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 ——中國的經濟學革命就要來了?
錢 宏（Archer Hong Qian） （無黨派人士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長）
小編按：據了解，作者此文從2013國家制定“十三五”時構思，本為“十四五”準備的思想語料，然“十四五”現亦過去了，如果有“十五五”，但願此文所述，有所裨益，故而舊文重刊，以饗讀者。 2023年12月8日於溫哥華
海因里希·海涅說：“思想走在行動之前，正如閃電走在雷鳴之前一樣。” 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 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行的力量。 一個體認共生法則的社會，才能無阻隔地融通世界，化干戈為玉帛，變腐朽為神奇。 一個踐行共生智慧的公民，才能發揮好生命自組織靈動力與外連接平衡力，付出代價最低，而獲得幸福度和尊嚴感最高的生活！ 關愛一切眾生的大慈航、洞察萬法實相的大智慧、彰顯普世幸福的大格局，一視為仨，全息共生。 ——摘自《共生場論：共生史觀、民族本位主義與公民共生體》 一、突破資源貨幣化經濟學思維 二、相約共生，改變世界 三、三大經濟形態的新格局 四、我只有一個問題 五、中國現代化新路線圖 
一、突破“資源貨幣化”經濟學思維 發展和崛起的真正含義，是從提供產品，到貢獻思想。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要想永葆價值創造的活力與自處高貴的尊嚴，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哲學思考！ 馬克思曾經發現，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這是因為，人的存在，在其歷時性上，是基於人的精神體能，人的精神體能表現為人的生命自組織力；在其共時性上，人的精神體能及其生命自組織活動，廣義上無時無刻不處於大自然生態自組織、社會生態自組織當中，狹義上離不開政府自組織、家庭自組織和群團自組織的互聯、互助、互動；因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福祉，有賴於發揮勞動者（公民）生命自組織力、社會自組織力、政府自組織力“三大自組織力”相互作用，和合共生（參看錢宏：《破解GDP迷局，彰顯GDE格調——美麗中國，五位一體，生態統領，共生為魂》http://t.cn/RVfno15）。 但是，中國現行“資源貨幣化”集約的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政策實踐經濟學思維，與中共十八大“走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大戰略，亦即與“三大自組織力相互作用和合共生”的現實訴求，似乎存在“兩張皮”的問題。最近《上海思想界》刊文報道中央黨校召開高端思想論壇，《八問中國思想形勢》中的八個問題，也無一不是指向“兩張皮”的問題。還有“上熱下冷或下熱上冷”的問題，而且，“新常態”已經提三年了，可眼下的情況，“按下葫蘆浮起瓢”且“吃力不討好”的事，倒似乎是一種更真實的新常態。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這種情況與我們現行的經濟學思維方式與現實價值取向有什麼關係呢？有沒有頂層設計過度而底層驅動 二、相約共生，改變世界 什麼叫共生思維？共生思維當然離不開共生思想，是共生哲學的方法論與價值論。簡單說，共生思維就是，承認世界社會（人、事、物）生態系統是自組織的前提下，在認知和參與兩個函數間找出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張力，以克服現行系統思維先天不足和天花板，進入熊彼得式創新的趨零邊際成本的全生態共生社會。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叫“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小眾樂樂不如大眾樂樂，而眾樂樂、大眾樂樂又不壓抑小眾樂樂、獨樂樂”。 所以，以共生思維觀之，當我們表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用不着象搞人類價值概念統戰似的那麼複雜而麻煩，只要嚴格嚴肅嚴厲篤行“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Live and let live）一句話足矣，關鍵是以此反思、檢驗我們已經做的、正在做的和將要做的事情。這樣，共生思維不僅解決了“兩張皮”的問題，而且，在“認知和參與兩個函數間找出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張力”，亦即處理思想與現實關係的出發點與目的地，並以此作為我們國家政策性（治國理政）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的準則圭臬。 在渴望特權和改造他者的邏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將要走到盡頭之時，作為人類認知與行為約束條件的一種全息生態社會共生場的賀洛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已經悄然登場。值此人類歷史全球性大變局的前夜，引領東西方前行的大成智慧聚合變化迫在眉睫。 中國的群經之首《易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美籍華裔哲學家方東美將此解釋為“生生之德”。那麼，何謂“生生”？生生，可有兩解：一是動賓結構，生是生的源泉，生出生且活的事物、生的狀態、生的結果，讓生活成其為生活的原因，創生、再生出創造性的人、事、物（天、地、人，你、我、他），可用英文表述為Creative Creativity，即生生之德，亦即哲學本體論意義上的“生命之源，共生一體”（事物共襄生成的過程，多歸源為一，many unifying into one）。二是並列結構，是動詞，生而復生，互助生、互換生、迭代生、生生觀照、生生不息、向死而生向生而死，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共襄生成過程；也是名詞，生和生並生、關聯生、偶合生、生與生交相輝映，用英文表述為Live and let live，即“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即哲學認識論、倫理學意義上的“一視同仨，和恊共生”。 生生之德，又稱共生之美（Creativity in Beauty），即指天地人、人事物、你我他（她它祂）共襄生成的過程。因而，共生是賀邏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亦即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生態文明”的靈魂，共生，是“全息共生”的簡稱。 