說。戰後又作為歷史證據，被大陸的戰史研究者納入學界的戰史記錄中。

一面，宋哲元的講演並不是在信口開河。內容有一定根據，來自何處？若核對當時的媒體報導，可知都來自第二十九軍宣傳口對媒體提供的前線戰果速報內容。如以下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可見消息來源記載為“軍息”。

（中央日報20日）中央社北平十九日電軍息羅文峪之敵為日軍三十一聯隊及第八聯隊之一部，系鈴木旅團所屬，加以蒙韓偽軍共約9000餘人，並附有汽車50餘輛，裝甲車3輛，山炮4門，平射炮6門，機槍20架，系由朝陽平原繞道而來之生力軍，銑（16日）晨敵騎先頭部隊開始向我羅文峪陣地猛衝，激戰多時，被我守兵擊退，晚八時步炮聯合復一齊猛烈進攻，我軍迎頭痛擊，斃敵甚多，迄筱晨，敵更以主力向我山查峪口陣地同時猛攻，我軍奮勇抗戰，白刃相接，血戰終日，陣地得失，往復十餘次，是役我李曾志團長負傷，其餘官兵傷亡亦眾，巧（18日）夜十二時，我軍以當面之敵頑強過甚，急派有力一部星夜繞擊敵後，水泉峪附近之敵，因左側背受我威脅，於晧（十九）清晨紛紛向後潰退。

下面是媒體按宋哲元講演和軍宣傳口提供的戰果報告編寫的宣傳冊子《長城血戰記》[6]中羅文峪戰鬥一節的內容。有關敵軍數量：

（日軍）抽調早川止第三十一聯隊。第八聯隊長瀨。谷義一兩部。附騎兵一連。裝甲車三輛。山炮四門。平射炮六門。機關槍四十架。飛機二十餘架。聯合蒙鮮偽軍兩旅，共萬餘人…向羅文峪關外挺近。（ 34頁）

有關殺敵數，稱：

16日“斃敵甚多。我軍亦死傷七百餘名”。 17日“戰至下午二時，卒將敵之第一道防線擊破，斃敵千餘名，生擒敵指揮官三人。…三時許。續將敵二道防線擊破。…敵吉田少佐。死於此役…我軍本日。死傷約三四百人”。 18日敵“復調步騎炮協同部隊約三千餘人。…向我羅文峪山渣峪沙波岡猛衝。…（我軍）待敵接近。揮刀猛砍。格殺無數。並活捉其騎兵大尉一人。…血戰肉搏。歷五小時之久。敵向我猛攻十三次皆被擊退。是役斃敵約四五百名”。（ 39頁）

另有我軍夜襲“砍殺敵人六百，虜重機關槍十一架”， “計敵因被砍傷亡者百數十名。重機關槍虜十一架。破壞五架。抬回六架”。內容，等等。（40頁）

圖表9-15 《長城血戰記》第二版（照片版）此媒體公開的宣傳冊子，現在成為國內長城抗戰研究學術的依據

其中 “砍殺敵人六百，虜重機關槍十一架” 等消息源，均來自“中央社北平十九日電第二十九軍駐平辦事處”對外發表的“晨十時接前方電話報告”。

再看一個貌似戰史檔案的《華北軍第三軍團抗日戰役陣中日記》內容，更為虛懸。首先記錄了前述無中生有的16日殲敵數百名的激戰，17日戰鬥又稱晝間，突破敵兩道防線，“斃敵千餘名，生擒敵指揮官三人…敵吉田少佐死於此役，我劉營士兵傷亡奇重”。夜間（王合春）大刀隊夜襲，迫使敵向北潰退。“是役王營長陣亡，士兵傷亡三四百名，敵較我傷亡在五倍以上”。“現在羅文峪口山渣峪一帶與我作戰之敵兵力約有五六千人之譜” [7]。18日戰鬥記載要約如下：

敵兵3000餘，晨一時猛攻山楂峪口，劉師長親率兵應戰，殺敵無數，敵倉皇向後潰退。午刻，敵更大之部隊再次攻擊十餘次，皆被擊退，“是役斃敵四五百名，我傷亡亦百餘人”。晚十一時，敵以全力再次猛攻，李金田旅由沙寶峪口向敵側背繞攻，祁團長復自左翼向敵背後出擊，劉師長見敵動搖，令各部全線出擊，血戰竟夜，將三岔口，快活林，古山子，水泉峪，馬道溝一帶完全占領。是役敵傷亡千餘，並獲機槍十一架…敵受重創，全線狼狽潰退[8]。

