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

     1954年初，妈突然告诉我，她已向法院提出和父亲离婚。我惊愕得目瞪口呆，问：

     “为什么？”

     “要找到你父亲，只能这样了。”

     “他被关在监狱里已经够苦了，你这么做岂不是雪上加霜，爹怎么受得了？”

     “不会的，他能懂。”妈自信地说。

     啊！我明白了，他们一定有过约定。

     离婚书很快由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批复下来，上面写道：“李光普因反革命案于1951年3月扣捕，经判处徒刑，现在劳改中。”

     我们终于有了父亲的准确消息，他确实被判成了“反革命”，现在正在服刑。但父親为什么被判刑，判了多少年，他如今在何处，却仍然无法得知。就算这样，我们也满意了，父亲还活着！就是好消息，只他要活着，就有希望，我们一定能等到团圆的那一天。

     接着，妈动起送走弟弟的念头来。她说，与其大家在一起饿死，还不如放弟弟一条生路，也给李家留下一条根。妹妹一听，放声大哭，这几年，她带弟弟的时候多，可以说，弟弟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她坚决不肯把弟弟送人。

     她哭着说：“不要送弟弟走，弟弟吃不了多少，我少吃一点就够他吃了。”

     我和婆婆也忍不住流泪。我知道妈想得很深，她不单是想让弟弟过上好生活，主要是希望弟弟摆脱“贱民”的身份，不要被歧视，受屈辱，能够过上一个孩子应该过的正常生活。

     我们每天的两顿饭变得更少了，妹妹瘦得连手上的筋都可以用指头勾起来。眼看日子越来越难过，妈又提出送走弟弟的话题。

     这次妹妹有了准备，她说：“妈，不要送弟弟走，我每天煮饭的时候都给弟弟留了一些米，以后我们没有钱买米，弟弟也会有饭吃。”

     她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了好些米。妹妹太天真，那些她存起来的米已经生了蛀虫，而且这一点点米怎能养大弟弟？其实妈又何尝舍得弟弟，何尝忍心送走这个连父親都没见过的儿子？但现实是残酷的，爱弟弟，就要为他找一个好家庭，让他快快乐乐地长大，不要让他和我们一起当“贱民”。

     妈妈趁我们上学的时候，带着弟弟去找准备收养他的那家人，门口，碰到一个邻居。

     邻居问：“你来送孩子吧，这么可爱的孩子，你怎么忍心送人？”

     妈说：“我是没办法呵，就给他一条活路吧。”

     “这家的女主人脾气不大好，你要好好考虑呵！”

     妈妈听了，再也动不了脚，想了又想，又把弟弟抱回家。她终于下了决心，她说：“老天爷既然把儿子送来，就让他和我们一起承受这份家庭的苦难吧，至少他还能得到全家最真挚、最无私的爱。送给别人，或许他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但未必能获得人间最珍贵的亲情。有了真爱的滋养，他能在苦难中学会很多东西，这对他的长成未必没有好处。”从此，我家的灯熄得更晚，灯下，我们苦织着全家的生命之“线”。

     婆婆得到一个挣钱的消息，她听说，每个星期天酿造厂都要找人剥胡豆。星期天一大早我和婆婆就带着几个盆子去到工厂，来剥胡豆的人真不少。厂里把用水泡软的胡豆倒进一个大桶里，我们争着去把胡豆抢进自己的盆子，剥掉湿漉漉的胡豆壳，工厂按交回去的重量给工钱。我们飞快地剥，心里乐滋滋的。我一边剥，眼睛的余光始终不离开送胡豆出来的门，只要看见那里有人影晃动，就飞一般冲过去，胡豆刚倒进大桶，我就拼命往自己盆里装。刹时，胡豆桶被人团团围住，人人都想往里面挤，我弯腰去抢胡豆，背后又有人爬在我身上，从我头顶上伸手去抢，还有人把我盆子里的豆往她的盆里抓，我岂能让到手的东西被抢走，于是又拼命抢回来。好一场激烈的抢豆大战！当我端着满满的一盆胡豆出来，已是披头散发、汗流浃背了。一整天，我们要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战。婆婆脚小跑不动，她就在后面接过我装满胡豆的盆子，再把空盆递给我。我个子小，又从人缝里钻进去抢，因此，总抢得比别人多。我们的辛苦得到了报赏，一天挣了两毛钱！

     干完活，拿着钱，我和婆婆虽然蓬头诟面，腹中空空，却兴高采烈地回家。这时才发现大拇指的指甲和肉已经分开，疼痛钻心，其他的手指都起了皱。一个星期过去，大拇指长好了，泡白泡皱的指头换了一层皮。星期天，我们又急不可待地去抢胡豆，剥胡豆。现在，弟弟可以在中午用一分钱买一个小油饼，他终于能享受一日三餐了。

