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人入官場究何會丟失靈魂？ ——從“結構性貪腐和欺詐”看體制性根由
錢 宏（Archer Hong Qian） 1980年初稿於都昌鎮二中，2025年修訂於溫哥華開關居
前言 朋友連着發來“黔城130億貪腐列表”、某某家族動輒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甚至幾千億貪腐案新聞！ 其實，我早就不關心，也沒辦法辨別真假，有多少官、多大多小的官、那個派系的新官舊官落馬了，司空見慣見怪不怪啦！不過，國防部10月17日繞過新華社，直接官宣開除何衛東等9個上將黨軍籍，這事就不簡單了！如果，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打法，成為四中全會基調，那麼，所有關於四中人事安排的海外猜測，都會變得毫無意義——不是誰下誰上的問題，而是組織的結構性Transform的問題！ 我要說的是，想必你也注意到，在中國大陸，這些所謂“巨貪”，你要單獨和他們打交道，真感覺不到他們是什麼壞人，他們一個個都十分聰明，滿腹經倫、仁義道德、仕途經濟、世事通明、人情練達、尤擅話術，而且，他們都十分“繁忙”，或叫“勤政”，今天這個計劃規劃，明天那項目布局，讓你頗生好感，甚至自嘆不如。 可就是這樣的“聰明的好人”，咋就成了大大小小的所謂貪官污吏了呢？ 一句話：他們丟了靈魂。聰明可以填滿表層的生活，卻填不滿精神的空洞。於是，他們只能用權力、金錢、色相來彌補靈魂的缺席，陷入“忙、盲、茫”的境地。這已經成為官場政治、經濟、文化行為的通律。 那麼，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這種為了“權、錢、性”，陷入“忙、盲、茫”的中國官場官場政治、經濟、文化行為的通律，又怎樣成型的呢？ 我就直接說結論，是這個從前蘇聯移植到東土的制度使然！這個制度或政治體制的核心結構，就是“財產公有、權力私有”的蘇聯尚黑文化+東土“舉國官階大一統”的殖官主義傳統。這樣的制度，提供了一個完備的“創租—抽租—尋租”的整套方便法門。於是，精神的空虛與制度的黑洞，就這樣彼此成全，演化為一種“中國特色文明病”：越是聰明、越懂世故的人，越容易被體制馴化成“失魂的成功者”。 一、歷史的現場 我第一次對這種聰明人“失魂”現象感到震動，是在1980年。那時我剛剛結束長達十一年“廣闊天地”的生活進城，從15歲少年農夫到26歲知識青年，連小學才累計上一年半的我，僅經過縣教育局教研室兩個月的集中培訓，就分配到達光小學做教師，半年後調都昌鎮二中任教——同時教授歷史、政治、語文、地理、生物、音樂等六門課程，實際是十門，因為政治課包含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時事四門課。 可能因為我在農村時，免費給缺醫少藥的農民伯伯“行方便”，讀了不少醫藥書並自採藥製藥形成醫者的思維方式，加上在田埂上讀完了從公社秘書（碰巧是我父親的朋友）《馬恩全集》、《列寧選集》《宇宙之謎》《宗教史》《科學史》，當然還有毛澤東、魯迅的書，甚至還讀過令我驚嚇不小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還有多種人物傳記，特別喜歡《馬克思恩格斯的故事》和克魯普斯卡婭寫的《列寧傳》……不知不覺中養成了一種習慣，就是凡是我覺得有問題的事情——主要是從人體健康到社會機體健康——我就有種非把它弄清楚，且找到解決它的辦法不可的內在衝動。 這樣，擔任六門課程教學的我，竟在1980年寫下了3萬多字的《論社會生活動力之動力》，其結構幾乎完全模仿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但內容主要是梳理中國自先秦至當代的社會制度流變。記得在寫序言時，我意識到：在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先鋒隊”政治思維語境中，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必然在政治實踐和制度建構上陷入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陷阱——耗盡資源、耗干信念。 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比如，你剛性規定，只能讓某些“特殊材料做的”羊去看管一塊圈定的草地，哪怕你放進去的是最忠誠、最聰明的羊，如果沒有人的幫助（“制度外部性”），不多久，那片草地也會被屎尿熏得寸草不生——這就是社會的“熵增效應”。 