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林志遠快把我逼瘋了。 今天他說自己得了喉癌。
明天又懷疑自己得了胃癌。
過幾天，又認定是膽管癌。 每天晚上下班後，他一個人坐在廚房裡，給加州的親戚朋友打長途電話，一聊就是幾個小時。 喝醋。
吃藥。
拜佛。
求神。 常常折騰到凌晨兩三點。 第二天一早，他又像沒事一樣繼續開工。 可他的恐懼卻越來越嚴重。 他每天都在問我同一句話： “阿玲，你說我是不是快死了？” 起初我還安慰他。 後來我開始恐懼。 因為我發現，他不是身體有病。 他是精神快垮了。 而我，也快垮了。 我終於忍無可忍。 帶他去看本城最有名的醫生。 那位醫生是我們餐廳的老顧客，後來也成了我的朋友。 檢查做完後，醫生把我單獨叫進辦公室。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會兒，嘆了口氣。 他說： “你先生什麼病都沒有。” 我愣住了。 “什麼意思？” 醫生苦笑了一下。 “我開的藥，根本不是藥。” “只是糖丸。” 我整個人僵住了。 醫生繼續說： “但你先生吃完以後告訴我——他的病好多了。” “胸口不痛了，喉嚨也舒服了。” 醫生看着我，認真地說： “這說明什麼，你明白嗎？”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緩緩說道：“他的問題，不在身體。” “在心理。” “這是疑病症。” “這種病，藥治不了。” “除非他自己願意面對。” 那天從診所出來，我坐在車裡，很久沒有發動汽車。 腦子裡一片空白。 可事情並沒有結束。
林志遠根本不相信美國醫生的結論，堅持自己一定得了癌症，甚至專程飛回上海重新檢查，結果仍然一切正常。可是，他始終走不出自己的疑慮，也讓整個家長期籠罩在壓抑之中。 就在那段時間，母親來到美國，後來林志遠的哥哥和嫂嫂也移民過來，到餐廳幫忙。所有人都真心希望把這個家撐起來，卻沒有人能夠改變越來越緊張的氣氛。 問題已經不只是餐廳忙不忙，也不是家裡多一個人少一個人的問題。 我的母親，還有林志遠的哥哥和嫂嫂，都真心希望這個家能夠安安穩穩，把日子過好。 而我，更是拼盡全力想把這個家維繫下去。 可是，一個人內心的恐懼，如果始終沒有辦法面對，再多人的關心，也沒有辦法把他拉出來。
那時候，我已經走投無路了。按照過去的經驗，每當人生走到重要的十字路口，我總會回到書裡尋找答案。 最初吸引我的，是心理學。 我開始瘋狂地閱讀。弗洛伊德、榮格，阿德勒以及許多心理學大師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書裡的許多內容，像是在解釋我這些年經歷過的人和事，也讓我慢慢理解，為什麼一個人會變成今天的樣子。 我要面對的，不只是林志遠的疑病，也不只是一個越來越失去平靜的家。 我開始一頁一頁寫，一遍一遍刪。 我問自己： 什麼是我能夠包容的？ 什麼是我願意改變的？ 什麼只是生活習慣不同，可以慢慢磨合？ 什麼卻已經觸碰了我的底線，無論再怎樣努力，都不能再失去自己？ 我也逼着自己誠實面對另一個問題： 婚姻走到今天，責任是不是全在別人？ 我給這段婚姻帶來了什麼？ 我的長處是什麼？ 我的缺點又是什麼？ 我究竟希望過一種什麼樣的人生？ 這些問題，我反覆想了很久。 我不願意把婚姻的失敗全部歸咎於別人。我也必須看清自己的長處、缺點，以及我究竟希望過一種怎樣的人生。 慢慢地，我看見了問題的根源。兩個人能不能一起走下去，不只取決於財富、生活條件或文化背景，更取決於彼此能不能坦誠溝通、互相尊重，並在漫長的生活中一起成長。 生活中的許多事情都可以重新學習。 不會修車，可以學；不熟悉一個人的生活，也可以慢慢適應。 但人格、價值觀和對生命的追求，不能靠一次次委屈自己來交換。 我願意改變的，我會努力去改變；不能再放棄的，我也不會再委屈自己。那不是我為未來伴侶列出的條件，而是我為自己重新畫下的人生藍圖。
