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伯林在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划分。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 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LIBERTY TO……）。这种自由是“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LIBERTY FROM……)。

伯林明确表示赞成和主张消极自由，提出消极自由的理念应当作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制度的基础。因为消极自由主要是社会为个体提供发展机会的空间，防止国家力量对个人意志的支配和取代。只要具备了自由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就可称为自由制度。” (引自学习时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71357.htm)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澄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自由制度所保护的实际上是消极自由，即在意志和行动上有免于被强制和干涉的自由。西方国家近代也出现过极权甚至法西斯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消极自由受到破坏，甚至消失。当代中国是何种状态，用此作为一面镜子，就十分清楚了。

在当代中国，消极自由有没有得到保护？一个等价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里生活的人，他（她）的意志、行为有没有受到强制与干涉？不幸的是，在中国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

奥运冠军周洋在得到冠军后回答记者的采访，由衷地感谢了父母，其感言也感动了许多人。可是事后周洋却受到中国体育官员的批评，就是没有把感谢国家与领导放在前面。周洋后来再接受采访就改口为感谢国家与领导了。这是她的由衷之言吗，周洋的意志有没有受到干涉？这种连人家感谢父母都横加干涉的官员有人性吗？

在春节期间，国内有些城市为了所谓社会稳定，把所有租房子的住户全部搜查了一遍。美名其曰，是为了杜绝社会安全隐患。人们的家可以随时被检查，哪里还有隐私可言？这些租房子的房客其尊严何在呢？若个人的信件、邮箱可以被检查，隐私随意受到侵犯，人的生活还有安全感吗？

在国外开会，主持人主要是维持会议的秩序，保证每位参加者畅所欲言。在中国开会，主持人有很大的权利，他们的意思往往左右会议。其他人往往要被迫接受主持人的意思。

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是能思考并可以用语言交流。现代社会的技术本来为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在中国，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在互联网上受到阻碍。人们得到信息的权利被限制，他们传播信息的自由被剥夺。这种环境如何能吸引那些在海外习惯于Facebook, Twitter的留学生回国呢？

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非常简单的一点：在中国，公民的消极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这是中国大陆和其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区别。保护消极自由，只会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激发公民的创造力，而不会带来混乱。目前中国大陆急需争取的是公民的消极自由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