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约翰•伯德中将2010年9月离任时甩下一句“狠话”：“别搞错了，这支舰队非常强大而且已做好一切准备。”伯德的话一点也没错，第七舰队“乔治•华盛顿”航母战斗群挺进菲律宾附近海域后，驶入越南港口，又穿越海峡，北上参加韩国黄海联合军演，接着马不停蹄地折入冲绳海域发起大规模的日美联合军演。没人心里会真正承认在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的航母战斗群，是冲着只装配二代战机米格-23的朝鲜。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飞抵韩国，并隔空邀约日本加入韩美军事同盟之时，再隐晦的用意也暴露无遗：马伦扬言，中国要是轻举妄动，就把中国打回到100年前。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计划于2011年新年伊始访华，已经中断了1年的中美军事交流重新被激活。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尽遣文官访华，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和美国总统外交顾问贝德双双访华，已经“荒废”了一段时间的中美元首“热线”再次响起。在奥巴马直率地要求中国对半岛和平“发挥作用，不然你也会受害”时，人们隐约见到了日程表上临近的中国领导人访美一项。

一边是武将轮番叫阵，耍刀弄枪，另一边是文官们频频接触和对话，中美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和看不透的态势——究竟是什么人或因素在影响和控制着美国对华关系的决策？

美国重回“卫星时刻”？

12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所社区学院发表演说，频繁提到中国的崛起，称美国这一代人又回到了“卫星时刻”——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消息震惊了美国，之后两国间发起了残酷竞争。演讲的听众，一部分是中学毕业后升入大学的年轻学子，一部分是近年来“下岗”后接受职业培训的中青年学员，另一部分是有继续教育渴求的社区成人学员。奥巴马的演讲，构建了一个美国企业都跑到中国等新兴国家去，从而造成大批熟练工人不得不下岗或转岗求学的“美国痛苦说”，迎合了当前美国民众视中国等新兴国家为威胁的民粹主义。

近期一项民调表明，高达20%的美国民众居然以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高达47%的美国受访民众相信未来的“世界第一”非中国莫属。民众普遍陷入了美国影响力被他人侵蚀的怨愤中。

2008年底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他承认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了表明这一态度，奥巴马在搭建其外交班子时，刻意把擅长中美关系的詹姆斯•斯坦伯格安排在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位置上。这样的中美开局不错，高层对话也进一步扩展，奥巴马也成为在第一个任期内且在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然而，汹涌而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左右奥巴马的外交方向。人们开始把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奥巴马不得不依赖中国才达成的一个几乎拿不出手的协议，归罪于中国的不肯合作；并把奥巴马几次延后会见达赖，并让达赖从后门出去等，归因于总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当中国明确提出南海为中国核心利益时，美国有被逐出既得利益圈之感。中期选举时，习惯走民粹主义路线的奥巴马迎合了“民意”，2009年的“倾听”和“合作”外交，变为围堵中国等对华强硬外交。

2010年，中美关系从高处跌落谷底：美国对台高达70亿美元的军售，几次威胁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国防部长盖茨首次在亚洲防务论坛上当场对中国发难，以美国工会为代表的利益团体不断向政府施压，奥巴马毫不眨眼就接连推出针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反补贴或反倾销税惩罚措施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人物“基辛格”

 “民粹主义”之后，关键人物开始悉数登场。此处的“基辛格”是指以基辛格博士为代表的“对华友好”派的老一辈人物，其中也包括布热津斯基和目前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甚至包括现年65岁的鹰派人物、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

出生于1928年的布热津斯基，曾在卡特政府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中美关系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也是目前健在的、见证过中美建交的为数不多的老政治家之一。其著作如《大抉择》、《大棋局》等，至今仍影响深远，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就曾求学于他的门下。奥巴马竞选时也曾谦虚地向这位老前辈求教，并聘他为竞选班子的外交顾问。奥巴马当选后，布热津斯基主张建立由美中两国组成的“两国集团”（G2）。他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应经常进行非正式会晤，不仅讨论双边关系，还有全球政治问题。“中美共治”说一时令全球震惊，猝不及防的中国很快选择了低调，避免这一说法。

但凡中美关系低迷之时，“老一辈”人物的作用往往是不可替代的。

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擅长“均势理论”，他的一句名言是：“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与其所要获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致采取某种行动途径。当敌人向你挑战时，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种威慑力量就已经不再成为威慑力量了。”很难相信这位87岁高龄的老外交家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现任常务副国务卿的詹姆斯•斯坦伯格承认，当年基辛格与周恩来经过长达约25个小时的交谈，美国才打开了对华关系的新时代，奥巴马政府也会按着基辛格博士的提醒这么做，进行广泛对话是美国决定促进和拓展与中国关系的核心。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已远非冷战时期居于美苏两极均势的第三角，美国学界和政界有“去基辛格化”的言论。《星期日泰晤士报》远东记者迈克尔•谢里登曾口出狂言：“新总统必须打破基辛格及其信徒们制造的两个神话。第一个神话是：中国如此强大，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必须对其领导人进行安抚。第二个神话是：只有像杰弗里•贝德那样享有特权的对话者才能跟中国精英打交道。”“中国编织一个外交圈套，诱惑基辛格和尼克松成为抱有幻想的朝贡者，幻想着中国会帮助他们在越南赢得‘体面的和平’”。与谢里登相呼应，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说：“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美国成为恳求者的基础之上的。”

