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商君書比較火熱，它作為一部重要的文獻與理論性著作，號稱帝制時代的帝王絕學，提出了“馭民五術”，被認為是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剝削、壓榨、利用和統治中國人民的理論武器。但這套理論為什麼會產生？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對於我們今天如何理解歷史、走向未來也很有啟發。商君書所提出的所謂“馭民五術”，顯示出對於中國民眾極大的惡意，甚至仇恨。 我的結論是， 這種惡意本質上來源於少數征服者民族對於中原多數被統治階層的控制、防範、利用和敵視心理。 一、“人”與“民”的字源考證與階級對立 在當代漢語中的通常理解中，就泛指層面而言，“人”“民”是可以通用的，都是指人類，但“人”傾向於生理、血統層面的自然人，而“民”則傾向於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的社會人。所以出現“人民”並稱的情況，但“人民“一詞，與通常語法書的表面化解釋不同，實際上是一個偏義複詞，而非並列複詞，兩個單字在不同語境下的意義主從情況並不一致。這個我無法舉例，大家可以自行品味。在商君書的時代，乃至整個古漢語語境中，“人”“民”是不作為並列複詞使用的，它們都是單獨的意義單位。在泛指人類的意義之外，“人”特指統治階級。而“民”特指被統治者。 “人”與“民”在古漢語中有着本質區別： “人”的本義：通常解釋“人”字的象形是一個跪姿的人，而我認為，這個字的古文字形如同一個騎在馬上的騎士，代表着游牧民族、征服者與統治階層（即“騎兵”）。這是我提出的獨特的學說，和說文解字和常規認識不同。不過，即使你不認同這個詞源解釋，但不影響“人”的狹義在古漢語中特指統治者的事實。 “民”的本義：甲骨文中“民”字像一隻眼睛被刺傷的戰俘（即盲人/奴隸），代表着被征服的農耕民族與被統治階層（即“農民”）。“民”與“盲/氓”通假，流氓即流民。 這種字源區別一直延續到近代。例如清朝的“旗、民不通婚”，“旗”指八旗統治者，“民”指漢族被統治者；有清一代，但凡單指八旗成員，只會說“旗‘人’”，說“旗民“必然是指八旗成員和普通漢人。 由此可知，商君書中為何不提出“馭人五術”而提出“馭民五術”就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措辭問題。 接下里，我們需要結合“人”與“民”兩字的字源區別進行探究，從而分析“馭民五術”的成因。 二、商君書對“民”不對“人” 在前述基本認知的基礎上，讓我們一起回顧商君書中的“馭民五術”： 壹民：統一思想。 弱民：國強民弱，治國之首務在弱民。削弱百姓以強盛國家。 疲民：為民尋事，使民無暇顧及他事（如秦始皇大興土木修宮殿陵寢、修長城、徵發兵役）。 辱民：使之無自尊自信，唆之相互檢舉揭發，終日生活在恐怖與內耗之中。 貧民：剝奪余財，使民人窮志短，忙於生存而無法提升知識與追求。 (註：若以上五者皆無效，則實行物理剷除/殺害。) 值得注意的是，“馭民五術”的論述中，包括商君書全文，大範圍地使用“民”這個字，而很少使用與之在泛指意義上通用的“人”這個字。如果你把“人“和“民”視為同義詞，就會覺得這個現象在強調對仗變化、以避免單調的古漢語文本中是很奇怪的。 實際上，核查一下可以知道，凡是用“人”的地方通常都是泛指義。商君書的作者很清楚“人”和“民”不是一個東西。 三、商君書與秦人和周民的鬥爭 探究商鞅本人及其背景：商鞅系魏國國君後裔，本姓姬（可稱姬鞅、魏鞅或公孫鞅）。他早年學習法家、兵家、雜家思想，曾任魏國相國公孫痤的門客。公孫痤臨終前建議魏王重用商鞅，若不用則殺之。商鞅後來因變法得罪秦國舊貴族，最終慘遭車裂，但其政策在秦國被延續了下來。 從商鞅個人的成長經歷中，很難直接找到他對普通民眾懷有深刻敵意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須從秦國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來尋找線索。即我們不能把商君書看成商鞅的個人發明，而應將商君書體現的思想看成是商鞅對當時已經存在的秦國政治文化的一種理論化和發展。商鞅不應被簡單看作一個一拍腦門就寫出極端邪惡著作的歹毒無恥之徒。他提出的統治策略，在社會實踐上必然已經存在相應的歷史土壤。這正是商君書為秦王所採納的本質原因。 秦人是否為純粹的游牧民族，目前史學界爭論比較大，但無論如何，秦人長期生活在西北邊陲，從事畜牧業，與西戎不斷進行軍事鬥爭，文化與生活方式都高度游牧化/胡化則是無疑的事實。孔子周遊列國而不入秦，是因為在關東諸國與儒家眼裡，秦國地處西北、與戎狄雜處，是未開化的“虎狼之邦”。秦人保留了商朝嚴酷的人殉制度（如秦穆公殉葬177人），與重禮儀而不重人殉的周文化不同。 周平王東遷後，秦國收復了被戎狄占領的原周朝核心區域，接管了留守的“周民”，並通過數百年的戰爭不斷征服臨近的關東諸國土地上的民眾，他們也是一種廣義的“周民”。 因此，秦國統治結構中存在兩種人：作為征服者的秦人（游牧/胡化部落）與被統治的周民/關東諸國百姓（農耕文明）。 正因如此，商君書提出的是“馭民五術”而非“馭人五術”。其本質是騎在馬上的少數游牧征服者，針對被征服、被刺瞎雙眼的敵對農耕民族（民）所採取的極端控制與剝削手段。 結語 今天追溯這段歷史，並非為了挑撥民族矛盾，而是為了讓大家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着產生於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糟粕，因為“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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