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蘭克福學派和文化唯物主義文化研究的當下性，決定了其文化研究對於意識形態作用的誇大，決定了其對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態度是一種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其誤判的根源在於對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複雜關係認識不足。

特定歷史形態存在一個發展完善和衰退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分成常態社會和非常態社會兩個階段，在非常態社會，被統治階級因正常社會秩序尚未確立或被打亂，產生要求建立或恢復常態社會秩序的革命訴求，而並不一定導致社會進化到更高階段。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其歷史局限性決定了其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的反對是在體制內的反對，其真實的政治訴求是建構相對開明和寬鬆的常態資本主義社會。

蘇東國家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的一種特殊形態——國家資本主義，其造成是由於其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群體，與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存在着複雜的利益關係，並在思想中保留了部分的封建意識形態殘餘，因而不可避免地以封建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也就是說無法徹底地貫徹資產階級革命，以至於在這些國家的社會生產關係體系內保留着一定的具有封建主義特點的因素。中國當代社會的封建殘餘表現為農村的土地承包製和國有企業，這些生產關係制約和壓抑了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當代文化研究應該致力於促成特權階級的分裂，促成開明有產階級與下層結成廣泛的政治聯盟，實現開明和寬鬆的自由市場經濟社會，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和中國人民的福祉。

文學文化研究的具體的策略是揭示當前意識形態對於上述歷史事實的欺騙性，從文化建構的角度探討當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和具體策略和技巧，對於當代作家和媒體工作者進行理論的指導和啟蒙，以此促成文學界和媒體對於前述歷史使命的自覺，並引導作家和媒體工作者致力於表現官僚體制下民族資產階級所遭受的雙重壓迫、具有封建特徵的官僚體制對於人性的扭曲和迫害、小人物在不公正社會中所遭遇的人生悲劇等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

    一、法蘭克福學派和文化唯物主義是一種歷史倒退：對於激烈政治經濟學立場的迴避和退縮

文化研究在當代最前沿的文學研究和社會批判方式之一。但英美學界在二戰後不約而同地所以會轉入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對於庸俗社會學或者庸俗唯物主義的反撥，另一方面則是一種與“曲線救國”類似的折中主義。考慮到二戰以後美國麥卡錫主義的肆虐，而英國雖然沒有美國那麼極端地打擊左翼，丘吉爾戰後關於蘇聯“鐵幕”的演說分明也昭示着英國政府對於左翼力量的的擔憂和警惕。顯然，對於當時歐美國家的左翼人士來說，在那種語境下，繼續堅持歷史上從制度破壞和建設入手，要求徹底改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政治訴求，已經成為一件風險很大而且不現實的事情。再加之，理論遭遇到戰後階級意識削弱、蘇東社會主義所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的挑戰，也新的觀點闡釋，從意識形態入手走向文化分析，迴避開敏感的政治經濟問題研討，就成為唯一可行的既可以規避文網同時堅持鬥爭的現實策略。

類似地，這一邏輯在90年代後興起於當代中國，既是追隨學術潮流、應對當下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媒體文化時代複雜現實的積極應變策略。自然，相對於左翼運動以往的歷史，這無疑是一種政治立場上的一種保守主義。

二、法蘭克福學派和文化唯物主義文化研究的前提性錯誤：被壓迫階級必然反對統治階級

文化研究理論對於大眾文化的闡釋，其本質目的在於揭示意識形態在一個階級社會裡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塑造。但不論是法蘭克福學派對於大眾文化的否定，還是文化唯物主義對於大眾接受意識形態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肯定，實際上都有一個既定的理論前提存在，即：在階級社會裡，被統治階級必然反對統治階級的統治，所以統治階級為了愚弄和削弱被統治積極的反抗，於是創造了意識形態神話愚弄被統治者，使其甘心為自己做牛做馬。

但是這一理論是缺乏整合性的。戰後文化研究反撥了庸俗社會學對於意識形態的作用的缺乏重視，認為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成功意識形態建構，造成了傳統左翼革命運動地進入低潮。從理論上來說，這是針對戰後剝削依然存在而無產階級反抗意識淡漠的一種辯解，而實際上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此前的歐洲歷史上，為什麼統治階級無法使用意識形態控制的方法控制住下層的反抗——比如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事件的發生，為什麼左翼力量可以組織起大規模的反抗，在俄國、中國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奪取政權的原因。顯然，用當時資產階級比戰後更愚蠢這一說法，是很難解釋得通順的。