被日本标为“亲华派”的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中美关系定位是“战略竞争关系”还是“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间摇摆不定时，及时推出新概念，称中国为“利益攸关方”。曾明确表示“美国无义务为台湾打仗”的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说：“任何人，包括中国领导层，都不能断定将来的结局。结局如果不好，对我们也不利；结局如果很好，对大家都有利。我们必须为此努力。”

美国外交主导权的争夺

美国虽然不搞“文化大革命”，但美国又是最热衷于插旗戴帽的国家。譬如，对自己不喜欢的国家统统打入“邪恶轴心”、“失败国家”、“流氓国家”。在美国外交界，也有“蓝队”和“红队”之分——讥讽那些客观评析中美关系的人是在“为中国说话”，加以“红军”大帽；而代表本方的“蓝军”，则成了维护美国利益、对华强硬的“好人”。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外交主导权争夺的激烈。

按此标准，一直推动中美形成建设性稳定关系的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应划入“红军”阵营。在身边被副总统拜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琼斯、国防部长盖茨及国务卿希拉里等“蓝军”包围的情况下，奥巴马也安置了斯坦伯格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管杰弗里•贝德这样的“红军”人士。

还有一类耳熟能详的归类则是“鸽派”和“鹰派”。悉尼独立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约翰•李称，主导美国对华关系的人物，可分为“实用派”和“战略派”。李所指的“实用派”就是主张对华接触和对话的“鸽派”，而主张对华遏制和围堵及削弱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是“战略派”，属“鹰派”。按此标准，提出中美关系“战略保障”理论，并主张吸引中国参与解决欧亚大陆冲突的斯坦伯格无疑是“实用派”。

表面上看，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导权掌握在以斯坦伯格为核心的几个人物之中。除斯坦伯格外，另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杰弗里•贝德，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办公室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反对遏制战略，主张与北京发展伙伴关系。另一个是库尔特•坎贝尔，他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支持美中对话。这些人的背景都是美国国务院，由希拉里领导——传统上，中美关系的外交主导权在制度设计上应由国务院掌控。

以希拉里为主导的国务院希望通过糅合“软硬实力”的“巧实力”开展现实主义外交，希拉里上任后第一次出访就选择了亚洲，并以中国为重点。希拉里的外交思想，贯彻了“平衡与和谐”的“倾听”外交思路，在关键和紧迫的全球性议题上，加强与中国等重要国家的合作，避免了因其他因素而破坏双边合作关系。这种外交路线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对华关系的翻版。由于希拉里对华外交初试成功，中美已中断了近一年的军事交流重新恢复。

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由来已久。在美国外交预算中，国务院实得经费还不足五角大楼“军事外交”预算的20%，国务院“无钱无人”，早已没有基辛格时代的强势。希拉里表示有兴趣接任盖茨当国防部长一事就可看出，擅长外交事务的她或许觉得掌握五角大楼更能发挥强权外交。

外交行动上要依赖五角大楼的配合，如此局面是美国长期执行“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到上届布什政府赖斯领导国务院后，愈加明显。延坪岛炮击事件爆发后，五角大楼策划了一波又一波强势军演，军中各类人物纷纷走到外交前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军事外交水平，或许是中美关系真实的晴雨表。

斯坦伯格之“战略再保障”理论

与12月初在国务院与希拉里会商时突然发病、紧急送入附近医院救治后生命垂危的霍尔布鲁克相比，斯坦伯格没有任何“血淋淋”的背景。霍尔布鲁克曾介入过波斯尼亚战争，现又作为奥巴马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使奔走于战火第一线，是个强硬而危险的“鹰派人物”。而斯坦伯格则是个“基辛格式”的人物，在学界和政界几进几出，学识渊博，著作丰富，广受各界人士尊敬。这位带有犹太血统的副国务卿，有着20岁拿下哈佛学位、25岁攻下耶鲁博士学位的杰出记录。2009年斯坦伯格发表对华关系演讲时提出“战略再保障”理论，指出美国应重申欢迎中国的崛起，而中国也应向美国再保障不损害美国利益。斯坦伯格认为，只有战略层次再保障，才能避免修昔底德以来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的大国崛起会引发一系列冲突的歧途。斯坦伯格不否认，中国的崛起，打乱了旧秩序并对现有权力结构提出挑战，因此也可能导致同样暗淡的前景。

今天，朝鲜半岛危机和中美艰难维系“斗而不破”的伪装之时，人们会再一次看到斯坦伯格的远见卓识。假如2009年4月斯坦伯格第一次提出“战略再保障”时，中美双方都认真以待，双方战略确保，那么彼此的互信就不会受到某一突发事件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