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949年10月30日，大邑縣長被自衛隊擊斃後，大邑地區的清剿勢力群龍無首，一片混亂。川西地下黨撤退到山區的人員紛紛回到壩區，二爸李育滋家成為中共川西邊臨工委的指揮中心。中共川西地下黨動員李育滋以公益協進社代總社長的名義召開各分支社長會議，李育滋積極贊同，並親自籌辦，會場就設在自己家中。會上由共產黨員出面宣傳當前的政治形勢和共產黨的統戰政策。這個會效果很好，分化了地方敵對勢力，擴大了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到會人員紛紛留下名片，表示要與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系。中共大邑縣黨史研究室編寫的《川康邊人民游擊縱隊》一書也不能不承認：“李育滋不僅表示擁護共產黨，他還召集附近幾個鄉的公益協進社分社社長到其家開會，共產黨員宋質清在會上宣講了《約法三章》，希望他們棄暗投明，立功贖罪。” 11月22日，在李育滋家由陳萬堂主持會議，宣布將川西地區原地下武工隊組編為川康邊游擊隊川西支隊。為了配合解放軍進軍川康，中共川西臨工委決定統一整編隊伍，公開打出旗號。此時急需大量資金購制游擊隊的紅旗、臂章、胸章，以便配合解放軍進軍川西，這任務又交給了李育滋。當時不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式樣，地下黨從收音機裡得知，就畫出圖形，叫李育滋設法制作。二爸的幾個谷倉因長期支持共產黨，有的糧食已賣光，有的也所剩無幾，時間又很緊迫，他只好另行組織人籌措經費購買布料，並組織人在家裡縫制出數十面五星紅旗、數千枚游擊隊員的臂章和胸章。為了趕時間，二爸家的女眷也親手參與縫制五星紅旗，大概和重慶渣滓洞中美合作所裡江姐繡紅旗的時間差不多吧。 重慶建政前夕，為了爭取更多地方勢力脫離國民黨，減少解放軍進軍川西的阻力，地下黨領導請李育滋帶著支隊副指導員董國福一道去上安鎮，與頗有勢力的李鵬舉談判，爭取他靠攏共產黨，在解放軍到來時配合攻打國民黨軍隊。那時陌生的外鄉人在上安鎮的地面上根本無法通行，而李鵬舉的態度又無從預測，去上安鄉策反李鵬舉，風險很大，即使李育滋親自出馬，也很難保証不出問題。 李育滋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一天上午，董國福化裝成李的保鏢，身穿長衫頭包白帕，尾隨在他坐的轎子后，到了上安鎮李鵬舉公館。李育滋下轎後徑直到李鵬舉內室接談，李鵬舉的手下十分驚奇，七嘴八舌地說：“李二老師十幾年沒有來上安鎮，今天來一定有要事相商！”一會兒屋裡出來一人叫道：“董先生，李大爺有請。”李鵬舉正半躺在床上抽大煙，見董進去，丟下煙槍坐起來與董握手，說：“先生請坐。”董國福即坐在床邊慢慢地講解當時的形勢和共產黨需要他做的事。李鵬舉沉思了一會兒，說：“請給我一個証明。”董國福說：“李先生做了好事，我就可以証明。”臨行時董對李鵬舉說：“李先生，我們一言為定。”董國福在三十年後的回憶文章裡這樣寫道：“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坐在上席，兩個李老爺坐在兩邊給我斟酒，手下的人都很驚奇。”談判成功後，董國福又跟著李育滋走鄉過境，安全回到安仁鎮。 從1949年秋到12月安仁鎮解放，川康邊游擊縱隊領導人多次在李育滋家召開各支隊負責人會議，布置工作，印刷各種宣傳品，院子裡大家扭秧歌，表演話劇，一派歡快而繁忙的景象，儼然是解放區的模樣。李育滋被這種氣氛感染，原來新生活是這麼美好，這麼充滿活力，他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支持共產黨的工作中。此時，李家掩護的地下黨人和來往開會的人不斷增多，每天要用二十個大洋為他們安排生活，上街買菜都用雞公車推，對外則稱是大哥李國康的大學同學來家裡玩。為了給中共地下黨提供活動經費，開始，李育滋將設在重新場的糧倉賣掉，賣得的六十石米全數交給地下黨。