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生产流量、GEP生態价值，到GDE共生净效能

From GDP Production Flows and GEP Ecological Value to GDE Symbiotic Net Effectiveness

——简评Yuhan Wu、Matteo Convertino《牡蛎礁生態系统总产品》

A Review of Yuhan Wu and Matteo Convertino’s 

“The Gross Ecosystem Product of Oyster Reefs”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2026年11月5日于温哥华

引言：12万亿美元的牡蛎礁，究竟创造了多少真实价值？

一片海底牡蛎礁，究竟值多少钱？

2026年10月7日，清华大学Yuhan Wu、Matteo Convertino在《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发表论文《The Gross Ecosystem Product of Oyster Reefs》（《牡蛎礁生態系统总产品》），运用全球牡蛎分布数据、海洋生態环境参数、栖息地适宜性模型与生態服务估值方法，揭示了长期被经济核算忽略的自然资本潜力。

研究提出，在十个重点国家具有较高牡蛎礁栖息适宜性的海域中，潜在牡蛎存量的贸易估值达到约11.79万亿美元，即媒体所说的近12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令人惊讶，也令人警醒。

牡蛎活着，可以过滤海水、消减污染、缓冲波浪、维系海洋生命；捕捞出售，可以形成商品收入；毁掉礁体，还可能带来填海造地、海岸建设和污染治理的新增GDP。

究竟哪一种经济活动更有价值？哪一种创造了更多实际效能？怎样计算资源消耗与生命增益之间的真实关系？

12万亿美元提出了价值问题，却还没有回答效能问题。

恰在2026年11月4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公布新版《生態产品总值核算规范》，推动GEP核算成果应用于生態补偿、绿色金融、区域发展规划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这说明，生態价值进入经济治理和公共责任评价，已经成为现实制度探索。

但值得继续追问的是：给生態服务标价之后，是否就知道它创造了多少真实效能？把生態资产变成金融产品之后，是否就意味着社会净收益增加？

问题由此进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核心：从GDP的生产流量、GEP的生態价值，走向GDE的共生净效能。

一、GDP：衡量生产流量，为什么难以衡量生命净效能？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常住生产单位所创造的最终货物和服务的增加值总和。

其生产法核算可以概括为：

GDP = 总产出 − 中间投入

也可以通过最终支出和收入形成过程进行核算。

GDP以货币为共同计量单位，具有统计口径相对统一、便于跨时期和跨地区比较的优势。它能够观察生产规模、经济周期、产业结构、收入形成和经济增长。

但GDP衡量的是一定统计边界内的经济增加值，并不直接衡量自然资本是否增加、生命健康是否改善、社会信任是否增强，以及生产活动究竟消耗了多少不可再生资源。

比如，填海造地可以创造建筑增加值，修建污水处理厂可以形成投资与运营收入，修复遭到破坏的牡蛎礁也可能增加经济活动。

GDP能够记录相应的生产成果，却难以直接回答：原本可以持续净化海水的牡蛎礁为什么被毁？先造成污染、再花钱治理，究竟增加了多少社会净效能？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

自然生態自我更新，未必产生相应的市场交易；破坏生態再花钱修复，却可能产生两轮经济活动。

当然，治理污染创造的增加值并非虚假GDP，修复工程也可能具有重要价值。问题是，GDP的生产核算与自然资本净变化、生命效能评价存在不同的边界。

不能以GDP增长直接推断社会净效能增长。

正因为如此，经济学界逐步发展出绿色GDP、环境经济核算、自然资本核算、生態系统服务估值等方法，试图弥补传统GDP的不足。

GEP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探索。

二、GEP：使生態服务价值可见，又留下什么问题？

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在中国现行统计规范中称为“生態产品总值”，用于衡量一定区域、一定核算期内生態系统提供的生態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

其基本构成可以概括为：

GEP = 物质供给价值 + 调节服务价值 + 文化服务价值

物质供给包括生態系统提供的各种可利用产品；调节服务包括水源涵养、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土壤保持、海岸保护等；文化服务包括休闲、观光及相关体验价值。

