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经济与全球资本结合的模式也有其约束和上限。它体现在重商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带来的竞争和冲突,即约束将通过贸易冲突、规则竞争等体现。当冲突和对抗发生时,就意味增长顶点来临。要突破这个约束,需要在两种规则的竞争中获胜,然后在重商主义政策推动下,中共控制的产业进一步侵蚀各国产业,逐渐建立全球经济殖民,成为另一个日不落帝国。那么有这个可能吗?虽然目前从中国经济增长获利的国际资本的利益仍主导各国对中关系,绥靖政策仍然是主流,但是我们也看到,国际形势正在快速改变,政治上的转折正在发生,对中国经济的第二个打击即将降临。所以增长的停止是一个可预期的结果。机会主义政策导致的债务问题已经爆发,长期趋势上的增长因素面临转折,中国经济拐点已至。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统治者面临的关键问题,经济形势将影响到各个方面。那么它会如何选择?第一种可能,如眼下经济学界开出的药方,通过分配政策扩大内需,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来解决问题。如前所述,这四十年的变化,都是专制体制下,统治阶层利益推动的结果。国内的各种公共政策,只有符合其各级利益的方面才得以高效实施,单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策,无不被扭曲或拖延。要实现分配政策的逆转,意味着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以一个长期变化来解决短期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第二种是从改革的角度看,是否有重新回到极左时代,通过全面的控制维护统治的可能?在社会层面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于极左时代,市场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以整体对政策和局势做出反应,当政策导致市场波动时,短期影响社会秩序稳定,长期减弱政府财政能力,从而对破坏市场均衡的政策形成反馈约束。所以我们看到供销社的回归,看到社区职能的加强,看到企业中党支部的入驻,看到国进民退,但要和平地退回到计划经济还是不太可能。所以,目前的局面下,中国已难有有效应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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