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

——李国敏供稿

突然的变故

我的家原是康定有名的一个大家族，建政前，爷爷李先春把全家从天府之国四川带到偏僻落后的边疆康定。奶奶原是大邑县的农家姑娘，我家有大伯李万鹏、大孃李群章、小孃李华章和父亲李万钧。听妈妈说，爷爷不远千里来到康定，一家人齐心合力，在这里艰苦创业，为康定兴办了很多实业，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很受康定人的敬爱。大伯任西康省银行副行长，也是个搞业务的人。父亲从金陵大学机电专业毕业后，在爷爷创办的升航水电厂任厂长。父亲这一代的四个小家虽然都儿女成群，大家却仍围绕在爷爷奶奶身边组成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

妈妈告诉我，1950年康定刚解放，我家就遭难了、破碎了。爷爷、大伯、幺姑爷（小孃的丈夫）都是起义人员，却先后被抓走，都被判成“反革命” 送进劳改营。

妈妈一人带着我们兄妹五人——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我，很难再在康定支撑下去，就准备到成都与几个舅舅一起生活，好有个照应。正好有些朋友要回成都，妈妈一时没法准备好带着五个孩子上路，就请两家朋友和一家亲戚把几个哥哥姐姐先带出去；那时我还在襁褓中，妈妈必须带在身边。在上车时，四哥李国勇（我家是大排行，大伯李万鹏的孩子是大哥）拼命抱着妈妈的腿大哭，怎么也不愿离开妈妈，只好临时决定留下来，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分别由两家朋友和一家亲戚带走。把三哥带走的亲戚到成都后，怕受牵连，三哥就象皮球一样被几家亲戚踢来踢去，1954年最终被踢回康定。

妈妈正忙着收拾东西打点行装带我和四哥回成都时，爸爸不知为什么突然回康定来了，他刚下汽车，就被抓去关押起来，并判“贪污罪”送新都桥农场劳改。爸爸是水电工程师，他当时在四川，已被聘请去东北小丰满水电站工作。消息传来，妈妈一下子就傻了，怎么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神话”，后来才知道爸爸是被骗回来的。爸爸被关起来后妈妈就不愿回成都了，她决心不管有多艰难都要在康定坚持下去，她要留在离爸爸最近的地方，仅管不能见面，也要在这里陪爸爸，等爸爸。从此，妈妈带着我和三哥李国智、四哥李国勇三兄妹走上了一条辛苦艰难的人生道路，跟本没有能力顾及到由朋友带走的哥哥和姐姐。这两家令我们感恩不尽的朋友收养了我的哥哥和姐姐，对他们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疼爱；哥哥姐姐也就安心留在这么好的人身边，改了名，换了姓。所以我们兄妹五人就有三个姓。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家没有男长辈，只有奶奶、妈妈、小孃、两个表哥和三哥、四哥还有我，一家八口。

我家的男人全进了监狱，一天，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端着枪托用力砸我们的家门，进门来，他们恶狠狠地大吼：“这房子已经被没收了，你们赶快收拾好随身衣服，滚出去！”几岁的哥哥们各自抱着自己妈妈吓得不敢动。在军人的监督下，妈妈一手抱着我，带着四哥尽快把收好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背上，小孃也带着表哥刘洪豹和刘洪狮，大家扶着奶奶走出家门。我们一家几代居住了十几年的大房子立即被贴上封条。

全家老小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站在街边，回头看看突然间就不属于自己的房子，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康定这么大，我们该朝哪里走，哪里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啊？奶奶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在西大街陕西老板开的云发药房楼上租了两间共约二十七、八平方米的房子。这是药房过去给学徒住的，非常简陋，因而租金也低。我们被赶了出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两间可以遮风挡雨的陋室，就成为我们的栖身之处。走进这两间小屋，家徒四壁，角落里一堆烂棉絮和几样烂家俱，房主人还没有来得及把它们扔出去，这些都成了我们的宝贝。我们用砖和木板搭成几张床，把几件烂家俱拆开，凑了一点不象样的桌椅板凳，我们舖的、盖的全是烂棉絮和打满补丁的被套。刚进破屋时，几个孩子还笼罩在被赶出家门的恐惧之中，挤在一起，茫然看着忙碌的妈妈。奶奶搂着我们说：“好孩子，不要怕，有奶奶在，有你们的妈妈在，我们的家就在，爷爷、爸爸回来就能找得到我们。”

