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到底能不能打？

這個問題如果放在今天，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反駁：怎麼可能？中國人吃苦耐勞、聰明勤奮，歷史上漢唐強盛，明清也打過無數戰爭，中國軍隊更曾經取得過抗美援朝這樣的戰爭勝利。把“中國人不能打”作為一個結論，聽起來簡直荒謬。

但如果我們把問題稍微換一個問法，事情就變得有意思了：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的國家，經常擁有極其龐大的人口、財政和動員能力，卻又經常需要用遠遠超過對手的資源、時間和人員損失，才能取得戰爭勝利？

為什麼一個擁有巨大人口優勢的國家，常常可以把戰爭打贏，卻未必能把戰爭打得漂亮？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並不缺少勇敢的士兵，卻經常缺少能夠讓普通士兵主動判斷、基層軍官獨立決策、整個組織高效協同的軍事體系？

再把問題擴大一點：

為什麼中國人在個人層面可以非常聰明、吃苦耐勞，甚至極其善於在惡劣環境中生存；可是當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幾萬人組成一個組織以後，卻經常表現出另外一種面貌——怕擔責任、等上級指示、互相推諉、等級森嚴、重形式輕效率？

如果把這些問題聯繫起來，我們或許會發現：

所謂“中國人不能打”，真正值得討論的並不是中國人的身體素質，也不是中國人的勇氣，更不是所謂“民族劣根性”，而是一種長期形成的社會組織能力問題。

中國人不是不勇敢。

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勇敢的人。

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勇敢的人，經常不能被組織成一支高效率的軍隊？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國家很能打”，不等於“中國人很能打”

首先必須區分兩個經常被混淆的概念。

一個國家能不能打仗，與它的軍隊能不能高效率地打仗，並不是一回事。

一個擁有一億人口的國家，和一個只有一千萬人口的國家交戰，前者當然可能擁有更強的戰爭承受能力。

它可以徵募更多士兵，可以提供更多糧食，可以承受更多傷亡，可以打一場更長時間的戰爭。

如果前者每打一場仗損失一萬人，後者損失兩千人，但前者有足夠的人口不斷補充，那麼最終死的是誰更多，並不一定決定誰失敗。

這是一種非常原始、但非常強大的戰爭能力：

我未必比你打得好，但我比你耗得起。

漢武帝時代對匈奴的長期戰爭，就是理解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入口。

匈奴的人口和經濟基礎不可能與漢帝國相提並論。漢帝國可以不斷徵兵、征糧、組織運輸，發動規模遠遠超過草原政權承受能力的大規模戰爭。

而且，這種戰爭並不是沒有代價。司馬遷作為漢武帝對匈奴戰爭政策的批評者，對元狩四年漠北之戰的巨大代價有非常強烈的記述。後世研究者指出，史料記載漢軍一次北征即損失大量戰馬，甚至造成嚴重財政壓力。現代學者對具體數字存在爭議，因此不能簡單相信古代史書中的每一個精確數字，但“戰爭造成巨大馬匹和財政消耗”這一事實本身非常明確。

這其實非常值得注意。

如果一個帝國必須不斷調集幾十萬乃至更大規模的人力、馬匹和糧食，通過巨大的後勤體系，把一個人口遠少於自己的對手拖垮，那麼我們當然可以說這個帝國具有強大的戰爭能力。

但這並不自動證明它擁有同樣高水平的戰爭效率。

它證明的可能只是：

這個國家比對手更能承受戰爭。

所以，漢武帝打敗匈奴不能簡單地證明“漢軍在所有層面都比匈奴優秀”。更準確的說法是，漢帝國把自己的人口、財政、農業生產和後勤體系轉化成了一種遠遠超過匈奴的戰爭承受能力。

這是一種力量，但不是我們今天通常所說的軍事專業主義。

中國歷史上，這種“用資源彌補效率”的現象並不少見

唐太宗李世民時期的高句麗戰爭同樣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645年唐軍遠征高句麗，是中國古代軍事史上最著名的遠征之一。唐帝國當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其軍隊也絕不能簡單稱為“不能打”。相反，唐初軍隊在騎兵、機動、指揮以及多民族軍事力量整合方面具有很高水平。

