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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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蒋介石早把西昌定为他的后备行都。西康省于1939年1月1日建立，2月，蒋介石在西昌设立委员长西昌“行辕”，委派亲信张笃伦¹为行辕主任，同时组织了庞大机构并进驻军事力量，其主要目的一是控制刘文辉，压制二十四军的势力，二是监视云南省主席龙云；进而掌握宁属地区，隔断康、滇，为他以后的退路做安排。

如果宁属（包括原西昌专区各县）被西昌行辕所掌握，势必影响刘文辉的割据局面。因此，刘对西昌行辕甚为疑虑，力谋对策。而宁属又仅系一个专区，如若设立专署，实力不足与西昌行辕抗衡，为此设立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作为西康省府的派出机构，代表西康省政府行使职权，以便对付西昌行辕。刘文挥于1939年5月亲到西昌设立屯委会，自兼委员长，并派侄儿刘元瑄（时任二十四军直属旅旅长）任屯委会边务处处长。顾名思义，屯委会本应主要致力于开发偏僻落后之彝族地区，发展大小凉山的经济。刘文辉却用它来与“行辕”抗衡，因而这里长期存在着中央势力和地方实力派尖锐的矛盾斗争，宁属地区也就必然成为刘文辉最多事、最头疼、矛盾最激烈复杂的地方。

屯委会成立时，由杜屡谦任秘书长，代行委员长职务。由于杜屡谦不仅没有与二十四军靖边司令邓秀廷搞好关系，还与邓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两人之间的矛盾渐渐加剧并表面化，杜屡谦又贪污筑路死亡民工抚恤费七十万元。刘文辉于1942年冬改组了屯委会。正好，父亲东奔西忙的外交和财政工作刚告一段落，刘文辉就派他兼任宁属屯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继而任代主任委员（刘文辉挂名主任委员）。从此，父亲就常住西昌，既担任西康省财政厅厅长，又兼任宁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后被授予少将军衔。那时大哥李国康与刘元瑄²之女刘巽谦已有婚约，刘文辉相信父亲和刘元瑄两人联手，一文一武，在西昌一定能合作默契，处理好宁属地区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抵制委员长行辕向西康的渗透。

父亲个子不高，身体比较肥胖，他为人宽厚，态度亲切随和，不太讲究穿着，平常除了立领的中山服，就是穿中式长衫。记得一次天气突然变冷，他随手找来一根绳子绑在腰上，惹得同事们大笑不止。西昌屯委会的工作人员暗地里都叫他“李老厅”，他知道后也只是笑笑，于是有人当面也这样叫他。但处理起事情来，他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特别有主张，所以很受下级的敬重。

宁属地处边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历史上形成了掌握一方的实力派，如冕宁的邓秀廷，他拥有了不小的武装力量，以他的势力管理所在地的各种事务并主持当地政局。

1932年刘文辉在四川与刘湘的混战中失败，邓闻讯赶至荥经，恳切殊诚；见二十四军军需困乏，四处求援，除私赠若干金银外，还向刘表示：“我这一旅人的供给由我自筹，军长不必费心。另外，我还可为军长筹办一些粮食。”刘文辉喜出望外，立即升邓为20旅旅长兼彝务指挥官，回宁属筹办军粮。邓以“为军长筹办军粮”的招牌，先到越西安顺场搜刮，将彝汉人民手中粮食挤干，更肆无忌惮地在过去他的势力不能掌握的地区“征收”军粮。刘文辉获悉，急电宁属行营，“对邓家这股势力，既要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但不能消灭它，适可而止，不准阻拦！”

1938年，国民党政府授权刘文辉筹建西康省。刘为笼络、利用邓秀廷，专设靖边司令部，委任邓秀廷为中将司令，并在9月15日的富林会议上宣布：“此后夷患，全权责成邓司令剿办，不使稍感掣肘。”

西昌行辕成立后，张笃伦千方百计拉拢邓。邓秀廷明白刘文辉对他有戒心，也知道张笃伦是蒋介石亲信，并有意把他拉到行辕一边去。他派出自己的亲信饶绪镇（成都军校毕业生、靖边部少校参谋）于1942年12月14日在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晋见蒋介石，呈述被刘文辉挟制的情形，提出愿到滇西参加抗战。蒋态度严肃、语气温和，只说：“邓司令的报告和彝族户口调查看到了，很好，回去转告邓司令，有什么问题，可找行辕张主任商量，有困难慢慢解决，把后方治安搞好。” 蒋介石的这番话足以使邓秀廷的打算落空，他只好暂时留在二十四军。

张笃伦为了把隶属于二十四军的靖边司令部拉过去，从刘文辉手里争夺靖边权，他委任邓秀廷为西康行辕中将参军，劝说邓秀廷脱离刘文辉归顺中央。刘文辉随即任命邓秀廷为屯委会委员兼边务处副处长，希望他回心转意继续为二十四军效力。父亲和张笃伦、邓秀廷均有旧谊，刘文辉希望他能巧妙周旋，化解自己与邓秀廷的矛盾，并在维护西康省利益的前提下，尽量想办法对付行辕的压制行为。