     1954年初，妈所在的织毛衣小组合拼到毛衣针织厂，妈被转到成都幸福童装厂。这是个集体性质的小厂，在盐市口，离我家约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这里，妈负责锁扣眼和钉扣子，工作难度不大，全靠数量挣钱，而数量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妈每天上班，下午还要背一包衣服回家，这包衣服比她的身体还大，约二十件吧。一件衣服最多六、七个扣子，做一件只能挣一分钱。婆婆忙完家务，戴上老光眼镜，来帮着钉扣子，妈说油灯很暗，灯光不停的晃动，不让她做。她就生气，说：“我钉扣子，你可以少做点，大家都早点睡，有什么不好？”说着，她又拿起衣服来做。我有空的时候也学着锁扣眼，我们常常为能多做几件衣服而高兴，因为每一针、每一线都联系到全家的生活。

                                            曙光

     1954年夏天，成都七中从青龙街搬到城外磨子桥，那里离家太远，必须读住读才行。学校知道我的家很穷，由于我的成绩还不错，决定补助我伙食费，我才能够继续完成学业。

     要开学了，妈妈把全家的生活费挤了又挤，打算给我买段布做衬衣。想到妈挣钱太不容易，一家人还要吃饭，我说：“还是不用买吧，我的旧衣服可以对付着穿，等明年考上大学再说。”妈却坚持要买，她说：“眼看你高中就要毕业，这么多年你都穿得破破烂烂，你父亲知道了会心疼的。”听妈这么说，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再不说什么。

     我们去看布料，那花色各异的布摆满货架，琳琅满目，看得我眼花缭乱，觉得每一种布料都好看。我们走了一家又一家，就是下不了决心，最后选了一段最便宜的白底上有蓝色小花的布，做成我那年夏天唯一的衬衣。同学们睡午觉的时候，我抓紧时间洗衣服，下午上课时，衣服干了，又再穿。

     虽然生活过得极其贫苦，婆婆却一直让我们有新鞋穿，她亲手给我们做布鞋。自己做鞋，婆婆做得很辛苦。她要趁着夏天，把各种不能用的烂布，用浆糊一层一层粘在木板上，在太阳下晒干，做成布壳，再把几层布壳粘起来做出鞋底的上面部分，然后用很多层厚布粘在它下面，再用粗针、麻线密密地把鞋底扎一遍，鞋底才算完成。鞋邦是按样式把布壳剪好，粘一块黑布上去当鞋面，再用斜布条把鞋口缝好，最后把鞋邦和鞋底逢在一起，一双新鞋就摆在面前了。想到婆婆一针一线做鞋，特别是扎鞋底时必须用力把线拉紧，她的手被麻线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我总是穿得很小心。学校在城外，如果遇到下雨，要走约两百米泥泞道路，我拎着鞋，赤脚走过这段路，到护城河边洗干净脚，才穿上鞋回家。

     深冬，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只有一床薄被子，晚上刚上床时还好，后半夜我被冷醒，发现自己缩成一团、全身酸痛，很想把腿伸直，可脚刚伸下去，下面的被窝象冰一样凉，又赶快把脚蜷上来。实在熬不住了，我起来穿上衣服，希望能暖和一点，谁知穿上棉衣睡觉比不穿更冷，只觉得寒气包围着我，并从四面八方往身子里钻，我拉起被子把头蒙住，只露出鼻孔，仍冷得直打哆嗦，我紧紧地蜷缩在被子里，一分钟、一秒钟地盼天亮。所以，冬天我是起得最早的学生之一，这倒成了一件好事，我总是第一个冲出去舀热水，不用排长队。

     可是，再冷我也不告诉妈妈，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说了只能让她徒增烦恼。后来，我找一个被子薄的同学商量，两人头和脚颠倒着睡，两床被子叠加起来，就不会挨冻了。但两人挤在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上，一点也动弹不得，下半夜竟觉得热。就这样，我们好歹熬过漫漫冬夜。

     星期六是回家的好日子，家里有等待我的亲人，有热腾腾的饭菜，还有暖暖的被窝；婆婆、妹妹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多舒服呵。有一次，我和妈一起睡，半夜翻身，我的头碰在床沿上，迷糊中我叫了一声，妈妈马上伸手过来抱着我，问：“怎么啦？”其实，我并不痛，妈妈的爱抚让我留恋，我又想起了父亲，对父亲的思念涌了上来，我什么话都不说，越哭越伤心，把几年来埋藏在心里的牵挂、痛苦、辛酸、屈辱全哭出来。妈着急了，把我抱得更紧，我干脆把头攒在她怀里痛哭。妈妈终于明白了我的心情，也紧紧地搂着我。不知什么时候，我在妈妈温暖的怀里睡着了。

     我读住读，妈妈每周给我两分钱，我总是舍不得花。星期六回家，妹妹早就带着弟弟等在门口，我抱起弟弟狠狠地亲一口，再给他一分钱。他蹦蹦跳跳地去不远处买一块豆腐干，分给我们吃，弟弟很懂事，总是选最小的。晚上，我们一边锁扣眼，一边听妈讲故事，笑声又荡漾在这四面透风的破屋里。星期天下午妹妹带着弟弟送我，临别时，我把另一分钱也给了弟弟。走出好远，回转身，还看到站在寒风中朝我张望的一高一低两个小小的身影。