但恰恰因為唐軍本身很強，這場戰爭的代價才更加值得觀察。

近年來一項專門研究645年戰爭經濟損失的論文，根據《唐會要》《冊府元龜》《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料重新估算唐軍損失，認為不同史料對應的戰死和損失馬匹數量約為6.3萬至9.6萬匹，相當於當時唐朝馬匹總量的約17.7%至27%；唐軍水軍一百艘戰船中大部分沉沒，此後唐朝又需要重新建造大量船隻。研究者甚至將這些損失換算成當時租庸調收入，認為其經濟代價相當可觀。

而更重要的是：

唐軍最終沒有征服高句麗。

這不是說唐軍“不能打”，而是說明一個道理：

一個國家擁有世界級的動員能力、優秀的軍隊和巨大的資源，並不意味着它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完成所有戰爭目標。

國家越大，有時候越容易用資源掩蓋效率。

打一仗失敗了，再打一仗。

糧食不夠了，再調糧。

戰馬損失了，再徵發。

艦船毀掉了，再造。

只要國家機器足夠龐大，戰爭機器就可以不斷補充。

這就是“大國戰爭能力”與“單位軍事效率”之間的差別。

“中國人真的不勇敢嗎？”

當然不是。

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勇將、猛士和英雄。

問題甚至恰恰相反：

中國人個人可以非常能打，但中國社會未必善於把“能打的人”組織起來。

一個人面對敵人，可以勇敢。

十個人組成一個小隊，就開始需要協作。

一百個人組成一個連隊，就需要明確的分工、訓練、紀律和基層指揮。

一萬人組成一支軍隊，則需要後勤、情報、通信、軍官體系、晉升制度、榮譽體系、專業教育以及大量能夠獨立解決問題的基層組織者。

戰爭越現代化，越不是比誰個人更勇敢，而是比誰能夠把無數普通人組織成一個高效率的系統。

真正決定戰爭質量的，不是“我敢不敢死”，而是“我能不能讓一萬個普通人在複雜環境下各自做出正確的事情”。

而這恰恰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長期存在的問題。

抗日戰爭：最能說明“能堅持”不等於“高效率”

現代中國歷史中，最不能被簡單處理的案例就是抗日戰爭。

如果有人用抗日戰爭證明“中國人不能打”，顯然是不公平的。

中國能夠在國力、工業能力、空軍、海軍和機械化程度遠遠落後於日本的情況下堅持八年，並最終成為戰勝日本的主要同盟國之一，這本身就是巨大的戰爭能力。

但是，如果問題變成：

中國軍隊的作戰效率到底高不高？

答案就複雜得多。

國民政府方面戰後統計的國民革命軍人員損失約為323.8萬人，其中包括約132萬人死亡、179.7萬人負傷和約12萬人失蹤；不同統計口徑之間差異很大，因此這些數字不能當作絕對精確的戰損數據。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提供的戰爭概覽指出，1937—1945年中國軍民死亡總數約達2000萬，而在中國戰場死亡的日軍約48萬人。這裡的中國2000萬包括軍民，並不能直接與日本軍人死亡數進行戰損比，但它非常直觀地說明了戰爭的巨大人口代價。

劍橋《中國史》有關抗日戰爭的概述則指出，這場戰爭持續八年，中國直接或間接死亡約1500萬至2000萬人，戰爭結束時國民政府和軍隊已經“exhausted and demoralized”，即陷入嚴重疲憊和士氣低落狀態。

所以抗日戰爭實際上應該被分成兩個問題：

中國有沒有戰爭承受能力？有。

中國人民有沒有犧牲精神？有。

中國軍隊有沒有優秀將領和優秀部隊？當然有。

但如果進一步問：

中國是否擁有與日本相當的軍事工業、基層訓練、軍官專業化、通信、後勤和單位作戰效率？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中國最後能夠贏得戰爭，一個重要原因恰恰不是中國軍隊在單位效率上全面超過日本，而是中國擁有巨大的戰略縱深、人口和戰爭承受能力，同時日本無法承受長期全面戰爭的成本。