共生乃天地之原德，天地之大美。所以，共生即是天道的法則，誠實地遵循共生原德天道而行，就是人德亦即人道的法則。有了這個“生生之德”，聖人就可正確地安其“位”，“德配其位”和“位配其德”地參贊天地化育萬物，定出天道人道的本位，及其陰位（亦即勢能）和陽位（動能），本、陰、陽仨位一體互聯、互動、互助，形成生生不息的自組織靈動力，實現可持續發展，進入生態文明建設。 由此，我們意識到：德無中外，生而有道，道無古今，悟在當下。當代人類註定要重建“範式”，而非從現行範式中去找安身立命之所（現成範式，包括西方中心主義、華夏中心主義、東方神秘主義）。共生，作為一種普遍法則和智慧，無論在當代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藝術家、建築設計師、工程師、教育家、政治家、管理學家……的探索中，還是在自然、人類（婚姻和體育運動中最典型）、生物、宇宙天體的實際運行中，都不難找到具體印證。而且，人類現有的創造力和技術能力，已然到了“不共生，則可能共死”的對抗極限的臨界狀態，所以，共生不僅在理論上是充分的，而且在現實中是全球全人類必須的約定範式——全球共生，即是一種具有普惠價值的思維方式與約定範式！ 我們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共生起源 （Symbiogenesis），是大自然成就人、事、物生生不息的基本法則，按照共生起源的法則，人類再不可陶醉於自我創造的各種系統特權，而必須承擔起作為大自然孩子的歷史使命：“超越小圈子，彰顯大格局”，一邊繼續認知、參贊世界的非生物與生物循環，一邊在認知、參贊生物與非生物循環的語境中交互主體競相適應、合作互助、各美其美、美他（人）之美、美美與共、生生不息、贖福共生。 一句話，依據共生法則處理人、事、物的關係，以最低的資源成本獲取最高的幸福度（指數）效能，就是我們提倡的共生思維（參看程一恆 豐子韓 沈小芳 錢 宏《贖福共生，普惠全球——一種能夠拯救西方理順東方的全新思維》http://t.cn/RVt9N7U）。 儘管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我們都是大自然的孩子，人類的一切創造都是仿生學，但是，遵循共生法則的共生思維，依然可以驅動各種“方便法門”的創新。在長期的競相適應與合作互助中，一些好的相對穩定的適應性、互助性的方式方法漸漸固定下來，經過不斷進化、優化、整合，形成了我們今天稱之為傳統、定勢、模式、科學、文化的東西，也就是我們說的系統思維。 系統思維，是人類這個大自然的孩子創建人造物化世界使用狹隘孤立的仿生功能的方法，採取簡化了的科學模型的特徵，是典型邏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足跡的演繹。也就是說，系統總是相對於一個系統性“參照物”而言，經過系統簡化了的約定、排除、設置邊界（約束）條件，並以簡化了的能夠以數學模型表示的關聯性，來外延和演繹獲得參與生物、非生物資源循環的轉換利用，為了達到相對穩定的可控制（能效與能耗）、可集約、可複製繼續簡化的結果。系統思維，富有簡單之美。 顯然，系統思維是共生法則生生之德的一種方便法門。但是，任何方便法則，在源頭上都有其不完滿性，在展開過程中有其多重瓶頸或天花板，衍生的結果有其局限性。系統思維，由於具有明顯的價值選擇偏好性和對於環境的適應性，所以，在人類進化進程中，系統思維必然會在系統的“輸入”（信源）口過濾掉它認為不必要或多餘的東西，比如語言、文字的多音、多義、多形的豐富性、能指性、變異性、差異性，而選擇其能指性、專門性、穩定性、同一性。這樣有利於“加工”（信道）優化、整合，有效率地“輸出”（信果）服務（產品）價值，卻省略了語言的文化內涵的豐富性。 但是，社會進化每走完一種系統性範式，或者環境、時代發生突變，就需要經過同一性（效率）與差異性（公平）等等的多重迭代、改變、蛻變而自組織共襄生成新的範式。這種情況，甚至在一種範式的演繹過程中，也在微妙地發生着，如果一味求同，甚至世界大同一體化，不給差異性留有餘地，保存人、事、物種的多樣性，以適應突變，修復系統機能，系統必然走向死亡（這是包括天堂與地獄、共產與私有、大同與小康二元對立同一等烏托邦悲劇在人間上演的終極原因）。這裡，我們再次看到公元前8世紀東方偉大的思想家伯陽父“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共生智慧之光！ 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且能不斷優化、整合的創新，是系統思維及其理論（無論簡單系統，還是先簡單後複雜的超序系統），是城市化-新型城鎮化-智慧城市集成化的根據，而且，在忽略了或將大量自然成本、人文成本、身心靈健康成本作為“沉沒成本”的情況下，城市生活，也被多數國家、地區的人們認為是幸福度效能最高的生活方式。以至於成為科學家、政治家、企業家們對自己、對世界、對人民獲得幸福的莊嚴承諾。 但是，一切方便法門，都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代價（如系統思維的信源、信道、信果的局限和代價），“沉沒成本”不可能真的“永遠沉沒”。在一種系統思維框架和約束邊界下，優化只能專注單一瓶頸，整合的子系統只能簡化，效能的增長不可持續。比如，物流（實物運載子系統）是綠色有機食品安全與農業現代化的瓶頸；環境成本、社會成本、健康安全成本轉移問題，是能源政策中化石能源、核能、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等）分配比例，能源供應保證體系的局限；土地資源、政府公信力、文化聖域，是發展高鐵等超高速運載工具的極限（利用政治經濟強勢博弈搶別人的高科技創新成果，“貪天之功為己有”，導致跨國跨境技術合作困境和誠信危機）；心路不通、價值衝突、利益切割，可能暴發互聯網、物聯網的重大危機（出現基地組織、ISIS等極端組織、黑客組織。巴黎爆炸、比利時爆炸案製造者都充分利用了互聯網、物聯網信息傳遞擴散優勢）。 一句話，中國面臨的產業轉型、結構調整（遠遠不是主流經濟學家投資、內需、出口增長比重問題）、需求側改革或者供給側改革、政府職能轉變、依法治國、一帶一路、區域合作、生態文明建設等等，都面臨從單純資源優化整合的系統思維，轉換到資源成本最低國民幸福度最高的“資源生產力”的優化上來，多重極限、局限、瓶頸，非有共生思維不能為功。因為，只有贖福共生的全球共生思維，是當代人類亦即中國與世界了解、處理、解決當今世界各種簡單系統和複雜系統的問題與創新，實現生態文明形態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的關鍵入口，是拯救西方、理順東方的大成智慧。 共生思想與生態文明建設現實之間，是一種天然契合的關係，而且，前面提到的索羅斯發現的不確定性原則和開放性原則，正好構成共生思想處理生態文明建設問題中的兩大智慧條件。 第一、索羅斯發現的不確定性原則（易錯性、反身性、非獨存性、變量性的歷時與共時性相互作用），是共生思維之所以必要必須的條件。 正是“不確定性”的存在，為我們心靈的自由與探險提供了挑戰、空間與可能，讓生活在永葆懸念中獲得新意、情趣和美感，穿越諸般不確定性去建立交互作用，是從量子糾纏到男女戀愛生產富有魅力的源泉，一切新的智慧與創造，皆源自充滿差異多樣的非確定性。 