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失蹤

父親被帶回安仁鎮，從此就沒有一點消息。一天一個農民模樣的中年人找到我們家來，他冷冷地說：“李光普需要換洗衣服，他罪惡大，短時間回不來，你們把他的衣服交給我帶去大邑。”媽媽正愁父親沒有衣服穿，現在有人來拿，立即把父親的衣服都找出來交給了他。不久幺嬸帶信來叫我們給父親送衣服，媽媽一下子就傻了，才發現我們被人騙了，居然有人趁火打劫！

第二年，我們聽到二爸李育滋被殺害的消息，悲痛萬分，對父親的擔憂也更加強烈。媽媽想方設法找到一個貧農成分的李家遠房親戚，請她到大邑打聽父親的情況。這位遠親去到安仁鎮鎮公所門前問起父親，聽者一下子就警覺起來。

“你是什麼人，為什麼問他？”

“我不是他家的人，只是問問。”

“你是什麼成分？”

“貧農。”

“還不快走，這不關你的事。”

我們怎麼也打聽不到父親的消息，只知道他一直被大邑縣關着，看來他被關押是半秘密的。他從不被帶出來露面，外面也沒有他的消息，任何人不能探望，甚至一度曾傳出他已經去世的說法，也有人說他早已放回成都。1953年秋，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已結束一年多，才聽大邑縣有人傳出，安仁鎮的鎮公所已經沒有關人了。李光普被判“不法地主、反革命”罪，判刑九年，已送去勞改了。

但大邑縣既未開公審判，也未張貼過布告。我們全家想來想去，都覺得父親被判刑的消息可信度不大。父親在大邑縣沒有一畝田，退押任務早已完成，帶回安仁鎮後就失去自由，即使他想干“不法”之事，也沒有機會幹。怎麼可能在土改結束之後由大邑縣判他為“不法地主”呢？其次，父親在被大邑縣“請”回去後就不再與外界有過任何聯繫，大邑縣怎麼把他弄成“反革命”了呢？更何況，1953年不比土改初期，一切工作都已走上正軌，人民政府判了誰的罪，按規定應該通知工作單位，通知家屬。可大邑縣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既沒有公開審判，也沒有報告上級和昭告村民，我的父親在他們玩弄了種種花招後，怎麼會居然從起義將領秘密地變成了“反革命”？

對我們來說，父親“失蹤”了，我們像掉進一個充滿謎團的黑洞，找不到真象，看不到希望，望不到光明。我和妹妹每天以淚洗面，媽媽卻鎮靜地說：“只要沒有他的準確消息，我們就絕不放棄尋找！”

尋找父親，在那個時候真是難於上青天啊，我們只能把這個願望放在心裡。而當我把找父親的想法強壓在心靈深處之時，我短短十年的童年生活卻一次又一次地地浮上心頭。在家庭遭此慘變之時，我本應關緊記憶的閘門，不去碰那滴血的傷口，但只要稍不注意，童年的往事就象決堤的洪水，奔騰澎湃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