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台以“中原文明”“華夏源頭”為主題的河南春晚節目在直播過程中被臨時中斷。這一事件本身並不複雜，卻極具象徵意義：它所呈現的，是一種以漢族歷史、漢地文明為核心的文化敘事；而它的被中斷，則恰恰暴露出這種敘事與當代中國主流政治—意識形態框架之間的張力。

如果我們把這類文化表達理解為一種溫和的漢民族主義敘事，那麼問題就隨之而來：
為什麼這種敘事在情感上並不激進，卻在現實中顯得格格不入？

答案並不在藝術本身，而在於：當代中國的主流敘事，本質上並不是民族主義敘事，而是一種帝國式的多民族統治敘事。正如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指出，國家創造了民族，並要求文化與政治邊界的同構，這種結構本身容易造成主體民族與國家權力的張力。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重新區分兩個長期被混用、甚至被刻意混淆的概念：漢民族主義與漢帝國主義。

一、漢民族主義與漢帝國主義的根本區別

簡言之，漢民族主義和漢帝國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承認並尊重其他民族的獨立、自治與自決權。現代民族主義理論並不將民族主義視為單一形態。早在20世紀中葉，民族主義研究的奠基性學者漢斯·科恩（Hans Kohn）便區分了以公民權、憲法與政治共同體為基礎的公民型民族主義，與以歷史、文化和文明使命為核心的非公民型民族主義。後者往往並不指向民族自決，而是服務於既有權力結構，尤其容易成為帝國繼承與擴張合法化的意識形態工具。

漢民族主義，在規範意義上，是一種追求漢族作為民族共同體的獨立、自主與自決的政治理想；它強調漢人對傳統漢地的歷史主導性，但並不否認、也不壓制其他民族享有同等的民族權利。

漢帝國主義，則是在這一點上的徹底背離：當漢民族主義不再尊重他民族的獨立、自治與自決，而轉而以“統一”“穩定”“大局”為名，否定這些權利時，它就蛻變為帝國主義。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漢民族主義往往不但沒有保護普通漢人的利益，反而成為壓迫漢人的工具。

因此可以說：漢民族主義的理想指向是漢人的自由、民主與法治；而漢帝國主義，則是除極少數統治集團之外，全體漢人的敵人。

二、被利用的民族主義：從理想到工具

歷史反覆證明，民族主義極易被帝國統治所劫持。

當漢民族主義劣化為漢帝國主義時，其本質並不比清帝國主義、元帝國主義更“進步”，只是換了一套語言。所謂“華夏正統”“天下一統”，並不是建政的原因，而只是事後的解釋。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漢人王朝是靠儒家、天命或文化共同體建立政權的。秦、漢、隋、唐、宋、明，無一不是通過暴力、軍事集團與政治聯盟完成權力奪取。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指出，“戰爭製造國家，國家製造戰爭”，幾乎所有帝國都是通過暴力與聯盟建立權力的。儒家倫理與天命敘事，只是在政權確立之後，用於穩定統治、合理化支配的意識形態工具。

正因為如此，“同族征服 + 文化包裝”反而產生了一種特殊效果：漢人更容易把統治視為“自己人的事”，也更容易接受犧牲、服從與動員。這一邏輯在政治社會學中亦有體現：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指出，當統治集團將自身利益包裝為共同體利益時，反抗可能性被顯著削弱。

從被壓迫者的視角看，最危險的統治形式，未必是異族帝國，而是能夠把階級統治偽裝為民族共同體的“本族帝國”。

三、“本族統治”並不意味着更輕的壓迫

當然，從“民族壓迫”的合法性結構上看，漢人王朝與游牧征服帝國並不完全相同。
但問題在於：這種結構性差異，並未顯著改善普通漢人的生存處境。

在宏觀結構層面與長期平均意義上，可以得出一個並不令人愉快的結論：本族統治 ≠ 更低的壓迫烈度。無論是漢、唐，還是宋、明，相對於元、清，普通漢人在所承受的稅負、徭役、兵役與戰爭動員等方面，並不存在穩定而系統性的“本族優惠”。宋代冗官與重稅、明代徭役與軍戶制度、唐末與明末的大規模民變，本身就是明證。

