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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奶粉事件引起了世界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2007年全世界有150万儿童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死在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里的人数。如果是母乳喂养的话，本来是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的。奶瓶与乳房之争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了，但还远不如母亲与奶母之争的历史久远。
乳母时代
自从古猿演变成人之后，在农业和定居文化之前，所有的婴儿都是母乳喂养的，人类没有别的选择。正如当代医药史学家瓦莱里·法尔兹所说，当时，新生婴儿或者由亲生母亲哺乳，或者由别的母亲喂养，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罗马神话中罗穆卢斯和瑞摩斯这对双生子在被抛弃后，被母狼哺育，孩子们只有在神话中才能那么幸运。古埃及人早就认识到母乳的重要性，早期的雕像和绘画中就有女神伊希斯给她的儿子荷鲁斯喂奶的形象。荷鲁斯也是法老的象征，埃及人认为在法老出生、加冕、死亡这样一生中的关键时刻，都是乳汁给予他精神上的哺育和生命中的不朽。“神圣乳汁”的信仰从埃及传播到了希腊罗马世界，在这些地区的坟墓上，随处可见丰收女神墨忒尔、大地之母盖亚、天后赫拉这些女神哺乳的形象。在罗马的地下陵墓中我们还发现了圣母玛利亚在给幼儿耶稣喂奶的壁画，这是已知最早的基督教文化中的哺乳像。
古典时代，有权有势的人要为孩子雇乳母，法尔兹说，奶妈是女性第二古老的职业。实际上，法老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乳母。王子的乳母，地位非常高，她自己的孩子被认为是未来法老的同乳兄弟姊妹。现在所知最早的为乳母立法的法典是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圣经》中摩西的教育要归功于他的乳母，不过雇佣她的埃及公主不知道，这个乳母正是摩西的生母。希腊人让仆人、农奴或契约奴做孩子的乳母。为了繁衍更多的奴隶，希腊的富人还会为农奴的孩子雇乳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极权主义国家的婴儿要离开父母，统一送到公共的托儿中心由奶母喂养，以便从小培养效忠国家的精神。在罗马，贵族也是让奴隶喂养自己的孩子，所以早期的基督教作家特土良说，罗马国王也是吃基督教徒的奶长大的。罗马人最偏爱希腊籍乳母，认为这样婴儿既满足了身体所需，也吸收了文化营养。
随着富有阶层雇用乳母越来越时髦，因为害怕这会毁坏维系家庭的纽带，像亚里士多德、普林尼、西塞罗、塔西佗和普鲁塔克这样的希腊罗马作家相继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喂养孩子是女人的天职，孩子在家庭内得到的最初的爱会激发他们以后爱自己的国家，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母亲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就会危害到社会的稳定性。然而上层社会的女人都公然反对，因为这样的姿态和能够雇得起乳母被公认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先知穆罕默德一出生就成了孤儿，他能活下来要感谢乳母。所以《古兰经》多处提到，在婴儿头一两年的生活中，哺乳非常重要。像古代埃及一样，阿拉伯人也认为奶妈和她的丈夫是孩子的乳父母，伊斯兰律法中禁止在乳母亲戚和血缘亲戚之间通婚。波斯哲学家、医生阿维森纳和犹太神学家、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都认为两年的哺乳期是最合适的。西欧出现大学之后，尤其是蒙彼利埃医学院的出现，让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和迈蒙尼德关于婴儿的观念传遍了欧洲基督教世界。
进入公元1000年之后，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在意大利南部、法国和荷兰等地盛行起来。有很多哥特式教堂，像巴黎圣母院和夏特尔大教堂都是献给她的。用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肯尼斯·克拉克的话说，当时的“圣母雕像达到了优美精致的高度”。圣母尤其是哺乳的圣母像也占据了绘画的世界。13世纪以后，“露乳圣母”像（一个乳房完全裸露）日益流行起来。锡耶那画家安伯基欧·洛伦泽蒂所画的《圣桑的圣母像》是其中的代表。毫无疑问，宗教画中的圣母乳汁要从神学上加以解释，但是也与当时那个瘟疫流行的时代不无关系。由于战争和黑死病的肆虐，当时的欧洲笼罩着饥饿和死亡的阴影。美国神学教授玛格丽特·迈尔斯解释说，“露乳圣母”的突然流行，表现了14世纪托斯卡那地区个人、集体的焦虑，和对食物供应没有保障的恐慌。
虽然作为信徒，人们相信圣母的乳汁对婴儿耶稣非常重要，但是欧洲的贵族依然对奶妈情有独钟。11世纪以后，大多数贵族妇女都会把新生婴儿交给乳母，这样没有了哺乳期，可以让她们很快再生育。从12世纪以后，所有法国皇室家庭的孩子一出生便远离了母亲的乳房，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可以保证生育更多的潜在的继承人，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丈夫可以亲近妻子。当时认为在哺乳期的性行为是应该绝对禁止的，因为这会污染乳汁从而伤害到婴儿。甚至国王的情妇也不亲自喂奶，担心这会影响到她的吸引力。亨利四世的情人嘉布莉埃尔·德·埃丝特蕾担心哺乳会伤害她的乳头，所以让乳母去喂她的孩子。