第二、索羅斯從波普爾再發現的開放性原則（證實性、證偽性、互補性的共時與歷時性相互作用），是共生思維之所以充分充足的條件。 正是“開放性”的存在，為一切地球生靈個體性生理機體、社會性生活機體保持着耗散結構的活力，讓我們獲得自然、自由、自在的平等精神體能及其生命自組織靈動力，提供了可能的餘地，天、地、人，你、我、他（她、它、祂）一起來，心手相握，live and let live（何兆武）, “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從而“道不同亦相與謀”。 因此，能夠基於宇宙天體全息生命自組織共生法則，處理思想與現實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處理我們的認知與參贊、思維與價值、自我與事件（如賺錢、慈善，公權、服務，休養生息）動態關係者，也就是在一國或一地區能夠發揮公民自組織力、社會自組織力、政府自組織力三大自組織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的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者，我們稱之為富有大共生智慧、大共生情懷、大共生格局！這就叫“相約共生”－－生態文明的活的靈魂，亦即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精神的精華。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作為一個“國大民眾”（相對“國大民寡”、“國小民眾”、“國小民寡”）型超大國家的執政當局，肯定需要也一定會“超越小算計，彰顯大智慧；超越小站台，彰顯大擔當；超越小圈子，彰顯大格局”。為歷經片面的“雙革思維”及其正負資產積澱之後，中國執政當局有俱足的底氣“整合過去，超越羈絆，相約共生，改變世界”。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必將實行“生態統領的共生新思維”，且中國已經率先全球確立了一個全新方向——走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三、三大經濟形態（economic form）新格局 生態統領的共生新思維，在經濟領域的指向，就是人類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國上層精英的時代病，就是號召別人該如何如何做——還是代聖人立言教化萬民的老套路！結果，一方面是越喊創新就越出不來創新；另一方面，民間有各種各樣的創新乃至重大原始創新卻怎麼也過不了精英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審批程序”——創新首先是經濟形態價值標準的創新！ 當局內人，還在圍着城市化、國際化、市場化、信息化調整“城鄉結構”、“所有制結構”、“比較優勢結構”和“物流智能結構”作產業結構規劃轉圈圈，又擺脫不掉“市場自由與政府管控世紀鐘擺”的周期性危機，在為“市場多一點還是政府多一點”糾結，在為“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引經據典調查研究時，中國和美國的“局邊人”們，早已針對中美各自的問題——中國存在“城市病”、“鄉村敗落”和美國存在“城市空心化衰敗”及其一系列關連問題——開始用腳呼喚和發動另一場既非“市場經濟”又非“政府經濟”的經濟實踐，這就是有點類似上世紀70年代韓國“工農業均衡發展”的“新村運動”，卻又賦予新文明新經濟形態意義的美國“新經濟運動”和中國的“社會企業運動”、“新鄉建運動”和“共生思潮”。 美國“新經濟運動”和中國的“社會企業運動”、“新鄉建運動”和“共生思潮”，雖然目前都遠非主流，而且，既不同於城市化發展“小城鎮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於網絡化“城市群聯通派”和“PPP廣義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經濟形態”意義，很可能是人類走向“趨零邊際成本共生社會”一個方向（參看錢宏：《談談社區、市場、政府全息經濟形態的哲學品位——兼談哲學對象的劃時代轉換》，2015.09.03http://t.cn/RVAr1qN）。 對於此，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結合包括“局內人”的政策思路和生態布局，從結構和功能上着重指出以下幾點： 1、超越後工業社會：推動生態文明成長、扶持鄉村文明復興 a、中國確實存在城市化過程中“鄉村文明敗落”和“城市病”的問題，而美國照樣也有後工業社會帶來的城市空心化的“社區生活衰敗”的問題，中美這一共同問題的交集，必須找到具有新文明形態意義的方法路徑，才能加以解決； b、共生思維驅動創新，推動生態文明成長、扶持鄉村文明復興。 2、政府積極、主動扶持社會建設、社區建設（亟需制定《家庭-鄉村-社區建設法》）： a、政府和大型企業，哪怕是為了自身利益，也必須在政策、技術、資金上積極主動扶持社會建設、社區建設、鄉村建設、家庭建設； b、但社會建設、社區建設、鄉村建設、家庭建設的本質，是發揮公民自組織、社會自組織力，即“眾籌”之事。不是讓街道辦事處和鄉鎮村委搞形式主義“新街道”、“新農村”、“文明家庭”。所謂眾籌之“籌”，即可持續使用的計算器具，引申為眾人將各自擁有的看家本事、本錢、資本聚集起來，自然、自由、自在地形成新的生產、生活、生態通約。故而“全民創業，萬眾創新”不是夢。 c、但是，“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組織形式，它們是以“休養生息最惠化”為目的涉及千家萬戶遍布城鄉各社區的，為國家穩定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健康發展提供日常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所需和後續人力保障的“社會企業”、“家庭企業”以及現在半死不活的“養老養生醫療幼教企業”、融資難的“小微企業”，以及各種互聯網“社群經濟”、“開源社區”、“樂活經濟”、“情懷經濟”等等，也和“社會企業”、“家庭企業”、“農工商合作社”一樣，都屬於“社區經濟”範疇。 
