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現台灣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持極端民族虛無主義觀點的朋友，或者是恥為中國人，或者覺得中國人本身就是一個不那麼高等級的存在，甚至在罵人時說“祝你下輩子投胎到中國”，我是很不認同的。 當代的中國人確實有很多缺點，但是我們的民族也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文化傳承和奮鬥精神的民族，中國人只要實現真正的全方位的現代化，是有改進和上升的空間的。今天就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講一講：當我們說自己是中國人時，我們究竟在說什麼？ 先說結論，當我們說自己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意思是什麼？很多人意識不到，“中國人”的意思是“京城人”，或更具體的說， “來自京城的游牧征服者”。 這個結論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中國”的意思。 “國”很好解釋，古人講“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國”就是一定規模的古代君主修建的城堡、要塞、城牆，延伸開來，也包括城池內外附屬的所有人民、土地和其他資源。“家”就是房屋、圍牆及其附屬的院子。在上古時代，這也得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有“家”。為什麼家裡有“豕”呢？這個看一下這個西漢時代的陶俑院子模型就知道了。 
我們還是回到“中國”意思的解讀。“中”的意思就比較出乎常規的想象。 一般認為，“中”是一個方位詞，古代商王的都城都建在所屬疆域的中央，所以四面都是藩國或者夷狄，因此商朝就被稱為中國。“中國”其實就是“都城”或商朝直接控制區域的形象的另外一種叫法。 商人自稱“中殷”。西周初年的何尊中周成王提到“余其宅茲中國”，意為“我要到中國（殷商故地）去定居”。《書經·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意思是說，上天已經把中國的百姓和疆土交付給周朝的先王們治理。《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意思是說，要給中國人民一點好處，好依靠他們來安撫四方。從這些案例來看，“中國”無疑是指商王朝核心統治區及其人民。 但是，這個說法雖然有理，但只揭示了部分真相。 當你以商朝為中心看待世界時，商都或商王國確實是在世界的中心；但任何其他國家也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看待其他的國家和民族，他們為何不自稱“中國”呢？ 而且我們看商朝的地圖，當你把地圖拉遠時，你很容易看出來，商的核心區域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山河四省，拉上周也不過增加一個陝西，根本就不在世界的中心。 有人說，這可能是因為古代人地理知識的匱乏，所以誤認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心。但是從《山海經》來看，古代人很顯然是知道自己不在世界的中心的。那麼他們為什麼自稱中國呢？ 
我們看下這張圖，這個東西，有一些歷史常識的朋友可能已經認出，是成吉思汗的九纛大旗。九纛大旗包括九根纛旗。纛旗在蒙語中叫做“蘇魯錠”，意思是矛。 
這個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中”字，和這個纛旗是不是很像？ 
說到這裡，大家就明白了“中”其實是一種旗幟，而且不是普通的旗幟，是商王所用的“王旗”。 《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這段話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謎題，解釋得莫衷一是。 這是因為古人都把“中”當成一個方位詞，而“中”在這裡是名詞。如果“中”是方位詞，何談“執”啊？“執”就是“拿”。比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什麼“虞廷十六字心法”把這句話解釋得神乎其神，其實完全是牽強附會。把這個“中”解釋為“中庸”是完全不對的。 當你把這個“中”理解為王旗的時候，那就很容易理解這段話。這段話是堯帝在把帝位傳給舜的禪讓儀式上，對舜說的話。大意是說現在天命現在轉移到你的身上（天之歷數在爾躬），你好好地接着我這個王旗吧（即：允執其中）。