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台以“中原文明”“华夏源头”为主题的河南春晚节目在直播过程中被临时中断。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却极具象征意义：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以汉族历史、汉地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叙事；而它的被中断，则恰恰暴露出这种叙事与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之间的张力。

如果我们把这类文化表达理解为一种温和的汉民族主义叙事，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
为什么这种叙事在情感上并不激进，却在现实中显得格格不入？

答案并不在艺术本身，而在于：当代中国的主流叙事，本质上并不是民族主义叙事，而是一种帝国式的多民族统治叙事。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指出，国家创造了民族，并要求文化与政治边界的同构，这种结构本身容易造成主体民族与国家权力的张力。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重新区分两个长期被混用、甚至被刻意混淆的概念：汉民族主义与汉帝国主义。

一、汉民族主义与汉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

简言之，汉民族主义和汉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并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自治与自决权。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并不将民族主义视为单一形态。早在20世纪中叶，民族主义研究的奠基性学者汉斯·科恩（Hans Kohn）便区分了以公民权、宪法与政治共同体为基础的公民型民族主义，与以历史、文化和文明使命为核心的非公民型民族主义。后者往往并不指向民族自决，而是服务于既有权力结构，尤其容易成为帝国继承与扩张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工具。

汉民族主义，在规范意义上，是一种追求汉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独立、自主与自决的政治理想；它强调汉人对传统汉地的历史主导性，但并不否认、也不压制其他民族享有同等的民族权利。

汉帝国主义，则是在这一点上的彻底背离：当汉民族主义不再尊重他民族的独立、自治与自决，而转而以“统一”“稳定”“大局”为名，否定这些权利时，它就蜕变为帝国主义。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汉民族主义往往不但没有保护普通汉人的利益，反而成为压迫汉人的工具。

因此可以说：汉民族主义的理想指向是汉人的自由、民主与法治；而汉帝国主义，则是除极少数统治集团之外，全体汉人的敌人。

二、被利用的民族主义：从理想到工具

历史反复证明，民族主义极易被帝国统治所劫持。

当汉民族主义劣化为汉帝国主义时，其本质并不比清帝国主义、元帝国主义更“进步”，只是换了一套语言。所谓“华夏正统”“天下一统”，并不是建政的原因，而只是事后的解释。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汉人王朝是靠儒家、天命或文化共同体建立政权的。秦、汉、隋、唐、宋、明，无一不是通过暴力、军事集团与政治联盟完成权力夺取。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指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几乎所有帝国都是通过暴力与联盟建立权力的。儒家伦理与天命叙事，只是在政权确立之后，用于稳定统治、合理化支配的意识形态工具。

正因为如此，“同族征服 + 文化包装”反而产生了一种特殊效果：汉人更容易把统治视为“自己人的事”，也更容易接受牺牲、服从与动员。这一逻辑在政治社会学中亦有体现：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当统治集团将自身利益包装为共同体利益时，反抗可能性被显著削弱。

从被压迫者的视角看，最危险的统治形式，未必是异族帝国，而是能够把阶级统治伪装为民族共同体的“本族帝国”。

三、“本族统治”并不意味着更轻的压迫

当然，从“民族压迫”的合法性结构上看，汉人王朝与游牧征服帝国并不完全相同。
但问题在于：这种结构性差异，并未显著改善普通汉人的生存处境。

在宏观结构层面与长期平均意义上，可以得出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结论：本族统治 ≠ 更低的压迫烈度。无论是汉、唐，还是宋、明，相对于元、清，普通汉人在所承受的税负、徭役、兵役与战争动员等方面，并不存在稳定而系统性的“本族优惠”。宋代冗官与重税、明代徭役与军户制度、唐末与明末的大规模民变，本身就是明证。

这一判断并非否认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显著差异，而是指出：
在大一统帝国的长期运行中，这些差异并未改变一个总体趋势——主体民族并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族属，而系统性地降低被汲取与被动员的强度。这一点可以通过跨文明比较得到印证：在近代法国、明治日本，主体民族同样承担了国家建设、税收、兵役和对边疆的镇压责任，主体民族并不自动获得“温和待遇”。斯科特（James C. Scott）也指出，国家最容易控制和榨取的往往是与其文化最接近、最容易识别的群体。

在普通汉人的生存经验层面，所谓“汉帝国主义”，并不构成一种更温和的统治形态。

四、为何主体民族反而处境更恶劣？

在某些具体层面上，生活在汉帝国主义统治下，汉人所承受的苦难，甚至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帝国统治。

原因并不神秘，而在于一种结构性的角色分配。在多民族帝国中，主体民族往往被塑造成帝国治理的主要中介层：一方面，承担主要的财政、兵役与劳役汲取；另一方面，被制度性地动员为行政与军事工具，用以统治与镇压其他民族。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第一，帝国的稳定需求，并不会因为统治者是汉人而对汉人“法外开恩”；第二，相反，在多民族统治逻辑下，汉族民众往往承担更高的汲取性成本，其结果是主体民族的实际地位被结构性削弱（类似现象在沙俄与奥斯曼帝国均有体现：斯拉夫或土耳其主体民族承担了征税、征兵及地方治理的核心职能，非主体民族反而在某些地区获得相对较轻的日常负担）；第三，汉人不仅要供养本民族的统治集团，还要为帝国的外交、边疆战争与扩张支付代价；第四，汉人被裹挟为官员、兵员，参与对其他民族的镇压与统治，从而在道义上被推到对立面，成为部分少数民族仇视的对象。