3、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ABC，走出“市場自由與政府操控的世紀鐘擺周期性循環”，建立三大經濟形態（economic form）並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邊際”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資本利潤最大化）； b、“有絕對邊界”的政府經濟（Government economy公共產品最優化）； c、“零邊際成本”的社區經濟（Community economy休養生息最惠化）。 三大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相互流動，共襄生成一個國家或區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經濟社會共生場。 這裡要特別說說“社區經濟”（Community economy）。 第一，社區經濟既不以“資本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更非以“公共產品最大化”為存在，但卻是承載“市場經濟”和“政府經濟”大型船隊和航空母艦編隊的汪洋大海！ 是的，過去列寧有句話，叫“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而且，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式現代化“資本積累”路線主導下，中國五六十年代對鄉村居民進行了一場敲骨吸髓式毀滅性剝奪。中國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到1978年幾乎完全乾涸。可是，三十年前從安徽的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到廣東、福建沿海、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一枝花”，從上世紀八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到2008年金融風暴試卷全球時中國城鄉居民的穩定情緒，事實早已回答了：誰說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航空母艦編隊,不需要“小生產的汪洋大海”? 第二，社區經濟（Community economy）承載着民生之本，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體現着民權之基，政府經濟（Government economy）代表着民族之軀，生態統領，共生為魂，呈現出一個國家機體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健康態勢。 因此，我們的經濟政策，特別是產業政策、產權政策、產品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能源政策、資源分配政策，也應當相應地體現這一健康態勢。政府經濟、市場經濟好說，中外都有許多現有的成熟政策，問題在於，當我們創造性地提出並對社區經濟作出與政府經濟、市場經濟同等重要，甚至更為根本的定位時，三大經濟形態的關係如何互聯、互補、互動？ 首先，一個國家無論官民，都不能沒有充分滿足“生產-交換-生活”之需的資本，這一需要主要由“有效用邊際”的市場經濟提供，所以今後，凡是市場經濟範疇的企業，目的就是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基本不承擔生產經營之外的社會職能，至於市場經濟企業是獨次私營企業，還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業（如由國企改革轉變而來的市場經濟企業），則可視具體情況而定（但有一條必須明確，那些成立於上世紀五六年代七八十年代實際靠榨取農民血汗積累和工人剩餘價值基礎上建立的國企，若要轉變職能為市場經濟型企業，必須善待全體企業員工，絕對不能再搞片面複製MBO那一套，即把一線員工作為“不良資產”下崗後剩下管理層搞經營者私人持股），其考核參量是貨幣增值與資源生產力之比。 其次，不能沒有充分滿足“生產-交換-生活”之需的社會服務，這包括健康合法的商營環境及公共物品，這一需要顯然由“有絕對邊界”的政府經濟提供，而且，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排除“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頂層設計（建跨海、跨壑、跨國大橋、隧道、高鐵、高速公路）。所以，凡是政府經濟範疇的企業，包括現行國企和政府委託託管的企業，目的也很明確，就是謀求提供公共產品最優化，特別是涉及國民教育、醫療、醫藥、水電、電訊、“公路”、媒體、空氣、國土、金融、軍工、情治服務行業企業，基本不承擔資本最大化增值的經濟職能，如果需要承擔資本最大化增值的經濟職能，悉將轉變為市場經濟企業（這要成為“國企改革”的方向和標準），其考核參量主要是社會效益與資源生產力之比。 最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居民，不能沒有充分滿足“生產-交換-生活”之需的創業、創新活動平台，這一需要就是由“零邊際成本”的社區經濟提供，所以，凡是社區經濟範疇的企業，包括各種類型的社會企業、家庭企業、各種修身養生養性的培訓企業，目的更加清晰，就是提供最惠化的休養生息方式，既不承擔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經濟職能，也不承擔公共產品最優化的社會職能，其考核參量也就相對寬泛，主要是貨幣保值與資源生產力之比，社會企業成員創業、創新力度，家庭企業還要評估其人類自身生產（包括養育、教育）的得法程度。 三大經濟形態的互動關係是這樣的，首先，由於“零邊際成本”的社區經濟提供了一個國家居民安居樂業休養生息之需，也就為市場經濟與政府經濟營造了最穩定的社會商營環境和政治官運環境，同時，又為市場與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資源、熟練工人、創意人才，因此，國家政策對其應當有諸多優惠傾斜，比如一個社會企業或家庭企業，年收入在一定範圍以內稅收全免，而其達到多大規模、效益，則不再享有這樣的政策優惠，達到多大規模、效益後，就可以轉為市場經濟範疇的企業，甚至可能由於其創新成果的特殊性，轉為政府經濟範疇的企業。其次，“有效用邊際”的市場經濟範疇的企業，可能由於某種原因效益、規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時依然承擔多少員工的就業，在國家政策上也可以設置“退出機制”（這同破產完全不同），歸入社區經濟範疇的企業（包括一拆幾化整體為零小），享受其他社區經濟企業同等優惠待遇，這同樣起到保持就業穩定社會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業或因為經營好，或因為產業政策調整，或因為重大創新和發現，也可以轉為政府經濟範疇的企業。最後，“有絕對邊界”的政府經濟範疇的企業，或由於創新，或由於吸引更大投資，或由於宏觀經濟結構調整，國家政策也可以允許轉為“有效用邊界”的市場經濟範疇的企業，或出於扶持（包括精準扶貧）的目的，也可以化整為零，傾斜轉為某地區城鄉的“零邊際成本”的社區經濟範疇的企業。 以此觀之，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提出的社區經濟、市場經濟與政府經濟三大經濟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經濟格局，在結構功能上遠遠溢出以往讓改革者苦惱甚至望卻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進國退或國進民退”、“上熱下冷或下熱上冷”、“法權操縱與資本壟斷”等“兩張皮”問題，都將消解於三大經濟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實踐之中。 