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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二爸把小儿子李国孝送到我家来，我们叫他五哥。五哥来我家是因为我家只有两个女孩，父亲就把五哥放在自己的名下，从此他和我们一同到实验小学上学。五哥很聪明，写得一手好字，下得一手好象棋，这些对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他刚来成都时，听我们唱歌就连声说：“妙、妙、妙。”接着，用大邑腔怪声怪调地学我们唱，全家听了笑个不停。五哥只比我大二十天，我们在一起时他总是事事让着我，护着我，我很喜欢他。

五哥可能干了，他在花园里，凭叫声就知道蟋蟀的公母，凭叫声就知道这支公蟋蟀会不会斗。他循声音找蟋蟀，我和妹妹蹑手蹑脚跟在后面。有时他突然翻开一块石头，蟋蟀还没来得及跳起来，就被他擒拿到手；有时，用脚震一下地，蟋蟀一跳出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去，敏捷地捉住蟋蟀，再小心翼翼地用另一只手把蟋蟀拿出来。捉到蟋蟀后，他把最会斗的选出来。他说：棺材头的蟋蟀最能斗。然后，他选择一段竹筒，在竹筒上面雕刻出一条条空槽，中间横刻一个可以放一片薄木板的槽子，先把两只蟋蟀分别从两边放进竹筒并塞住进口，再拉起中间的隔板。开始两只蟋蟀蹲着一动不动地打量对方，不肯向前。五哥用草茎拨动蟋蟀的触须逼它们朝前走，两兵相遇，斗志骤起，一场精彩的搏斗开始了。它们一路勇猛冲杀向前，一会儿低头角力，一会儿又抓又撞，打得难分难解，我和妹妹的尖叫声则不停地响起。激烈的战斗把婆婆、妈妈引来，大家饶有兴致地观看，直到两只蟋蟀斗得精疲力竭，以其中一只的失败而告终。这时，得胜的一只弹弹须伸伸腿，威风凛凛地昂首震翅，大有得胜回朝地动山摇的味道。等五哥用木片把它们分隔在竹筒两边，战事才告结束。

五哥还带我们去花园，他在草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小坑，用几根竹条巧妙地编成一个支撑物，把一块砖斜撑在坑上，坑里放一些香香的食物。几个孩子在离坑几米远的地方趴下来，大气不敢喘，一动也不敢动。过不了多久，只听见“呯”的一声，砖块倒下来盖在坑上，五哥一跃而起飞快地冲过去，把手往坑里一伸，然后突然拿出手来，手里竟奇迹般的出现一只麻雀！我和妹妹吓得惊叫着逃开，过不了两天，又要求五哥再玩一次这种捉麻雀的游戏。自五哥到来后，花园就成了我们的乐园。五哥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1952年我们穷得过不下去了，他才回到安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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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现在的高干周围有很多服务人员一样，我家也有几个佣人。看门的孙大爷、作饭的周大娘、专管洗衣的魏奶妈、两个男勤务员和一个车夫，还有个名叫朝霞的丫头。和现在高干身边的人不同的，除了称呼外，就是这些人不拿政府工资，他们的工钱由我们自己付。

曾让我在读小学时感到最抬不起头的就是家里还有丫头这件事。记得老师曾狠批买人家女儿来当丫头的做法，说：“二十世纪了，中国还有买卖奴隶的行为，真不能容忍。” 我听了觉得很丢脸，为此质问过妈妈，妈妈只是摇头不答。

朝霞每天的工作是做清洁和端茶送水，我们放学回家后她就和我们一起，既照顾我们又和我们一起玩。她说她原来名叫唐玉华，还有个姐姐叫唐玉芳，她们的母亲早逝，父亲是收荒匠（收卖破烂的）。她父亲酗酒且好赌，每次喝醉了就把姊妹俩往死里打。为了还赌债又把两个女儿卖给别人当丫头。她几岁时被我爷爷领回来，跟婆婆、妈妈后来还加上我们一起过了十几年。每谈及姐姐，她的眼里就充满泪花，然而人海茫茫，哪里去寻找？

解放前夕，一个开鞋店的老板来找妈妈提亲，妈妈觉得他有手艺，唐玉华嫁给他将来生活有保障，征得她的同意，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出嫁时，妈妈说她在我家那么多年，象自己的干女儿一样，为她准备了嫁妆，给她办了个漂漂亮亮的婚礼，还叫她任意选了一个房间的家具，随她一起带到夫家，临走时，妈妈给了她一些钱叫她留着对付急用。后来我们搬到窄巷子，她一直和我们有来往，她和丈夫吵了架就来找妈妈倾诉委屈。妈妈病重的时候，她还前来照顾过一段时间。

魏奶妈是个命苦的女人，刚怀上孩子丈夫就得急病去世，孩子生下来几天又突然病死，只好进城当奶妈。她的奶儿长大后，别人介绍到我家。乡下的妇女从小就没取过名字，大家按习惯仍叫她魏奶妈。她是小脚，在我家的任务是洗衣服，她力气大，动作又灵敏，上午就能干完工作，下午便任由她自由活动。渐渐地，她和我家的勤务员刘子成产生了感情，她的生活里才又有了快乐和希望。建政后他们结为夫妻，在我们的亲戚家领养了一个男孩。听说小日子虽穷却过得很美满。

周大娘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每天买菜作饭，在厨房里忙碌。遇到宴请宾客，自有厨师专门操办，她只是帮帮忙，反而比平常轻松。给她出难题的常常是我，我太挑食，又说不出具体想吃什么，经常弄得她无可奈何，不知所措。她总是把工资小心地存起来，对妈妈说：“太太，你做生意的时候可以帮我把这点钱拿去捎带赚点吗？”妈妈说：“你怎么还想做生意？”她却默然不语，后来妈妈真还帮她赚了些钱。土改开始，我们卖了房子，她只好回老家。记得她临走时流下了眼泪，才知道她的生活和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相似，丈夫早逝，又没有孩子，夫家的侄子不仅抢占了她的房子和田地，而且个个对她如狼似虎。她说这次回去，不知能不能保得住存了多年准备养老的钱，也不知道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她是怀着绝望离开成都的。

孙大爷是个六十多岁的孤独的老人，又是跛脚，在农村田无一亩，生活无着。父母偶然听人说起他的情况，便叫他来我家看门。每天上午前门一打开，他就坐在门里的藤编躺椅上，有客人来，他便叫勤务员进来通报。他总是克尽职守一直坐到关门。放学回家，我常常看到他手握长长的烟杆坐在那里吞云吐雾，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时间久了，妈妈怕他活动太少，叫他在后院一块空地上种菜，收获的菜蔬任他卖给别人，卖的钱也归他所有。每当他的菜丰收时，他都笑得合不上嘴。建政后离开我们的家时，他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那时他已七十岁，又是残废人，一个人将怎么活下去。

童年过去得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童年虽结束得早，但我却享受到最温柔的父爱，享受到母爱的光泽，我有一个温暖的家。这些永远是我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