所以抗日戰爭反而是本文觀點最好的例子之一：

中國人非常能忍、非常能撐、非常能承受戰爭，但“能撐住”並不等於“打得高效”。

抗美援朝：一個更加尖銳的例子

抗美援朝則更加複雜。

因為如果只講中國軍隊“不行”，抗美援朝馬上就會成為反例。

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戰爭初期通過突然性、夜戰、近戰和大規模兵力集中，迅速改變了朝鮮戰場態勢。之後中國軍隊又逐漸學習和適應現代戰爭，在陣地戰階段形成了相當成熟的防禦體系。

因此，不能把抗美援朝說成“中國軍隊打得很差”。

但是，這場戰爭同樣說明了中國軍隊在當時存在巨大的人員和物質消耗問題。

中國國防部公開資料稱，整個戰爭期間共有約290萬名志願軍官兵參戰，確認死亡197,653人。

這意味着，僅以中國官方確認的死亡數字計算，參戰人員與死亡之間就已經形成了極其沉重的人員代價。當然，參戰人數是輪換累計人數，而不是某一時刻的兵力，因此不能把197,653簡單除以290萬當作“戰死率”。

更重要的是，中國當時面對的是一個擁有巨大工業、航空和火力優勢的聯合國軍體系。

所以抗美援朝不能被簡單解釋為“志願軍不善作戰”。

恰恰相反，它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

中國軍隊可以通過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人員投入和戰術適應能力，彌補巨大的技術和火力差距。

這是一種非常強的戰爭能力。

但是，它仍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高交換比戰爭。

換句話說：

中國軍隊可以打，也敢打；但“敢打”與“低成本、高效率地打”依然是兩個概念。

這正是本文所說的“中國人不能打”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

這裡所謂“不能打”，不是說中國士兵膽小，而是說中國社會長期形成的組織機制，往往更擅長通過增加投入來解決問題，而不是通過提高單位效率來解決問題。

中印戰爭：必須承認的反例

如果我們真正想嚴肅討論這個問題，就不能迴避1962年的中印戰爭。

因為這場戰爭恰恰證明：

中國軍隊並非任何時候都低效。

1962年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役層面的表現相當突出。學者M. Taylor Fravel根據多種資料估算，中方死亡約722人，印度方面死亡約4885人；不同來源的數字存在差異，但總體上中國軍隊取得了明顯的戰術和戰役優勢。

印度學者PK Chakravorty也承認，1962年戰爭中中國軍隊表現出色，印度方面對中國的軍事意圖和作戰能力判斷嚴重失誤。

這說明什麼？

說明中國軍隊並不是“天生不能打”。

更準確地說：

當中國軍隊處於相對明確的戰略環境，集中優勢兵力，指揮體系相對統一，而且戰爭規模和後勤要求仍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時，它完全可以表現出很高的戰役效率。

所以1962年反而成為本文的一個重要反證：

中國軍隊並不是沒有能力。

真正的問題是：

為什麼這種高效率不能穩定地擴展成一種長期、普遍、制度化的軍事專業主義？

這才是值得研究的。

對越戰爭：一個更難迴避的現代案例

1979年中越戰爭則更加具有爭議性，也更加適合討論“效率”。

中國投入大規模地面部隊越過邊境進攻越南，戰爭持續約一個月，隨後中國宣布撤軍。關於雙方損失，學界和各國資料差異非常大。

有研究使用中國方面解密材料估計，中國軍隊實際死亡約8000人、傷員超過2.3萬人，總損失超過3.1萬人；西方長期流行的估計則高得多，約為2.6萬人死亡、3.7萬人負傷。因此，26,000死亡這一數字不宜作為確定事實使用。

學術研究同樣指出，雙方究竟誰取得了“勝利”存在爭議，而且戰爭造成了雙方巨大的人員損失。牛津學術論文甚至指出，一些研究將這場戰爭視為中國的失敗，而另一些研究則認為越南承擔了更大的戰爭損害。

但有一點比較難以否認：

1979年的中國軍隊並沒有表現出一個現代化大國軍隊應該具備的壓倒性作戰效率。

當時中國投入的兵力遠遠超過越南直接用於正面防禦的正規軍規模，戰爭卻在短短一個月內造成相當大的人員和裝備損失。

一些西方研究甚至把1979年的戰爭視為促使中國軍事改革的重要刺激因素，因為戰爭暴露了中國軍隊在指揮、通信、後勤、裝備和現代化作戰方面的明顯不足。

這恰恰說明：

一個擁有龐大人口和龐大軍隊的國家，並不意味着它擁有同等水平的軍事組織效率。

如果只看“戰損比”，中國歷史上的問題就更加明顯

不過，這裡必須特別強調：

古代戰爭的戰損比絕不能機械計算。

古代史書中的“斬首多少”“殺敵多少”經常帶有嚴重的政治宣傳性質。比如漢軍一次宣稱斬首數萬，並不能直接證明敵人真的死了這麼多人，更不能用這個數字精確計算“我軍死一人殺敵十人”。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另一組更可靠的指標：