稍後其余三個糧倉也陸續賣出（這些事，在八十年代的黨史工作會議上都得到確認），他多年來省吃儉用積攢起來的錢財至此所剩無幾。 1949年12月下旬，解放軍進入大邑縣境，經中共黨代表同意，李育滋在安仁鎮文彩中學操場主持召開歡迎會，會上首先由崇大新支隊政委致辭，再由解放軍代表講話，李育滋作為安仁鎮開明士紳致歡迎詞。1950年1月，他又與黨代表徒步趕到邛崍桑園機場，參加川西人民慶祝解放的大會。 李育滋與共產黨的諔┖献鳎构鎱f進社中反對共產黨的力量無法採取統一行動，這對大邑縣的和平解放以及成都市的和平解放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1950年初，大邑縣的一些地主和土匪武裝相繼叛亂，他們還准備圍攻大邑縣城，形勢十分嚴峻。大邑縣城無險可守，縣委撤退到崇慶縣。原安仁鎮鎮長派人請李育滋去議事，想叫他一同反叛。李育滋拒絕了他的煽動，還叫來人轉告他：“與共產黨作對是不會有好下場的，難道幾個虱子就能把一床被子頂得起來嗎？還是好好跟著共產黨走吧。”共產黨對李育滋的態度很重視，怕李育滋此時萬一跟共產黨不一條心，要控制川西的局面，將會有很大困難。大邑縣委特地派李國藩去安仁鎮暗中觀察李育滋的動向，當了解到李的態度後，才放心留在崇慶縣。 李育滋深信，自己照懇懇與共產黨合作，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共產黨員，傾其所有支持共產黨的活動，自己一定會得到平安，甚至期待有一個光明的前途。積二十多年江湖經驗，他對自己在大變動之時的選擇充滿了信心。 | 噩夢
1 1950年春節，受李育滋先後掩護過的幾十個共產黨員一同來給他拜年，感謝他在王陵基鎮壓“二·五減租”的白色恐怖時期的救命之恩。那天，二爸家擺了幾桌酒席招待客人，非常熱鬧。家裡有這麼多人來吃飯，有的人還帶著槍，大家有說有笑，言語中流露出二爸的感激、尊重和信任。孩子們看到干部們對他們的父親這麼好，心裡自然有了安全感。可哪裡知道那是李育滋和家人一起度過的最後一個春節。 春節後，人民解放軍在安仁鎮收編十余萬胡宗南軍殘部，大邑縣領導人邀請二爸搞后勤工作。他們說：“李先生，你對安仁鎮周圍很熟悉，收編胡宗南十多萬人馬，後勤工作非常重要，我們決定由你來負責，工作中有什麼困難可以隨時來找我們。”二爸聽了非常高興，他帶頭把自己家的糧食交給人民政府，又積極動員安仁鎮附近的士紳出錢出糧，並組織專人收購干谷草、木柴和蔬菜，安排被收編官兵的住宿和生活。十幾萬人的吃和住不是小事，他每天從早到晚忙得不亦樂乎，心情卻很舒暢，從不說一個累字。 不久，李鵬舉扣押了去他家征糧的幾名干部。李育滋冒險去到李鵬舉家，勸他改弦易轍，講了很久，李鵬舉才說：“李二老師，這次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們，但下次就請你不要再管閑事了，我先把話說清楚，不要以後大家都弄得不好看。”幾名幹部隨即得救。 1950年3月，中共大邑縣委在舉行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中，安排了愛國民主人士代表二十八人參加，李育滋應邀出席了這次會議，成為二十八個愛國民主人士中的一員。 正當二爸滿懷熱情迎接新生活的時候，1950年1月3日大邑縣宣布全縣開展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邉樱�11月4日，通知安仁、唐場作為試點，大邑縣的土地改革邉娱_始了。李育滋應退押金是六十石米，（農民租種土地時，要交一定數目的抵押金，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押金一定要退還農民）,但他的錢早已交給地下黨，做活動經費和用作長期掩護在家的眾多地下黨員的生活費，建政后還繼續出錢完成人民政府交給的任務。為了完成六十擔米的退押任務，二爸東拼西湊，盡管他傾其所有，只能湊足 五十五石（每石為220公斤）米，尚差五石。他一再向土改工作組解釋，卻沒有一點用。 1950年11月中旬，李育滋就被工作組關押起來。 