GEP通常先核算生態服务实物量，再通过市场价格、替代成本、避免损失、支付意愿等方法估算货币价值。

例如：

一片牡蛎礁实际清除了多少氮，可以参照实现同等污染削减目标的治理成本估值；一片海岸湿地减少了多少灾害损失，可以利用风险和损失模型估算其防护价值。

GEP的贡献，是把过去容易被忽略的自然生態功能纳入公共决策视野，为生態保护、修复投资、资源配置和生態补偿提供量化依据。

不过，这里应当特别区分三个概念：

生態功能的实物量、生態服务的货币价值量、生態活动最终产生的净效能量。

三者相互联系，却不能相互替代。

同一片牡蛎礁，过滤海水的物理能力可能没有变化，但由于治理技术进步、能源价格下降或市场估价调整，其GEP货币价值可能发生变化。

反过来，某项生態服务估值上涨，也不意味着相应的生態功能真实增强。

GEP试图弥补GDP遗漏的生態价值，却仍主要依赖货币价值量进行加总。

尤其需要注意，生態产品价值不等于生態资产净增值，潜在价值不等于已实现收入，生態服务收益也不等于扣除全部成本与损害后的净效能。

中国国家统计局2024年明确指出，“生態系统生产总值”容易与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概念混淆，因而规范采用“生態产品总值”这一表述。这也说明，GEP与GDP具有不同的核算对象和生产边界。

由此可见，GEP扩大了经济价值的可见范围，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活动的能耗—能效关系问题。

三、GDE：从价值量走向生产、生活、生態、生命的净效能

GDE（Gross Domestic Effectiveness，国内生产效能总值），是共生经济学提出的核心核算概念。

它所要衡量的是：一定时期和核算范围内，经济活动通过资源投入、能量消耗、技术转换、组织运行和主体交互，最终为生产、生活、生態、生命创造了多少实际净效能。

GDE关注经济规模，更关注经济成果的真实效能及其可持续性。

它既需要价值量核算，也必须建立独立的实物量、能耗量、能效量和生命增益评价依据。

其基本表达式为：

GDE = Σ(GDPᵢ × ηᵢ)

其中：

ηᵢ = GDEᵢ / GDPᵢ

ηᵢ为第i类经济活动的效能系数，用于表示其GDP向实际效能的转化关系。

进一步：

R = GDE / GDP

R为整体效能转换比率，用于观察一个经济体的GDP究竟形成多少经效能调整的成果。

这里必须明确：ηᵢ = GDEᵢ / GDPᵢ只是效能系数的定义关系，并没有自动提供独立的测量方法。

如果先凭主观判断给η赋值，再由公式得出GDE，便会陷入循环论证。

GDE必须通过可观察、可验证的资源投入、实际功能产出、自然资本净变化、社会成本与生命效能数据建立独立测量依据，再与货币核算衔接。

这正是共生经济学需要解决的基础性计量问题。

在具体应用中，可以分为四个相互贯通的层次。

第一，投入与能耗。 衡量资本、劳动、材料、能源、土地、水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投入与消耗，核算全过程成本、外部损害和机会成本。