文化研究對於意識形態對於現實的影響性的程度缺乏界定，導致無限誇大了意識形態的作用。實際上把精神簡單歸結於由物質決定、和把上層建築看成直接有經濟基礎決定的庸俗社會學，固然是錯誤的，但其在大方向上是沒錯的，錯誤的是對物質和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些規律的理解過於教條主義、過於僵化死板，忽視了文化和意識形態對於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改造和影響作用。

但實際上，只有在物質條件對人的影響和文化對人的影響是一致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才對於人的思想和行為起主導作用，這種作用不是意識形態的單獨作用，而且是在代表物質條件代言，是對於人與所處的物質條件之間關係的說明，這種意識形態是有力量的意識形態；當人所處的物質條件給人的直觀印象，與文化和意識形態所宣稱的情況是相反的時候，意識形態是不能永遠也不能同時愚弄所有的大多數人的。如果認為文化和意識形態可以一手遮天、掩耳盜鈴，等於宣稱說，人類中的大多數人是傻瓜。阿爾都塞說，意識形態是人們對於其實際生活關係的想象。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想象，固然是不完全不真實的，但也不是完全不真實的，而且不真實的是少部分，真實的是絕大部分。法蘭克福學派否定大眾文化的意義，實際上暴露了他們站在精英主義立場對於人民大眾智慧和創造力的的蔑視。

單純強調意識形態的作用，無視於戰後社會普遍的人心思定、資本主義國家福利國家政策、生產力的提高所導致下層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會對意識形態和文化的作用得出誇張的結論。戰後資本主義進行的一系列調整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史無前例的協調發展——或者說進入了一個成熟期，導致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得到普遍的改善和提高，無產階級不僅是對於當時意識形態的認同，更是對於當時社會歷史現狀——其中包括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文化、國家機器統治和剝削的現實的認可，才停止激烈的革命訴求的。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戰後工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認可，絕對不是歷史的偶然現象，而是歷史普遍規律在這一時期的具體表現。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類歷史上儘管壓迫和剝削是一直長期存在的社會現實，但內部的革命和造反只占據了人類社會的極少時間，在大多數人類歷史和人類社會中，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在整體上都是相安無事的。這一事實說明，被統治階級實際上並不必然地反對統治階級，特定歷史形態中的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的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社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且在總體上，特定歷史形態下的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合作關係總是大於矛盾關係。

三、常態社會和非常態社會的不同階級關係：常態社會下以合作與認可為主，鬥爭與反抗為輔；非常態社會下的鬥爭與反抗，其目的是創建或恢復正常的統治與剝削秩序

綜上所述，法蘭克福學派和文化唯物主義的理論所以會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作用，根本的邏輯性原因，在於這一理論認為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是必然相互對抗的。如果上層和下層是必然對抗的，而上層又並未從根本上放棄對於下層的剝削，為什麼下層會放棄反抗呢？在這一邏輯下，唯一的答案就是下層不是愚蠢的就是被愚弄了。這正是文化研究所以重視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直接靈感來源。

在我看來——當然這是值得商榷的——文化唯物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所有結論，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前提——階級鬥爭論——下面，對當時的歷史問題所給的勉為其難的曲解。而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鬥爭是不可調和的這一判斷，卻是值得商榷的。

弗洛伊德根據精神病人的病理學研究，得出了性慾是人生活的基本動力的結論；而阿德勒、榮格、馬斯洛分別從社會、文化和傑出人士的成功經驗入手，考察人類對於社會的奉獻、個人行為中所包含的集體無意識、個人自主精神對於自我超越的追求等方面，發掘出了人性中的理性和可塑性的積極一面。類似地，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固然與弗洛伊德對於人性的剖析一樣深刻，但也類似地因研究對象——馬克思面對的資本主義是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問題，同時因為要為當時激烈社會政治和經濟鬥爭提供理論出路，因而在對社會歷史的認識上有一定的失誤。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馬克思的失誤和弗洛伊德的失誤是同一種類型——用一個著名學者的說就是深刻的膚淺：即基本核心理論是完全正確和偉大的，但在側重分寸、適用範圍上需要調整，在細節問題上需要有所補充。