到此還未適可而止（戰鬥實際上18日結），甚至繼續創造出莫須有的19-20日戰鬥：

侵犯羅文峪山碴峪口之敵，連日經我痛擊加李祈（祁）兩部昨夜繞攻，損失甚鉅，士氣大餒。至今晨〈19日〉二時敵拼命與我格鬥肉搏，血戰至午時被我砍殺數百，敵遂狼狽向半壁山佛爺來潰退。十時敵復調雜色一旅及三十二聯隊向我羅文峪口，山碴峪口，冷水頭口，大安口，馬蘭關口進攻，激戰終夜，卒未得逞，至拂曉（即20日）全線退去。我第一團乘此時機掃清戰場得敵銅盔百餘個，並在敵陣亡之島村大佐身上搜得滿洲地圖，日記並敵軍第三十一聯隊由承德向羅文峪出發之命令等。計此役敵傷亡大尉以上軍官八員，內有吉田，早川兩個太（大）佐，我軍傷亡甚微[9]。

資料雖冠《陣中日記》名，從內容可知是日後編纂的對外宣傳內容（戰功記錄）。和《長城血戰記》，《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等類同，都出自軍參謀長張維藩和其文人寫作班（北平東方學社孟憲章）之手。據研究者X氏的對比羅文峪戰鬥記述內容的考證結果，先出者是孟憲章編《長城血戰記》（3月26日初版）內容，實際上是對各媒體報導內容的剪切，以“軍息”對外宣傳內容為中心構成；以此為基礎加入部分軍內報告資料，戰鬥要報後按日期改寫完善的內容是張維藩編《華北軍第三軍團抗日戰役陣中日記》；在此《陣中日記》基礎上張又進行進一步刪改潤色的是《陸軍二十九軍長城戰役經過》。而《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上冊）內容，則是後年經宋哲元之女請求，對張維藩《陸軍二十九軍長城戰役經過》的全文轉錄。貌似越改越真實有據，實際越改越乖離歷史。由於與事實不符，且錯誤謊報連篇，所以記錄長城抗戰的國軍檔案《長城各口之戰鬥》，和之後的正統戰史，並未採用此第二十九軍系列資料中的內容。但在國內民間，伴隨着不朽的大刀隊抗日神話，此故事至今仍流傳甚廣。

如上所述，羅文峪戰鬥戰鬥進行中，或剛一結束，殲敵2000名的大捷說已被第二十九軍的宣傳喉舌對外公開。並通過宋哲元的記者招待會講演，媒體報導，第二十九軍的戰鬥記錄等，流布於全國各地。而實際死亡比90對1的慘烈戰果，在台海兩岸至今無人所知。

第六節 歷史的繼承方法

以上，對比了軍內，軍外記錄報導，指出來自內部的戰鬥記錄和對外媒體宣傳之大差。內部的戰鬥記錄，根據電報，命令等編成，雖然也會有誤但方法一般都比較嚴謹。而對外宣傳中出現的內容全般都有大幅度人為的渲染，誇張。由於內容明顯不實，對於後者，經過史料鑑別，批判的戰史研究等一般都不予提及，採錄。但一般普通民眾，可接觸，信賴的多是這類流布於媒體的“大捷”消息。問題在之後的戰史研究和歷史記錄，到底繼承的是哪一種？是內部記錄，還是對外宣傳？下面分析幾種後出的戰史記錄。

上世紀60年代於台灣編纂的國軍正統戰史《抗日戰史13/灤東及長城作戰》，基本嚴格繼承了1933年北平軍分會編史料集《長城各口之戰鬥》內容，稱羅文峪之敵為“步騎炮聯合之敵約二千餘人”。戰鬥17日開始。結果為敵突然發射煙幕彈數十枚後，向佛爺來，半邊山自動退去。記錄了自己方面的損失數（第二十九軍在整個冀東作戰中的死傷失蹤總數為4631名[10]），但沒有觸及到任何殲敵數字。比較起來是迄今所有戰史中最中肯，嚴謹的記錄。

而國內（大陸）的戰史中採錄的卻多為《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或《長城血戰記》《第廿九軍華北抗日戰鬥經過》等第二十九軍推出的宣傳內容。比如江紹貞《長城抗戰》稱：

3 月15 日，日軍早川支隊第31 聯隊附騎兵一連，山炮4門、平射炮6 門，機槍20 挺，經壽王墳、雙廟、半壁山之線南進。16 日拂曉，日騎兵向我羅文峪正面進行攻擊，企圖先將該地最險要之三岔口占領。...隨後日炮兵部隊集中炮火轟擊羅文峪城垣，敵步兵在炮火掩護下猛烈進撲。我軍據城垣及碉樓為陣，雙方展開拉鋸戰，...是日晚8 時，日軍再以步炮聯合部隊發起進攻，同樣被我軍擊退。”…“於17 日晨8 時起，集合步騎炮聯合部隊約三四千人，由半壁山分向羅文峪、山查峪、沙寶峪三處同時發起進攻，先由炮兵猛烈發炮，繼由20 余架飛機低飛助戰”。 “此役打死打傷敵官兵百餘人，繳獲重機槍11 挺。[11]