父亲到达西昌的第一天，一些被邓秀廷驱逐、靠拢屯委会的彝族人士在欢迎仪式上散发传单，并向父亲呈递《呼吁书》，矛头直指邓秀廷。面对复杂局面，父亲多次诚心诚意地与邓秀廷交流、解释，转答刘文辉对他的重视，希望邓秀廷和大家一起共建宁属。尽管父親做了很大努力，效果仍不明显，邓秀廷只是没有公开投靠张笃伦而已。

1942年冬，父亲刚到西昌不久，农林部派了一个叫邓祖植的大学生到普格实验农场工作，被当地彝族人捉去当了娃子（奴隶）。这下惹了大祸，国民党中央严令屯委会清查，下令“一定要把邓祖植解救出来！”父亲派出人称“凉山好汉”的李仕安前去解决。李仕安不愧是智勇双全的彝族好汉，他冒险进山，千方百计查出绑走邓祖植两个彝族人，但绑架邓祖植的人知道李仕安的来意，悄悄处理了邓祖植，李仕安始终未能找回邓祖植。

“不好了，有人放火烧房子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邓祖植的问题尚未水落石出，一场大火又在盐源县点燃，200多家房子化为灰烬。原来盐源县北部的邓秀廷所属彝人，与屯委会彝人“打冤家”，发生了大规模冲突，邓秀廷的彝人在行辕的支持怂恿下，烧毁了盐源北部灰塞地方属于屯委会管辖的头人和部落的房子，形势十分紧张。大桥指导区长黄尔康星夜赶回西昌，向屯委会告急。“谁去处理？”父亲自然又想到了李仕安。李仕安去后当机立断，组织屯委会彝人进行反击，在击退围攻后，建议屯委会拿邓秀廷手下的营长罗阿什子问罪。起初，罗阿什子态度十分强硬，但迫于压力，最后还是举手投降。

地方的问题一桩接一桩，中央也不放过宁属地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携带现金数十驮，到西昌收购民间烟土，由行辕负责运出；并且不准民间私种、私运、销售，实际上是想中央垄断鸦片烟的种、运、销，独揽暴利。这就和刘文辉有了实际利益的冲突；刘文辉坚决抵制，一定要利益均沾。几经争执后取得协议，双方同意中央和地方共同经营。刘文辉的鸦片由二十四军派专人负责沿途武装押运。仅管如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仍不时发生争执，相互抓对方的问题进行打击。每年种烟季节，行辕都要召开“禁政会议”，用军法威压地方，在大张旗鼓厉行禁烟的题目下，行辕夺得了不少烟土、钞票，又打击屯委会的势力。刘文辉也不示弱，二十四军最精锐的警卫营，是专门负责鸦片运输的专业鸦片运输营，在其营长周桂三的指挥下，贩运鸦片烟土13年，屡屡得手，以这支专业鸦片运输营外运销售，获利甚丰。

刚到西昌，父亲就面临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他只能设法一件件解决，尽量把工作重心放在建设上，但局势却不能让他按自己的心愿去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西康遂成为战时祖国内地与西藏进行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为发展康藏经济，1942年8月，身为主持西康省财政金融的最高官员李万华和李先春与在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共同筹资，设立了“康藏贸易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西南地区重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被迫关闭，国外援华物资难以运往抗战大后方，由印度经西藏、西康至重庆等地 一时成为由内运物资的惟一通道。康藏贸易公司成立后，即运用驮力，接受各方委托，曾经先后由印度代运物资十余批至康定。由于委托者越来越多，康藏贸易公司又与交通部协商合组康藏驮运公司。

由于康藏贸易的繁荣，特别是康藏贸易公司的经贸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印对西藏经济的控制；康藏贸易公司从印度经西藏向国内运送了不少战略物资和机器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大业，对支撑持久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1944年初，由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企图取刘文辉而代之，开始挑起事端，排挤二十四军。他假借匪患严重，危害民族地区的安宁，请求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了宁属剿匪总指挥部，还要来了大批武器装备，以此要挟刘文辉。于是，已暗中投靠他的二十四军靖边司令邓秀廷当上了宁属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谁知，邓秀廷当总指挥不到一月就病死了，使张笃伦的如意算盘落空。刘文辉趁机立即委任刘元瑄为总指挥，孙子汶为副总指挥。

张笃伦用尽了心机，转眼间却总指挥易人，不但没有为自己扩大势力，反为刘文辉增添了一支武装力量。他气得捶胸顿足，却并不死心。不久又心生一计，借口要检阅部队，调集靖边彝民团近万人，集中到西昌，实际上他布置了进剿方案，他想借屯委会之刀杀彝族人，挑起事端后再来问罪，以削弱屯委会的势力，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好在父亲和刘元瑄早有提防，没有上张笃伦的当，面对紧张局面，只虚张声势，随便应付一下，并没有造成大的伤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44年美国飞虎队战机B-29在宁属所属地区的月儿坡坠毁，机上十一名美军飞行员下落不明。此事惊动了中、美两国政府，宁属屯垦委员会和西昌行辕都急了，国民党中央急电西昌行辕：“火速弄清情况。”

