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燃烧的岁月

                                       保卫紅色政权

1949年12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成都。大军进城后，征用了我家前院的客楼，

我们修了竹籬笆把前院和后院隔开。出于对“兵”一惯的印象，父母惴惴不安。为了

安全起见，他们想出一個简单的办法：宴请驻军领导。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解放

军的纪律，又不敢贸然行动，就由妈妈出面，绕著弯子讲话，看对方态度再做決

定。谁知妈妈一开口，对方就热烈回应，毫不費力就请到了几位军官。席间欢

声笑语，鸡鸭魚肉被客人一扫而空。晚宴后妈妈回來轻松地说：“我们以后可以放心

了。”而驻军对我们确实秋毫无犯。

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驻军营地，有时看到一個人在教大家唱歌，我远远站在

大门边悄悄跟著他们唱，沒过多久我也学会了，歌词是：

嘹亮的钟声在天空中振荡，

东方出現黎明的曙光，

钟声喚起了年青的一群，

我们合著钟声一起歌唱。

这嘹亮的钟声响得更嘹亮，

叫四面八方發出回响，

全国的青年向我们走来，

我们团结一起，

奔向前方！

歌声让我这個十岁的小姑娘热血沸腾，也想飞奔向前去拥抱全新的美好生活。

父亲又开始忙起来，他被任命为川西行政公署委员，经常被请去开会或参加一些大

型的庆祝活动。一次，他还带我坐在主席台上观看成都市人民庆祝解放的秧歌

表演。

1950年初，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公债——人民胜利

折实工债。这次公债推销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业界和殷实富戶。周恩来签署的

政务院关于《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明文规定：“必須貫徹民主精

神，做到公平合理，反对強行摊派。”但成都市政府的办法是，先每家认购，如认

购的数目與他們內定的不合，就由政府強行摊派。給我家下达的公债数目大

得惊人，由于父亲已把全部动产转到香港，我们一時筹措不到那麽多钱，不能立即

完成购买任务。

一天，來了几個警察，不由分說就把父亲抓到派出所关起來。

我在学校听老师讲发放公债的意义，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国家向人民借錢，借不

出钱就要关人！一天下课后跟妈妈去“探监”，我自认为有政策撑腰，雄纠纠地

走过去想和他们讲理。可面對警察凶狠的眼光，马上就矮了半截似的，想说的话全

被堵在喉咙里。我们被带到一间反锁著的门前，打开房门，下几级石阶，看見

父亲被关在用粗木柱做成的牢房里，心一下就冰涼了，所有的勇气不翼而飛。我

扑过去抓住木栏杆把手臂伸过去拉父亲的手，眼泪像喷泉一样涌出。

父亲抓着我的手，说：“乖女兒，別哭，爹不用几天就会回去。”

我说：“爹，这是什么政府呀？为什么他们向老百姓借钱，还要把人关起来呀？”

妈妈赶快捂住我的嘴，拉著我走了出来。

当时因为买公债，大哥也一度被关押，后放了出来。他去探监时父亲提醒他：你老

丈人（刘元瑄）一次就交了90多条黃金，是由你丈母娘在安仁镇交的。省

上说：刘元瑄表现很好，起义立功，返回两条作为奖金。

大哥马上就去安仁找丈母娘要。说：“我家困难，买不起公债，把你们的两根金条給

我，我交上去也減轻点我们的罪恶，減轻点压力。我爹关在牢里等著它救命呢。

”他让丈母娘写了个条子，说這两条黃金是支援他的。他妻子刘巽谦有首饰30两，她

也同意拿來买公债。大哥在二爸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個人骑车回成都。走到溫

江，城门处要检查，打开他的包，里面全是黃金和首饰，当场就把他扣留了。他

说明情况，又折回大邑，找到区公所，全部交给了国家。

此后，父亲获释回家。全家人的心从此罩上一层厚厚的阴云。后来才知道，整個西

南地区竟被摊派七百万两，为完成任务，乱抓人就不奇怪了。

1950年秋天，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家的时候多了。

过去跟父亲经常接触的共产党员，成都一解放全都杳无纵影。父母盼星星盼月亮般

地盼他们，他们卻再也沒有一个人来过我的家。父母越來越紧张，成天提心掉胆。

土改还沒有結束，“镇反”狂彪又拔地而起。成都也不例外，警車尖锐刺耳

地鸣叫着到处抓人，对“反革命”的斗争会天天都有，枪毙“反革命”的公审会三天

兩头地开，会前会后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綁著游街，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曾经是枪杀“反革命”的刑场之一，著名佛教胜地文殊院后院，到了晚上，一车车“反