第二，功能产出与转换能效。 衡量单位资源和能源所实现的真实功能，识别有效产出、无效消耗和负效活动。

第三，生命净效能。 衡量经济活动对生产能力、生活质量、生態健康、生命延续及未来发展条件的实际改善，并识别不可逆损害与跨代负债。

第四，效能系数与综合核算。 根据前三个层次的数据，形成相应的η估计，建立GDE核算与动態比较机制。

对于不同量纲的指标，必须明确转换方法、权重依据和约束条件。公斤氮、千瓦时、吨碳、健康改善和社会信任不能未经处理直接相加。

因此，GDE的研究任务，是建立从物理实物量到功能效能量、再到可比较综合效能的计量桥梁。

货币可以表达交换价值，却不能独自裁定生命效能。

这正是GDP、GEP与GDE三种核算思路的根本区别。

四、重新核算12万亿美元：牡蛎礁研究做对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

Wu和Convertino的研究，首先利用GBIF、iNaturalist等生物分布资料，以及海洋环境数据，采用MaxEnt模型识别全球牡蛎礁潜在栖息适宜区域。

研究以HS≥0.65作为高适宜性区域的筛选条件。

十个重点国家的高适宜性面积合计约295,691平方公里。这是模型识别的候选区域，并非已经存在的牡蛎礁面积，更不意味着所有区域都能够成功修复。

《牡蛎礁生態系统总产品》进一步将面积、牡蛎密度、生物量、过滤能力和生態服务估价相结合，形成四组主要核算：

其一，牡蛎潜在贸易价值。

采用每平方米约12只牡蛎的标准化密度假设，结合各国牡蛎出口价格，并对潜在贸易估值作50%的不确定性折减，得到十国牡蛎潜在存量贸易估值约11.79万亿美元。

其中，智利约6.35万亿美元，阿根廷约2.74万亿美元，美国约1.31万亿美元，中国约2279亿美元。

但这是一种静態存量价格情景，不能理解为每年能够获得12万亿美元收入，更不能等同于净利润或已经实现的GEP年度服务流量。

其二，牡蛎过滤海水的能力。

研究采用每只牡蛎每天过滤约189升海水的标准化参数。

按每平方米12只牡蛎计算：

每平方米牡蛎礁的潜在过滤通量约为：

12 × 189 = 2268升／日。

如果按一公顷、即一万平方米的面积估算：

每天潜在过滤通量约2268万升。

一年则约82.78亿升。

这个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是理论过滤通量，不能直接等同于实际净化了82.78亿升污染海水。水体可能反复经过礁体，过滤效率也受盐度、温度、牡蛎生长情况与水动力条件影响。

其三，贝壳碳存量。

《牡蛎礁生態系统总产品》假设每只牡蛎贝壳约含12克元素碳。

按照每公顷12万只牡蛎估算，贝壳元素碳存量约1.44吨。

但贝壳中的碳存量并不等同于年度大气二氧化碳净移除量，必须进一步考虑碳酸盐形成过程、相关排放、埋藏和长期稳定性。

其四，营养盐去除与水质改善。

研究采用每公顷每年约4050.5美元的脱氮服务估值参数。

这一参数反映了生態服务的货币估价，并不能替代实际去除氮、磷的现场测量。

从上述核算可以看出，该研究的可取之处非常明确：

它建立了从栖息地适宜性、潜在生物量、物理生態功能到经济价值情景的测算链条，为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提供了重要基础。

其不足也由此显现：

潜在适宜面积尚未经过充分现场验证，生態功能采用跨地区标准化假设，货币估值并未完整扣除修复、养护、机会成本及相关生態风险，不同项目的存量与年度流量也不能直接加总。

作者在《牡蛎礁生態系统总产品》中也对这些局限作了说明。

所以，不能简单以12万亿美元否定这一研究，也不能把12万亿美元当作已经兑现的自然财富。

更重要的是，从GDE角度看，论文测量的是潜在资源和生態功能，最后却主要通过市场价格完成价值表达。其方法中最值得继承的部分，恰好是尚未被充分发展为净效能核算的实物量基础。

五、从生態功能到真实能效：以一公顷牡蛎礁为例

假设某海湾修复一公顷牡蛎礁，按照《牡蛎礁生態系统总产品》的标准化参数，理论上可容纳12万只牡蛎，每天产生2268万升的过滤通量。

如果按照GEP方法，可以将过滤、脱氮、防灾和其他生態服务分别估价，得到相应货币价值。

但GDE需要继续核算：

修复这一公顷牡蛎礁，消耗了多少能源、建筑材料和人工？建设与维护过程产生多少排放？牡蛎成活率、自然繁殖率和礁体寿命如何？实际减少了多少污染负荷？对周边海域是否产生新的生態影响？