巿場、社區、政府三大經濟形態的劃分，目的是讓賺錢的一心賺錢，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務的盡心服務⋯⋯這也相應滿足了新古典綜合、馬克思公平、熊彼得創新、奧派經濟、“降低稅率擴大稅基”的拉弗曲線和“可以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多數人也不會受壓更窮”的帕累托改進要求。 巿場、社區、政府三大經濟形態的劃分，不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組織、社會自組織、政府自組織三大自組織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共生吉祥”的新經濟、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較優勢”、偷獵式選擇複製的“後發優勢”理論、頭重腳輕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上熱下冷的“頂層設計”……諸般黨同伐，順勢也把精英政治從“吃力不討好”事必親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卻“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尷尬境地解放出來而回歸正常。 最後，中國人民呼喚百年犧牲億萬時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共和憲政，也就順理成章了。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三大經濟形態的劃分、構建與互動，是人類經濟行為上的一次形態革命，是我們走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大勢所趨。 在這場經濟革命中，無分主流、非主流，無分東西南北中左右，無分江湖廟堂農工商，不管是局內人、局邊人，還是局外人，都將參與其中各顯神通，生克反輔，共襄生成一種人人健康、簡約、高尚、富有尊嚴而可持續幸福的生活方式。 四、我只有一個問題！ 回到本文開頭通過“有房產的有產者”進行“二次分配”的話題，其實說了這麼多，我只有一個問題。顯然，金子再多，鈔票再廣，是不能直接吃的。知識再多，資訊再廣，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等“四化”再怎麼物聯、智聯，都需要參與者個人或團隊用腦筋消化並訴諸自組織行動。就算“票子能吃”、“資訊能消化”，舉國之人，都得“親自”來，即使出於100%的善意，實事上也不可能大包大攬、越俎代庖、而由誰們全都“代表”了不是嗎？！ 股市、樓市的必要性，原本是為了解決投資不足而拓展生產所需資金短缺問題的一種暫時性金融手段。房產成為資產性收入，也是一種倒果為因的碎片化思維，從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生產-交換鏈條上看，甚至是一種幻覺。 但是，如果生產不是為了交換生活方式，而只是通過“生活資源貨幣化”，去為資本、資產增值去刺激供給內外需消費，哪怕是“一對一”特定供需，特別是奢侈浪費型消費，股市、樓市的必要性就大大過界了！ 當生產房子、購買房產成為獲得“資產性收入”和追求資本增值的純粹投資行為時，房子就不是房子，而成為投資者“待變現”的鋼筋混凝土媒介物。“待變現”的可能，有一個大假設前提，兩個假設中前提和無數的小前提。一個大前提：人是有無限潛力的“理性消費寵物”，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能創造無限供給滿足“理性消費寵物”的需求動機。兩個中前提：一是城市化可以無限擴張市場，吸引包括國際化在內的大容量投資；二是市場化可以造就無限多的消費需求，使大容量的投資快變量增值。於是，擁有城市房產的“有產者”也隨之擁有快變量“資產性收入”，那麼，低收入人群也由於擁有“房產”而自然有了“資產性收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指出，生產本身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所以，無論是生產“人類自身”，還是生產-交換“生活資料”，都不是也不能是以投資和資本增值為目的的“衍生品”。這就是說，民間或政府生產住房，是用來滿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們獲得居住這一生活資料。今日中國，鄉村居民的住房不算，各大中小城、鎮已建和在建的房子，一說夠45億人住，一說夠35億人住，不管是45億還是35億，我只有一個問題： 按照現行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現代化路線圖，即使把中國剩下的44％的鄉村居民，全部驅趕或利誘化入城鎮，將鄉村文明消滅了，即使從現在起，全國各地政府再不批准一平方米的住建工程項目，中國有45億或35億城鎮居民嗎？ 答案的否定性，顯而易見，那麼，繼續鼓勵“資產性收入”的樓市、股市政策（包括被股評家叫好的以取消農村戶口好事為由的“土地改革”），所為何來？ 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認定的一條底線思維，就是：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只要不是以自然、社會、家庭（個人）身心靈能量轉換的能效與能耗為思維導向，以“生產-交換-生活”為目標，即“讓生產回歸生活”為價值取向，而繼續以國家資本的增值與減值為思維導向，以“供需-投資-進出口”為手段，即以“GDP增長率錦標賽”為價值取向，那麼，就必定為法權操縱和資本壟斷留下選擇性執法的空間，連帕累托改進都將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結果只能是：讓有權有錢者安之若素不假，讓低收入者成為“有產者”難真！ 沿着將生活資源貨幣化“供需-投資-進出口”現行經濟學模式理路，不久前，開創了現代管理諮詢新紀元的麥肯錫公司，根據他們對中國消費者特徵的多年研究，並總結各國在華公司對中國城市逐個管理的工作經驗，發現了一種更有效且更合算的管理方法，即麥肯錫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它不再按照簡單的城市層級和地理區域來劃分中國城市，而將800多個中國城市劃分為22個城市群。每個城市群圍繞1到2個中心城市發展。為了確保這種方法是可行並適用的，所有的衛星城距離1個中心城市不超過300公里，並且每個城市群的GDP都超過中國城市總GDP的1%。