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大的難處”

錢宏（Archer Hong Qian）

引子

有些往事，像陳年的藥材，越久越能聞出味道——既有藥香，也有藥渣的霉氣。1986年的一場小會，一位新省長的一席話，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中國的“難處”，並不只是治病開方的手藝，而是那隻握方子、定藥引的手。

1986年盛夏，南昌八一大道團省委大樓里，一場並不起眼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正在籌辦。史忠良（省黨校教務處長）、吳志遠（傅雨田書記秘書）和我——當時的“中國青年思維科學院·學術奧林匹克”發起人——三人分工：史聯繫江西主要高校人士，吳負責邀請省直機關與媒體，而我負責研討主題與議程。那時，我還在忙着迎接大女兒的誕生。

會議本是地方學界與機關幹部的交流，沒想到剛從湖北調來、任江西代省長的吳官正先生聽說後，主動要來參加。他不愛接受媒體採訪，更喜歡暗訪民情，這回便成了我們這場會的“意外主角”。

吳先生一到場，先把拿着“長槍短炮”的記者請走：“不要搞這種東西。”接着說要聽大家的意見。幾位朋友發言後，他才開口。語氣平和，先引用《紅樓夢》裡王熙鳳對劉姥姥的那句：“大有大的難處。”然後，他打了個中藥的比方——良醫開方，不僅要講究配伍，還得清楚在哪能抓到這些藥，北黃芪、廣木香、川貝、淮山，各有產地與藥效；就算抓到了，還要找對藥引子。最後，他說自己剛來江西，跑了一些地方，對發展有信心，還特地提到王勃《滕王閣序》裡的“物華天寶，人傑地靈”。

那一口餘干話，未必人人聽得清楚，但他的親民與接地氣倒是讓在座的人留下了印象。只是，我和朋友胡木貴後來都覺得，他並不打算動真格。吳的長處，在於能應對任何場合變化的那套話術。《增廣賢文》說：“會說理都是，不會說理全無。”可在現代政治文明里，不只是會不會說，更關鍵的是有沒有話語權。

在中國，官有特別的話語權，還特別會說；民既無話語權，也不大會說。長年在官家話術的浸泡下，不僅民被洗腦，官自己也被自己的話術困死。於是，我的一個使命就很明確——改變話語體系，不只是 Change，而是 Transformation。

十四年後，我被破例任命為江西省《雙休日》雜誌社社長，半隻腳踏進官場，才真正體會到：中國官場儘是“人精”。他們在台上做什麼、不做什麼，與懂不懂無關，與好壞無關，只和直接利益相關。毛的那句話在他們心中是真理：

“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

因此，真心想為民為國做事的人，在體制內為何那麼難？難，不在“民與國”，而在“官與民”“官與國”的結構性矛盾。這個體制既官官相護又殘酷鬥爭，成王敗寇、贏者通吃，還循環取代、輪流坐莊。用三句話概括：

誠心做好事最難（如胡、趙）；

守攤子相對容易（如毛致用）；

做壞事最容易（無需舉例）。

這既是制度的結構性缺陷，也是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深層困境，更是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的頑疾。

我為此付出了十年寶貴時光和生命中難以承受的痛苦代價，但仍要感謝上帝，相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更清楚：中國要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能激發國民、社區、企業或政府三大生命自組織的平衡與再平衡——才能進入現代國家的行列，實現**“公民—社會—政府—企業”之間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而面對已然成型的川普式“全球化重組”，中國的突圍，還得依靠體制內健康力量與制度外倒逼相結合，去解決胡溫時代就已暴露、卻未能破解的“結構性失衡”，尤其要破除特權階層用民族主義話術綁架一切的慣性。

結語

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可能。制度之外的風雨，或許正是制度之內的人們重新審視“藥方”的契機。

2025年8月14日晨於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