五、现代汉民族主义的出现、被边缘化与被“替代”的历史轨迹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汉族作为一个以文化为核心、并伴随一定血缘连续性的历史族群，自秦汉以来长期存在；但其自我认知在前现代主要表现为以文明秩序扩张为导向的帝国意识，而非民族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汉民族主义，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输入、古典帝国体系逐渐解体之后才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

现代汉民族主义并非不存在，也并非天然“落后”，而是在近代中国确实出现过，但很快被系统性地边缘化、压制，最终被一种帝国继承型意识形态所取代。理解这一过程，是理解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结构的关键一环。

现代汉民族主义的历史起点：清末革命语境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汉民族主义的形成，几乎完全是近代的产物。它产生于清末内外危机叠加的历史条件之下，其直接诱因是：一方面，清帝国作为一个异族征服王朝，其合法性在近代危机中迅速崩塌；另一方面，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输入，使“民族—主权—国家”成为新的政治想象框架。

在这一背景下，汉人第一次被系统性地重新界定为一个潜在的现代民族政治主体。

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章太炎。章太炎明确主张：汉族不仅是文化共同体，更应成为政治共同体；清朝是异族统治；汉族有权建立属于自身的民族国家。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高度“现代”的，其逻辑与同时代欧洲民族主义并无本质差异。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邹容与陶成章等革命者。他们以更激进、更直接的语言，将“汉族—国家—解放”三者明确绑定，为反清革命提供了强烈的民族动员话语。可以说，在清末革命阶段，汉民族主义曾短暂地处于思想与政治舞台的前沿位置。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汉民族主义的转折点

然而，汉民族主义的高光时刻极为短暂。随着清帝国的覆灭，一个更为现实、也更为根本的问题迅速浮现：如何继承清帝国留下的庞大疆域？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汉民族主义与帝国继承逻辑发生了正面冲突。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政治家，在反清阶段大量使用汉民族主义话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身就是典型的民族动员口号；但一旦进入建国构想阶段，孙中山迅速转向“五族共和”。这一转向并非偶然的思想变化，而是现实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若坚持汉民族主义，清帝国的非汉疆域将立刻失去合法性基础。由此，汉民族主义开始被视为一种“阶段性工具”，而非国家建构的长期原则。

理论上的“替代”：从汉民族到“中华民族”

在思想层面，真正完成对汉民族主义“替代”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虽然大力引入“民族”“国民”“国家”等现代政治概念，但他所构建的并非汉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以“历史国家”“大民族”为核心的理论框架。

在这一框架中，汉族被刻意去政治化：它可以是文化主体、人口主体，却不应成为政治主体；真正的政治主体，是一个被设想为自古存在的“整体民族”——即后来被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

显然，这并不是汉民族主义的完成，而是汉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改写：通过理论建构，将汉民族主义这一潜在的民族国家路径，在思想层面提前封堵。

制度化压制：汉民族主义的“不合法化”

进入民国时期，尤其是在蒋介石主导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汉民族主义被进一步明确排除在正统意识形态之外。蒋介石政权强调国家统一、历史连续性与多民族一体，视任何以单一民族为政治主体的主张为危险的分裂因素。

至此，汉民族主义完成了从“革命动员工具”到“政治禁忌”的转变。它既被认为不够现代，也被认为不利于国家统一，更被视为对帝国疆域继承构成威胁。

结论：并非失败，而是被主动“排除”

因此，必须强调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汉民族主义并非在思想上自然失败，也并非因“落后”而被淘汰，而是因为它在逻辑上与帝国继承型国家建构不可调和，而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与替代。

在此之后，汉民族主义长期处于一种矛盾地位：它在正式意识形态中被否认、被压制；却在特定历史时刻与社会情绪中，被选择性调用、情绪化使用。

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压制之下，现代汉帝国主义得以成为主导叙事：它反对真正的民族国家逻辑，却不断借用汉人的历史、文化与情感资源；它否认帝国的侵略性，却要求无条件继承帝国的疆域与权力结构。

理解这一历史轨迹，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汉民族主义出现过，却始终无法成为主流；也才能理解，现代中国意识形态中那些看似矛盾、实则同源的叙事结构。

六、现代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点

随着清帝国秩序的崩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输入以及近代政治动员的需要，汉人开始被重新界定为一个“民族”，并逐渐产生以现代政治主体为目标的民族自觉。然而，这一近代汉民族主义并未、也始终未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相反，在现实政治与历史叙事中，汉民族主义往往被压制、调和甚至工具化，而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经过现代重构的汉帝国主义叙事。

