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的困惑 1957年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鼓勵民主人士大膽地“放”，幫助中共整風，重慶市委派宣傳部長到我們學院做動員報告, 鼓勵教師學生給中共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事後, 學院停課, 院黨委組織大家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和中央文件。年輕學生最熱愛毛主席, 一聽說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 他們的熱情一下子就被點燃, 班級系科的大小鳴放會上, 他們暢所欲言。教師們開始時小心翼翼, 在學生們的感染下也積極參與了鳴放。學校的每條道路旁邊的繩子上, 都掛滿了大字報, 除了對黨員的意見, 還涉及到教授治校, 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以至國家的民主制度等很多方面的意見, 氣氛非常熱烈 。然而, 我對這些卻沒有興趣, 除了在學校到處走走看看, 經常泡圖書館。偶爾參加鳴放會, 總是人在心不在, 低頭靜聽閉口不言, 成了不引人注意的人。 一個多月後，反右鬥爭開始了。 我院教育系講師董時光, 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 在美國, 因為他的“左派”行為, 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 1953年回國, 來西南師院工作。 鳴放會上他主張民主, 反對思想改造使用肉體傷害, 反對吹捧作風, 不贊成黨委領導制。因為這些言論, 他被定為極“右”分子。他哥哥董時恆, 體育系教授, 也因他的緣故, 劃為“右派”。西師知名的教授幾乎大多數都成了“右派”, 職員和學生中, 被劃成右派者不少人, 甚至工人中也有人成為“右派”。我們班三十人，劃了四個“右派” 。 反右鬥爭比“鳴放”更具濃濃的火藥味, 更加雷厲風行, 從幹部到教師到學生, 都組織起來開批判會。鬥爭會上, “右派”們有據理力爭者、有桀敖不馴者、有沉默對抗者、有痛哭涕者。我們班一位出身貧農的同學, 只說了農民吃不飽, 就被定為“右派”, 鬥爭他時, 班長大吼一聲“把***帶上來!”, 兩男生一手扭着他的手臂, 一手撐着他的肩, 快步推到講台上, 積極分子一個接一個，上去發言，聲音又大又凶, 按照這些發言, 他可以算是十惡不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了。這個健壯的貧農的兒子哭了, 茫然地說：“我怎麼變成右派分子了!”又遭來更嚴厲的批判。 就在這時，我收到媽媽的來信，她說找到父親了！ 一個遠房親戚早上出去，在將軍衙門街口看見走在勞改隊伍里的父親。第二天天剛亮，妹妹就悄悄出門，她走到那裡等了很久，看見一支勞改隊伍過來，呵，那不就是父親嗎？妹妹叫了一聲“爹！”，徑直走進隊伍，和父親並排着走。 父親急忙問：“你姐姐呢？” “在重慶讀大學。” “你媽呢？” “媽又沒有嫁人。” 管教過來叫妹妹走開。這時，媽媽牽着弟弟迎面而來。父親“呵”了一聲，狂喜在眼裡閃耀。 父親說：“我一看就知道是我兒子。” 媽說：“那是因為我牽着，要不，你怎麼認得出來？” 媽趁擦肩而過之機，和父親各說了一句。然後，她轉過身遠遠地跟在隊伍後面，一直跟到目的地。 這就是六年後父母的第一次見面，他們的感覺卻象從來沒有分開過，那麼自然而親切。原來父親就在西勝街、媽媽常去賣鹹菜的學校里修房子！而且，這四年他都在我們家附近修房子。真是咫尺天涯呵！四年來，我們思念父親，尋找父親，他居然一直在離我們只有幾步之遙的地方。 父親沒有修房子的技術，他當雜工：混三合土、搬磚、擔沙子、抬木料等。他幹活很賣力，一心只想好好“改造”，到期出獄回家團聚。四年了，他每天穿着帶有恥辱記號的囚衣，在工地上從早干到晚。上下班排隊走在路上，孩子們向他們扔石子，還唱： 勞改所，真正好， 吃公家，穿公家， 背上背個紅疤疤。. 父親對這些都不在乎，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家老小；不知道身體柔弱的妻子能否經得起這幾年“運動”的折磨，不知道她能否支撐起五口之家走過六年艱苦歷程。當拿到媽媽的離婚申請時，他一顆懸着的心才放了下來。這是在告訴他，媽沒有讓災難壓垮，她不僅正帶領全家頑強地活下去，而且還在想方設法尋找自己。他牢牢記住臨別時媽說過的話，堅信只要一心一意想着對方，就一定會有見面的一天。這不，今天終於相見了！ 