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多国军事干预利比亚就是如此。只不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这一次的口号无需费尽心机，卡扎菲选择了屠杀反抗军和平民，可以说，你用或者不用，口号它就在那里——“保护平民不受轰炸”，或者“结束卡扎菲统治”。这些口号不仅响亮，并且有现实依据，足以让人们支持军事干预。

    然而，在拥有了足够多的战争历史后，对口号及其背后的动机进行质疑，也成为了人们的选择。“保护平民”——轰炸和地面进入不会伤及平民？战争发起，军民瞬间转变，谁是平民？“结束卡扎菲统治”——反对军成分复杂鱼龙混杂，怎么就知道下一个上台的是什么人物？于是，人们纷纷开始询问——多国为什么干预利比亚？为什么这次是法国主刀而非美国？美国为什么四处出动，挑起国际战火？为了石油？还是国际秩序以及所谓的道义？

    动机争论，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2011年的利比亚军事干预，始终未能结束。估计，永远都不会结束。因为动机是无法探明的。

    虽然人们喜欢探究动机，并喜欢将动机分门别类，而后阐述A行为是基于什么动机，B行为又是基于什么动机。但从来没有证据、理论和事实显示过，“动机”它是简单的、单一的。相反，现实和理论都表明——动机是复杂的、复合的。微观到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几乎没有人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某一次的行为选择究竟是纠合了多少约束和原因在其中，宏观到一个群体和国家的选择，则更是如此。一场战事，其中往往混杂着道义、主义、理想、思想、利益等各种各样的动机，就如同一个人酒醉后呕出的东西，乱糟糟的一团。你搞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战争的真实动机，正如你不能从醉汉的呕吐物里看出他吃了些什么味道的食物。

    1995年，李普塞特在《一致与冲突》中曾这样解释美国为什么特别喜欢暴力行为：“道德主义也是暴力的来源之一。美国人一直是一些乌托邦式的道德主义者，他们竭尽全力扬善惩恶，他们倾向于把社会和政治戏剧看作是道德游戏”。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旅途》中则阐述道：“你可以认为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你不可以说我是通过捏造事实来制造借口入侵伊拉克，而且请仔细听我为什么做出入侵伊拉克决定的理由，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那时觉得，现在仍然觉得，这是最有利于我们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决定。”

    因而，如果坚持要解读美英等国多次对外作战的动机，从宏观层面而言，它必然是混杂了利益和道德双重因素在其中。事实上，在现代社会，道德和利益已然处于紧密相关的状态。基于国家、种族、民族的划分，道德价值早就和各类文化认同、共同体认同、国家和社会认同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道德价值与利益并非泾渭分明，相反，各种与道德相关联的情感和精神动因，均与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最为常见的就是， “爱国”这个词汇的后面时常跟随着“唇亡齿寒”。如果说，“爱国”是一种道德价值，那么，“唇亡齿寒”就是与这种道德价值紧密相连的切实利益。

    单纯以美国来论，海湾、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些战争实现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同时也包含着推广美国民主价值的道德主义梦想，而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一则，许多国际关系的研究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推广民主秩序，有利于确保国际安全；二则，民主秩序的推广，通常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其会极大地降低跨国公司间商贸往来的交易成本。美国，与世界各国都有着贸易往来，拥有Exxon、Shell等大型石油公司，无论是国际安全、石油安全，还是降低交易成本，对美国都是有利的。只是，我们并不能断言在“推广民主秩序”和“维护本国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唯一可以说的，只能是，政府层面更关心的是现实利益，民众层面则更关心“民主秩序”、“保护平民”等道德理由。而在选择战争的过程中，成本-利益核算则是更强的约束。

    这种成本—利益核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干预他国方式的选择。如果说，纯粹是为了推广民主秩序，最符合道德的做法是准许自由移民，并帮助专制国家的人民移民。当人们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国度选择时，意味着政治制度间竞争秩序的形成，非民主的制度势必因此而被迫改变。然而，没有一个民主成熟的国家会选择这种方式。原因非常简单——本国资源有限，成本过高；二是，选择干预的国家。如果以利比亚所发生的事件为干预标准，事实上，需要干预的国家很多——巴林、也门、叙利亚，都发生了血腥镇压。然而，国家社会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涉及到了国家干预程序——叙利亚政局基本稳定，和干预成本——海湾国家政局动荡会导致沙特的反击。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美英等国偏爱军事干预的原因，那就是——美英等国有推广民主秩序的道德梦想和利益需要，这一梦想和需要支持其采取军事干预，这种干预的成本，在短期内是比较低的。

    需要提及的是，道德主义梦想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它仅仅意味着，军事干预中含有道德因素。虽然，美国自认民主秩序是最好的，并且确实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然而，好的东西并不见得是适用的。当一个国家不具备民主制度所必须的社会共识时，民主制度通常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所发生的种族冲突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这些动机1、2、3、4、5……赤裸裸的放在这里，它们是混杂的，关联的，而不是彼此独立，互不关联的。而与此同时，即使是清楚了这些动机，又如何呢？

    英美各国的军事干预，有成本/利益核算在其中，难道要反对国际社会采取军事干预，坐等下一个卢旺达事件的发生？就如同，你家楼前的面包师傅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卖面包给你，你就不准许他（她）卖面包吗？我想，我们反对的是战争这个手段本身而不是动机，就像我们反对的从来都是面包师傅卖给我们有毒的面包。换而言之，尽管动机混杂，但并没有必要弄清楚它，因为动机不那么重要，手段才是重要的。良好的动机保证不了良好的手段，但良好的手段也许有望带来良好的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国际干预问题上，手段同样是模糊的。美英，或者其他国家，究竟有没有权力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果有权干预，原则是什么？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由谁来定？谁来监督？ 这一切似乎完全可以由联合国来决议。但现实的状况是，联合国的决议通常模糊，存在无穷多的解读。比如，“用一切必要的方式”阻止卡扎菲“屠杀平民”。什么是必要的方式？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之后，军民身份瞬间可换，何为平民？当然，联合国的决议注定是模糊的，因为让诸多目标不同的国家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是异常困难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模糊。越模糊，才越可能被通过，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自由解读。这一点说明，迄今为止，如何应对一个国家内部所发生的问题，仍旧没能得到解答。

     动机混杂，手段模糊，可以说是当前国际社会干预他国内政时的基本状态。这种状态所造成的结果，通常是问题重重。这一点是无论你站在那一方，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在这样的状况下，是否重回“不得干涉他国内政”比较好呢？曾经的卢旺达惨案摆在我们的面前。当年，安南正是基于此而做了两类主权的讲话。是否坚持军事干预呢？中东国家在干预之后的内乱显然无法肯定这一方式。也许，只能说，这是一个两难的政治困境，它在人类社会以地缘、肤色、语言划分人群时，就被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