如果你不好好干，把老百姓弄得困窮，天命也會從你身上轉移的（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允執其中”的直接意思就是“堅定地舉起王旗”，深層的意思是希望舜努力做個好君主。 在上古時代，這個“中”旗，應該類似於蒙古人的纛，相當於秦以後的玉璽、或者古埃及法老的權杖，就是君主權力的象徵。 再舉一些古漢語中的涉及“中”的案例。《左傳·僖（吸）公四年》：“...（齊桓公）建中於管，...尊王室。”《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建中立極，...一統天下。”《漢書·董仲舒傳》： “建中興國，乃聖王之所為也。”“建中”就是豎立起旗幟，建立朝廷。 我們可以通過蒙古人和古代歷史對於“蘇魯錠”也就是九纛的說法來幫助理解“中”旗的意義和價值。 據《蒙古秘史》載：成吉思汗於丙寅年“在斡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另據《元史·太祖本紀》記載：“元年丙寅（1206年），帝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 傳說成吉思汗出生時候手心握着一塊纛形的血塊，所以蒙古人也據此認為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戰神。成吉思汗崛起於斡難河流域，商人崛起於西遼河流域並不遙遠。所以蒙古人和商人有類似的文化傳承並不意外。 說到這裡，再次回到主題：“中”就算是一種旗幟，和“中國人”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要說到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和作戰方式。 在和平狀態下，牧民會在春季四散開來，到各個水草豐茂的地方游牧；而到了秋天，則趕着牲口往回走，去哪裡？就是“中”旗也就是王旗所在的位置，然後聚集在一起，集中人力和資源，一起度過漫長而寒冷的冬天。“中”並非實際的空間位置，而是族群分散出去的中心位置，而且通常應該是部落首領或族長所在地。當然，這個旗幟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當然會有一定的差別。這種旗通常也是可以移動的，由人舉着，或者插在地上，或者豎立在車上由牲口拉着走。看過相關影視的，可能會對成吉思汗的插着大旗的大車產生印象，這就是移動版的“中”旗的大概配備情況。在戰爭狀態下，這種旗幟就是戰旗，所有參戰的人都跟着這個旗幟來前進或者後退。 在比較古老的時代，可以想象，王或族長或部落首領本身就是將帥，直接舉着“中”旗參戰；隨着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就會出現非國王的貴族或將領帶人出去進行生產或者作戰的情況。這個時候“中”或者說旗幟就出現了分化。 《禮記・郊特牲》提到 “（天子）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周禮・冬官・考工記》提到 “龍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鄭玄注 “交龍為旗，諸侯之所建也”。諸侯所建的龍旗一般為九旒，但無日月圖案。這個“旒”基本上就是“斿”。穗子、瓔珞、垂繩也。《孟子・萬章》中提到 “大夫以旌”，“士以旗”，大夫的部隊是舉“旌”的，士的小部隊則是舉“旗”。 這是古文中“中”“旌”“旗”的對比。可以看出“方”字旁就是“中”，屬於形旁，表示這兩個字的屬性為旗幟，而它們的右半部分的內容則代表旗幟的特定類型：“旌”是上面有牛尾巴或者鳥羽毛的旗，而“旗”則是上面有畫着圖騰符號的布面旗。 
而“中”旗如果插在地上，可不是隨便插的，被插的地方在現代蒙古人叫做“敖包”，其自然形態就是一個大石頭堆，藏人版本則稱之為“瑪尼堆”，突厥系的牧民則稱之為“奧巴”。 雖然“敖包”這個漢字漢譯（包括清代的“鄂博”）是在近幾百年才頻繁出現在文獻中，但其背後的詞根 “Oba / Ovoo”，在阿爾泰語系（包括突厥語族、蒙古語族，甚至通古斯語族）中是一個史前級別的底層核心詞。 
在公元5-8世紀的古突厥碑文（如《闕特勤碑》）和早期的烏古斯突厥傳說中，“Oba”就已經存在，指代堆石、旗幟以及由其凝聚起來的氏族。
在上古阿爾泰語中，這個詞根用來形容“隆起、堆積、高出地面的圓包”。在兩千年前的北方草原（匈奴、鮮卑、柔然時代），雖然他們沒有發明現在的拼音文字，但牧民們在山頭堆石插旗時，嘴裡吐出的核心音節就是“Oba / Opa”。 現代考古（如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發現，在商朝的東北老家（西遼河流域），三四千年前就已經存在大量的“石棚”、“積石冢”和山頂祭祀遺蹟。這意味着，在商周建立之前，北方譜系的先民就已經在用這個詞和這種形態了。 敖包在本意上是指標記過冬營地的大石頭堆，但也可以被引申指代相關事物。因為“Oba”是放牧時大家約定俗成的集結地和過冬營地的核心，久而久之，“Oba”在很多突厥語言裡直接變成了“部落”、“氏族公社”或“游牧大家庭”的代名詞。例如，在著名的突厥歷史史詩《科爾庫特大叔書》中，“Oba”就頻繁被用來指代一個游牧帳篷聚落或一個家族分支。 當游牧民當族征服農耕民族的城池，或者自己定居下來，圍繞“敖包”建城時，“敖包”就成了城池的代名詞，也就是“京”。很顯然，插着“中”旗的敖包的自然形態非常類似甲骨文“京”字。 這是甲古文的“京”字： 