那時大邑縣的副縣長兼剿匪總司令就是李育滋長期掩護在家的川康邊游擊縱隊副司令員兼參珠L周鼎文，可以說周鼎文是從李育滋家走出來就擔任了大邑縣的領導職務。其他受二爸掩護過的地下黨負責人，也在附近區縣擔任領導工作，他們都可以証明李育滋近年的所作所為，更可以証明他支持地下黨的錢早已不知是六十石米的多少倍，卻沒有一人站出來說清真相。一年前李育滋從成都趕回去救援時聽到的那些感恩的話，他們大概早已忘得一干二淨。李育滋一直被關押著，並為那五石米受了不少刑。 為了救二爸，父親給康定的李萬均寫信，建政前夕李萬均與建政後任崇慶縣公安局局長的黃建湖曾並肩戰斗過，而黃建湖又是蕭伍英的丈夫，父親希望通過李萬均找到黃建湖和萧伍英夫婦，請他們向土改工作組說明二爸與川西地下黨的關系。可父親沒有想到，李萬均已被無端冠上貪污犯的罪名進了監獄, 這封求救信也他是收不到了。 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邑縣又把目光盯在李育滋的哥哥、我父親李光普身上。他們知道，沒有任何理由到成都去抓一個川西行署委員，於是略施小計，用一個請”字，獵物就輕而易舉落到手裡。當然，這裡有李唯嘉的“功勞”。原川康邊游擊隊政委李唯嘉，在重慶地下黨被破壞後由馬識途派到川西來的擔任領導工作，建政後和父親同為川西行署委員，李唯嘉還兼任“七縣聯合辦事處”主任，他竟然同意了大邑縣的“邀請”。 兄弟相見，抱頭痛哭，他們倆誰也弄不懂事情怎麼竟會變成這樣。 父親說：“老二，哥錯了，哥是不是看錯人了？” 二爸說：“哥，我們再等等，一個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政黨不可能說話不算數，他們至少應該懂得取信於民的道理，說不定過幾天我們就能被放出去。” 看來李育滋說對了，1951年夏天，正在坐牢的他作為開明士紳被推舉為川西區各界人士代表，經軍代表兼縣委書記李天民同意，把他從牢中放出來，參加在成都舉辦的川西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議結束後，二爸回家向孩子們展示了會議頒發的紀念品：一本精美的硬紙封面的筆記本和一雙精致的草鞋。二爸顯得有些興奮和得意，指著寫有他名字的筆記本扉頁給孩子們看。也許他認為能參加中共舉辦的如此盛大的會議，是對他掩護和資助中共地下黨的肯定，也是他牢獄生活的結束。但二爸最終還是錯了，他哪裡會想到，這才是要他命的牢獄生活的開始。兩天後，大邑縣人民政府竟又把這個“人民代表”關回牢房，從此他再也沒能回家。 |
二爸再次被關押後不久，二嬸也被關押起來。十幾個被稱為“地主婆”的婦女關在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裡，屋裡沒有床，所有人就地坐或躺，把屋子擠得滿滿的，裝大小便的木桶無遮蓋地放在屋子中間。她們吃喝拉撒全在裡面，晚上睡覺隻能互相擠壓。冬天大家擠壓還能增加一點熱氣，到了夏天，屋裡充滿了汗酸味和糞便味，臭氣熏天。偏偏蒼蠅也來趁火打劫，搶佔這小小的空間，在人的臉上亂撞，在飯碗裡亂爬。晚上，蚊子嗡嗡亂飛，肆無忌憚的叮咬沒有幾滴血可吸的女人。她們個個灰頭土臉，蚊子咬的疙瘩和痱子連在一起，在身上形成一大片一大片紅紅的硬塊，苦不堪言，更不用說經常遭受吊打的刑罰了。
2 李育滋和李光普在牢裡度日如年，開始，他們還懷著希望，日夜盼望曾向他們宣講政策的人、他們曾冒死掩護的人，能幫他們一把，可那時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誰也沒有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剛剛過了一年的、生死悠關的大事，好象從來沒有發生過似的。董國富曾拍著胸膛響當當地說過：“我就可以証明！”現在也是時過境遷，無需兌現了。那個經常到李光普家拿錢的周鼎文，那個曾在李育滋家裡長期躲過、吃過的周鼎文，正擔任大邑縣副縣長兼人民法院院長，他不僅對支持救助過他的兄弟倆的遭遇置若罔聞、見死不救，還親自主持對李育滋的斗爭大會。 