在我看來，人類歷史上現有的特定社會形態，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在一夜之間就出現的，都有一個萌芽、發展、成熟、衰落的過程。某一特定的社會形態至少可以分成兩種類型：常態社會和非常態社會。

新的社會形態在其為成為人類社會中的主導型態、其生產關係未能完全組織協調、生產力的發展潛力未能完全實現時，也就是說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尚未發展成熟時，這個社會是非常態社會。比如馬克思所在的時代，封建主義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而新興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尚未完全建設完備，這樣的時期就是發展中的不成熟社會，是非常態社會。這種發展中的非常態社會有可能發展成熟，也有可能因為外部干擾或內部條件的不成熟，永遠無法進入完全成熟的階段，不斷地在徘徊在低水平的社會發展階段。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社會，因為歐洲人的入侵幾乎滅絕，其殘餘的部落長期處於相對原始的生存狀態。

而當一個社會，其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到或接近其時代所能達到最高水平，其生產關係的協調程度也達到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這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時，這種社會就是常態社會形態，也就是發展成熟的社會形態。在歷史上，大多數社會穩定發展的時期，如中國封建王朝的大多數盛世時代、羅馬帝國的繁榮時期、中世紀歐洲的封建時代，都屬於這一類型的常態社會。常態社會的發展方向一方面是自然衰退，一方面是在衰退的同時——如果不受干擾的話，會在自身的母體中孕育出新的歷史形態。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歷史成功轉型，就是這種情況。但當這一社會受到干擾時，就不能發展到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古代中國雖然一度擁有成熟的封建主義，但是因為北部邊疆存在着游牧民族的干擾——需要指出的是游牧民族並不總是對歷史的進步造成干擾，所以其常態社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遭到嚴重的破壞，其財富被消耗於對外戰爭和自身集體的反覆重建，因而不能發展進入更高級的資本主義社會。

還有一種社會類型，其前身可能是不成熟社會、也可能是成熟社會，但因為某種特殊的原因——比如古代中國社會經常遭遇到的游牧民族侵略或征服，結果導致社會的秩序紊亂，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這樣的社會就是衰落型非常態社會。比如古代中國生產力遭受巨大破壞的五胡亂中原時代、宋末元初，以及歐洲歷史上的羅馬帝國晚期、都屬於衰落型的非常態社會。衰落型的非常態社會，其前途是在新的秩序重建後走向發展中的非常態社會。

為了突出常態社會和非常態社會的二元對立，在這裡採用了二分法的方法幫助分析，而實際上的情況往往更複雜，就是在一個大型的社會中，往往同時存在着不同類型的生產力水平、生產力關係和身份人群，因而常態和非常態的劃分是相對的，真實的情況是一個社會以主要地處於特定的社會形態中，而不是說完全排斥其他的社會生產關係，以及民族的、集團的、性別等因素。

在那些非常態社會裡，因為生產關係的發展不成熟或者被打亂，社會生產陷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物質和精神資源的匱乏，導致統治階級進一步增強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出現內部的劇烈革命運動。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往往是大規模對外戰爭後的必然結果，羅馬帝國後期的奴隸起義也是對頻仍的對外戰爭所造成的社會後果的一種反抗。

關於這種內部革命運動，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

第一、在非常態社會下的革命運動，並不要求改變當前社會形態的統治秩序，而是要求恢復或建造常態社會下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相對和諧的關係。也就是說，這種革命，並不導致新社會的誕生。一般歷史著作，往往認定農民起義是社會進步的推動性力量，其實，我們仔細分析歷史就會發現，從秦始皇開始到晚清的諸朝代陵替中，雖然農民起義對於王朝的變遷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即使是出身貧農的劉邦和朱元璋這樣人，在農民革命成功後，建立的朝代仍舊是封建王朝。既然王朝陵替帶來的只是統治秩序的重新調整，並無質的飛躍，而加之以推動歷史進步的桂冠，豈不荒唐？有人指責劉邦和朱元璋們對於農民的背叛，可歷史上所記載的農民對於新興王朝的支持又作何解釋呢？