革命”拉进去。前一批人被枪毙后，尸体马上送走，铲几铲泥土盖住死者的鮮血，接

著枪毙第二批。如此每天一批又一批，不知枪毙了多少人，直到那一大片土地被鮮

血浸透，变成软软的。

我家对面，住著一对新婚夫妻。小伙子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前一天他还积极地跑上

跑下干革命，第二天就被宣布为“反革命”。一批军警涌进家门把他抓走，妻子哭得

死去活來，拼命抓著丈夫的衣服不肯放手。時至今日，此事已过去半個多世纪，我

仍忘不了那青年被架出门时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和他妻子呼天抢地的哭声。

一次公审会后，几个即將被枪杀的“反革命”胸前挂著大牌子在车上游街示众。突

然从一条小巷飞奔出一家老小，他們扶老携幼，不停地叫：“快！快！晚了就看不到

了。”他们不顾一切沖向刑車，高喊著亲人的名字。我看不清刑車上那些人的面

孔，只看见挂著大牌子被摁得很低的一个个人头，牌子上是很粗的紅色大叉划了的

名字；还看见这群置生死于度外奔去见亲人最后一面、並为其“送行”的一家老小。

这段时间，老师曾带我们去乡下參加斗爭大会，我们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被五花

大绑，跪在台上。有人不断地上去哭、喊、踢、打，最后宣布枪决。几个人把他拖

到离我们不远的田里跪下，枪声响处，脑浆混著血水飞溅。我吓得蒙住眼睛，蹲在

地上，把头躲在腿弯里。此后几天，每到吃饭的时候，眼前便出現那白花花的脑

浆，就恶心、嘔吐。

离成都不远的夾江县人口不到十七万，那时处理的反革命案件就有九百五十四件，

有的一個案件牵连的还不止一兩个人，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未经任何部门批

准，即使是经过批准的，又有不少是毫无根据的冤案。

那时，宗教也划成了反动组织，天主教、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全被驱逐出境。

我们几个学校的一大群中学生由老师组织起来，每天下午轮番去对着附近教堂

反复唱：

赫馬雷（音），滾出去！

馮道元（音），滾出去！

我们今天认得你，

认得你是老虎身上披羊皮，

你借著传教组织圣母军，

你一心和中国人民来为敌，

阴谋破坏样样你都干,

你是個凶恶的帝国主义！

大家越唱越气，觉得外国人都是无恶不作的坏蛋，把他们驱逐出境，简直是太便宜

了他们。

这种陆续实施的有计划的大逮捕和枪决行动，造成极具震撼性的效果。毛泽东

说：“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在这狂热而血腥的气氛里，父母极度惶恐，只要有敲门声就心惊膽颤。父亲很多问

题都想不明白了：自己既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政府官員员，又曾为共产党做过很多

好事；既有田产收租，又是实业家、金融家；既跟随刘文辉起义，被任命为川西行

政公署委员，政府又沒有安排他的具体工作。到底共产党会怎样给自己定

位？风暴将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到自己身上？父母天天为此揪心。记得

父亲曾说：“周鼎文现在当了大邑县的副县长，老二那边我就不擔心了，他要是能到

我这里来一趟，我也好问问他我该怎么办。”“鄒趣濤离开我们家的时候，信誓旦

旦地说不会忘记我们，怎么现在就不来我们家了呢？他在哪里工作呵？哎，我这次

如早去了香港，也就天下本无事了，现在才真正成了庸人自扰之。”母亲卻沉默

不语。但父母仍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些老地下党员总不致于人人撒谎吧，

或许忙过了這一阵子，他们会来自己这里见面？父母多么希望是自己误会了

他们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