我们在两个房间中的隔板上面开了一个小方洞，安装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作为照明之用。这盏灯，带给我们光明，也带给我们思念。大家对这盏灯有特殊的感情，这是升航水电厂送来的电啊！为了建这个电厂，爷爷、大伯、爸爸和幺姑爷付出了多少心血，经历了多少艰辛！现在我们在夜里能和监狱里的亲人们共享的，除了天上的月亮，就只有这盏升航电厂点亮的灯了。但月有阴晴圆缺，何况在监狱里能不能看到月亮还不知道，这灯却天天明亮，我们全家的男女老幼每天就在灯下“团聚”。妈妈常常在灯下哄我，轻轻地哼着：“孩子啊，快长大吧，你爸爸在灯那边看着你呢。”这就是我幼年时听到的“摇篮曲”。

我们住的房子紧挨着折多河，打开窗户就看见河水以排山倒海之势永不停息地奔流。夏天涨大水，汹涌澎湃的江流冲起巨大的石头翻滚而下，大石相撞，发出隆隆的轰鸣声，象山崩地裂似的，我们的小屋似乎就要坍塌在滔滔滚滚的急流之中，让人感到心惊胆颤。冬天，从雪山里翻卷而来的北风，夹着冰、带着雪，在墙外任意肆虐，呼啸盘旋，发出呜呜的吼声，像群狼在嚎叫；又好像要把我们这房子卷起来抛上空中似的。开始时我们吓得大叫：“房子要被吹倒了，我们怎么办呀？”妈妈抱着我们，说：“老天爷并不可怕，它看我们这么苦，一定不会雪上加霜，它会保佑我们的。”慢慢地，我们也就习惯了，不怕了。这种穿逗结构的木屋保暖性能很差，怒吼的北风钻过缝隙嗖嗖地吹进来，屋里冷得象冰窖一样，一盆锯木面烧的小火，烟火熏黑了屋顶，却怎抵得过满屋的寒气，我们感到透心凉。一家人只好紧紧的挤在破棉被里，用体温来相互暖和，一天天熬过那漫长的冬夜。

春节到了，我们楼下变成欢乐的海洋。楼下“水井子”的水是从跑马山下浸流而出的温泉，泉水流出地面后，天然分成两股，经过人工挖掘，整修成两条沟渠，再流入折多河。这里是康定人取水、淘米、洗菜、洗衣的地方。相传“水井子”的两条小溪里各有一支金鸭子，在静静的月夜，金鸭子戏水的声音有福气的人才能听得到。除夕之夜谁能听到金鸭子的叫声，这一年他就会幸福吉祥；谁能抢到头水，也会有一年的如意。所以，除夕晚上，康定城内的汉藏人民在阵阵鞭炮声中，身着盛装、手持香烛纸帛，络绎不绝地来到“水井子”处供奉龙王。一时间，紫烟缭绕、烛光闪闪、宛如白昼，烛光撒落在水面上，化成一朵朵五彩缤纷的丽花，更显辉煌而神秘。“水井子”周围热闹非凡，大家还带来了取水器皿，当时钟指到零点正时，全城鞭炮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争先恐后将各自带来的木桶、茶壶等盛满水，兴高采烈地回家。康定人用这种方式取回新年的第一桶水，祈求来年好运。每当这时，我们几个孩子都跃跃欲试，想去为苦难的家祈求明年能有个好运，但奶奶和妈妈阻止了我们幼稚的冲动。我们不能去和别人抢好运，我们没有资格得到吉祥如意，我和哥哥们只能爬在窗沿上看着欢天喜地的人群，望眼欲穿地等待那苦难的尽头。我常常和哥哥约好，大年夜千万不要睡，等人们都回家后，或许我们能听到金鸭子的叫声，我们的爸爸就可以回来，妈妈就不会再那么苦。可是每个年夜总是熬不了多久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始终没有听到那能带来吉祥的金鸭子的叫声。

冬天好不容易过去，春风送来了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野菜，这下子日子就好过多了，我们可以採野菜，肚子里总算可以多装一点东西。从春天起，歌声也经常随着风儿飘进我们的小屋。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

康定溜溜的城哟。

歌声悠扬缠绵中带着粗獷，时远时近，飘飘渺渺；从窗户望出去，碧蓝的天空上逍遥着白云朵朵。这一切象配上了乐曲的一幅优美的画，显得和谐而优美，这时，苦难似乎暂时退离开去，我们的心放松了，身体也好象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融化在这美丽的蓝天白云之下动听的歌声里。