軍隊投入多少？

戰爭持續多久？

損失了多少戰馬？

消耗多少糧食？

需要多少運輸？

需要重新製造多少武器裝備？

最後取得了什麼戰略結果？

這組指標往往比一個“斬首數字”更能說明問題。

例如清朝乾隆時期的第二次金川戰爭。

這場戰爭從1771年打到1776年，是清朝最昂貴的邊疆戰爭之一。德國學者Ulrich Theobald的研究認為，這是19世紀以前清朝進行過的最昂貴戰爭，對國家財政和整個經濟產生了深刻影響；戰爭持續五年，動員了軍隊、地方行政人員、工匠、腳夫、商人等龐大的社會資源。

另有研究估計，這場戰爭的財政撥款超過6100萬兩白銀。

一個帝國為了消滅西南山區規模並不大的地方武裝，需要投入如此巨大的國家資源，這當然可以證明清帝國具有恐怖的戰爭承受能力。

但它同樣暴露出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必須用如此龐大的財政、運輸和人員投入，才能解決一個規模有限的邊疆軍事問題，那麼這究竟是軍隊強大，還是國家太能耗？

這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緬甸戰爭：大清帝國也會被“小國”打得非常難看

1765—1769年的清緬戰爭則更加直接。

耶魯大學等學術體系中長期研究清緬戰爭的學者戴瑩曾在《Modern Asian Studies》發表專文，將這場戰爭稱為清朝歷史上最災難性的邊疆戰爭之一。

她指出，乾隆皇帝最初認為緬甸只是一個遙遠的“蠻夷”政權，低估了對手；雲南綠營部隊無法迫使緬甸屈服之後，清廷又投入精銳八旗。戰爭隨後擴大成為全國性的大規模邊疆戰爭。

最終，清軍在熱帶森林、沼澤和疾病環境中遭受嚴重損失，多個清軍統帥先後無法完成征服任務，清軍最終撤退並與緬甸達成停戰。

這件事的意義非常大。

因為清帝國當時是亞洲最大的國家之一。

它有龐大人口。

有巨大財政。

有八旗精銳。

有綠營軍隊。

有成熟的官僚體系。

但是面對一個遠比自己弱小的緬甸，它卻無法迅速取得決定性勝利。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國家很能打，軍隊卻未必很能打。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有沒有贏過”，而是“贏一場戰爭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如果把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會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規律。