舊歷史觀，包括馬克思主義這樣比較先進的歷史觀，雖然多數承認人民——作為大多數的被統治階級——是歷史的主人，但是卻一面暗自把占人口大多數的人民當成是可以被少數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同時主要地也是由人民組成的——鎮壓的懦夫和看來並不複雜的意識形態所愚弄的傻瓜。真實的歷史是，被統治者默許和認可統治者對自己的統治和剝削，儘管他們不必對這一統治給與完全的滿意。

歸根結底，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被統治階級不僅不反對統治階級的統治，而且是支持其對自己的統治的，所以支持這種統治的原因，不是因為這種統治是最好的最理想統治形式，而是因為這種統治形式是在現實條件下可實現的、在更先進的社會組織模式出現以前，比較以往的落後社會形態而言，是最先進的、最文明、不僅有利於統治階級而且是最有利於被統治階級的生產關係組織方式。

具體來說，在封建生產關係關係出現並表現出其最大優越性前，奴隸社會的奴隸是支持奴隸主對自己的剝削和統治的，因為他們在奴隸社會的生活要比在原始社會條件下更幸福。類似地，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關係出現並表現出其最大優越性前，封建社會的農民是支持封建主主對自己的剝削統治的，因為他們在奴隸社會的生活要比在原始社會條件下更幸福。類似地，在新的生產關係關係出現並表現出其最大優越性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是支持資產階級對自己的統治的，因為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要比在原始社會條件下更幸福。

用夫妻關係打個比方說，不同社會集團的鬥爭有兩種，一種是互相爭吵，對對方對自己的態度不滿意，但是沒鬧到離婚，只是要求對方對自己好一點，奴隸和奴隸主的鬥爭、農民和封建主的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一種類型。還有一種類型，是代表不同體系的之間的勢力的鬥爭，相當於夫妻關係真正破裂，要求離婚，重新建立新的家庭結構。如中世紀末期，歐洲資產階級聯合工人群眾以及其他市民也包括農民對於封建主階級的革命。需要注意的是事實上這一時期屬於封建社會衰落的非常態社會，農民也產生了革命的訴求，但是他們雖然和資產階級的結盟，但原初的奮鬥目標其實是不同的。農民的目標是恢復常態的封建社會。中國現代也存在類似的情況，舊中國由於資本主義的入侵陷入非常態衰落型社會，而農民要求恢復常態封建社會的革命訴求正好與新興力量要求建立國家資本主義以對抗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殖民侵略、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革命訴求相結合，直接造成了國民政府在大陸統治的垮台。但是，從《三里灣》《暴風驟雨》《金光大道》等對農村生活描寫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尚未接受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的自耕農對於適應於國家資本主義的集體化運動的不滿和反對情緒。

分析到這裡，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最開始提出的、為什麼戰後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統治缺乏反抗性、而文化研究用意識形態蒙蔽了無產階級的心靈一說是錯誤的這兩個問題上來。

真正的答案是，資本主義社會在以往歷史的教訓和當代蘇東國家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下，自我調整到了成熟的狀態——進入常態資本主義社會、也是資本主義平穩發展的時代，在這一時代，無產階級獲得現實條件下可能達到的最高的生活水平，他們憑什麼反對資本主義的統治呢？無產階級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反對資本主義就是反對自己，他們又何必更自己過意不去呢？

有人也許會問，難道社會主義的蘇東燈國家，並不構成更先進的社會形態麼？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形態並不構成、而且不僅不構成，還是落後於當代人類社會的最高發展水平的。由此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的澄清。

第二個問題，屬於特定社會形態下的被統治階級不僅不反對和自己屬於同一歷史發展階段的統治階級和自己所屬的社會形態，而且也不能通過反對自己的統治階級而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中去。也就是說，劉邦們和朱元璋們，由於其歷史局限性，實際上根本不是肯不肯背叛農民兄弟的問題，而是不背叛並沒有別的出路的問題，他們作為農民，封建社會的產物，是沒有力量推動社會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中去的。要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中去，只能是其所在的社會已經發展出新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和新的階級的結果。

類似地，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無產階級因為其歷史局限性實際上無法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

人們可能會問：難道蘇東國家所實行的制度不是與資本主義形成對立的嗎？今天，蘇共東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已經遭到了終結，但我個人認為，這並不是作為一種人類大同理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失敗，因為蘇東國家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國家資本主義。原因就在於即使是斯大林的嚴格計劃經濟時代，其經濟仍然依靠於對於工人階級剩餘價值的剝削，與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的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其剩餘價值的投向是官僚特權階層或用於維護這一特權階層的利益。

