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甲,曾跟随蔡锷将军征战南北,后落草为寇成了土匪。某天,男人甲带着他的一票兄弟打劫了一列私家火车。火车载着打算去康城做县长的男人乙、男人乙的老婆、男人乙的师爷以及男人乙的一票跟班。火车被劫翻后,除了男人乙和他的老婆外,其他的人全死了。为了活命,男人乙声称自己是县长的师爷,县长淹死了,而因为他们才买了官才要去做官,所以他们没钱,至于他们要去做官的地是——鹅城。男人甲听罢,决定冒充已经淹死的县长前往鹅城作县长,搂钱。顺理成章,男人乙成了男人甲的师爷,男人乙的老婆成了男人甲的老婆。
在鹅城,甲、乙两个男人遇到了俗称地头蛇的男人丙。按照传统,作为县长的男人甲要前去拜会地头蛇以及若干豪绅,商量搂钱大计。男人乙告诉男人甲,这个大计就是纳税,巧立名目的纳重税。先纳地头蛇以及若干豪绅商的税,再纳老百姓的税。然后,将地头蛇以及若干豪绅的税款奉还原主,再将百姓的税款按“三七”比例与地头蛇及若干豪绅共享。男人甲说:“怎么才七成?”男人乙说:“七是人家的。”并且,能不能拿到三成还要看地头蛇男人丙的脸色。
男人甲不乐意了——劫了火车,当了县长,不能敞开搂钱不说,居然还要巴结豪绅,还要巧立名目,还要看男人丙的脸色。这还叫土匪?这不是要饭的吗?男人甲决定:“我要站着,把钱挣了。”
于是,男人甲和男人丙之间展开了三十六计、计耍连环、环环相扣、扣死对方、方能罢手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诈尸还魂之争斗。争斗中,男人乙保持着左右摇摆的钟摆状,并最终摆到了男人甲的这边,死于男人丙的计谋。当男人乙上半身埋在银子堆里下半身挂在树枝上时,他和男人甲进行了心心相惜的交心活动。男人乙告诉男人甲,他弄不过男人丙,别回鹅城“拿了银子,走吧。”男人甲拿了银子回到鹅城,灭了男人丙,将他的财产分给了鹅城的住户。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让子弹飞》。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里卖得最火的一部电影。火到,只在一夜之间,“子弹飞”三个字就飙飞在了80%的网站主页面,各式各样各种层面的解读竞相出场,搭眼一看,忍不住感慨,中国社会还真是一个酷爱解析文本的社会啊。从而得以理解下面这些事:为什么一部《红楼梦》饿死了一个曹雪芹却养活了一群红学家。为什么“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个也是枣树”是名家名句,“我家阳台上有两盆花,一盆是狗尾草,另一盆也是狗尾草”就成了废话了。
从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出发,考虑到政治权力始终倾向于选择那些更能有助于其实现统治的文化,中国社会对文本的解读偏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毕竟,自秦朝起,中国社会就经历了多次文字狱。北宋期间,苏轼曾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5个月,金、元、明、清各代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字狱史。到了近代,66年—76年,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梁晓声在他的自传《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里记叙过,那时“文字狱”已然不限于文字,鞋子底的花纹、蒸笼上竹篾构成的经纬线、烟盒里锡纸上的线条,……,处处藏匿着反动话语。
这些历史经历加上当下对言论的控制,造成结果就是:一方面,文人墨客倾向于写些藏满明喻暗喻比喻隐喻的喻体文;另一方面,读者们嗜好于力透文本去解读文本。所以,在《让子弹飞》里,用马拉的那列火车被解读为“马列主义”;鹅城被解读为“中国”——“雄鸡一鸣天下白”的雄鸡不过是蠢鹅一只;因为“介错”、“20年前我和张麻子有一面之缘”、“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等等台词,男人甲被解读为重九起义的核心成员,男人丙被解读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核心成员等等。由此,《让子弹飞》成了一部由明、暗、比、隐等各种喻体组合而成的喻体文电影。如果谁觉得不是,不能从中解读出切合当下的政治隐喻社会暗喻制度比喻革命明喻,此人必初中没毕业肤浅白痴加弱智。所以,不得不感慨,此时此刻再掀起一场文字狱,只怕是连空气分子的排列都含义某种喻吧。
《让子弹飞》确实是一部好看的商业电影。好看在,它有接近昆汀电影的荒诞因素——昆汀在《无耻混蛋》里提前弄死了希特勒,姜文在《让子弹飞》里让马拉火车、让银子堆成小山、让团体操式的敲大鼓一遍两遍的上演;它有商业时代需要的速度——好的电影体现为速度上的辗转承和,不坏的电影依靠速度弥补故事的不足,《让子弹飞》是不坏的电影,计谋与计谋直接对阵,没有辗转的空间,就像片尾男人甲一枪接着一枪的放枪,直到男人乙死去,电影才失去速度,进入疲软;它有商业电影需要的基本元素——性、暴力、幽默的台词和大腕演员,并且这些元素组合的非常好,不脱离故事,因故事需要而出现;它有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似真似假的政治隐喻——王小波曾说过,目前中国社会是小说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积聚不满,价值观处于混浊,人们陷于浮躁,言论却被严格控制。于是,对包含政治隐喻的故事的渴望是空前的,《让子弹飞》充分迎合了这种需要。