我们一家人在这破房子里整整住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74年我们兄妹都长成大人了才搬走。现在想来，这样的生活环境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它给了我们几个孩子很好的磨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自然教会了我们勇敢、坚强、无畏，至今我们兄妹都不忘给予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两间破烂的小屋。

坚强的妈妈

我们被赶出家时，大伯李万鹏一家人多，他们另外租了一处房子居住，奶奶已近七十岁，和我们、小孃两家住在一起，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妈妈和小孃肩上。小孃是中医，在几个中医自发组织起来的联合诊所里当医生，工作相对要轻松点，妈妈就苦多了。

妈妈建政前当过几年小学教师，后因孩子多，身体又不好，就没有再工作。五十年代初期，工作比较好找，但我们是出了名的全家“反革命”，没有哪个单位敢录用妈妈。为了我们能活下去，她只得去做别人最不愿干的累活、脏活、苦活，帮人洗衣服、補破烂等。

每天早晨天边刚露出一点点鱼肚白，妈妈就上路了，她要到离城四、五公里以外的南郊驻康部队领脏衣服和脏被子，如果去晚了，就怕东西被别人领走。途中必经一段几里无人烟的荒地，那段路在灰蒙蒙的晨雾笼罩下，令人感到非常恐怖，妈妈只好带着才五、六岁的四哥一同前往。回来后妈妈没有稍事休息，马上从木桥上越过折多河，到河对面的“水井子”担水回家。我们屋外有一个小平台，这里摆放着一个木盆，妈妈坐在小凳上弯着腰，低着头，用力搓洗衣服。军人的衣物又脏汗又重，妈妈不停地刷着、搓着、揉着，只见她的身体有规律地前后摆动，一会儿反过手来吃力地捶捶腰，一会儿举手擦擦汗，最后她双手撑着盆边慢慢站起来，担着洗过的衣物又过桥去“水井子”。从跑马山上流下来的水清澈见底，在这里，妈妈把脏衣物漂洗得干干净净，再担回家，晾晒在平台上。黄昏，她把晒干的衣服、被子折叠得整整齐齐，拖着疲乏不堪的身子又上路，衣物送回部队，才能领回工钱。为此，妈妈每天要走三、四个小时的路，哀苦劳碌一整天，晚上，还要领些缝补的活回来做。我们总是看着她在灯光下的身影入睡，从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觉。

夏天还好，到了冬天，就更加苦不堪言了。冬日白天短，早上出门时天还没有亮，刺骨的寒风迎面呼啸而来，象鞭子一样抽打在脸上。妈妈和四哥用破围巾把头包裹起来，在风中挣扎着前进，路面上的薄冰踩下去发出“喳喳”的响声，不小心摔一跤，跌得鼻青脸肿。跑马山的水流到我们这里，已经寒冷徹骨，洗完衣服，妈妈的两手又红又肿，血从裂开的口子里渗出来。我捧起妈妈的手用我的小手去捂住，把我的小脸紧贴在妈妈冰凉的手上，我不知道妈的手有多痛，只是见到她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苍白。风雪中洗好的衣物不能晒干，就在家里用火烤，仍然必须当天送回去。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妈妈和小孃拼命干活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半饥半饱的生活。妈妈为了多挣一点钱，有一天去得更早一点，想多领些衣服。谁知部队守门的大狗一跃而出，四哥躲避不及，顿时，恶犬的狂吠声、四哥恐惧而痛苦的哭喊声、妈妈惊慌失措的呼救声，一齐响起，才有人出来把狗拉开。可怜的四哥扑倒在地上，背上血淋淋的一大片，他又吓又痛，早已昏过去了。妈妈顾不得受伤的四哥，先去领了脏衣被，才把四哥抱起来，泪水只能往肚里流啊。妈妈挎着领来的衣物，背着哭哭泣泣、满背鲜血淋漓的四哥回家，含泪把四哥交给奶奶照顾，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每天必不可少的劳碌。四哥爬在床上，奶奶剪开他的衣服，清洗他身上的斑斑血迹，露出一片还留着恶狗齿印的硕大伤口。四哥的声音都哭哑了，他软弱无力地说：“奶奶，我好痛啊！”奶奶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掉，说：“好孩子，忍忍吧，等小孃回来给你上了药，就不会痛了。”好不容易盼到小孃下班回家，四哥才得到治疗包扎。至今四哥背上还留着一块大疤痕。