在鄉政府關押期間，李育滋常被拉出去斗爭，工作組叫人用細麻繩把他的兩個大指頭反捆在背後，吊在梁上毒打，只聽到鞭打聲不斷，他痛苦的呻吟聲不斷，直到昏死過去，他們才把人放下來，二爸的兩個大指頭已腫得象桃子。這樣的毒打經常使用，有一天，他們把李育滋反吊起來，背上還壓了七塊磚，一會兒手臂與軀干相連接的關節脫臼了，人就拉直了，磚全掉落在地上，二爸早已昏死了。後來又拿麻繩把李育滋的手指頭密密地捆住，再用筆尖往指甲縫裡插，李育滋痛得大叫，他們就拿掃帚的頂部狠狠擢進他的喉嚨，李育滋當時就昏死過去。 哥哥看著弟弟遭罪，心如刀絞，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盡心竭力照顧殘廢了的弟弟。他現在什麼都不再想了，只求兄弟倆能夠活命就好。工作組的人看到哥哥無微不至地照顧弟弟，很不滿意，他們斥責哥哥劃不清界限，遂把兩人分開關押，讓他們獨自去忍受身體上的痛苦、牢獄生活的孤獨和精神上的煎熬。 二爸剛開始關押時，是由家裡送飯，孩子送飯去卻見不到自己的父親，飯由看守人員傳遞。有一次六妹李國容去送飯，從牢裡拋出一堆二爸的臟衣服，拿回家一看，衣服上全是斑斑血跡，上面還有很多虱子和虱蛋。捧著這堆衣服姊妹倆淚水漣漣，她們用盡全力，也洗不干淨早已干成硬塊的血跡，接著又燒開水燙，想除去那些吸血的小虱子，可那成堆成串的吸血虫怎麼消滅的完呢。不久後，縣上改變了關押二爸的地方，就不再要家裡人送飯，家裡人就再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李育滋十歲左右的兩個女兒，在她們的父母被關押後就擔起了送飯的任務，接着我父親和大哥相繼被抓回安仁鎮關押，她們又得給幾個親人送飯，每天兩次。她們人小，每走到那關押人那陰森恐怖的地方，就非常害怕。路旁人們盯視的目光和陰陽怪氣的吼聲也讓她們膽顫心驚，也特別傷心和難受。只要走到那條街口，恐懼就油然而生，多少年後這種恐懼感仍在她們心裡揮之不去。 二爸家離安仁鎮約4—5華里，一天送兩次飯，六妹還不到十歲啊，她和四姐一起來回要走近10公裡，提著籃子感到非常沉重，一路上還要遭人白眼。遇到下雨，田埂上全是泥濘，又爛又滑，稍不小心就摔個仰面朝天，全身沾滿泥漿不說，飯也倒了出來。兩個小女孩躺在泥地上動彈不得，心裡別提有多酸楚，今天，牢裡受罪的親人們又得挨餓了。為了不摔跤，盡量選擇不滑的地方走，她們就在路邊和田邊的谷茬上跳上跳下，送完一頓飯，即使是冬天小姊妹倆全身也被汗水濕透。 一年多過去了，1952年5月，四川省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邉佣家呀浗Y束。安仁鎮突然宣傳“殺個肥豬過端陽”，開始對李育滋進行更殘酷斗爭。他們擬出的罪狀是： 一，鎮壓“二·五減租”的罪魁禍首； 二，李國清血案； 三，抗拒土地改革。 李育滋被關在要槍斃的重要犯人的牢房，已料到自己的命撸吆埃骸澳銈円獨⑽遥檬颤N理由都可以，絕不能說我鎮壓‘二·五減租’。我沒有鎮壓‘二·五減租’，是我救了參加‘二·五減租’的共產黨員，周鼎文和很多人都可以証明。我冤枉啊！你們現在這樣對待我，將來怎麼向子孫後代交待？” 二爸的話提醒了他們, 為了得到槍殺李育滋的“証據”, 有人在獄裡對李育滋用了酷刑, 希望通過身理上的痛苦以打垮他心理上的承受力, 叫他承認自己殺害過參加“二·五減租”的共產黨員, 迫使他自己“交代”從而拿到最具權威性的“証據” 。但盡管他們使用了各種刑罰, 哪怕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李育滋絕不按照他們擬定好的意思“招供”。他們又把李育滋拖上了老虎凳, 在他腳下加一塊磚, 問一聲: “你殺了多少共產黨員? ”李育滋大叫: “我沒有殺他們, 是我救了被清剿隊追殺的共產黨員。”隨著磚塊一個個增加, 李育滋緊咬著牙不再說一個字, 鮮血從咬破的嘴角流出, 最後, 當他們用力把磚塊塞到李育滋腳下時, 李育滋忍不住大叫, 他們抓起地上沾滿塵土的掃帚, 堵住李育滋的嘴, 隨即李育滋的腿被折斷, 他的頭歪向一邊, 昏了過去。他們始終沒有得到想要的“口供”。 