漢帝國可以把匈奴拖入長期戰爭。

唐帝國可以不斷發動高句麗遠征。

明帝國可以不斷調集軍隊應對北方和西南戰爭。

清帝國可以為了金川戰爭投入巨額財政。

抗日戰爭中，中國可以承受八年戰爭和巨大人員損失。

抗美援朝中，中國可以投入近290萬名輪換參戰人員。

1979年中國又可以在一個月內投入龐大兵力發動對越作戰。

這些都證明了一個事實：

中國國家機器非常能打。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問題：

一個普通士兵需要多少訓練？

一個基層軍官能夠獲得多少專業授權？

一支部隊能否在失去上級聯繫後獨立完成任務？

一個將軍是否能夠根據戰場情況而不是政治風向做出決定？

一個軍隊能不能用較小的人員和裝備損失完成任務？

一個國家能不能持續產生一代又一代專業軍事人才？

答案就沒有那麼樂觀了。

這才是本文真正想說的“中國人不能打”。

一個從小被教育“別出頭”的人，怎麼可能成為優秀軍官？

中國傳統社會最重要的政治美德之一是什麼？

服從。

聽話。

守規矩。

不要越權。

不要犯錯。

不要惹麻煩。

不要挑戰上級。

這些品質對於維護一個龐大的官僚帝國非常重要。

可是戰爭需要的東西，有時候恰恰相反。

戰場上的情況不會按照上級命令書發展。

敵人不會按照你的計划進攻。

通信會中斷。

指揮官會陣亡。

道路會改變。

天氣會改變。

情報會出錯。

這時候，一個基層軍官最需要的不是尋找一份新的命令，而是自己判斷：

現在到底應該怎麼辦？

現代軍隊之所以強調軍事專業主義、任務式指揮和基層授權，原因就在這裡。

真正優秀的軍隊，不是每個人都等將軍告訴自己下一步做什麼，而是上級告訴你任務和目的以後，你能夠自己判斷實現任務的方法。

但是在高度等級化的政治文化中，一個人從小接受的訓練往往恰恰是：

“不要自己決定，先看看領導怎麼說。”

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矛盾。

中國人可能非常聰明。

中國人可能非常勤奮。

中國人甚至可能非常勇敢。

可是一個聰明、勤奮、勇敢，卻習慣等待命令的人，未必是一個優秀的組織成員。

“奴性”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讓人害怕，而是讓人不會負責

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奴性”這個詞，我認為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中國人天生有奴性”。

這種說法既粗暴，也沒有解釋力。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

長期的臣民政治文化，會不會塑造一種“把服從上級看得比承擔責任更重要”的人格？

答案顯然是有可能的。

一個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長期生活，會逐漸學會一套生存規則：

領導說對了，我跟着做。

領導說錯了，我也跟着做。

出了問題，不要自己承擔。

最好留下痕跡證明是別人要求我這麼做的。

能不做決定就不做決定。

能往上請示就往上請示。

能把責任推給別人就推給別人。

這套行為邏輯，在官僚體系中可能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自我保護機制。

但到了戰場上，它可能變成災難。

因為戰爭要求的恰恰是：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必須做決定；我知道這個決定可能錯，但我必須承擔責任。

所以真正優秀的軍事組織，需要培養的並不是“聽話的人”，而是在政治上服從、在專業上負責的人。

這兩個概念完全不同。

“好男不當兵”：最嚴重的不是一句俗話

這也可以解釋中國傳統社會另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

軍人的社會榮譽為什麼經常低於文人的社會榮譽？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類的民間說法，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這句話究竟從哪個朝代開始流行，而是它反映出的價值排序。

在傳統社會，一個年輕人最理想的上升道路是什麼？

讀書。

科舉。

做官。

成為士大夫。

相比之下，軍事職業很難成為整個社會最穩定、最普遍認可的上升道路。

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問題：

一個社會如果不尊重軍人，最終會由什麼樣的人進入軍隊？

如果最優秀、最有抱負、最有教育的人都把軍隊視為不得已的選擇，那麼軍隊本身就會產生人才逆向選擇。

這不是一句“重文輕武”就可以解釋完的。

因為真正的問題是：

社會究竟把什麼樣的人生定義為“成功”？

如果一個人打了一輩子仗，建立了赫赫戰功，社會地位仍然很難與一個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的人相比，那麼年輕人當然會重新計算自己的選擇。

久而久之，軍隊就可能成為一種低聲望職業。

而低聲望職業很難長期建立高水平的職業主義。

明朝尤其說明了這一點

明朝是觀察這個問題非常好的案例。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本身就是軍事革命的產物。明初武將集團地位很高，國家也高度依賴軍功。

可是隨着皇權制度逐漸成熟，皇帝又開始擔心武將集團本身。

因為皇帝需要軍隊，卻不希望軍人形成一個擁有獨立政治影響力的集團。

於是問題又回到了我們前面說的那個悖論：

皇帝既需要能打的將軍，又害怕真正能打的將軍。

一個完全沒有能力的將軍當然不好。

但是一個能力太強、威望太高、軍隊太信服的將軍，同樣危險。

於是最安全的軍事組織，往往不是讓最有能力的人擁有最大的自主權，而是讓所有人都處於皇權能夠控制的位置。

這對於皇帝來說是理性的。

對於戰爭來說，卻未必理性。

因為戰爭最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敢於負責、敢於決斷、能夠在複雜環境中獨立行動的人。