這一判斷並非否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顯著差異，而是指出：
在大一統帝國的長期運行中，這些差異並未改變一個總體趨勢——主體民族並不會因為統治者的族屬，而系統性地降低被汲取與被動員的強度。這一點可以通過跨文明比較得到印證：在近代法國、明治日本，主體民族同樣承擔了國家建設、稅收、兵役和對邊疆的鎮壓責任，主體民族並不自動獲得“溫和待遇”。斯科特（James C. Scott）也指出，國家最容易控制和榨取的往往是與其文化最接近、最容易識別的群體。

在普通漢人的生存經驗層面，所謂“漢帝國主義”，並不構成一種更溫和的統治形態。

四、為何主體民族反而處境更惡劣？

在某些具體層面上，生活在漢帝國主義統治下，漢人所承受的苦難，甚至超過一般意義上的帝國統治。

原因並不神秘，而在於一種結構性的角色分配。在多民族帝國中，主體民族往往被塑造成帝國治理的主要中介層：一方面，承擔主要的財政、兵役與勞役汲取；另一方面，被制度性地動員為行政與軍事工具，用以統治與鎮壓其他民族。

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後果：第一，帝國的穩定需求，並不會因為統治者是漢人而對漢人“法外開恩”；第二，相反，在多民族統治邏輯下，漢族民眾往往承擔更高的汲取性成本，其結果是主體民族的實際地位被結構性削弱（類似現象在沙俄與奧斯曼帝國均有體現：斯拉夫或土耳其主體民族承擔了徵稅、徵兵及地方治理的核心職能，非主體民族反而在某些地區獲得相對較輕的日常負擔）；第三，漢人不僅要供養本民族的統治集團，還要為帝國的外交、邊疆戰爭與擴張支付代價；第四，漢人被裹挾為官員、兵員，參與對其他民族的鎮壓與統治，從而在道義上被推到對立面，成為部分少數民族仇視的對象。

五、現代漢民族主義的出現、被邊緣化與被“替代”的歷史軌跡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漢族作為一個以文化為核心、並伴隨一定血緣連續性的歷史族群，自秦漢以來長期存在；但其自我認知在前現代主要表現為以文明秩序擴張為導向的帝國意識，而非民族主義。現代意義上的漢民族主義，是在近代民族國家觀念輸入、古典帝國體系逐漸解體之後才形成的政治意識形態。

現代漢民族主義並非不存在，也並非天然“落後”，而是在近代中國確實出現過，但很快被系統性地邊緣化、壓制，最終被一種帝國繼承型意識形態所取代。理解這一過程，是理解當代中國歷史敘事結構的關鍵一環。

現代漢民族主義的歷史起點：清末革命語境

從嚴格意義上說，現代漢民族主義的形成，幾乎完全是近代的產物。它產生於清末內外危機疊加的歷史條件之下，其直接誘因是：一方面，清帝國作為一個異族征服王朝，其合法性在近代危機中迅速崩塌；另一方面，西方民族國家理論輸入，使“民族—主權—國家”成為新的政治想象框架。

在這一背景下，漢人第一次被系統性地重新界定為一個潛在的現代民族政治主體。

這一階段，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章太炎。章太炎明確主張：漢族不僅是文化共同體，更應成為政治共同體；清朝是異族統治；漢族有權建立屬於自身的民族國家。這種思想在理論上是高度“現代”的，其邏輯與同時代歐洲民族主義並無本質差異。

與之相呼應的，還有鄒容與陶成章等革命者。他們以更激進、更直接的語言，將“漢族—國家—解放”三者明確綁定，為反清革命提供了強烈的民族動員話語。可以說，在清末革命階段，漢民族主義曾短暫地處於思想與政治舞台的前沿位置。

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漢民族主義的轉折點

然而，漢民族主義的高光時刻極為短暫。隨着清帝國的覆滅，一個更為現實、也更為根本的問題迅速浮現：如何繼承清帝國留下的龐大疆域？

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漢民族主義與帝國繼承邏輯發生了正面衝突。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政治家，在反清階段大量使用漢民族主義話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本身就是典型的民族動員口號；但一旦進入建國構想階段，孫中山迅速轉向“五族共和”。這一轉向並非偶然的思想變化，而是現實政治邏輯的必然結果：若堅持漢民族主義，清帝國的非漢疆域將立刻失去合法性基礎。由此，漢民族主義開始被視為一種“階段性工具”，而非國家建構的長期原則。