決定城市群的不只是其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還包括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繫和貿易往來，以及城市中消費者共同的消費態度和偏好。與逐個管理城市的方法相比，用城市分群的方式更能在廣闊地域範圍內實現銷售隊伍、分銷渠道、供應鏈以及營銷的協同效應，更有實效性和成本效益。同時，比起將中國城市簡單分成幾個地區的做法，用城市分群的方式能將工作做得更細。 儘管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等“四化”早已成為政策政策導向，同時是中國進入“消費社會”的標誌，但是，中國沒有一所大學研究機構或官方智庫，以及中國經濟50人，能夠提出一套象“ClusterMap”這麼“理性”的打開中國“供需-投資-進出口”市場的經濟增長路線圖。 然而，ClusterMap的問題也依然在於“待變現”，這個假設的大前提成立嗎？人真的是“理性消費寵物”，且有無限消費潛力和需求動機嗎？如果這個假設不成立，那麼，基於這個假設的“供需-投資-進出口”經濟學建模，及其“四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實踐載體，就一定會在其創造價值成就的過程中，帶來人非人、事非事、物非物的惡果，並且遭遇其自身發展的極限。 這就是在市場自由與政府管控的左右搖擺中，讓所謂“理性經濟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泡沫化賭徒命運，也是以反“重商主義”為前提，書寫《國富論》創建古典經濟學的亞當·斯密，作為倫理學家和《道德情操論》作者被後人遺忘，而後繼者們將“理性經濟人”假設無限建模、設計、張目，一會兒“看不見”、一會兒“看得見”周期性伸手縮手、左右搖擺、前後斷裂的悲劇命運！ 五、中國現代化新路線圖 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改變，歸根到底，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因此，“社區經濟、市場經濟、政府經濟”三大經濟形態新格局的形成，既有賴於生活方式的改變，也取決於生活方式的改變。我們中國人必須追問：現代化就是以消滅鄉村文明為目標的資源貨幣化（Resource monetization）集約化的城市化（在四化中，城市化又是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的載體）嗎？生活的理想不是“理想的生活”（張聞天，1971），而是要麼為了某些個“烏托邦”作犧牲，要麼圍繞“GDP增長率”轉圈子嗎？身處多丘陵山水的中國人要過“好日子”，也一定要走這條路嗎？ 是的，過去至今的路數真是如此，這不是明擺着的發生在中國過去數十年的故事嗎？！而且，表面上看，中國的城市化率據稱已經達到56％了！然而，這只是曠古未有的“鐵公基＋房地產”吞金吐銀的大工程，而進入這些城市的人們真的有自己的“市民生活”嗎？我看答案值得懷疑，而且十分不確定。 在城市群匆忙遊走着的人們，更多地不過象是這個由“政府、企業、專家合謀”的大工程中的某些情節、斷篇，甚至碎片、原子而存在着。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他們，是為了資本增值、保值而存在的規劃者、投資者、消費者、職業培訓者、打工仔、房奴、醫奴、子女奴……唯獨不是有生命自組織力的有精神情致的活生生的人——無論他們是“黑領”、“金領”，還是“白領”、“藍領”、“氓流”，現代公共生活的“公民”意識都異常缺乏，幾乎完全沒有作為精神性存在的社會自組織力！因為，城市圈裡，幾乎每個人都處於作為中國特色“私民”，為了“出人頭地”的“權、錢、性”，而陷入“忙、盲、茫”的身心靈亞健康狀態。 寫到這裡，我不得不提到兩個事關中國人身心靈健康的嚴峻情況，一是中國不孕育，據《2012年中國男性精子質量調查白皮書》調查顯示，全國約有4000萬的男女患不孕不育，約占人口比例為12%-15%，男性不育患者中有兩成為精液質量差導致。此外，我國男性的精液質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尤其是司機、白領等更是不育的高發人群。數據顯示，我國的捐精合格率為15%-20%（請注意，捐精志願者多為大學生！）。一是精神病，據中國疾病預防調研中心精神衛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各類精神障礙患者人數在1億人以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人數超過1600萬人，每13個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障礙患者；每100人中，就有1人是重症精神病人。2015年9月15日《健康時報》報道，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心理科教授王旭梅介紹，目前中國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達17.5%，約有1.73億人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礙，其中抑鬱症是重要組成部分，不乏患者因病自殺身亡。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可能成為僅次於心臟病的第二大疾患。 這兩組數據，事關種族繁衍、生活質量和人生意義。人啊，非牛、非馬，也決非經濟學“消費寵物”。時至今日，我們的以消滅鄉村文明為目標的資源貨幣化的以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為載體的現代化理路，還不應當改弦更張嗎？2010年世博會前夕，我在中國浦東幹部學院舉辦的主題為“創建一個共生世界”的“生態文明的思想政策實踐論壇”上曾經提出一個命題：“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靈健康”。 但是我知道，儘管情況如此，但是中國既有現代化路徑一時半會兒根本不可能停下來。既如此，如果這樣的城市化在中國真的不可避免，而且還要繼續，那麼好吧，來點新老經濟學思維方式——從現行“生活資源貨幣化”的政治經濟學到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的過渡如何？ 就是說，重建社會結合“市場經濟、政府經濟、社區經濟三大經濟形態”的劃分，相應地讓現行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繼續成為“蓄水池”，主動積極構建“生態化的智慧城市”，鼓勵市民自發自覺的“上山下鄉”。這是三條並行不悖而互聯互助互動的全新路線圖： 第一，把這個鋼筋混凝土叢林，讓給“外來的”中外投機家們——讓Cluster Map成為中國的“吸金庫”、“蓄水池”吧！只是要謹記，如果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6%，那麼這個Cluster Map的擴張空間將不到4%，而且，如果“新農人”、“新上山下鄉運動”形成氣候，沿海城市居民向中西部遷徙，人口方面有可能還會“縮水”。 