女人的职责
文艺复兴时期，
弗朗西斯科·巴巴罗、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鼓励母亲自己喂奶，同时乳汁也从丁托列托和鲁本斯这些画家的画布上喷涌而出。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和女性文学的增长，女性也加入到哺乳问题的讨论中来。17世纪早期，英国林肯郡勇敢的女伯爵公然挑战自己所属阶级的规范，呼吁所有的母亲都亲自给孩子喂奶。1658年，曼彻斯特伯爵的妻子在她的墓碑上骄傲地宣称，她的7个孩子都是吃她自己的奶长大的。不过，
历史的主流并没有改变，美国历史学家珍妮特·戈尔登说，18世纪，人类的乳汁还是最平凡的商品。
因为没有宫廷文化和盛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17世纪的荷兰滋生了一种新现象：在井井有条的室内，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安静地吃奶。比得·德·荷赫画了很多教堂风景，不过他也以擅长描绘苹果派一样甜美的家庭生活而著名。《喂奶的母亲和女仆》便是这样一幅画：地板一尘不染，摇篮近在手边，壁炉里炉火熊熊。女仆正在照料大点的孩子。完美主妇的代表正在给婴儿喂奶。家庭欣欣向荣反映了这个城市国家的新秩序。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玛里琳·亚罗姆说：在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公民的责任。给孩子喂奶被看作是为丈夫和社会的良好发展做出贡献。
荷兰人预示了未来，一个世纪后欧洲其他地区才赶了上来。18世纪的启蒙时代，母乳喂养的支持者大肆攻击那些不自己哺乳的母亲。清教徒神学家科顿·马瑟在1710年说这些人“虽生犹死”。本杰明·富兰克林说“没有哪个保姆会像个母亲”。
瑞典的自然科学家卡尔·林奈坚定地声称人类不应该辱没自己哺乳动物的名声。1761年出版的《苏斯亚的动植物》的卷首，林奈选用了4个乳房的阿尔特弥斯女神的大幅画像。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医生威廉·卡多根等人也攻击奶妈这个职业，和今天的美国儿科学会一样，威廉·卡多根宣扬至少要母乳喂养一年。
到了18世纪后半叶，自己喂养孩子在法国妇女中变得很时髦了，这大半是日内瓦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功劳。在喂养教育孩子的方式上，他提倡“野蛮人的高贵”和“遵循自然的方式”，当然对待他自己的孩子除外，他把自己的5个孩子都丢进了孤儿院。
卢梭的思想影响了他同时代的人，让婴儿喂养方式发生了关键性改变。他攻击伟大的柏拉图，反对把国家置于家庭之上，他反问：“难道不爱家庭——这个国家的灵魂，微型的国家，爱国主义就能盛行吗？”在卢梭看来，家庭就是被强有力的父亲保护的喂奶的母亲和孩子。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这么做的，她公然反抗专制的母亲，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莎，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女皇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把所有的孩子都交给乳母。奥地利出生的法国王后勇敢结束了几个世纪的王室传统。在英国，玛丽王后的朋友，德文郡女公爵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解雇了奶妈，成功按照卢梭的精神喂养了她的女儿。
虽然卢梭的观念对某些中上层的贵族妇女有吸引力，但是城市贫苦的工人母亲却没别的选择，只能把自己的婴儿送到乡下，让那些疏忽大意的奶妈照管。结果这些婴儿的死亡率奇高，听了让人毛骨悚然，记者西蒙·沙玛称之为“乡村的死亡商业”
。18世纪巴黎著名剧作家博马舍用他从《费加罗的婚礼》中所得的全部收益建立了母亲福利协会，鼓励工人母亲自己喂养孩子。
仿佛转眼之间，卢梭的年轻信徒们就推翻了法国王室，处死了国王和玛丽王后。新掌权的狂热分子像忠于代议制政府和法律一样，忠于母亲应该自己喂养婴儿的信仰。他们认为把婴儿交给奶妈是一种腐朽的道德观念，与新的平等观和职责感水火不容。出现1790年的一个革命性雕塑“自然和平等的母亲”，表现了法兰西母亲给她的两个孩子喂奶的情景。一个纪念法兰西共和国的纪念章上，激进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用杯子接住从自由女神乳房里流出的乳汁，把它交给一个爱国者，一个成人形象。在大革命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哺乳，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象征着爱国主义和自由。
在1 7 9 2 年，
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英国著名女权主义者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发表了《女权的辩护》，这也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攻击卢梭对女人屈尊降贵的态度。虽然她同意卢梭关于母亲亲自哺乳的观念，但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她认为一个女人应该哺育自己的孩子，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决定的，也不是因为这是公民的美德，而是因为女人有权利这么做。她认为传统上女人只不过是轻佻的漂亮的玩偶，是男性性想象的对象，通过哺乳，女人把自己从这种形象中解放出来。