由此，可以提出不同功能的专项效能指标。

例如，实际净脱氮量与全周期外部能源投入之比：

ηₙ = 实际净去除氮量 / 全周期外部能量投入

单位可用kg N/MJ。

类似地，可计算单位材料投入的污染削减量、单位维护成本的有效防灾能力、修复前后自然资本净变化等指标。

这些只是专项实物能效指标，尚不能直接等同于GDE综合效能系数η。

还必须进一步检验其对生命、社会和生態的综合影响。

同样投入一笔资源，可以选择修复牡蛎礁，也可以建设人工污水处理设施，或者采用海岸工程防灾。

三者的服务目标可能部分重合，却有不同的能耗、寿命、维护责任和生態影响。

应在同一时间范围、同等服务目标和明确边界下，比较其全周期净效能。

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

牡蛎礁活着持续提供生態功能，可能创造长期效能；将其捕捞出售形成贸易收入，却可能同时损害这种能力。

因此，交易价格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源利用效能高。某种资源暂时没有市场价格，也不意味着它没有重大生命价值。

共生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在相应资源约束和生態条件下，实现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动能）与交互主体共生（势能）的相应相辅相成。

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要经受能耗、能效及生命净效能的共同检验。

六、生態产品如何变现：VEP解决了多少问题？

随着GEP核算的发展，生態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3年的研究，专门讨论了VEP（Value of Ecosystem Product in Specific Geographic Units），即“特定地域单元生態产品价值”。

VEP侧重特定地域、具体项目的生態产品市场价值、修复成本、未来经营收益及价值增量，与金融支持、项目开发、权益交易相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VEP属于生態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的一种具体核算方法，不能直接作为整个生態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统一简称。

从牡蛎礁案例看，可以探索四条途径。

第一，营养盐削减信用交易。

如果牡蛎礁能够经第三方核证，实际增加氮、磷污染削减量，在符合当地排污许可和交易法规的前提下，可以探索形成可交易的营养盐削减信用。

但买卖污染削减信用，只改变了支付与责任安排。

只有真实、额外、持续的污染净削减，才能构成生態功能改善；若交易导致污染转移、重复核证或监管标准降低，其净效能就值得怀疑。

第二，生態防灾金融。

牡蛎礁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削弱波浪能量，可能降低海岸防护成本和灾害风险。

据此，可以研究韧性债券、参数保险及公共防灾资金安排。

但融资并不自动创造效能。真正需要核算的是，灾害风险究竟降低多少，节约多少资源，债券和保险成本由谁承担。

第三，跨区域生態补偿。

牡蛎礁净化海水，可能使上游污染排放者、下游居民、渔业和沿海产业共同受益。

在明确污染责任、生態贡献和受益关系之后，可以建立跨区域补偿机制。

但补偿款从甲方转到乙方，只是一种收益分配；是否增加实际生態净效能，还需要独立检验。

第四，将自然资本变化纳入公共治理与责任审计。

修复了多少礁体，增加多少真实生態功能，形成多少长期公共收益，留下多少生態负债，应当进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这四项探索有共同意义：为生態保护建立支付机制、经营机制和责任机制。

然而，共生经济学还要进一步提出：

赚钱与创造净效能，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一项生態工程可以没有直接经营收入，却具有巨大的公共效能；也可能通过生態金融和权益交易获得可观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自然资本。

因此，VEP的价值实现，应当接受GDE效能检验。

七、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GDE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之一

共生经济学提出建立GDE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目的在于将传统GDP的生产流量核算，进一步扩展到资源存量、资源消耗、功能产出、净效能及长期责任的综合核算。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GDE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之一，也是衡量经济活动能耗、资源消耗与生態生命效能关系的重要基础。