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六年之後，竟意外地見到朝思暮想的親人，見到已經六歲的兒子，更讓父親感到意外的是，自己最愛的女兒已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了，他舉眼向天，誠心誠意感謝上天的眷顧。那天，父親特別興奮，幹活也特別賣力氣，他把滿腔的快樂和激動傾注到沉重的體力勞動里。 媽媽帶着弟弟留在工地上，遠遠地看着父親，六年的魂牽夢繞、六年的苦苦思念，終於有了結果，今天如願和丈夫重逢。丈夫雖然老了，瘦了，但身體還強壯，精神也很好，還能有比這些更讓人欣慰的事嗎？再等幾年，熬到丈夫刑滿，一家人就能團聚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媽獲准把弟弟帶到父親身邊，弟弟不認識父親，遲疑着不肯過去。 媽媽推着弟弟，說：“你不是總向我要爹嗎？怎麼今天見到爹還躲呢？”父親把弟弟抱在懷裡，仔細端詳弟弟，說：“好兒子，認得爹嗎？爹這幾年一直在想你呵，你都這麼大了，來，讓爹看看小伙子胖不胖。” 父親擠着弟弟的肚子哈哈大笑。媽媽叫弟弟給父親唱一支剛學會的歌，弟弟對着父親的耳朵小聲地唱： 騾駝羔子你快長大， 金色的鈴鐺頭上掛， 跟着叔叔走西康呀， 馱載着糧食送邊疆。 拉呀拉呀，拉呀拉呀， 馱載着糧食送邊疆。 父親為這支歌動容，媽媽則站在旁邊，默默無言地凝視着第一次相見的父子倆，聽着弟弟那稚嫩而走調的童音，臉上露出微笑。 這裡的房子很快將修完，媽和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分離，他們珍惜能見面的每一天。媽每天去看父親，總要給他帶點東西。父親不需要穿的，他們都穿統一的灰色勞改服，背上有兩個醒目的紅字“勞改”。媽媽有時給父親買包煙，有時帶點他喜歡的小吃，有時帶些泡菜。那是父母六年來最快樂的一段日子，他們雖然不能隨意交談，卻能相互理解，他們有比語言更能交流的眼睛。父親不知道房子修完後將轉移到何處，在和媽短短的談話時間裡，他不談苦，不談痛，不談過去，只談將來和希望。父親談得最多的，當然是他最愛、最思念的我。 讀完媽媽的信，我的心在狂喜中擴大，覺得自己正輕飄飄地飛到雲端里，六年來我想父親、念父親、找父親，但是見父親的希望卻很渺茫。我曾千萬次問上蒼：“爹在哪裡？爹在哪裡？”卻得不到回答，只能把一腔苦水往肚裡咽。現在找到父親了，看望父親的心情就變得非常急切，就象乾涸的土地需要水一樣，我需要馬上去看父親，為此，我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可那時學校的反“右”鬥爭正熱火朝天地進行，我挖空心思想辦法，找校醫院的朋友開了五天病假，偷偷回了成都。可是，這時父親已不在那所學校修房子，他們搬到城外八里莊去了。離我們家十七、八里，我和媽媽上午動身，中午才到。 我們看不到鐵絲網和高牆，一道小門，隔開了人們的視線。那裡不像是監獄，想來應該是父親勞動的地方，管理上似乎也不太嚴格。 我們等在一間象會議室似的很大的空房子裡，一個管教坐在角落裡打磕睡。父親從裡面的門大步流星走出來，還是過去走路的姿勢，還保留着過去那種神態，只是瘦多了，老多了。他滿臉喜氣洋洋和興奮，一邊走，一邊大聲說：“我女兒來看我了。”我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動着，情不自禁張開雙手撲過去。父親一把抱住我，拉我坐下來，我們緊靠在一起，他摸摸我的頭髮，捧着我的臉，目光在我的臉上來回“撫摸”。父親才五十多歲，過去圓潤的雙手，現在長滿厚厚的老繭，手背上全是皺紋，成了老人的手了。我摸着父親的手，說不出話來，淚水止不住往下掉。 父親說：“每次聽到火車聲，我就想到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劃清界線，不再來看我了。” 我鼻子一酸，順勢倒向父親懷裡：“我這不是來了嗎？”我仍然改不掉老習慣，不知不覺又撒起嬌來。 “坐火車很舒服呵，不就象躺在搖籃里一樣嗎。.” “哪像你以前坐軟臥，我是坐在硬椅子上回來的。”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說：“你臉上怎麼長了這麼大一顆痣？以前沒有呵。” “我沒有注意，不知道什麼時候長大的。”我不願意告訴父親，我連鏡子都沒有。 我問：“你的大肚子到哪去了？” “拿它來對付這幾年的生活了。” “幸虧有它，我應該感謝它才對，可是它已經沒有了啊！” 父親目不轉睛地盯着我，好象要把我刻到心裡去似的。他的眼睛慢慢潮濕起來，淚水又順着我的臉淌下。 我爬在父親身上，對着他的耳朵悄悄說：“媽在等你。.” “我知道。” 我倆相倚着，我感覺到父親有力的心跳，也感受到從他手裡流出來的溫暖和愛意。 我說：“再過兩年我大學畢業，我們家就會好起來。全家都在等你，你一定要照顧好自己，我可不准你讓我們失望呵。” “你一定要記住，我們李家在康定還有一房人，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父親再三囑咐我，“你將來有機會，一定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爭取找到他們。” “你放心，我一定會的。” 