第二，中國城市化接下來的故事，將是這樣展開：以生態文明為導向，以互聯網、智-物聯網（將來還必有心聯網或孞態網Minds Netwok）為手段，用PPP的方式試着做一批“生態化智慧城市”——目標是讓中國率先全球構建一個“趨零邊際成本共生社會”（參看錢宏在“‘十三五’新常態發展智慧城市高層專家論壇”上作的《廣義智慧城市的GDE價值參量與普惠共識——創建一個趨零邊際成本的全生態共生社會》，2016年5月24日北京豐臺區。《地球公民進入生態文明的全新參量》http://t.cn/RVfno15）。這是中國從工商文明的後發國家，轉變為生態文明先發國度的必由之路！ 第三，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率先全球構建一個“趨零邊際成本共生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改變現行大面積轉移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思路，給中國的市民和鄉親們，保留一些（不低於40%的人口）城鎮鄉村社區生活的空間，以鼓勵市民自覺成為鄉村文明復興的主力——不妨稱之為“新上山下鄉運動”。 全球互聯互助互動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無論何地，只要有網絡，就能連接上全國、全世界。因此，改變現在把最宜居的地方當作旅遊地，而把最不宜居的地方當作生活居住地的虛妄。如“北上廣深杭重津”就當是你分期的旅遊駐足的地方好了，賣掉北上廣深杭重津，甚至所有省會及計劃單列城市的房產，到中西部去，到三四線城市，特別是山水宜人、民風純樸的鄉村去生活吧！凡此參與篤行者，就立馬跨入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行列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了，而不只是做個“新農人”體驗一下生活，更非所謂“頤養天年”。 不僅是新時代的東南沿海市民，來一次積極自覺的“新上山下鄉運動”，到中西部去，到山水宜居的鄉村去，而且與此相配合，在國家政策層面上，設立一個專項基金，可以象當年美國那樣“土地贈與大學”，繼五十年代院校調整之後，再次將東南沿海綜合研究型大學的分部設到中西部去，在中西部，在小城鎮，打破年齡、國別界線，建立十幾個全世界最好的綜合性研究中心，新上山下鄉運動的市民和返鄉創業創新者都可以自願加入大學基金會。 這場新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意義，關乎超越中國人價值取向上的利益羈絆，即：今後是否降低人類活動的能耗而提高能效，將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公民“熊彼得式”創新能力的標準。不但A、於整個國家擺脫“集團官本位”的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結構的轉型；B、於恢復國民正常社會生活的自組織機體；C、於個人、家庭、社區生活（身心靈）健康；D、於城鄉生活質量倒懸局面的改變；E、於扭轉全民性“機會主義”的時代風氣；F、於這片大地的自然循環……都大有裨益。 而且，更是參與者作為中國公民，用自己的腳為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的一次富有書寫歷史意義的“主動投票”（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的終極表達），從而不經意間帶動人們進入一種健康、簡約、高尚、富有尊嚴而可持續幸福的生活方式，也為構建趨零邊際成本的共生社會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這也是共生經濟學的中國現代化新路線圖。在這樣的路線圖上，還有機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舉國體制的“政府經濟”條件下帶來的“產能過剩”嗎？不過我知道，因為習慣，因為方便，因為利益，這張“中國現代化新路線圖”，目前還不會有人理睬……“按下葫蘆浮起瓢”、“吃力不討好”的事，還將是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一種新常態。 但是，我仍然相信，對中國而言，今後五年十年，是三千年來，又一個充滿魅力與希望的歷史時刻。 在過去的一千年中，特別是最近五百年間，世界最重要的歷史運動，是西方的崛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環大西洋地區的人們（即所謂西方人），經常從其他地方的人們那裡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術（工藝文化），從而不成比例地引發並推進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等全球大變局。而新的千年已然開始10餘年，前生態社會和當代性已然到來，地球不再是分裂為西方與東方，人類處於又一次歷史大變局的前夜，亟需大智慧引領向前！ 我們的哲學家、政治家、企業家，我們的80、90、00後們，真的意識到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與光榮權責了嗎？ 所謂“不忘初心，方得永久”，是指不管用什麼語言方式表達，共生法則、共生願力、共生智慧都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大自然母親造就地球生靈之初，本來就是共生的，人類文明特別是工商文明，發展到今天，中國和世界遭遇的各種危機，皆因我們這些個自然之子心中這片共生沃土也是淨土，被遮蔽所致！願我們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生命自組織力，先做一項自我“去蔽”的工作，而後都能在這樣一片沃土上——優雅從容地休養生息！ 經濟學家們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有沒有“免費的午餐”，且千方百計誘導人們去競相獲得“免費的午餐”，進而圍繞着多重“兩極分化”講述着新老資本論的故事，讓世界徒生出各種分裂與衝突，而問題在於，脫離生活常態的生產與資本增值，已然超越自然、社會、人的身心靈健康可承受極限，改變何以可能？這就是作為社會生活哲學的“共生經濟學”試圖作出回應的問題。 共生經濟學提出重建社會的“蓄水池”、“生態化智慧城市”、“新上山下鄉運動”三條道路並行不悖相互作用的這個新路線圖，毫不含糊地要求，中國人率先全球轉變“思維方式上路徑依賴與價值取向上利益羈絆”，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 天人之際生態統，古今之變共生場。 愛通乾坤理法術，思接千載德道情； 此岸民聲遮不住，方舟必過山萬重。 讓生產回歸生活，改變一下“供需－投資－進出口”的生活資源貨幣化的經濟學思維，用“奧亢姆剃刀”將現行政治經濟學中多餘的“名相”、“實體”（包括設在超高成本經濟基礎上的龐大上層建築架）統統剃掉，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中引入“共生法則”、“共生智慧”、“共生價值觀”，回歸到“生產－交換－生活方式”創新的簡約思維！ 這就叫“生態文明統領，共生思想為魂”！ 讓我們超越“中國向何處去？”的浮躁與不安，進入同處一片藍天下的“中國何以處世？”的嶄新時代吧！ 孞烎2016年10月5-13日記於復旦北苑望道苑39－101A開關居 全文轉載自：http://symbiosism.com.cn/7964.html