父亲决定再一次派出特区区长李仕安带领专程从美国赶来的穆伦少校一同去寻找。因为这架战上安装了特殊设备, 穆伦少校还带来足量的炸药以备用。他们先坐飞机到印度, 后在群山中跋涉, 历尽千辛万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夜兼程，终于赶到月儿坡。还没有上山，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焦味，走近了就看到一个飞机坠毁形成的二十多米深的大坑，大坑周围一两百米范围内的参天大树都被连根拔起，稍远一点的只剩下树桩，还有因飞机坠毁引发森林大火的痕迹……。原来B-29战机飞临雷波上空时，由于雾大迷航,飞机在大山中兜圈子，在燃料即将耗尽之际,11名机组人员跳伞自救，美军驾驶员临危不惧，一直镇静地驾驶飞机，等到机上的全部人员安全脱险后，自己却因来不及跳伞而英勇牺牲。救援人员在那里找到了跳伞后被当地彝族百姓救起的飞行员和完全毁坏的战机残骸。在回程时走到金沙江边黄华镇渡口，穆伦上校让背夫卸下背上的炸药，全部抛到江中! 现在已不再怕被汉奸窃取飞机的秘密，卖给日本人了。这架飞机就是美国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号称“空中堡垒”。

李仕安完成任务回到西昌，父亲称赞他的勇气和吃苦精神，并提升他为屯委会中校参谋。

父亲和张笃伦本是老朋友，但他在西昌任职几年，与行辕主任之间的关系却可以用剑拔弩张来形容。一次，行辕宴客，父亲让母亲代表自己前往。母亲应酬完后回家就大吐大泻，经医生紧急诊治，断定为食物中毒。一贯性格平和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人前往张笃伦家，他说：“你们去张家好好看看，要是张家无人中毒，定是他们宿意谋害我们，我决不会与他善罢甘休！”打听消息的人回来，确定张家人也都有中毒症状，原来是张家厨师误购了有毒野生蘑菇，此事才告平息。

宁属地区矛盾重重，屯委会还处处受到国民党中央的压力，而刘文辉却只到西昌进行过两次“南巡”，做了短暂停留，所有重担都压在父亲肩上。在处理复杂尖锐的矛盾时，父亲理所当然站在二十四军一边，他领导屯垦委员会，对西昌行辕多方进行抵制，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从而，父亲与张笃伦、警备司令贺国光之间的矛盾加深，蒋介石对父亲也非常不满。

1944年冬，行辕和父亲之间的斗争加剧，蒋介石也因刘文辉的强硬政策，使他控制西康的愿望落空，就想以通敌叛国的罪名武力解决刘文辉的军力。他要求四川军阀杨森和潘文华³出兵讨伐二十四军，潘文华却表示中央既已掌握了刘文辉叛国的确凿证据，最好公诸国人裁判，不宜兴师动众，更不宜加以袭取。由于潘文华不愿从命，此事只好作罢。潘文华对蒋介石如此强硬的态度原因复杂，这和父亲长期与他的交好也有重要关系。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蒋介石夫妇坐镇西昌，指挥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直至逼迫龙云离开云南为止。张笃伦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趁此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委座，我请求让邓秀廷的女儿邓德芳（养女）为我的儿媳。”张笃伦的儿子张宏基是中央军校学生。蒋介石一听就知道，这是挖刘文辉墙脚的政治婚姻，他笑了起来，说：“这也算是新生活时代的和亲政策的体现嘛。”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这桩婚姻由蒋介石和宋美龄做媒，并在蒋介石夫妻离开西昌返重庆前夕，为张笃伦的儿子和邓秀廷的女儿举行了婚礼，蒋介石夫妻参加婚礼并充当证婚人，还即席讲话。在特制的缎面粉色泥金宣纸的册页上，蒋介石题词“五世其昌”，宋美龄题词“百年好合”。父亲知道这个婚姻的目的所在，但却无可奈何，还得硬着头皮和母亲一起去参加婚礼。

蒋介石也借此次逼龙云出云南之机，对父亲施压，要让父亲看看与他作对有什么后果。但父亲仍尽忠职守，一心一意维护西康省的利益。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故事。父亲通过边贸关系，买到一支14K的欧米加金表，非常喜爱，一直戴着。不巧此表被蒋介石的侍从长看上，硬要父亲转让给他，父亲不同意。对方一再加价，志在必得。最后价钱加到十倍，已明显带有强迫性质，但父亲仍无丝毫妥协之意。建政后，父亲将此心爱之物给了大嫂刘巽谦，以为戴到西康省军区副司令员女儿的手上，或许能保留下来。孰料“文革”红卫兵抄家时，硬将此表从大嫂手上掳下抢走。

1945年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贺国光⁴和中央银行勾结，要将储存在西昌的白银二十万两和大量生丝用飞机运往重庆，再随蒋介石带回南京；西昌商界坚决反对。父亲领导屯委会组织民众阻挡，结果，花纱还是留在西昌自由买卖，白银也没有被运走。西昌人民莫不拍手称快，贺国光却对父亲怀恨在心，觉得父亲太难对付，一定更要想方设法抓父亲的问题，把他排挤出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