而眾所周知的真正鎮壓“二五減租”的罪魁禍首、戰犯王陵基，此時正和沈醉5、徐遠舉等關押在重慶白公館裡，牢房裡特別關有沈醉的一個部下專門伺候生活，享受每月十六元的伙食待遇，除學習之外，下棋、看報、擺龍門陣，正過得逍遙自在。 工作組組織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要李育滋在烈日下挽起褲腳跪在碎瓦上，碎瓦戳進肉裡，二爸的兩膝鮮血淋漓，疼痛難忍，稍微晃動一下，則被又踢又打。直到他的兩腿血肉模糊再也站不起來。 有人又突然用步槍的槍條子狠狠地戳進他的左眼，他淒厲地慘叫一聲就昏死過去，眼珠隨著抽出的槍條流了出來，鮮血從眼框裡汩汩地往外冒，沿著臉頰淌到地上，不一會兒，泥地上就積了一大灘血，昏迷中的他又被拖回牢房。 一天，李育滋被押回自己的公館等著挨斗。這個公館自修成后，李家人沒有居住過一天，就提供給中共地下黨使用，掩護過幾十名黨的干部，並成為川康邊游擊縱隊的指揮中心。此時，兩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嚇得擠在一起，看著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的父親，欲哭又不敢。他那原來炯炯有神的目光已蕩然無存，左眼凹陷下去，無神的右眼裡顯出的隻是漠然。被跪壞、打壞的雙腿，又在坐老虎凳時折斷, 無法支撐身體的重量，他無力地靠著公館右邊的第一根柱子坐在地上，表示要二女兒（兩個孩子中大的一個）為他剪指甲。孩子怯生生地走到他面前，拉起他的手，他才震顫了一下，充滿血絲的右眼露出一絲悲切。他手和腳的指甲又長又黑，已經變了形。二女兒小心翼翼地剪著已陷進肉裡的指甲，怕弄痛了自己的父親，她哪裡知道，她的父親早已傷痕累累、體無完膚了。二爸要她去剪指甲，是因為被吊打斷的雙手再也不能抬起來撫摸孩子，只能借剪指甲為由，讓孩子來靠近自己、挨挨自己，在兩個人的雙手接觸之際，把他的關心、疼愛和不舍傳達給孩子，作個道別吧，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了。這時，不到十歲的小女兒一瘸一拐地磨到他身邊，二爸才淒厲地長叫一聲：“老——六——啊！”淚水頓時盈滿他那充滿血絲的雙眼，仿佛在對六妹說：可憐的孩子啊，你還這麼小，作父親的不能把你養大了……。 很快，挨斗的時間到了，李育滋表情冷漠地跪在院子裡，任人痛打，打倒了，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兩個孩子親眼目睹至愛的父親受刑的慘狀，不忍再看，她們深深地低下頭，心如刀絞，卻不敢哭出來。 最後，大邑縣對李育滋採取了政府審判的程序。1952年5月26日在文彩中學操場——二爸曾經主持大會歡迎解放軍，慶祝大邑解放的地方，召開千人大會，他們把被折磨得隻剩下一口氣的二爸扔在板車上拖回安仁鎮。二爸穿一雙爛草鞋，被刮光了頭，雙手反綁。周鼎文高坐在審判台上，一位姓林的區委講話后，宣布鎮壓反革命、念判決書。李育滋被判“反革命”罪並處以死刑，立即執行。二嬸也被押著跪在那裡陪殺場。 二爸表情冷漠，顯得出奇的平靜，他再也不叫冤、不分辯、不求饒，唯有深入骨髓的絕望。宣判完畢，兩人推著他就開跑。二爸被關了兩年，經常挨餓，腿又在受刑時折斷，根本站不穩，一推就倒。倒下后，就把他在地上拖著跑，拖到文彩中學操場斜對面的田裡。兩聲槍響，二爸倒在散發著清香的稻田裡，倒在他熱愛的家鄉的土地上，年僅四十六歲！示眾期間又被安仁鎮的打更匠挖去心、肝、生殖器，拿去賣給別人，他們說吃了可以治病。 其實摘取被槍殺者器官的事當時在大邑縣已不是第一次，之前，一個姓唐的地主被槍殺後，就有人上揮刀欲摘取其內藏，死者的女兒撲到父親尸體上，死死抱著不放，才沒有得手。這次槍殺“反革命罪犯”李育滋，公審大會就在安仁中學（原來的文彩中學）外面的操場上舉行，過去經常組織學生參加大會的學校，這次卻破例沒有組織，學校裡安安靜靜，學生們完全不知道外面正在發生什麼。二爸的二女兒（四姐）在該校上學，下課回家她才知道父親已慘死。