19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对哺乳问题依然非常热衷。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不想把孩子交给乳母，但是很遗憾，他失败了，后来他离弃了孩子，娶了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的女儿——后来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的玛丽·雪莱。1848年，法国讽刺画大师奥诺雷·杜米埃画了《共和国》以纪念又一次的法国革命。在杜米埃的画中，一个强壮、高大的女人代表共和国，她手拿三色旗安然而坐，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她怀里吃奶，第三个孩子在她背上读一本书，这幅画的寓意是，法兰西政府就像一个好母亲，将会哺乳并教育好她的孩子。
但是母亲与奶妈之争在19世纪后半叶戏剧性地结束了，由于技术的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分泌乳汁的乳房有了个竞争对手： 奶瓶，
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时代来临了。
奶瓶还是母乳？
1885年，随着牛奶脱脂技术的发展，橡皮奶嘴和塑料奶瓶相继面世。一开始，婴儿奶粉的发明是为了帮助像育婴堂、孤儿院等地没有人喂奶的孩子，但是全球市场的诱惑太大了。世界牛奶产量不断增长后，农场主们需要开拓新市场。
1905年，瑞典雀巢公司生产出了不含一点人类乳汁的奶粉，随后便把这种婴儿奶粉卖到了全世界。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医护人员会用雀巢的奶粉喂养新生婴儿，每个新妈妈也都会带着一些婴儿奶粉的免费试用装回家。用奶粉来喂养孩子很快就不仅仅限于富人了。在征服了工业世界之后，婴儿配方奶粉又把视野投向了贫穷国家。但是在第三世界，劣质的配方奶粉加上污染的水源，每年都会杀死成百上千的婴儿，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1956年，有感于母乳喂养率的持续下降，7位妇女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州成立了国际母乳会。很快它就发展成了一个由女性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组织，专门为那些选择母乳喂养的家庭提供帮助。1979年，国际婴儿食品行动网成立，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组织，它主要反对婴儿食品公司尤其是雀巢公司的不道德市场行为。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开始关注母乳喂养问题。在1981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投票决定是否通过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迫于相关公司的压力，美国投票反对，成了世界上唯一反对这项决议的国家。
布尔战争(1899～1902年)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关心母乳喂养率下降的问题，担心母乳喂养率下降可能会导致种族体质弱化，从而威胁到帝国的前景，于是1902年通过了助产士法案，1904年建立了关注体制下降的部门间委员会。但在二战期间通过了乳品法，规定政府要为婴儿奶粉生产提供津贴。
同时期的纳粹德国却正相反，纳粹把奶瓶看作是道德败坏的标志，是现代生活自私自利的典型代表，并且说妇女解放是犹太人的阴谋，宣扬要把妇女“从解放中解放出来”，要求她们回归家庭，在那里完成她们作为母亲的命中注定的角色，这才是她们的正确位置。母亲节成了纳粹德国的国家节日，在官方宣传中流露出这样的信息：蕴育了人种纯粹性的乳汁是最好的。但又是最微不足道的。
1945年以后，各国政府只是偶尔表达它们对母乳的关注，没有采取实质措施。英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政府就鼓励“母乳最好”的观念，但是没有提供优惠待遇。如今英国国内正在讨论，是否要把在公共场所——比如餐馆——不能制止一个母亲喂奶列入法律。只有在挪威和瑞典，政府介入才有明显影响。在上世纪60年代的挪威，奶瓶喂养蔚然成风。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担任首相之后，通过立法和政府提供津贴等方式使潮流发生了逆转。到2003年，80％的挪威母亲在孩子6个月大的时候还在母乳喂养。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32％，英国是20％。
从两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是独一无二的。首先，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母乳的替代品，其次到了世纪末，受过教育的高收入的母亲变成了母乳喂养的中流砥柱。也正是在这个世纪，女性乳房进入了商品世界，频繁出现在印刷品、电视和电影里，被用于销售从汽车、衣服到度假地和保险单的任何商品。然而，哺乳的乳房一出现，依然还是会激起轩然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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