这种“现代汉帝国主义”，并不是对古代形态的简单延续，而是对传统帝国意识形态的选择性继承、改写与包装，其核心目标并非建构一个以汉民族为边界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为继承和维持一个超出民族国家范畴的帝国性疆域与权力结构提供合法性解释。其主要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中华民族”概念消解汉人主体性，从而完成帝国继承的合法化。
在这一叙事中，“中国人”被刻意塑造成一个自古存在的、超民族的政治—历史主体，而“汉人”这一文明与人口主体则被有意淡化甚至遮蔽。通过将汉人溶解进一个抽象的“中华民族”，近代国家得以宣称自身并非某一民族对他族的统治者，而是一个历史上始终存在的整体的自然继承者。其现实功能，在于为对清帝国疆域的整体继承提供法理与道德上的正当性，同时避免正面面对“汉人是否有权、是否有能力继承一个多民族帝国”这一根本性问题。这是一种反向操作的帝国主义：既否认汉人的民族主体地位，又要求汉人承担帝国继承的历史成本。

第二，通过“自古爱好和平”的叙事，否认帝国扩张史，并将疆域结果倒置为历史起点。
    在这一叙事中，历代战争被描述为被动防御、秩序维护或统一所必需的过程，而非主动的扩张与征服。由此产生的并非对战争事实的否认，而是对“侵略”这一政治属性的系统性消除。更关键的是，通过将不同时代、不同王朝的疆域强行拼接为一个连续整体，现代疆域被描绘成“自古如此”的自然边界，而非长期战争、兼并与统治的结果。这种“疆域古今一体化”的叙事，使帝国形成的历史过程被彻底隐形，从而为当代疆域的不可质疑性提供道德与历史背书。

第三，将汉族帝国与周边民族的战争道德化为“文明与野蛮”的对立。

这是现代汉帝国主义中最典型、也最具世界帝国主义共性的部分。无论是汉帝国的扩张胜利，还是其在历史上的失败，叙事都被统一纳入“文明—野蛮”的二元框架之中：当帝国扩张成功时，战争被描述为文明对落后、混乱与野蛮的征服；当帝国遭遇挫败甚至覆灭时，又被描述为文明被野蛮所破坏、所颠覆。表面上看，这是两种方向相反的叙事，实际上却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将战争从权力、资源与制度问题，转化为道德与文明等级问题。在这一框架下，帝国永远无需为战争本身承担责任，因为无论胜败，它始终站在“文明”的一侧。

第四，通过“汉族受迫害史”进行外部归因，掩盖帝国结构性的内在问题。

在这一叙事中，中国历史上的失败、停滞与近代危机，被高度集中地归因于外部因素：游牧民族的入侵，近代西方列强的冲击，以及近代东亚战争的创伤。由此形成一种连续的“受害史”想象：汉族或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长期遭受外敌破坏。然而，这种叙事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反思侵略本身，而在于系统性地遮蔽内部责任——即前现代帝国长期存在的对内高压统治、结构性剥削、社会活力压制，以及对外长期穷兵黩武、财政透支的制度性后果。通过将失败原因完全外包给外部敌人，帝国秩序本身得以免于审视。

综上所述，尽管汉民族主义在近代已经出现，并在特定历史时刻发挥过重要的政治动员作用，但它始终未能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真正持续发挥作用的，是一种经过现代重构的汉帝国主义：它既反对以汉民族为边界的民族国家逻辑，又不断借用汉人历史、情感与文化资源；既否认帝国的侵略性，又要求为帝国的遗产提供无条件的合法性。这种内在张力，正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叙事诸多矛盾与扭曲的关键所在。

结语：被遮蔽的主体民族，与被延续的帝国逻辑

在多民族帝国结构中，作为人口与文化主体的汉族，并不必然是统治的受益者。相反，当阶级统治成功披上民族共同体的外衣，当帝国继承被叙述为“历史必然”与“文明使命”，主体民族往往承担一种特殊而隐蔽的结构性风险：付出最多的财政、兵役与治理成本，却最难被承认为受压迫者；承载最多的历史责任，却最少拥有对自身命运的解释权。

正是在这种结构下，汉民族主义这一本可指向民族自决、法治与政治主体性的现代意识形态，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与去合法化；而一种经过现代重构的汉帝国主义，则得以持续运作。它既反对以汉民族为边界的民族国家逻辑，又不断调动汉人的历史、文化与情感资源；既否认帝国扩张与内在压迫的责任，又要求对帝国遗产的无条件继承。这种张力，构成了当代中国历史叙事中诸多矛盾的深层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看，河南春晚节目的被中断，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也并非简单的审美或技术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症状：当主体民族以温和、非对抗的方式呈现自身历史与文明时，这种表达反而显得“无处安放”，因为它触及了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谁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真正主体，又以何种方式被允许成为主体。

因此，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民族文化的自我表达本身，更不是对历史主体的正当讨论；而是那种以民族之名完成帝国继承、以统一之名遮蔽结构性压迫的意识形态机制。唯有看清这一点，汉民族主义与汉帝国主义之间长期被混淆的界线，才有可能重新变得清晰。

2026年2月20日21: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