妈妈付出最大的努力，硬撑着虚弱的身子，和小孃、奶奶共同顶起这个八口之家，承受了小姑爷、大伯、爷爷先后死于狱中那些令人悲痛欲绝的噩秏，她们仍毫不动摇地为保全这个家而尽心竭力。大家心里都怀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爸爸，爸爸不是“反革命”，他的“贪污”罪名本来就是无稽之谈，五年的刑期不算太长，大家一心盼着爸爸刑满释放。妈妈守着一份刻骨铭心的感情，日夜计算着爸爸的归期。我这个生下来还没有见过爸爸的孩子，也在想象着爸爸是什么样子，期望爸爸回来后，妈妈就不会再那么劳累。可是，五年过去了，爸爸没有回来，六年过去了，爸爸还是没有回来，不久传来消息，爸爸留场就业了！爸爸的留场就业和继续关押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仍然只能守着那盏孤灯，与爸爸在灯下“相会”。

妈妈本来就体弱多病，加之沉重的体力劳动，洗衣、担水、上山背柴等，每天休息时间很少，营养又不良，身体极度虚弱，得了红崩症。经常大出血之后就造成严重贫血，六十年代初已不能下地干活。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只有那双熠熠的大眼睛里，仍闪燿着顽强的生命之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没有闲着，也不敢闲着。妈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无论什么手工活，她只要看两眼就能学会，如织毛衣、做针线等，她一看就会，而且比别人做得更好、更精致。她不能再洗衣了，就给裁缝师傅做手工，盘各种样式的花纽扣，在衣服上订布纽扣，每天从早到晚一针一线不停地做。一家八口每年谁的衣服需要缝补，谁需要做新衣，这些也都是妈妈的事。每天她最多能睡上四、五个小时，我们睡觉的时候她在做，等我们一觉醒来，她还在做，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才能挣够我们兄妹的生活费和学费。我们做儿女的看着真是心疼啊，我和哥哥抱着妈妈说：“妈妈，我们不读书了，我们要帮你干活。”

妈妈听了我们的话，非常生气，她厉声地说：“你们谁都别想不上学，我的事不要你们管，你们只要把书读好就行！”我知道妈妈的一片心意和期望，除了用优秀的学习成绩报答妈妈外，还想方设法为她分担。我从小就学会帮妈妈去裁逢师傅那里领衣服回家，妈妈做好后，我又一家家送回去，从来没有出过错。所以，那时上学、放学我的手都不会空着。三哥手巧，就帮妈妈做针线活。假期和星期天，大表哥刘洪豹和三哥、四哥都上山砍柴背柴。这样，除了保证一家全年的燃料，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换取最低的生活资料。

妈妈经常大出血，每次都是九死一生，可是爸爸刑满快十年了，却不能请假回来照顾妈妈，全靠小孃医术高明，每次都让妈妈化险为夷。偶尔，爸爸会在我们豪无思想准备的时候回家，每次他只能在家待一、两天。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妈妈的红崩症又犯了，爸爸突然风尘仆仆推门进来。妈妈面黄肌瘦、衰弱不堪地躺在木板搭成的床上，看见爸爸回来，她有气无力地向爸爸微微一笑，泪水顺着眼角缓缓淌下。爸爸扑向床前，一把抓起妈妈的手，一腔苦泪夺眶而出……。爸爸没有自由，第二天一早又得赶回农场。临行时，妈妈面色青黄，静静地躺着，用痴迷迷的眼光看着爸爸，眼睛一眨也不眨。爸爸满脸无奈，恋恋不舍地走出家门，站在门口，他又回头看看妈妈，才转身踏上那不知何时能够结束的“劳改”之途。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

后来，爸爸曾写了这样一段话：“李母徐馥华，出身名门，曾在成都女子中学肄业，由于体弱多病，随兄嫂旅居蓉（成都）、雅（雅安）两地养病。一九五零年，家庭遭受巨变后，凭她坚毅不屈的志气，除做到力所能及的工作挣钱供家养口外，还使国智、国勇、国敏都受到中学教育，在她重病之时，我亦未能亲自照顾过。一九八五年不幸逝世后，为感激她，即决心‘從一而终’，并愿我身后，能葬于她的墓侧，永世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