二、列寧的草棚與理論的歧路 1917年夏，偉大的政治天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因對“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卻繼續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社會革命黨臨時政府不滿，在一次蘇維埃政權工兵群眾集會上，公開鼓吹“俄國人民要讓自己的祖國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歸於失敗”，而被臨時政府以“叛國罪”通緝。他被迫從彼得格勒逃離，輾轉隱居在拉茲利夫湖畔。那是一片荒草連天的沼澤地，他與護衛在湖邊草棚中隱居數周。白天偽裝成割草農民，夜晚借着油燈，在潮濕的木板上起草《國家與革命》。書稿寫到一半時，形勢再度緊張，列寧被迫越境逃往芬蘭，在赫爾辛基郊區的避難屋中完成定稿。那是1917年8月至9月之間——距離“十月革命”僅僅數周。 《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被稱為“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空白”，卻也從根本上歪曲了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性含義，借批判第二國際考茨基之名，否定了恩格斯晚年反思“巴黎公社”暴力革命後贊成的“議會道路”，說什麼“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又把普列漢諾夫的“先鋒隊思想”推向極端，製造出後來蘇維埃政體那種“以革命之名集權於黨”的國家體制原型。 托洛茨基領導的“十月革命”，革的並不是什麼資產階級的命，其實以暴力革掉列寧原本信心滿滿同意參選的民主選舉制度之命。列寧的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2017年在選舉大敗後，列寧一邊答應由取得議會多數席位的社會革命黨人組建政府，一邊在斯莫爾尼宮策動政變，由托洛茨基指揮蘇維埃士兵突然襲擊衝進冬宮，將俄國主體人口農民們選出的代表（主要是社會革命黨人）悉數逮捕、槍決，讓俄國陷入三年血腥內戰。 這些慘烈的真相，被《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文藝化和《俄共（布）黨史教程》悉數刪除。 順便說一句，我後來看到，亦為中學歷史優秀教師出身的媒體人袁騰飛的“中國穢史論”，表示高度認同。之前的我，雖遠在鄉鎮，卻從這些被文藝化刪改和篡改的歷史幻象中，看到了大同、小康、共產諸般烏托邦之敗壞的根源：理想失真，信仰腐化，從精神開始的潰爛。可畢竟這是我的國，我生於斯長於斯，終究還是有一份責任，使她重新振作變得好起來，這就是我的Mission啊！ 三、制度的陷阱與金錢的幻術之解 所以今天，當我們看着一串串“百億貪官”名單時，不該只問“他們怎麼敢”，而要問“他們怎麼成為的”。 答案其實很簡單：當制度允許用權力換資源、用關係換安全，而信仰又被虛無化，靈魂的空洞就會吸盡社會的財富與意義。 我現在關心的是：反腐追回的錢都去哪兒了？哪怕至少一半，回流到民生經濟中呢？因為經濟學的原點，就是民生(symbiosism.com.cn/10987.html)。 朋友向松祚呼籲：“趕緊給老百姓發錢”，以激活消費與信心。有人說中國現在是通縮是錢慌，其實不是“沒錢”，而是錢被鎖在體制的迴路中——在一個精神失衡、制度僵化的社會裡，錢流動的方向，最反映靈魂的去向，“官多為患”（張全景）“官滿為患”（劉錫榮）之下，“雁過拔毛”是無解的常態，當局者哪敢發錢？
何以破解？就是要從列寧對馬克思的扭曲中回到原點——“全部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在《The Communist Manifesto》（正確的譯法是《公社黨宣言》而非日本人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日本人誤導中國人一百年）中,馬恩明確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這一未來社會的核心內涵,已經具備了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交互主體共生或主體間性共生）思想萌芽！ 