為什麼在俄國這些資本主義相對落後的國家，而不是先進的英法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社會主義”呢？用前面的理論很容易解釋這一點，那就是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處於封建主義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的雙重非常態社會模式下，社會百廢待興的同時危機四伏，統治階級面臨前所有的複雜挑戰，封建體系方面的農民和地主要求恢復常態封建社會，資本家和無產者要求建設常態資本主義的革命訴求摻雜在一起，導致統治階級根本無法應付過來，從而造成了政治的破產，使得既反封建又反資本主義（顯然這種雙重反對是決定於其隊伍的階級構成的）的紅色力量的興起。相對而言，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相對成熟的英法美等國的統治階級，就不必面對如此複雜的鬥爭形勢。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參與革命的力量來自不同階級，必然會導致在革命成功後在生產關係上的重組出現對於封建主義的妥協，而無法完全徹底地實現資產階級革命。如果我們把前蘇東國家的國有制理解成封建主義的殘餘（需要說明的是，不應用落後或進步的標準判斷這一封建主義殘餘，因為這一殘餘是俄國當時社會歷史的產物，相對於其自身，這種殘餘完全是合理合法的），那麼就不難理解蘇東國家和既有資本主義體系的激烈對抗了。

而當蘇東國家發展到上個世紀末，其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和同化了保守的封建主義力量之後，遂在外部壓力下發生了劇烈的社會轉變。

也就是說，落後的社會形態可能因為外來文化的影響從意識形態上接受新的生產關係，但是這一接受會伴隨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而且是以其自身所在社會的的物質層面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的被外來文化同化為前提的。在這一過程中，其社會內部屬於不同社會形態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和階級將長期共存，並時時因為利益和觀念的不同發生鬥爭。

這一分析同樣也適用於對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說明。說到這裡，接下來要討論的是中國當代文化研究的語境，及其策略。

四、當代文化研究的歷史使命：促成統治階級的分裂以及開明有產者和人民的聯盟，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社會

在前面，我們已經分析得出結論，特定社會形態下的被統治階級並不必然反對其統治階級；其在非常態社會下的革命行動其目的在於恢復常態社會的社會秩序，而不是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中去；而且，特定歷史產物的階級並不能發展處超越自身所屬時代的社會歷史形態。

這一情況決定了，中國農民在西風東漸的情況下，其革命訴求是恢復常態的封建統治；同時單純依靠農民或封建主集團的力量是無法實現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決定了中國社會的舊有力量，包括農民、地主、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興起後產生的工人、資本家，完全憑藉自己的力量不能建設出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更高級的歷史形態。也就是當代中國的社會歷史實踐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並未超出資本主義的宏觀歷史。

綜上所述，再對比蘇聯的情況，我們不難對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封建社會陷入危機進入衰落型非常態社會，農民產生了要求恢復常態封建秩序的革命訴求；同時，由於中國在外國的影響產生了一些資本主義工商業，但是新興的社會形態仍舊被禁錮與封建舊中國的包圍中，處於發展中的非常態社會，所以其利益代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有革命的訴求。這樣來自舊封建的力量和來自新資本主義的力量就結成了同盟，對當時的社會體製成功地進行了暴力革命，以既反封建主義又反資本主義的姿態用即是資本主義又是封建主義的模式重建和發展了社會生產秩序。

以西方社會為參照物，當代中國社會在整體上處於發展中和衰落中的非常態社會的雙重束縛下，其自身但由於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在其自身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的生產關係的較優配置——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封建主義、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建設資本主義，所以中國社會和二戰後的歐美國家一樣，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中國所以能確保持續的穩定，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義，蘇東劇變中國的精英和下層留下了深刻地印象，民眾普遍認可穩定和權力的集中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潛在民族主義問題和依舊分裂的國家是必要的存在。