它既要核算自然资源资产存量，也要核算一定时期内的增减流量及相应负债。

以牡蛎礁为例，至少应明确：

自然资源存量。 礁体实际面积、健康程度、生物量、空间结构、自我更新能力及相关生態功能。

自然资源增益。 新增有效礁体、恢复的生態服务、自然再生能力和长期防护功能。

自然资源损耗。 污染、开发、过度捕捞及工程活动造成的实际退化与损失。

生態责任负债。 已发生而尚未修复的生態损害、未来必要的治理和维护义务，以及依法或依约应承担的恢复责任。

共生净效能。 综合考察资源投入、实际功能改善、自然资本净变化、成本与风险及对生产、生活、生態、生命的真实影响。

这里必须防止两种错误：一是将自然资源存量与年度服务流量重复计算；二是把所有自然资源退化简单折算成货币债务，忽略无法用金钱完全替代的生態损害。

但仅有资产负债表和事后离任审计，仍不够周延。

有些自然资本一旦遭到破坏，几十年也难以恢复；有些损害甚至不可逆转。

等到官员离任才发现问题，往往为时已晚。

因此，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都应建立统一的四项量全周期效能核算机制。

第一，事前预期效能量

在项目立项、资源开发或公共决策之前，确定资源资产基线，评估预期收益、能耗、资源损失、生態风险和替代方案。

预期量必须能够检验，而不能只靠可行性报告中的乐观估算。

第二，事中动態效能量

在执行过程中，持续测量实际投入、能源消耗、功能产出、自然资本变化和生態风险。

以η为核心，建立动態效能评价和纠偏机制，对低效、无效、负效活动及时过滤。

事中能够纠偏，才有可能避免事后追责时损害已经无法挽回。

第三，事后实现效能量

在项目阶段结束或核算期届满时，比较预期与实际结果，确定资源净变化、真实成本、社会收益、生態负债及共生净效能。

对跨越多个核算期的生態项目，应持续追踪，而不能在工程竣工时一次结清全部生態成效。

第四，离任责任效能量

将前三项量纳入领导干部及相关管理主体的任期责任审计。

明确哪些资源增益与损耗源于任期决策，哪些属于历史遗留、自然波动或外部影响；对重大生態负债建立跨任期追溯机制。

离任责任效能量是前三项量的责任归集与审计评价，不应作为第四笔独立经济收益重复加总。

由此形成：

事前预期—事中动態—事后实现—离任责任。

四项量贯通，既检验决策是否合理、执行是否有效，也检验最终创造了多少净效能、留下了什么责任。

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GDE其他五大资源资产负债表。

不同资源的物理性质、更新规律、组织方式与效能边界各不相同，但都需要建立相应的四项量，形成共同的全周期核算逻辑。

在此基础上，共生经济学以效能系数η衡量GDP向GDE的转换，并引入五因指数（Five-Cause Index）——降本C、赋能E、健康H、信任T、和平P，综合检验资源配置、组织运行与生命发展的实际效能。

五因指数需要进一步建立可观察指标、权重和检验规则，才能成为可应用的效能评价工具。

这样，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才能从静態记录走向动態治理，从单纯价值估算走向实际净效能核算。

八、十四年前的讨论：GDE究竟应该用什么单位衡量？

读到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及相关生態产品价值研究，使我想起十四年前的一段学术讨论。

2012年，我曾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原环境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张象枢先生，以及他的几位博士生讨论共生经济学GDE的衡量单位问题。

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名为“全生態GDE价值参量”的微信群。

当时讨论的核心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如果GDE要超越GDP的单纯货币价值量局限，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共同衡量单位？

能源可以用焦耳或千瓦时衡量，物质可以用质量和数量衡量，水质可以用污染物浓度和净削减量衡量。

但是，生命健康、生態稳定、社会信任、生产能力和未来发展条件，如何形成可比较的综合净效能？

如果全部转换为货币，可能重新落入GDP及生態货币估值的局限。

如果全部转换为能量，也容易忽略信息、组织、生命功能与社会关系中无法简单归约为能量数量的效能差别。

如果采用综合指数，则必须解决指标选择、量纲统一、权重依据与动態验证问题。

这些问题不能靠提出一个新名词或写出一组公式自动解决。

如今，GEP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生態实物量数据，遥感、智能传感、计算模型和AI技术，也提供了更丰富的观察与分析能力。