這次摘取器官的人鐵定有了機會，他在眾目睽睽之下舉起帶血的屠刀，在二爸的遺體上任意宰割，攫取到了他拿去賺錢的東西。 去年歲末我訪問闊別多年的大哥，大哥回憶:“二爸是我埋的，被整得好慘啊！ 他的頭被打爆了，只剩下噴著鮮血的脖子，那血啊，噴到田裡，染紅了周圍的一大片土地。 槍斃二爸之前，我已經住在幺嬸嬸那裡了。1952年5月25日半夜，隔壁農民張成良慌慌張張梭過來，說：明天是端午節，要槍斃你二爸了，我先來告訴你一聲。 第二天，果然吹號集合，他們告訴我，今天槍斃你二爸，沒人願意埋這個反革命，你去把他抬走，自己想辦法埋掉。那時四妹只有十三、四歲，六妹有病不能走，還有個幺嬸嬸，總共四個人，就我是男人。我很早起來，請同族兄弟、十五歲的地主娃李德宣幫忙；又去找地主姜耀根，他身體壯實，有力氣，我給他磕頭，求他幫我。因為政府不准我們埋在家墳處，只好埋在野墳壩。我請潘改匠潘德全把廚房的大門打下來，做了副棺材。” 大哥講到這裡，說不下去，屋裡一片寂靜，連空氣都好像凝固了似的。過了好一陣，大哥才接著說: “我去給二爸收尸，見他腸子都被拖出來了，滿身全是血。我用了兩疊草紙（每張約現在的《參考消息》大小）將二爸的腸子包著塞進肚子綁好。對槍斃，我無所謂了，我已經陪了幾次殺場，已經不在乎生死了。我們把二爸沒有頭顱又被掏空了的遺體綁在兩根竹竿上，抬到墳壩，裝進棺材。請來的兩個人說累，先回家了。我一個人挖坑，一個人埋。很多老鄉來看，都同情我們。一個小女孩，坐在壩上陪我，一直到天黑我埋完。我沒有力氣挖多深，後來這裡改成田，尸骨就丟了。” 講到這裡，80歲的大哥淚流滿面，說: “我現在想起就哭。審判他的就是住在二爸家的地下黨員周鼎文啊。” 在這裡,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 1951年5月修改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時，毛澤東以斬釘截鐵的措辭指示：“為了防止在鎮壓反革命邉拥母叱敝邪l生‘左’的偏向，決定從6月1日起，全國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殺人甚少的地方在內，將捕人批准權一律收回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准權一律收回到省一級。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變此項決定。”大邑縣1952年5月以“反革命”罪槍殺李育滋, 竟然公開違背這一指示, 縣一級就做出決定，卻沒有任何上級領導機關過問，豈非咄咄怪事？ 1952年6月末，大邑縣宣布土地改革結束。 李育滋被冤殺後，街上的六間商業用房全部被沒收，這是1948年1月12日任弼發表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裡明確指出不該沒收的財產。就連於佑任親筆題寫的匾額上燙的金粉也被洗下，而那貴重的匾額已不知扔到何處。 事後，安仁鎮街上的劉樹成哭著說：“他（李育滋）瞎了眼，做了好事反遭雷打，冤枉啊！” 李育滋原來的長工潘德全建政后任農會小組長，工作組多次找他談話，要他出來斗爭二爸，他堅決地說：“李育滋以前對得起我，你們叫我斗別的人還可以，要我斗他，我堅決不幹。”二爸被殘殺後，他為二爸做了一副簡單的薄棺。以後，他開了個榨油房，經常偷偷免費為二爸留下的孤兒們榨油。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原游擊縱隊王泗鄉區隊長張仕林，當時任大邑縣統戰部秘書，在會上說：“李育滋解放前為共產黨做了那麼多工作，不該殺他。”就被打成“右派”，開除了黨籍和公職。 1984年，蕭紹成的大女兒蕭伍英見到大哥就哭, 她說: “你二爸死得真冤枉啊！都怪我把地下黨引進你們家，不然，你們不會被整得那麼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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