採用的是《長城血戰記》中，宋哲元的16日開戰說，和第二十九軍駐平辦事處”對外發表的內容（繳獲十一架重機槍等）。 雖然敵軍數，戰果方面都有誇張，但比起國內其它幾個專著，還算是一例有部分謹慎之處的記錄。特別是“此役打死打傷敵官兵百餘”（非殲敵2000名說），很可能是參考使用了日軍的戰史檔案。

第二例，看余子道《長城風雲錄》[12]

16 日凌晨，敵先頭部隊騎兵，沿半壁山開始向羅文峪正面發動進攻。...戰鬥之烈，實不下於喜峰口，卒將敵擊退。“17 日，日軍步騎炮聯合部隊三四千人，由半壁山分向羅文峪、山查峪、沙寶峪進攻”，18 日，日軍再次發動猛攻。劉汝明親率第一團手槍隊應戰。…雙方“血戰5 小時，敵猛攻3 次，皆被擊退。殲敵四五百名。我王合春營生還者僅70 餘人。

也採用了《長城血戰記》中，宋哲元的16日開戰說。大多內容引用的是前述第二十九軍對外的宣傳材料，和其匯編的《二十九軍長城血戰記》一文內容（見39頁）。但數字上有斟酌跡象（並未採用殲敵兩千之說）。

第三例，鄧一民《長城抗戰史》（153-155頁）

3 月15 日夜，由日軍步兵第四旅團（鈴木美通）之步兵第三十一聯隊（早川）、步兵第五聯隊（谷儀一），附騎兵若干，裝甲車多輛，聯合蒙鮮偽軍兩旅，共五六千人，先後到達半壁山一帶。

17日 ，“是日午前，日軍以步炮聯合約五六千人，在20 余架飛機掩護下，向羅文峪、山楂峪發起猛烈進攻”。 “是役激戰一晝夜，敵我血刃相搏不下20餘次，日軍傷亡甚重，其吉田少佐被擊斃。劉師除王合春營長、張勳賢連長陣亡外，總計官兵傷亡四五百人”。

“ 18 日午前2 時，侵犯羅文峪、山植峪之日軍，復調集步騎炮聯合之兵力約3000 餘人…”“經羅文峪三天鏖戰，日軍損失慘重，估計日軍兵力由出發時的5000 人減少至3000 餘人，日軍傷亡大尉以上官佐8 名，內有吉田、早川大佐，已無力發動新的進攻”。 “不可一世的早川支隊，遭此重大打擊後，軍勢一服不振，在以後的長城作戰中，早川支隊已銷聲匿跡。”

此文幾乎完全繼承了宋哲元的對媒體講演，和《長城血戰記》，《第二十九軍華北抗戰陣中日記內容》。以上戰史記錄，在敘述中都旁徵博引，貌似學術書籍，實際也作為權威性的長城抗戰學術專著出版。但使用的材料，絕大多數都是第二十九軍的對外宣傳內容。目的也很明顯，此類黨人編寫戰史目的不是為了糾正錯誤，求真求實，而是站在民族立場上宣傳抗戰的大捷，勝利。

何謂檔案，何謂史料批判，何謂學術研究，何謂政治宣傳？可見很多國內的抗戰史研究者，出於對所謂的政治立場，黨性，民族氣節的忠誠，長技、熱心於對民族抗戰的渲染頌德，相反對學問研究的最基礎原則都不能恪守。歷史研究者不去研究檔案記錄，而將宣傳中的不真實的糟粕繼承下來，並作為事實，寫入史書，用於教育，結果更促進了各種誤謬的流傳。成為今日抗戰史記錄中的一種病理，通弊。遺憾的是，今日能受到法律保護，成為所謂“國家認同建構”下“民族記憶”一類者，大多都是此類歷史垃圾。

[1] 北平軍分會《北平軍分會陣中日記》，1933年，15頁。（《抗日戰爭史料叢編：第三輯》第二冊所收）。

[2] 前出《長城各口之戰鬥 》第四章《羅文峪方面戰鬥經過》，35頁。

[3] 台灣：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07-061

[4] 台灣：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13-409

[5] 北平東方學社《宋哲元部二十九軍長城血戰記》，1933年4月，2頁。

[6] 北平東方學社《宋哲元部二十九軍長城血戰記》，1933年4月。

[7] 《長城抗戰檔案匯編》1-239-241頁。

[8] 《長城抗戰檔案匯編》1-247-248頁。

[9] 《長城抗戰檔案匯編》1-252-253頁。

[10] ?《灤東及長城作戰》，11頁,35頁。

[11] 江紹貞《長城抗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101-103頁。

[12] 余子道《長城風雲錄》，上海書店，1993年，102-1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