通常認為“京”是城樓子的意思，這也是《說文解字》的一個誤解。我們絕不可迷信許慎，因為即使我們保守地認同只有商朝才有文字，但許慎的時代距離商朝初年也已經過去了1600多年。 現代人讀“京（Jing）”，聽起來和“Oba”毫無關係，但上古漢語的發音與現代完全不同。 根據著名語言學家（如王力、鄭張尚芳）對上古漢語的擬音，“京”在上古周秦時期的發音接近“kraŋ”或“klaŋ”。在北方的突厥-蒙古語族中，“Oba”在某些古老方言或衍生詞中帶有閃音或喉音（例如滿語裡的“Fadan”或某些西伯利亞突厥語的“Opa/Koba”）。當三千年前的農耕/半農耕華夏先民，試圖用自己的發音去記錄北方游牧盟友口中的那個“山頂插旗的石堆（Oba/Koba）”時，通過舌根音和雙唇音的轉化，完全可能落筆為“京（*kraŋ）”。 “京觀”這個詞也可以驗證“京”就是“敖包”。我們知道“京觀”是古代戰爭戰勝者利用被殺死的敵人的頭、屍體和土石建立起來的建築物，並不一定建在京城附近，但是去卻被稱為“京觀”，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敖包”。 所以古文中的“建中”的本意就是“插旗占地”，引申為“建立朝廷”的意思。“京”的本意就是插“中”旗的大石頭堆“敖包”，引申為“中”旗和敖包所在的大城。而“中國”的本意就是插有“中”旗的都城，引申為“京城”之意，再引申則用於指代以某城為京城的特定國家。重要結論：“京城”即“中國”，“中國人”就是“京城人”的意思。 作為主題的延伸也是作為對於主題的論證，我們再講一個案例。 我們知道越南有一個“京族”。“京族”和“中國人”其實是一個意思，都是“京城人”的意思。只不過“中國人”的京城在本意上指的是商朝人的都城，而“京族”的京城指的是漢唐以來中原朝廷的都城長安。現代基因檢測學已經證明，“京族”和中國漢人的基因沒有太大區別，因為他們就是漢唐時代從長安或者中原其他地方派出去的駐軍及其家屬的後裔。“京族”“中國人”本質上和清代的“旗人”是同一種類型的存在。滿族人打敗李自成進北京，把北京內城的漢人和其他民族都趕走，然後讓滿族人住。旗人在全國各地駐紮，後來很多地方都是永居了，但早期都是按年頭輪崗，到一定年頭要回北京的，都始終把北京看成老家。古代中原的漢軍進入越南也是這個模式。 通過上面的分析，結合古代中國的歷史，我們意識到，現在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其實有四種類型：第一種，其祖先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一直是“京城人”，當然這種人其實非常罕見；第二種，其祖先在特定時代是“京城人”，而在特定時代是被征服統治的普通人，相信這種中國人其實是占絕大多數，從“皇天既付中國民”這個說法中可以看出，周人在滅商之際並不自視為中國人，但“百代宗周”，周人後裔現在可說是最地道的中國人；第三種，父系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京城人”，但是因母系通婚與“京城人”產生混血，當然猶太人就是接受母系認同的，其實有些這種中國人及其祖先可能比第一、第二種中國人地位還要高，生活水平還要更好；第四種，任何父系或母系祖先都不是“京城人”，自己更不是，如世世代代都沒有過翻身，始終是當牛做馬階層的一些人，而且也沒有通過通婚改善自己家族地位的經歷，或如累世生活在偏僻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可能就是這種類型，他們如果可以被稱為中國人，實際上是“中國境內居住者”的省略用法。在商代，中國人僅限於屬於統治者的商朝人，普通的民眾和被征服者並不是中國人。但是當周朝征服商王國時，所有商朝的人民都成了中國之民，而周朝征服者成為中國之人。但隨着周朝八百年間人民的不斷通婚和同化，無論前商朝的人民，還是周朝征服者的後裔都成為中國人了。在後續的時代，中國人的群體則以類似的模式不斷地擴大。 誠然，“中國人”的本意雖然是“京城人”，但周人、商人、東夷、西戎，最終的選擇是“禮樂文明”，而非族群身認同。中國人是“接受了華夏文明生活方式的所有人”，所以孔子才會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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