我說：“這幾年我們每天都在想你，到處打聽你的消息，你的日子一定不好過吧。”父親的眼睛迷迷茫茫地望着窗外，說： 蒙冤大邑入囹圄， 離妻別女嘆悽苦。 往日恩德變成罪， 六載折磨豈堪訴？ 日日思家家難回， 夜夜盼兒兒何處？ 憶昔當年救危難， 捶胸頓足悔無路。 我流着淚聽完父親的話，說：“爹，別難過，我們還有將來，只要你回來，我們在一起，快樂還會屬於我們。” “是的，團圓就是幸福啊！” 媽媽默默地坐在旁邊，她的眼神象一首詩：抑鬱中帶着希望，平靜中飽含熱情，酸楚中透出一絲甜蜜。父親把我和媽的手抓在一起，用力握住，三個人就這樣坐了很久。媽媽拿出父親送給她的那繡着百合花的手巾，壓在父親的手心裡，深情地盯着父親，說：“讓它來陪伴你吧，等你回來再還給我。”然後媽輕輕地唸道： 君去六載無消息， 為君消瘦盼歸期。 一家重擔肩強扛， 滿腔悲苦口難提。 舊衣尚能擋冬寒， 破屋亦可遮風雨。 勸君更須多保重， 執手相囑長相憶。 猛然間，我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悲涼感所籠罩，竟說不出一句話。只聽到父親用重濁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對媽說：“你千萬、千萬、千萬要為我好好保重呵！” 是該離開的時候了，我仍依依不捨地靠在父親身上，父親一手擁着我，一手放在媽肩上，三個人眼裡都充滿依戀。父親對我說：“不管怎樣都不要參與政治，要懂得好好保護自己。”他用力緊緊地摟住我們，然後放開手轉身快步離去。我含淚用嘶啞的聲音對着父親的背影大喊：“爹，我還會來看你！”父親回頭向我揮揮手，轉身走了進去。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揮手之間”竟然成為我們父女的永訣。 回家的路上，我仍然處在興奮中，不停地和媽說話，我說：“寒假我還要回來探望爹，我要給他帶些重慶好吃的東西回來。”我又說：“要是爹又派進城修房子，我每天都要去看他。”我問媽：“你看，爹身體是不是還好？下次我們能不能在爹生日那天全家一起去看他？” 等到我象放連珠炮似的說完我的各種想法，媽媽才長長地嘆了口氣，她若有所思地說：“希望他能平安回家，不要再發生意外。”聽了媽的話，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是啊，世事難料，我們李家血和淚的教訓告訴我，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們怎麼能知道明天有什麼事情會發生，怎麼敢去想象明天！ 接着，媽一反常態，一路上向我講訴了她和父親相識、相愛、到結婚的經過。我第一次聽到他們之間感人肺腑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出生，更懂得媽的良苦用心。我再一次祈禱上蒼，老天呵，您發發慈悲吧，保佑我親愛的爹，保佑我們一家早日團圓。 看望父親, 五天時間三天在路上奔忙。回到學校, 反右鬥爭仍在繼續進行, 這種時候, 我不能再泡圖書館, 得“積極”參加班上召開的所有鬥爭會, 我的朋友郭霞悄悄告訴我, 說：“我們出身不好, 你不要太大意。你看, 我們班上的“右派”, 有兩個‘最可愛的人’志願軍, 有小學校長, 有貧農子女, 你要再不長心眼, 小心自己栽進去。” 後來想起這次冒險看望父親，還真有些後怕，但卻從來沒有過後悔。大概是我又瘦又矮小，看起來象個讀初中的孩子，管教人員沒有想到我會是從反“右”鬥爭前線偷跑出來的大學生，沒有把這次探望當一回事。否則，這件事傳到學校，後果將不堪設想。 反右鬥爭結束後, 對“右派分子”都進行了處分, 輕者留校監督學習, 稍重者開除學籍, 更重者送勞動改造。 董時光被判無期勞動改造, 押送四川公安廳勞動教養築路支隊修鐵路, 經受超強體力勞動和殘酷飢餓折磨, 不久餓死在那裡(他是全國未能得到“改正”的幾個“右派”之一) 。 我真得感謝父親的那位管教了。 回到學校，我一直沉浸在和父親相見的喜悅里，盼望下個假期再去探望父他。事情的變化好像是在和我們開玩笑似的，1957年冬，媽去看父親時被告知，父親已經被送到雅安裡面石棉縣的石棉礦去了。 這個石棉礦是1951年建立的、專門作為勞改營用的礦山。那裡是重重疊疊的大山，山高林密，人煙稀少，生活條件極差。 開始進去時，父親偶爾還有信來，後來再沒有收到過他的信，是父親不想向我們談他的苦，還是他的信不准許寄出來，我們哪能知道。 總之，父親又一次和我們失去聯繫，他在裡面的情況，我們就沒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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