問題是，與蘇東國家類似，革命聯盟中來自兩個陣營的力量對比並不是絕對平衡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農業大國，農民和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居於主導地位。在革命勝利消除了外部威脅之後，農民陣營的力量要求保留一定封建殘餘，與無產階級要求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構成不可避免的衝突。這自然可以揭示斯大林和毛澤東分別在各自國家所開展的清洗運動。在中國，整倒搞工人運動的劉少奇的毛澤東，原來是從井岡山走出的農軍領袖，這一歷史的巧合，貌似巧合，其實蘊含着深刻的必然性。

來自封建社會的農民革命者雖然和新興無產階級結盟，由於其本身依附於舊的生產關係並受舊的意識形態影響，雖然認可了高級社會形態的先進性，但仍舊不能全部放棄其舊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以及其文化傳統，或者不若說，即使放棄也是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的，從而導致一定時間內的封建生產關係、尤其是封建意識形態的殘餘。

這種封建殘餘跟蘇東國家一樣，在中國表現為國家對工商業企業的國有化經營和土地的國家所有權。我們知道，在封建國家，土地在法律上是屬於國家所有的，以歐洲為例，只有到了封建社會末期，才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只有土地國有才能確保封建國家理想化的狀態：即由大量自耕農為主組成的農民國家。這一國有土地——國家占有生產資料的模式，由於出身農民的革命者的封建利益需要和封建意識形態的參與，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在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格局中有所體現。應該看到，當前農村的土地承包製度以及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是中國政府最堅實的經濟基礎。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占有，其實包含的不是別的，而是農民階級對於國有資產的共享。要知道，市民階級本來就是工商業的直接從業者，他們並無必要通過國家的占有，來確認自己的利益——那本來就是屬於他們的東西。中國的政治構架從80年代以來能夠一直保持穩定，正是因為這一經濟基礎的堅實地位。——有人認為，農民目前對於社會的意見也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意見並不是指向推翻體制的，而是要求在現有體制下的更開明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換一句話來說，還是家庭內部的夫妻矛盾，沒上升尖銳到離婚的程度。

問題在於，國有企業和農村所創造的財富，在某種程度上固然是全民的財富，但是在直接利益上，國企和農村土地承包製度缺失為了滿足龐大的特權階級官僚隊伍的利益的需要的，而且由於三者形成了共生關係，導致官僚群體權力的絕對化，腐敗叢生，體制改革無法繼續深入。這種對於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桎梏，不僅是對於工商業從業者的壓迫和束縛，其實更主要的是對於廣大生活在農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人口的壓迫和束縛。要知道，如果中國的城市化更快一些，在保障農民可以成功轉型為市民的前提下，農民是不可能願意維持現狀的。另外，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自耕農業的中國農業雖然以其土地承包製度，在改革開放之初對振興國民經濟做出了貢獻，但是起低效率也是有目共睹的。農村土地承包製度，現在已經成為發展機械化大規模農業生產和農業經營的絆腳石。

從上述對於當代中國的前述歷史語境的分析——如果沒有嚴重的誤判的話——中國當代社會仍舊處於市場經濟及其制度建設並不完備的階段，也就是說處於非常態社會，這一判斷或許可以幫助研究者認清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所應該積極努力的方向。筆者認為，中國當代文化研究的政治目標應該是通過積極的理論祛魅促成統治階級的分裂，促成開明有產階級與下層結成廣泛的政治聯盟，實現開明和寬鬆的自由市場經濟社會，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和促進中國人民的福祉。

文學文化研究的具體的策略是通過積極的社會批判，暴露當前社會封建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仍舊統治中國的現實困境，揭示當前意識形態對於上述歷史事實的欺騙性，從文化建構的角度探討當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和具體策略和技巧，尤其是對於當代作家和媒體工作者進行理論的指導和啟蒙，以此促成文學界和媒體對於前述歷史使命的自覺，並引導作家和媒體工作者致力於表現官僚體制下民族資產階級所遭受的雙重壓迫、具有封建特徵的官僚體制對於人性的扭曲和迫害、小人物在不公正社會中所遭遇的人生悲劇等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

後記：

   這篇文章是很久以前我寫的，到現在一些思想和認識已經發生變化。寫作時間大概在2009年，當時曾經將這個文章發給我擬報考的上海大學博導王曉明老師。我的認識總是有些形而上學和結構主義。但是，現在結合對於西方白左的認識，我反而越發堅信所謂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虛無主義策略和立場是有問題的。當時的論述雖然青澀，但是可以也說是童言無忌，戳破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