注釋： 1930年代費孝通等燕京大學學生，首次將“社”和“區”組合創造出“社區”一詞，對應英語中的Community，以便與“社會”對應Society相區別。社區，指通過血緣、鄰里和朋友關係建立起來的人群組合。也指居住於同一區域的人群，由此衍生的互動影響，而聚集在一起共襄生活的社會單位。社區概念強調人群內部成員之間的文化維繫力和內部歸屬感。但如今，由於互聯網突破了通訊、交通上的地緣阻隔，又使不同地區、國家有共同目的、信念、資源、偏好、需求、風險的人們，可以在同一個虛擬社群內交換訊息、分享共同的興趣而彼此凝聚在一起成為可能。社區經濟（Community Economy），一切與“仨自組織人”的先天、後天資質、社會身份、社會實踐和休養生息及其生產、生活方式創新相關的組織事項，都可以定義為社區經濟。比如“社會企業”“家庭企業”“農工商合作社”“生態村”“養老養生醫療幼教企業”“小微企業”，以及各種互聯網“社群經濟”“開源社區”“樂活經濟”“情懷經濟”等等，都屬於“社區經濟”範疇。 中文“共生”對應的西語詞彙，主要有三個:一個是英語、德語的symbiosis，俄語的симбиоз意思與之相當；一個是英語Conviviality。英語、德語的Symbiosis是希臘語源Sumbioun，Conviviality 則源於拉丁語（參見張永縝：《共生理念的哲學維度考察》，《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5期，2009年9月，第11—18頁）；一個是法語的Co-naissance 或commensalism，Co是communicates的縮略，同時法國人也用symbiosis（參看錢宏據《北京晨報》2013年11月3日報道，作《習近平首次提出將“和諧共生”作為中國與其他國家共通發展的道路》，最好把“和諧共生”換一字，即把表達言語一致同調的“諧”，轉換為表達心、力恊調的“恊”，表達“和實生物”，不只是“言語的和”，更是“心力的和”。“和”的意思，是指事物共襄生成的過程，和，即是共生。這樣， “和恊共生”這一動賓結構的中文短語或概念，有，而且突出了“口、心、力”一致、恊調、溝通，所以用communicates中的Co作為前綴即co-symbiosis意譯“和諧共生”，不直譯為harmoniouss ymbiosis，再通過出口轉內銷翻回來：“和恊共生”。http://blog.house.ifeng.com/article/31021017.html）。 綜合其意，共生是指兩種不同生物體之間所形成的緊密互利互助關係，動物、植物、菌類以及三者中任意兩者之間都存在“共生”。人類當然也是共生生物。沒有共生現象，地球上就不會存在生命。也許正是共生關係推動了多細胞生物有機體的進化，這就是“共生起源”（馬古利斯）。有的科學家認為整個地球就是個巨大的共生有機體。更為奇妙的是，量子力學家們發現在微觀世界量子海洋中的“共軛現象”與“量子纏擾”（相距感應），也是共生關係。從19世紀中葉三位俄羅斯植物學家到1873年德國生物學家，以古希臘語Symbiosis對共生現象正式命名，再到美國科學家對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證實，共生在西學語境中，同樣不僅是生物學的、綜合進化的，也是心理學、教育學、管理學、環境藝術設計、社會學的，宇宙學的，當然也是哲學的。美國社會學家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曾經創造出共生體系和契洽(Consensus)體系，來認識這個世界（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60頁）。著名的哲學家懷特海（Whitehead）的過程（process）哲學，以共生（con-crescence,意思為growing- together)和“涵攝”（prehension）為關鍵詞，強調萬物之間相互依存感應(connectedness relatedness)，Prehension，是懷特海自造新詞，分別將Comprehension、apprehension去字頭改換而成。在美國，不僅有專門的共生學會，還興起了強調共生精神的社會運動，這就是“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在“深層生態學”中，“共生”主要是一種智慧，更為確切地說是實踐的智慧，這就與中學語境中的共生精神契合了（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Aspects. In: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The 21st Century.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5.）。 更為通俗的相應意思，就是Live and let live，即“自己活，也讓別人活”（何兆武，第一屆全球共生論壇形成的《共生宣言》，2012）或“謀求自己過得好，也要謀求別人過得好”（習近平，2012年7月7日清華大學在“世界和平大會”上的講話。參看：新華社特稿《“人民是我們力量源泉”——記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2年12月25日電）。此外，根據日本學者渡邊章梧的調查，日語的“共生”對應英文的詞語竟有五種之多：symbiosis；conviviality；co-viviance；living together；“co-living and co-existence。其中coviviance為日本社會學者伊東俊太郎所造新詞（轉自孫國柱《共生學專欄述評》，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6107，詳見（日）渡邊章梧：《共生學の英譯はどれが適しているのか》，《共生思想研究年報2006》（東京：東洋大學共生思想研究センター編，2007），第95頁）。 中國人提出的 “互聯網+”“+互聯網”“智-物聯網”的一切展開，儘管還不遠是“心聯網”或“孞態網”（Minds Network）,只要不是脫離實體經濟依託，都是共生思維（兩種或兩個以上關聯方“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的人、事、物）自覺不自覺的具體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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