理論上的“替代”：從漢民族到“中華民族”

在思想層面，真正完成對漢民族主義“替代”的，是以梁啓超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梁啓超雖然大力引入“民族”“國民”“國家”等現代政治概念，但他所構建的並非漢民族主義，而是一種以“歷史國家”“大民族”為核心的理論框架。

在這一框架中，漢族被刻意去政治化：它可以是文化主體、人口主體，卻不應成為政治主體；真正的政治主體，是一個被設想為自古存在的“整體民族”——即後來被不斷強化的“中華民族”。

顯然，這並不是漢民族主義的完成，而是漢帝國主義的現代化改寫：通過理論建構，將漢民族主義這一潛在的民族國家路徑，在思想層面提前封堵。

制度化壓制：漢民族主義的“不合法化”

進入民國時期，尤其是在蔣介石主導的國家建構過程中，漢民族主義被進一步明確排除在正統意識形態之外。蔣介石政權強調國家統一、歷史連續性與多民族一體，視任何以單一民族為政治主體的主張為危險的分裂因素。

至此，漢民族主義完成了從“革命動員工具”到“政治禁忌”的轉變。它既被認為不夠現代，也被認為不利於國家統一，更被視為對帝國疆域繼承構成威脅。

結論：並非失敗，而是被主動“排除”

因此，必須強調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漢民族主義並非在思想上自然失敗，也並非因“落後”而被淘汰，而是因為它在邏輯上與帝國繼承型國家建構不可調和，而被系統性地邊緣化與替代。

在此之後，漢民族主義長期處於一種矛盾地位：它在正式意識形態中被否認、被壓制；卻在特定歷史時刻與社會情緒中，被選擇性調用、情緒化使用。

正是在這種結構性壓制之下，現代漢帝國主義得以成為主導敘事：它反對真正的民族國家邏輯，卻不斷借用漢人的歷史、文化與情感資源；它否認帝國的侵略性，卻要求無條件繼承帝國的疆域與權力結構。

理解這一歷史軌跡，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漢民族主義出現過，卻始終無法成為主流；也才能理解，現代中國意識形態中那些看似矛盾、實則同源的敘事結構。

六、現代漢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要點

隨着清帝國秩序的崩解、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輸入以及近代政治動員的需要，漢人開始被重新界定為一個“民族”，並逐漸產生以現代政治主體為目標的民族自覺。然而，這一近代漢民族主義並未、也始終未能完全取代傳統的漢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相反，在現實政治與歷史敘事中，漢民族主義往往被壓制、調和甚至工具化，而真正占據主導地位的，仍然是經過現代重構的漢帝國主義敘事。

這種“現代漢帝國主義”，並不是對古代形態的簡單延續，而是對傳統帝國意識形態的選擇性繼承、改寫與包裝，其核心目標並非建構一個以漢民族為邊界的現代民族國家，而是為繼承和維持一個超出民族國家範疇的帝國性疆域與權力結構提供合法性解釋。其主要要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以“中華民族”概念消解漢人主體性，從而完成帝國繼承的合法化。
在這一敘事中，“中國人”被刻意塑造成一個自古存在的、超民族的政治—歷史主體，而“漢人”這一文明與人口主體則被有意淡化甚至遮蔽。通過將漢人溶解進一個抽象的“中華民族”，近代國家得以宣稱自身並非某一民族對他族的統治者，而是一個歷史上始終存在的整體的自然繼承者。其現實功能，在於為對清帝國疆域的整體繼承提供法理與道德上的正當性，同時避免正面面對“漢人是否有權、是否有能力繼承一個多民族帝國”這一根本性問題。這是一種反向操作的帝國主義：既否認漢人的民族主體地位，又要求漢人承擔帝國繼承的歷史成本。

