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第二天，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朱队长递给我一条扁担。

“今天挑土。”

来农村前，我知道农村苦。
也知道自己刚做过大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我一直以为，只要肯吃苦，咬紧牙关，总能熬过去。

我错了。

扁担刚压上肩膀，腰立刻弯了下去。

还没装土。

只是两个空箩筐。

我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完了。

我连一副空担子都挑不起来。

我还怎么当农民？

那是农村给我的第一击。

别人挑满满两箩筐，走得又快又稳。

我连半锹土都挑得跌跌撞撞。

中午时，新棉袄已满是泥土，裤腿湿透，鞋里全是泥浆。

收工前，身后传来一个小妹的声音：

“新来的知青，嫩得像个千金小姐。”

“肩上那点土，连娃儿都挑得动。”

我听懂了。

每个字都听懂了。

但我装作没听见。

那天晚上，我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叫我。

睁开眼，看到两个女孩端着热饭热菜站在床边。

她们是我的室友，小今和小黄。

和我一样，她们也是从城市来到农村插队的知青。

小今性格爽朗，做事利落，像个大姐姐。
小黄瘦瘦小小，话不多，却心细得很。

她们一个会写文章，一个擅长画画。

这是我来到许村后，最早认识、也最早依赖的人。

小今轻声说：

“起来吃一点吧。”

小黄也说：

“第一天都这样。”

“慢慢会好的。”

我看着她们，眼泪流了下来。

我第一次明白：

意志可以让我选择来农村。

但意志，不能替我挑土。

第二天，朱队长把我叫到一边。

他没有责怪我。

只是看着我肩膀上的伤疤，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已经看出来了。

我不是偷懒。

也不是娇气。

我是真的干不了。

后来我才知道，许村书记早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知道我刚做过大手术，身体还没有恢复。

也知道上面特意交代过，要尽量照顾我。

但更重要的是，朱队长本来就是个心软厚道的人。

他是个瘸子，走路一瘸一拐，话不多，也没什么文化。

可他看人的眼神很实在。

他大概不忍心看着我这样一个十八岁的病弱姑娘，刚来农村就被压垮。

所以，从那天起，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替我找活路。

朱队长没有再让我挑土。

他很快给我换了活。

养蚕。

他说：

“这个轻巧。”

我也松了一口气。

挑土不行，养蚕总可以吧。

我小时候看过电影《蚕花姑娘》，总觉得那是件很美、很柔和、很有诗意的事。

可是现实中的蚕花姑娘，不是电影里的蚕花姑娘。

第一天培训，别人把蚕虫放在我手上。

它们顺着手背往上爬。

我浑身僵住。

我从小怕虫。

更可怕的是喂蚕。

一箩筐桑叶倒下去。

只听见一阵“刷刷刷”的声音。

几秒钟，桑叶就被吃光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密密麻麻的蚕虫不停蠕动，浑身发冷。

晚上闭上眼睛，我觉得一筐筐蚕虫都爬到了我身上。

养蚕，也失败了。

朱队长又想办法。

打狗。

他说这个活最轻松。

坐在树下，看见狗来，吓一吓就行。

还能看书。

我一听，眼睛都亮了。

终于有一件事，和我的计划接上了。

那时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英文。

我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天背五十个单词。

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走出去。

第一天打狗，我坐在树下，手里拿着单词本，真的背下了十几个单词。

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路。

第三天，狗来了。

不是一只。

是一群。

从四面八方跑来。

我只看见一群狗朝我冲来。

在我眼里，它们不是狗。

是狼。

成群的狼。

我抱着树，吓得大哭。

别说背单词，我连呼吸都不顺了。

朱队长问我：

“狗打得怎么样？”

我一听就哭了。

我说：

“我不行。”

打狗，也失败了。

挑土不行。

养蚕不行。

打狗也不行。

我开始害怕了。

不是害怕哪一件具体的活。

而是害怕自己这个人，在农村根本没有用。

最后，朱队长只好把我送去生产队插秧。

那才是真正的农村。

天不亮下田。

天黑才收工。

中午就在田头扒几口饭。

第一次下水田，我就被吓住了。

泥水没过小腿。

脚一踩下去，整个人往下陷。

蚂蝗吸在腿上。

拔下来，血就流出来。

一天过去，双腿红肿。

几天过去，开始化脓。

肩膀上的皮一层层破开。

脖子也肿了起来。

我从福州带来的新棉袄，肩膀很快磨破了。

妈妈后来寄来新的棉袄和垫肩。

可伤口没有一天真正休息，久久不能复原。

那时我才知道，所谓“干活”，不是一天两天的苦。

而是每天。

天天。

没完没了。

苦难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重。

而是它没有尽头。

身体终于垮了。

七月的一天，我在采茶时突然发冷。

大热天，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我却冷得发抖。

回到屋里，很快发起高烧。

赤脚医生说：

“打摆子。”

疟疾。

我吃了药，烧退一点，又升上去。

一个星期过去，病情越来越重。

生日那天，我全身发黄，开始吐黄水，人烧得迷迷糊糊。

朱队长决定送我去公社医院。

拖拉机坏了。

他找来一辆破板车，铺上稻草，又铺上我的棉被。

然后，他一个瘸腿的人，拉着我上路。

烈日当空。

路坑坑洼洼。

板车一颠一颠。

我躺在上面，第一次真正想到死。

我才十八岁。

我还没有上大学。

还没有走出农村。

还没有真正开始自己的人生。

难道就这样死在这里？

到了公社医院，医生却不肯收。

他说，这不过是打摆子，回去吃药就行。

一向温和的朱队长突然发火了。

他说：

“今天你们必须收下她。”

那一刻，我躺在板车上，听着他的声音，心里忽然松了一下。

原来，在这个陌生的农村，还有人真正在乎我会不会活下去。

最后，医院收下了我。

我得救了。

躺在病床上，我第一次真正明白：

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八月底，我第一次回南京休养。

那几天，我又见到了城市的街道、商店、熟悉的饭菜。

也见到了阿建。

才下乡几个月，我们都变了。

我告诉他自己在林业队遭的罪。

他也告诉我，他在茶厂的日子并不轻松。复杂的人际关系、沉重的压力，同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们谁也没有哭。

也没有说要回家。

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

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只能往前走。

临别前，我们互相鼓励。

日子还长。

以后只能靠自己。

那次回南京，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件事。

福州，已经回不去了。

南京，也不是我的家。

父母帮不了我。

阿建也有自己的路要走。

没有人能替我受苦。

也没有人能替我活下去。

我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

我重新回到许村时，秋天已经快到了。

田野看起来依旧安静。

风吹过稻田，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我心里知道，

有些东西已经彻底变了。

我不再幻想有人会来救我。

也不再幻想命运会突然对我仁慈。

从这一刻起，

我必须独自面对这一切。

而我并不知道，

真正的黑夜，

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