我的思緒回到了十九歲。 那三年，我住在農村的茅草屋裡，每天面對黃土地和干不完的農活，看不到未來，卻從未放棄。後來，我考上大學，離開農村，又兩手空空來到美國，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活。 可如今，我擁有得更多，反而越來越害怕失去。 我怕失去家庭，怕失去餐廳，也怕承認自己拼命守護的一切已經留不住了。 困住我的，不只是婚姻，更是對失去的恐懼。 十九歲的我一無所有，卻敢向前走；現在的我，為什麼反而不敢放手？ 如果繼續抓着不放，我失去的，就不只是這段婚姻，還有那個敢於重新開始的自己。 所以，我必須放手。 放下的，不只是這段婚姻，更是那個一直困住自己的恐懼。 我不能繼續活在一座自己親手建起的牢籠里。 我終於決定，親手把它砸碎。
就在準備走進律師事務所的前一天晚上，我看着已經熟睡的小哲。 我忍不住想，這幾年，他到底看見了多少我們大人沒有留意到的事情。 他沒有抱怨。 也沒有要求什麼。 只是越來越懂事，也越來越安靜。 一個孩子最大的幸運，並不是擁有一個表面完整的家。 而是能夠在一個沒有恐懼、沒有壓抑的環境裡長大。 如果繼續留下來，我守住的，也許只是婚姻。 失去的，卻可能是孩子心裡對家的信任。 想到這裡，我已經不能再猶豫了。 第二天，我走進當地一家婚姻律師事務所，第一次認真了解美國的離婚法律。 律師告訴我，在維吉利亞州，只要雙方沒有重大過錯，完成法定程序後即可離婚；如果孩子由我撫養，對方還需承擔相應的撫養責任。 我靜靜聽完，低頭看着桌上的離婚申請。腦海里閃過的，不是爭吵，也不是委屈，而是這些年一家人一起走過的日子。那些努力是真的，那些付出也是真的。只是，有些路，已經走到了盡頭。 我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把申請書遞了出去。 我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林志遠得知後徹底失控。 暴怒。
辱罵。
威脅。 所有難聽的話，像暴雨一樣朝我襲來。 面對他的暴怒，我反而安靜下來。 我花了七年，才在美國建立起眼前的一切。 餐廳。
房子。
經濟基礎。
一個看上去完整的家。 它們，是我七年奮鬥換來的全部。 可我不能把過去的成功，變成以後再也不能離開的地方。 我可以接受婚姻失敗，可以接受財產重新分配，也可以接受別人議論。 我不能接受的是，為了保住這一切，把餘下的人生交給恐懼、爭吵和沒有盡頭的消耗。 我決定離開，不是因為外面已經有了更好的人，也不是因為前面有一條更容易的路。 前面是什麼，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段婚姻已經走到了盡頭。 如果繼續留下，我守住的只是它的形式，失去的卻會是那個愛讀書、愛思考、願意繼續成長的自己。 那座牢籠，是我用責任、不甘和對失去的恐懼，一點一點築起來的。 沒有人能替我打開。 我只能親手把它砸碎。 一周后，我請人替守前台，買了一張飛往亞洲的機票。 飛機離開美國時，我一直望着窗外。 我不是在逃跑。 我只是不願再背叛自己。 而那趟旅程的第一站，是一架飛往曼谷的長途航班。 飛機上，一個陌生男人舉起相機，對準了熟睡中的我。 你是否也曾鼓起勇氣，離開一種已經讓自己窒息的生活？ 歡迎分享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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