第二，通過“自古愛好和平”的敘事，否認帝國擴張史，並將疆域結果倒置為歷史起點。
    在這一敘事中，歷代戰爭被描述為被動防禦、秩序維護或統一所必需的過程，而非主動的擴張與征服。由此產生的並非對戰爭事實的否認，而是對“侵略”這一政治屬性的系統性消除。更關鍵的是，通過將不同時代、不同王朝的疆域強行拼接為一個連續整體，現代疆域被描繪成“自古如此”的自然邊界，而非長期戰爭、兼併與統治的結果。這種“疆域古今一體化”的敘事，使帝國形成的歷史過程被徹底隱形，從而為當代疆域的不可質疑性提供道德與歷史背書。

第三，將漢族帝國與周邊民族的戰爭道德化為“文明與野蠻”的對立。

這是現代漢帝國主義中最典型、也最具世界帝國主義共性的部分。無論是漢帝國的擴張勝利，還是其在歷史上的失敗，敘事都被統一納入“文明—野蠻”的二元框架之中：當帝國擴張成功時，戰爭被描述為文明對落後、混亂與野蠻的征服；當帝國遭遇挫敗甚至覆滅時，又被描述為文明被野蠻所破壞、所顛覆。表面上看，這是兩種方向相反的敘事，實際上卻服務於同一個目的——將戰爭從權力、資源與制度問題，轉化為道德與文明等級問題。在這一框架下，帝國永遠無需為戰爭本身承擔責任，因為無論勝敗，它始終站在“文明”的一側。

第四，通過“漢族受迫害史”進行外部歸因，掩蓋帝國結構性的內在問題。

在這一敘事中，中國歷史上的失敗、停滯與近代危機，被高度集中地歸因於外部因素：游牧民族的入侵，近代西方列強的衝擊，以及近代東亞戰爭的創傷。由此形成一種連續的“受害史”想象：漢族或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長期遭受外敵破壞。然而，這種敘事的真正功能，並不在於反思侵略本身，而在於系統性地遮蔽內部責任——即前現代帝國長期存在的對內高壓統治、結構性剝削、社會活力壓制，以及對外長期窮兵黷武、財政透支的制度性後果。通過將失敗原因完全外包給外部敵人，帝國秩序本身得以免於審視。

綜上所述，儘管漢民族主義在近代已經出現，並在特定歷史時刻發揮過重要的政治動員作用，但它始終未能成為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真正持續發揮作用的，是一種經過現代重構的漢帝國主義：它既反對以漢民族為邊界的民族國家邏輯，又不斷借用漢人歷史、情感與文化資源；既否認帝國的侵略性，又要求為帝國的遺產提供無條件的合法性。這種內在張力，正是理解近現代中國歷史敘事諸多矛盾與扭曲的關鍵所在。

結語：被遮蔽的主體民族，與被延續的帝國邏輯

在多民族帝國結構中，作為人口與文化主體的漢族，並不必然是統治的受益者。相反，當階級統治成功披上民族共同體的外衣，當帝國繼承被敘述為“歷史必然”與“文明使命”，主體民族往往承擔一種特殊而隱蔽的結構性風險：付出最多的財政、兵役與治理成本，卻最難被承認為受壓迫者；承載最多的歷史責任，卻最少擁有對自身命運的解釋權。

正是在這種結構下，漢民族主義這一本可指向民族自決、法治與政治主體性的現代意識形態，被系統性地邊緣化與去合法化；而一種經過現代重構的漢帝國主義，則得以持續運作。它既反對以漢民族為邊界的民族國家邏輯，又不斷調動漢人的歷史、文化與情感資源；既否認帝國擴張與內在壓迫的責任，又要求對帝國遺產的無條件繼承。這種張力，構成了當代中國歷史敘事中諸多矛盾的深層來源。

從這個意義上看，河南春晚節目的被中斷，並非孤立的文化事件，也並非簡單的審美或技術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症狀：當主體民族以溫和、非對抗的方式呈現自身歷史與文明時，這種表達反而顯得“無處安放”，因為它觸及了一個長期被迴避的問題——誰是這個政治共同體的真正主體，又以何種方式被允許成為主體。

因此，真正需要警惕的，並不是民族文化的自我表達本身，更不是對歷史主體的正當討論；而是那種以民族之名完成帝國繼承、以統一之名遮蔽結構性壓迫的意識形態機制。唯有看清這一點，漢民族主義與漢帝國主義之間長期被混淆的界線，才有可能重新變得清晰。

2026年2月20日21: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