如果我們把“不能打”擴大到整個中國社會

那麼問題就更加有意思了。

軍隊只是社會的一個縮影。

如果一個社會普遍獎勵的是服從而不是創造，獎勵的是不犯錯而不是解決問題，獎勵的是揣摩上意而不是承擔責任，那麼這種文化當然不會只存在於軍隊。

它會進入企業。

進入學校。

進入家庭。

進入政府。

進入各種社會組織。

最終形成一種非常特殊的組織文化：

個人很聰明，組織卻很笨。

一個中國人自己做生意，可以非常機靈。

自己擺攤，可以非常勤快。

自己做項目，可以非常能吃苦。

但是一旦進入層級組織，就可能開始等待領導指示。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的個人能力”與“中國人的組織能力”有時候會呈現出非常奇怪的反差。

而戰爭恰恰是檢驗組織能力最殘酷的地方。

因為商業組織失敗，可以重新來過。

行政機構犯錯，可以開會整改。

戰爭犯錯，死人。

而且往往一次錯誤就會死幾百、幾千甚至幾萬人。

因此，戰爭最終會逼迫一個社會回答一個問題：

你究竟有沒有能力讓普通人在沒有人監督的時候，把正確的事情做好？

如果沒有，那麼人口越多，有時候只是意味着你有更多人可以犧牲。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人不勇敢”，而是“中國人太習慣服從”

中國歷史上最令人遺憾的地方，也許恰恰在這裡。

中國人並不缺少優秀個人。

中國歷史上有無數勇將。

有無數敢死之士。

有無數聰明的謀士。

也有無數吃苦耐勞的普通士兵。

但是一個現代社會真正需要的，不是偶爾出現一個岳飛、戚繼光、李靖或者韓信。

真正需要的是：

即使沒有岳飛、沒有李靖、沒有天才將軍，普通的軍官和普通的士兵仍然能夠依靠制度和專業主義，把戰爭打好。

這才叫現代軍事能力。

而這也是傳統大一統帝國最難做到的事情之一。

它太依賴個人。

太依賴最高統治者。

太依賴某一個名將。

太依賴中央命令。

一旦皇帝英明，就可能出現盛世。

一旦皇帝昏庸，整個系統就可能迅速失靈。

一旦出現李世民、漢武帝、康熙這樣的強勢統治者，國家可以發動驚人的戰爭機器。

但一旦進入能力下降的時代，整個系統就容易迅速暴露出它的低效率。

所以，問題最終變成了一個很刺眼的問題

中國人到底為什麼不能打？

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勇氣。

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智慧。

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吃苦精神。

更不是因為中國人的基因有什麼問題。

恰恰相反，中國歷史上證明了中國人擁有極強的生存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和戰爭承受能力。

真正的問題是：

我們長期形成的制度和文化，更擅長製造服從者，而不是製造具有自主判斷能力的組織成員；更擅長製造能夠忍受巨大壓力的人，而不一定擅長製造能夠在複雜環境中主動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才會出現一個極其奇怪的歷史現象：

中國的國家可以很能打，中國的老百姓也可以很能吃苦，中國的士兵可以非常勇敢，但中國的組織卻未必同樣能打。

這三件事情必須分開。

國家動員能力很強。

戰爭承受能力很強。

個人生存能力很強。

並不自動等於：

軍隊效率很高，組織效率很高，基層主動性很強，軍事專業主義很強。

而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國家，最終必須解決的恰恰是最後幾個問題。

因為現代戰爭已經越來越不是“誰的人更多、誰能死更多人”的戰爭。

它是組織之間的戰爭。

是專業主義之間的戰爭。

是信息處理能力之間的戰爭。

是基層決策能力之間的戰爭。

是一個社會能不能讓普通人在沒有領導盯着自己的時候，仍然把事情做好。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打”真正應該問的不是：

“中國人是不是天生不行？”

而應該問：

“我們究竟建立了一套什麼樣的制度和文化，使得一個聰明、勤奮、勇敢的人，進入組織以後，卻經常變成一個只會等待命令的人？”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那麼即使擁有再多的人口、再大的財政、再先進的武器，我們仍然可能重複一個古老的邏輯：

國家很能打，個人也很能吃苦，但真正決定效率的那個組織，卻沒有那麼能打。

而且，中國人將還會一次又一次經歷：

白登之圍、五胡亂華、建康南渡、靖康之恥、崖山海戰、土木堡之變、甲午海戰、九一八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