综上所述,《让子弹飞》是一部好看的商业电影。然而,也只限于它是一部好看的商业电影。一部卖了7亿人民币的商业电影。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它是迄今为止姜文拍摄的最不好的一部片子。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基于中国现时代言论自由的缺失而让大众对政治隐喻故事的狂热需求,这部电影究竟会如何是很难说的。在未来,当这个朝代结束后,如果这部电影还能被记得,真正被后来人关注的也许不是这部电影,而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被解读成了这般模样?这是一场基于全面疲软之后借助文本解析来幻想坚挺的虚无盛宴——不知道后来的人会不会这样解读。
一部电影最为关键的因素有两个:演员和故事。就演员而言,《让子弹飞》云集了不少大腕演员。然而这些演员,毫不客气地说,基本上是仗着自己的名气欺负观众。周润发饰演的是地头蛇男人丙,然而除了油滑就是油滑,无恶人的恶感也就罢了,连坏人的坏感都没有,甚至到了影片的最后,居然还有了一点点发哥特有的王者大哥范儿。唯一还将就的葛大爷,又一次成功的把这个贪婪奸猾有点小良心的小人物举重若轻的挑上去了。姜文,完全是一个京剧样板戏里的样板,形式化、脸谱化,一如以前所说,姜文不管演什么角色,都是演姜文自己,从故事安排上看,男人甲是一个外表粗犷内里精致的人,表演这种性情非常困难,需要导演设置细节,演员在细节上准确拿捏,然而《让子弹子》几乎没有这样的细节,对男人甲的认知只能从故事上来理解。总结起来说,故事告诉我们甲、乙、丙三个男人是怎样的人,周润发、葛优、姜文三个演员却没能演出来。其他的演员,除了刘嘉玲演出了孟浪风韵,陈坤演出了趋炎附势凶恶残忍见风使舵,其他的基本流于形式。
相比较演员,《让子弹飞》的故事讲得很完整。作为一个计谋比拼的故事,《让子弹飞》兼顾了行为的可计算和不可计算。比如,男人甲并没有预期到男人丙会在酒宴之后前来行刺,只是因为酒醉而选择不回房睡觉,结果躲过了被枪杀的劫难。然而,在抱着男人乙的老婆恸哭时,男人甲计划了借举行葬礼绑架男人丙和其他若干豪绅。这项计划取得了99%的成功,但因为不知道男人丙有替身,而导致未能绑架到男人丙。然而,这个貌似失败的结果,却在最后帮了男人甲——男人甲通过杀了男人丙的替身而消解了鹅城人对男人丙的恐惧,从而获得了鹅城人的支持,灭了男人丙。这样的计谋在《让子弹飞》里非常多,可以说《让子弹飞》应合了当下谍战片的光景。并且,相比较其他谍战片过于夸张人的智商和行为的可计算,这部电影却注意到了行为的不可计算和世界的非线性问题。然而,因为社会对政治隐喻的过度需求和偏好,这一点反而被忽视了。
然而,除了故事完整之外,除非将《让子弹飞》定位为荒诞片,否则很难说这部电影还具备其他看点。即使是荒诞电影,当其以一定的时代为背景时,仍需还原人本身的生存状况和困境,然而《让子弹飞》没有做到这一点。哪怕以娱乐片、商业片为理由,也不能反驳这一点。当然,你可以坚持说那些似真似假的各类明暗之喻是最大的可看点。而我则坚持我的——这部电影没有喻,它完全可以还原为本文开篇用千字不到的篇幅所总结出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有荒诞的设置,有对现实的讥讽,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没有喻。并且,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份批判本可以堪比《鬼子来了》。
当年,看完《鬼子来了》之后,我很长时间都无法释怀。姜文认真的还原了历史——在那时,并不是全民皆兵全民抗日,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对于电影,姜文说,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鬼子来了》的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日本人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样想,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所以,《鬼子来了》不仅是希望中国人警惕日本人,更主要的是让中国人警惕中国人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侥幸、愚昧麻木、自大膨胀、善于遗忘。当然,这些性情并不单纯属于中国人,就像日本兵的残暴并不单纯属于日本人。
《让子弹飞》同样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当男人甲发了枪给鹅城的每一个人,策马驰骋在鹅城的街道上喊着“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堡。”满城却没有一个人跟出来。电影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在中国,从来不缺单枪匹马的勇士,缺的是醒来的民众,中国的民众属于“他们帮的是胜利者,谁胜帮谁”。所以,胜利的关键是杀了替身,让人们看到了黄四郎的尸体,哪怕只是个替身,大家就肯定以及坚定以为男人甲胜利了,这才引发了后面的攻打黄家楼。当然,这是电影里的答案,而非现实答案。在现实,如何唤醒民众,改正民众的劣根性,依然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难题。
然而,这份关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却是浅淡的。在《鬼子来了》里,为了凸显对人性的反思,姜文不惜让整部电影处于黑白状态,只让结尾的鲜血鲜红起来。而到了《让子弹飞》,姜文却用后面的镜头稀薄了影片的批判。不过,回想当年《鬼子来了》被禁的理由——历史立场不正,不但没有充分反映百姓的勇敢抗日精神,还放大了百姓愚昧、麻木、自私的一面。似乎又能够明白姜文这次的稀薄。所以,谁说他是站着挣钱呢?最不济,也是退步了。相比《鬼子来了》,《让子弹飞》像一杯白开水。当然,你他妈的可以解说成白开水最解渴最绿色最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