特別是,卡爾·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經驗》（1872）中特別指出，對《公社黨宣言》要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消滅私有制一定要同時徹底打碎國家機器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繼承下來的“禍害”，取消官吏、常備軍和警察這類壓迫性的工具。因為從歷史上看，權力的無序擴張（殖官）所造成的危害，遠遠超過資本的無序擴張（殖民）。因此，消滅私有制和國家消亡需要共同的條件與前提。在前提不具備時，消滅其中任何一個都只會帶來災難。官本位貨殖論意識形態的本質是“債”，其要義是“資源變現”，以獲得 “超額租金”。其行為主體是“官”，其客體對象是“民”。於是，作為工具性行為的組織系統（權力和金錢），入侵到交互行為的生活世界，實行“殖民”或“殖官”，將天地君親師、士農工商兵等一切社會關係，都簡化成“超高價值承諾下的與民爭利的政策實踐”及待價而沽的“債權/債務”關係。這就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主流思維（參看《殖官主義：貨殖意識形態的成因與結果》 http://symbiosism.com.cn/8079.html）。 2500年來，這種經濟學思維，從“內斂外掠搜刮金銀財寶”，到“開放促改革‘雞的屁’錦標賽”，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通貨殖官主義”。 我曾在《殖官主義與Gentleman治理：英聯邦幸福指數的制度邏輯》比較了“殖官主義”與“Gentleman治理”兩種制度邏輯，揭示了英聯邦國家幸福指數長期領先的根源。殖官主義以權力攫取為核心，依賴貪官酷吏、沉重稅負與不公司法，導致人民困苦與制度性腐敗。而英國在亞當·斯密思想與議會制度影響下，將殖民治理逐步轉化為Gentleman模式：依靠普通法、輕稅制與社區自治，形成“家庭—社區—政府”三級秩序。這種制度遺產不僅擊碎了傳統的殖官模式，還建立了生產回歸生活、生活呈現生態、生態激勵生命的良性循環，體現了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所強調的“經濟、社會與生態系統的自組織與互生”原則（ http://symbiosism.com.cn/10881.html）。 四、結語 我在都昌鎮二中那年寫的那句話，如今依然成立：“如果沒有制度外部性來幫助打理，人類任何自稱純潔而被圈起來的芳草圓，都會被自己的屎尿所熏。” 四十五年過去，世界變了，但人心的困局並未變，東土大國的“財產公有-權力私有”的方便殖官主義——“全官尋租化-全民佃戶化”的體制傳統沒變。 真正的反腐，不只是懲惡，更是重建靈魂的公義生態，杜絕腐敗的方便法門，一個社會只有當“人心再度有光”，經濟、制度、政治才能不再靠“全面貪與選擇懲”和“精英變流氓的輪流坐莊”循環取代，來勉強維繫。組織結構的Transform只是時間問題！ 說得再明白一點：從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主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 Robinson關於“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經濟繁榮影響”研究的貢獻中，汲取智慧和動力，重建“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生命自組織連接動態平衡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體制！ 參考文獻 1. 《和解的年代：從共產主義到共生主義》 2. 《一個民族的靈魂：從文化再造到中國再造》 3. 《中國：共生崛起》 4. 《原德：大國哲學》 5. 《原德：大國政治探微》 6. 《全球共生：化解衝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國學派》 7. 《SYMBIOSISM·共生：一種約定創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 8. 《共生經濟學：回到亞當·斯密的原點再出發——21世紀政治經濟組織行為的因應之道》 9. 《Amorsophia Mindswork（AM 愛之智慧孞態網）：作為“LIFE-AI-TRUST”交互行為獎抑機制的生活方式創新與再組織基礎設施》 10. 《全球化3.0勢在必行：大而無當，小即是美的國際關係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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