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秋天，我没有想到，设在福州金山的一间托福培训班，会成为我通往世界的第一张门票。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出国留学已经不再只是遥远的幻想，但真正能够走出去的人仍然很少。托福（TOEFL）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这些考试，对很多人而言还十分陌生。它们既是语言考试，也是那个年代通向外部世界的一道门槛。 福建农学院很早意识到，学校若要培养真正的学术骨干，就必须把优秀教师送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等国家深造、合作研究。学院希望建立一条从外语培训、TOEFL与GRE模拟考试，到出国留学服务的完整通道，为各系重点教师和有志出国的青年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持。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语系安排我与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助教汉娜，在福州金山开设第一期TOEFL培训班。 汉娜是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她通过美国教会项目来到中国，一方面协助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推广TOEFL测评实践，另一方面也希望提高自己的中文能力，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因为福建省教育系统的特殊关系，北京分配到福建省的唯一一位美国志愿者，顺利来到福建农学院。 苏教授一看到这个机会，立刻拍板：马上建立学院自己的TOEFL培训班。 第一期共有三十名学员。他们大多是大学毕业后留校的青年助教，或正在攻读硕士、博士课程的研究人员，也有准备公费或自费出国的骨干教师。他们聪明、勤奋，也都有强烈的出国愿望。 我的工作并不只是上课。 我需要根据学员的语言基础、专业背景和学习时间，制定系统培训方案；要安排入门测试、过程跟踪、阶段评估和模拟考试；还要根据各院系重点培养对象的实际需要，设计个别辅导计划。换句话说，我是在帮助学院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训系统。 现在回头看，我后来从事组织发展、人才培养和全球人力资源管理时所依赖的许多能力——系统设计、流程管理、人才评估、项目推进——其实早在1984年的这个TOEFL培训班里，就已经露出了雏形。 培训班采用小班教学形式，分为两周强化班和八周精读班两种类型。因为学生大多是在职教师和科研骨干，所以周末集中上课，周中自行巩固。主要课程包括英语听力、实用英语口语、视听说、高级听说训练，以及TOEFL模拟考试。 中国学生最大的困难是听力和口语。汉娜的语言背景正好发挥了作用。她设计了大量真实场景对话和听力强化训练，还从香港购买了不少TOEFL听力资料，帮助学生熟悉考试题型和美国英语语境。 我的重点则放在词汇、阅读、语法和应试策略上。我帮助学生掌握高频词汇、核心语法、阅读逻辑、题型分析和答题技巧。 除此之外，学校还把两位攻读博士的重点培养对象——庄伟建和吴小青——交给我单独辅导。我为他们另设速成英语课，帮助他们提升综合英文能力，包括听力分析、真题讲解、阅读训练、写作思路和考试技巧。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紧张而有序。苏教授不允许无关事务打扰我，要我集中精力把这个项目做出成绩。我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培训班运行得越来越顺利，学生进步很快，学院领导也对这个项目十分重视。 但在另一边，我也感受到旧体制的压力。 院里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常常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院系政治学习。我总是推说工作太忙。他们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只有“又红又专”，将来才可能成为系主任的接班人。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都十分反感。 一边是TOEFL、GRE、出国留学、国际交流；另一边却仍然是政治学习、又红又专、组织考察。那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夹缝：时代已经打开了门，可旧的空气仍然没有完全散去。 有时我忍不住到苏教授面前抱怨。她知道我的难处，总是安慰我： “你来日方长，前途光明，何必和这些人计较。” 她还告诉我，院党委里其实有人很欣赏我的工作表现。领导们都知道，我把TOEFL培训班做出了成绩。 我心里明白，自己的人生不会停在这里。 1985年底，我和大部分培训班学生一起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TOEFL考试。 说起来惭愧，我的一名学生陈炯考出了600分的高分，而我只考了587分。我知道自己当时过于紧张，听力部分也没有正确使用耳机，所以失分较多。但无论如何，这次考试让我真正站到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前。 TOEFL成绩有效期两年。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分数，而是一个信号：我已经开始为离开中国做现实准备。 与此同时，林志远也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1985年春节前，他顺利拿到美国签证，抵达旧金山后，很快凭着福州厨师证和十多年的餐饮经验，在唐人街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厨师工作。他来信告诉我，一切比想象中顺利。他会在美国先安顿下来，一年后回国与我结婚，然后立即以夫妻身份为我申请移民美国。 那时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去美国的路，不会是单纯的留学之路。 如果以留学生身份赴美，我也许可以更早出发，但签证、学费、奖学金、工作限制，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林志远和他的家人反复告诉我，等他先在美国站稳脚跟，再以夫妻身份为我申请移民，我到了美国就能拥有绿卡，读书、工作、生活都会稳定得多。 从现实角度看，这似乎是一条更安全的路。 可是这条“安全”的路，代价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为了这张绿卡，我多等了五年。等到大学毕业，等到留校任教，等到身边一批又一批人开始走向世界，等到我从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女子，变成一个快三十岁的女人。 那时我还没有完全看清，这种等待会在我心里留下多深的怨恨。 那时候，我始终相信，只要美国的大门最终打开，一切等待都会值得。 TOEFL培训班让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见世界，也让我第一次真正具备走向世界的工具。可是我也知道，通往美国的那张门票，并不只是TOEFL成绩。 还有一场婚姻。 而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带着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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