但是，数据、算法与算力的增加，并不自动产生正确的效能尺度。

十四年前，我与张象枢先生讨论GDE的衡量单位；十四年后的今天，共生经济学已形成以效能系数η为核心、以资源能耗与实际功能产出为计量基础、以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四项量贯通全周期的效能核算架构，使GDE从价值理念推进到具有明确测量对象、计算关系与应用路径的理论框架。

九、从GDP到GEP再到GDE：迈向共生经济学的效能核算

回到牡蛎礁研究。

一百年前，人们大量捕捞牡蛎、破坏礁体，是因为其商品用途直接可见，许多生態功能却被经济核算忽略。

今天，科学家能够通过遥感、生物监测和计算模型，估算牡蛎礁的栖息潜力、生態功能与货币价值。

这当然是认知进步。

但下一步，还要超越“它值多少钱”的问题，回答“它究竟创造多少净效能”。

因为经济价值可以通过市场表达，生命净效能却必须通过真实的资源投入、能耗、功能产出和长期后果来检验。

从GDP到GEP再到GDE，由此形成三个层次：

GDP：生产流量核算。 衡量一定时期内创造了多少经济增加值，服务于宏观经济分析、产业比较和经济政策。

GEP：生態产品价值核算。 识别生態服务的实物功能及其货币价值，服务于生態保护、价值补偿、空间规划和生態产品价值实现。

GDE：共生净效能核算。 检验生产、生活、生態、生命中资源投入、能量消耗、功能产出与净效能的关系，服务于产业选择、资源配置、组织优化、公共治理及全周期责任审计。

三者具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核算边界，彼此可以提供数据与验证依据，不能将GDP、GEP和GDE简单相加，也不能把GEP直接换算成GDE。

GDE的实现，有赖于效能系数η的独立测量，以及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与四项量全周期核算方法的持续发展。

其中，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突破口：从生態实物量入手，核算能耗与能效，检验自然资本净变化，最终将净效能转化为能够指导经济决策与公共治理的可验证依据。

自然资源究竟价值几何？

牡蛎礁的12万亿美元，提供了一种估价；但它自身持续过滤海水、保护海岸、维系生命的能力，仍有待更准确的效能衡量。

不能因为一片海洋没有产生相应的市场交易，就认为它没有创造价值；也不能因为一项工程产生了巨额收入，就认定它创造了同样巨大的生命净效能。

从GDP的生产流量，到GEP的生態价值，再到GDE的共生净效能，最终落实为事前预期、事中动態、事后实现、离任责任四项量贯通的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全周期治理安排。

这是共生经济学试图进一步推进的核算方向。

生产创造了多少产值，生態提供了多少服务，生命最终获得了多少净效能？

这三个问题，需要分别回答，也需要贯通起来。

经济发展是否真正有效，终究要经受资源消耗、能量转换、自然资本与生命实际增益的共同检验。

主要参考依据

1.Wu, Yuhan & Matteo Convertino (2026). The Gross Ecosystem Product of Oyster Reefs.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13, 1900813. DOI: 10.3389/fmars.2026.1900813.

2.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国家统计局：《生態产品总值核算规范》，发改环资〔2026〕1487号，2026年11月4日公布。

3.国家统计局：《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626号建议的答复》，2024年10月31日。

4.陈熙妍、吴倩茜：《浅析生態产品价值链中的VEP核算》，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3年8月21日。

5.中国人民大学生態环境学院：《历史沿革》，2023年3月27日。

6.生態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生態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4—2022）》，2024年。

7.钱 宏（Archer Hong Qian）:《共生经济学概论（修订版）》（Symbionomics: An Overview, Revised），有关GDE、效能系数η、五因指数与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理论论述。2026。

8.钱 宏（Archer Hong Qian）:《将AI升格为AM》（Elevating AI to AM），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