     妈和婆婆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情况，每学期的成绩单足以给她们很大的安慰。1955年夏，中学毕业，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师范学院，一是因为”教育救国”是父亲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曾努力追求过，延续父亲的梦想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因为读师范学院不但不交学费，吃饭也不收钱，这样的大学我才上得起。我很幸运，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所大学是西南最著名的师范大学，谁不想上好大学？我还年青，向往着去高等学府深造，希望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拿到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得跳起来，抓着通知书疯狂地在街上乱跑。婆婆大声地叫：“小心哪，不要弄丢了重要文件。”我却兴奋得什么都听不到。

     那几天，成了全家人的节日，个个都喜孜孜的，妈的脸上也露出开心的笑容。婆婆看着我，说：“要是你爹知道，不知该有多高兴啊！”兴奋之余，我们又陷入深深的忧愁之中。成都到重庆的火车，慢车票要八元多一张，就算再节约，到重庆上学至少也得准备十元钱才行，可我家连一点多余的钱也没有。妈妈仍然镇定地说：“我来想办法。”她拆了自己的毛衣给我织，让我有两件毛衣；还找出一段兰布，用婆婆的旧长衫当里子，再把一些旧棉花翻新一遍，给我缝了件厚棉袄；又拆了婆婆的长衫给我做了一件厚衬衣；我的旧衣服还可以穿；布鞋和棉鞋婆婆早就准备好了。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我的行装就只有这些了。一天，婆婆发现垃圾堆里有人扔了一口皮箱，箱底破了一条长口。妈妈说：“这皮箱扔得真是时候，好象专门给涵儿准备的。”她捡回来把破口补好，正好给我装衣服。

     妈妈到李静轩伯伯家，向他们报告我考上大学的喜讯，他们立即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李伯母拿出几年的积蓄，还卖了些衣服，凑够了路费还剩两元，叫我带在身上。李伯伯说：“孩子出远门，身上多少要有点钱才行。”他告诉妈，原屯恳委员会的伍柳村正在重庆政法学院任教，他将给伍柳村写信去。

     妈一定要写张借条，李伯母却坚决不同意。她说：“这钱是我们支持涵儿上大学的，给孩子钱，哪能要还？”妈说：“钱是还得了的东西，你们的情意却永远也还不清，请让我们将来把能还的先还了，而把你们的情意永远记在心里。”

     妈对我说：“涵儿，这十元钱对我们来说，远胜过百万、千万，它包含着多少意义，你懂得吗？”我点了点头。我希望大学毕业后能报答李伯伯一家的大恩大德，可1957年，当年为刘文辉等草拟起义通电的李静宣伯伯被打成“右派”，在严酷的斗争之后，他投河自尽了，不久，李伯母也伤心地随他而去，我连报答他们的机会都没有了。

      全家在兴奋中过了一个月，上学的时间临近了，一股离愁悄然潜入每个人心里。婆婆叮咛我：“你一个人在外面，处处都要小心，你是个不长心眼的人，家庭成份又不好，处处忍让点，千万不要争强好胜。”她又说：“你如遇到什么难事，要学着敢于担当，再难，也不要做出可怜像，常言道：三天不吃饭，还要装个卖米汉。你要记住啊！”婆婆还叮咛这，叮咛那，似乎想把大学生活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帮我想到，虽然，她连大学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妈妈仍一如平常，看不出她情绪的起伏，只有在她反复检查我的行李和不时放点小东西进箱子时，才感受到她的关心和不舍。

     弟弟问我：“大姐，你为什么要跑到重庆去读书呢？你不可以在成都吗？”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说：“重庆的大学好。”

     弟弟听了，骄傲地说：“我长大了，要到更远的地方、读更好的大学。”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大早婆婆就心急火燎，不停地催促快走，怕错过开车时间。她说：“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赶早不赶晚，要留有余地。”

     全家一起去了火车站。火车上，弟弟、妹妹好奇地东张西望，妈妈帮我放好行李，带我去找厕所，教我如何保护好我的文件和那两元钱。婆婆却坚决不肯上车，她站在窗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不停地抹眼泪；我不敢看婆婆的泪眼，也不敢看妈和弟妹，拼命去想些其他的事情，极力压抑着就要控制不住的感情。铃声催促送亲友的人下车，火车徐徐开出成都站。看着月台上渐渐远离的全家，我再也忍不住不舍之情，任由泪水在脸上奔流。火车带着我离开温暖的家，离开我最疼爱的弟弟，离开还没有找到的父亲。就这样，我带着全家的期望、带着对家的眷恋、带着父亲老友的恩情，踏上前进之路。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连弟弟的照片都没有一张，他已经四岁了，还没照过一次像。我想，到了学校，一定叫妈寄一张弟弟的照片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